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一场游戏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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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年底,刚刚复刊的《东方杂志》在主编胡愈之的策划下,举办了一期“征梦”活动,请全国各界人士谈谈中国的梦想和个人的梦想。活动共收到160多封来信来稿,在接下来的两期《东方杂志》上陆续刊出。

当时的中国正值处于战争乱世,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南方也陷入淞沪抗战,同时还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军事“剿共”;全国各地的军阀与土匪正打得昏天暗地,饥荒和瘟疫到处肆虐。相对而言,生活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处境要好得多,因此,他们成为这场说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或者说,从发起者到响应者,这场没有超出知识精英的集体说梦本身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这不免让人想起“痴人说梦”的古话。

胡愈之在征稿文中写道:“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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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梦当作“所有神圣的权利”,这种心灵鸡汤式的文字基本上确定了说梦的基调。果然,在接下来的征文中,田园牧歌乌托邦成为这场中国梦的主旋律。面对千疮百痍的中国,酒足饭饱的文人雅士们一起展开想象的翅膀,幻想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宗教、没有阶级、没有货币、没有家庭、没有犯罪、没有战争的世外中国。看看书,种种菜,这种心情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有人盼望回到秦始皇时代,有人盼望中国赶快诞生一位墨索里尼。

更有甚者,幻想未来的中国不仅是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而且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被严格设置,一切都犹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般。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说得更到位:“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

毫无疑问,1933年正是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独裁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就连胡适也颇有几分恶搞地说:“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我可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一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院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我想,如果我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犬儒化的小清新之所以盛行,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完成现代启蒙,他们仍然是一群充满士大夫情结的传统文人。《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就这样说:“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

在这些梦想中,涉及民主宪政、法治文明和公民精神的寥寥无几。实业家穆藕初指出:“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马相伯认为,未来中国应当是“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所谓民治,决非官督民办,亦非一党代办”。楼适夷的梦想是“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李宗武说得非常直接:“我希望我们能杀尽一切贪官污吏。我希望中国的司法能真正独立。”梁园东说得更详细:“我梦想的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那么我就梦想一个政府,它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我们因此常常怪政府不懂言论自由。但其实这不应当怪现在的政府,因为现在的政府本来是时时怕人推翻了的。”

有些来稿则非常现实,简直谈不上是什么“梦想”。章衣萍说:“我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彭芳草说:“饿不死,卖得出书稿,买得起必要的书籍,并且有时间看,如是而已。”对比当下,就会发现有些梦想颇有远见,比如艾逊生的梦想是将来上海“完全由中国人管理”,如今上海没有租界了,但有了“自贸区”。社会学教授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在一个连吃饭都解决不了的年代,就想到了大便问题,这无疑是一桩最富想象力的梦想。但其实,直到3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抽水马桶。

一个糟糕的年代,一群以智力自负的成年知识分子,凑在一起谈论梦,这本身就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因而也遭到一些理性知识分子的反对。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章乃器先生指出:“政治问题是不容许我们随意梦想的。”陶孟和批评道:“我国人做梦的人很多,对于如何达到梦想,却是很少的计划实现,实在是最重要的。”罗叔和讥讽道:“近年来的中国确实使人哭笑不得,没有法子说话,也不敢说话,于是只有做梦了。”

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中国的现实既是噩梦,未来又怎么能不是噩梦。钱君匋、巴金、老舍、茅盾等一些作家艺术家处于一种集体绝望状态:“中国怕是没有希望了”;“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中国是没有未来的”。何法更是道出了一个可怕的“中国梦”:“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的‘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

虽然鲁迅在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很快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听说梦》,发表在4月15日的《上海文学》上。“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早在1923年,鲁迅就忠告中国的年轻人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

“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鲁迅的这段话既像是对这个活动的总结,又像是预言。半年后,那个梦想着大同世界的杨杏佛即遭当局暗杀,邹韬奋逃亡海外避祸,而这场活动的策划者胡愈之被迫离开《东方杂志》之后,秘密加入共产党。对残酷的中国现实来说,梦想不仅是奢侈品,更是危险品。

时隔整整80年,那一代中国梦想者均已作古,如今中信出版社将这些曾经的“梦想”整理出版,编成《1933,聆听民国》。在一个“中国梦”甚嚣尘上的年代,面对这本已成历史的旧文字,实在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梦想,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过去,哪些又是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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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聆听民国》, 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定价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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