（奥托·鲍威尔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就工业的国有化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1918年7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群众的创造力’。这时是无产阶级本身，是整个无产阶级，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强迫制定了法律，而苏维埃只是宣布了这些法律。在这个阶段，苏维埃政权只是工人阶级的执行机关，苏维埃专政在当时真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从1918年年中起，情况逐渐起了变化。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它的官僚主义机构建立起来了，它的军队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对于自发的群众运动已经不再束手无策了。它可以反抗自发的群众运动，可以对这些群众运动施加暴力。但是当苏维埃政府的统治机构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无产阶级群众本身的力量却削弱了。由于很多工人从城市逃跑，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减少了。它把它的最能干、精力最充沛的分子给了苏维埃官僚机构和红军，因而缺乏自己的、没有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工作的领袖。它的社会职能由于工业遭到破坏和生产停顿而失去了意义。无产阶级对自己的信心动摇了，因为它不能通过自由的首创精神去组织国有化的工业。于是，在领袖和群众之间，在苏维埃政府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大大改变了。自从1918年年中以来，历史的主动性就从群众转到政府那里去了。由于工业遭到破坏，政府不得不转过来对付工人。它不得不试图一步一步地迫使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迫使工人服从厂长的意志。它不得不最终使工人军事化，把他们束缚在企业里，使他们服从军事纪律惩处权的‘严格制度’。”
鲍威尔在文中所诟病的这个阶段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夏天开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称军事共产主义）。这个政策主要有四项措施：一、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一一甚至是部分口粮一一给国家；二、大中小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监督日用消费品的供应，加速实行工业国有化；三、取消自由贸易，城乡一切产品的交换由国家垄断，实行实物化工资制；四、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体力劳动。
当时在人们眼中，1918至1921年苏维埃俄国简直是一个兵营，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国有化”，一切经济领域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国内战争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党和新出现的政治制度。党在1917年实行的民主准则，以及它在1918年初具有的几乎是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面貌，让位给无情的狂热行动、严酷的极权主义和全面的生活‘军事化’。”
鲍威尔对军事共产主义深感不安与不满，他指出：）
如果人们也把苏维埃共和国今天的状况看作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个字眼的意思显然与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完全不同。当时，发号施令的确实是俄国真正无产者的粗野的广大群众，而苏维埃政府确实只是这种群众意志的执行机关。今天的情况显然不同了。俄国今天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的党员统治，像列宁所透露的那样，共产党在清洗混进来的不够资格的分子以后，大约有10万至20万党员。这10至20万人中的多数当然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这10万至20万人只是俄国无产阶级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庞大统治机构为之服务的一个阶级，而是这个统治机构本身。正是这10万至20万人组成了执政的苏维埃党团、苏维埃官僚、工业、企业和工会的管理机构及红军的指挥机构。这个统治阶层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它显然不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意志的单纯执行机关；它丝毫不是在贯彻无产者的意志，相反，它是在使用军事强制手段来迫使无产者服从它的意志。……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为了无产阶级整个运动的利益把各个工人阶层，为了无产阶级未来的利益把俄国无产者的广大群众在必要时也用暴力引导到他们的道路上来。如果人们想把一个党的专政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党不再像十月革命后的第一阶段那样是无产阶级群众意志的一个单纯的执行机关，而是现在不仅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还强加给无产者广大群众本身），那么这种专政就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俄国无产者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专政。
这种专政现在掌握着各种最可怕的权力手段。整个工业、矿业、交通业和商品分配的机构都直接受它管辖。它支配全国的所有劳动力。它随心所欲地将男男女女召集起来，并使用军事纪律分派他们从事它所需要的工作。它使企业服从军事纪律。它运用恐怖政策的可怕武器来压制各种反对派和批评。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被亿万人民中的极少数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着，这个国家使个人在其生活的一切方面服从它，它不再让个人有政治上自由活动的地盘。这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可怕的专制制度。
（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党治国的体制弊病，鲍威尔在此作了鞭辟入里的评判。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国家极权主义体制下，劳动群众无权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生活的主体，而实际上国家和以劳动阶级名义进行统治的执政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生活的客体。政治上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经济上全盘国有实际上仍是极少数人所有，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君主专制极权主义的现代变种。爱因斯坦对这种体制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一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伟大的科学家头脑中的政治细胞很“正直”啊！
鲍威尔在这篇文章里接着写道：）
一个由无产阶级（它本身在俄国人民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中很小的少数人统治的国家具有无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但如果说这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里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自己支配他们的劳动资料，领导他们的劳动过程和分配他们的劳动所得。相反，社会主义在这里意味着：一个脱离人民、只代表人民中极少数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政权支配着人民的劳动资料、劳动力、劳动过程和劳动所得，并以强制手段使人民的一切力量服从他们的劳动计划，纳入他们的劳动组织。
这个专制的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事先设想好的计划产生出来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多数是由出身于农村、几年前才来到城市的人组成的。俄国无产阶级不像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那样经历了几十年的组织方面的发展和教育。俄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年轻说明它在文化上的落后。而这种落后迫使布尔什维克走上专制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事情表明群众自己不能在国有化的企业里恢复劳动纪律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转向用暴力来贯彻反对落后工人阶层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必要性。
民主的原则也不是“永恒的真理”。民主也是发展的产物和发展的阶段。只有在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群众的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时才可能有民主。凡是这些先决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先进的少数人的专制主义就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就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暂时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俄国农民的缺乏文化才说明，为什么沙皇专制制度必然不是由俄国人民的民主自治，而是由俄国人民中很小的少数一一无产阶级的专政所取代。只有俄国工人的文化落后才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从无产阶级群众本身的统治转变为无产阶级很少数的先进分子的专制制度。专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发展在俄国的农民还没有成熟到实行政治民主，俄国的工人还没有成熟到实行工业民主的发展阶段上就引起了社会革命。专制社会主义是俄国缺乏文化的产物。
（问题又回到起点：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吗？鲍威尔对十月革命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持否定态度。但在上述论述中他又从历史渊源中寻找根据，认为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专制社会主义都是“事出有因”，是因为文化落后导致的。但是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那岂不是证明十月革命根本就不应该进行。1917年俄国的正确道路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大家都知道，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被列宁称为“叛徒”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列宁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截然相反的。如前所述，前者都是持否定态度（鲍威尔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列宁和一些迷信列宁，推崇“成王败寇”思维的人，则把十月革命吹捧或误信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之间的思想诉讼是激烈的。但是，历史和实践作为公正不阿的法官，已经裁决胜诉者不是列宁，而是那些“叛徒”。
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认为当时的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鲍威尔从俄国文化落后方面对此作了论证。其实，伯恩斯坦最早提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1899年，伯恩斯坦分析了欧洲各国生产力水平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并没有具备。即“把一定水平的资本主义发展当作普遍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把工人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行使政治统治当作第二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能假定当时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渴望之情，实际上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工人在全体工人中的百分比是很小的。因此他在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估计了当年德国形势的时候说，马恩之所以犯错误，“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的前途的过高估计，而且是对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的成熟程度所作的纯粹思辨的预测”，是把“一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事，竟然根据对立面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
十月革命后，伯恩斯坦写了《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他依然根据“两个先决条件”论去分析和评价十月革命，并且反对社会发展可以飞跃的观点。他指出俄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十足的畸形儿”，并指责布尔什维克实行一党专政。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特殊的俄国现象，这个可由在俄国长期统治着的关系来作解释。在那里，在一个绝对专制的政体之下，极端强制的压迫手段已成为习惯。这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绝非因此就有模仿的价值。”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这个革命是在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产生的；
二、这个革命的结果给俄国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巨大的灾难；
三、这个革命是个别的特殊的俄国现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谁能否认历史事实呢？）
（未完待续）
一一苏联政治笑话（28）
两个苏联人的对话：
“在苏联是否可以实行两党制？”
“不行。因为我们养不起他们。”
“能否在瑞士实行共产主义？”
“可以。但不需要。”
“能否在丹麦实行共产主义？”
“可以。但太可惜了。”
2018-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