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查生请客，那时他刚做了心脏手术不久，不过还能喝点小酒。
金庸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几乎人尽皆知，那是因为金庸武侠小说的畅销，几乎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提起金庸便无人不知。而我并非金迷，认识他，是因曾在明报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中的工作比较特别，既非编辑也非记者，而是做替他“看报纸”的工作。因此，那一年半的时间，金庸成为我的顶头上司，真正的老板。
金庸原名查良镛，在明报报馆，金庸只是他写武侠小说的笔名，没有人称他金庸，或金先生，我们都称他查生。我进入明报那年（1985），已经为明报副刊写了四年的专栏，次年春天，查生找我谈话，说他正忙于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工作，但对明报的业务质量依然非常关心，遂嘱我替他“看报纸”，即检查比较明报与其他各报的差别。列入比较的香港报纸有：东方日报、成报、星岛日报、还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Standard，查生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们要求的版面检查工作是十分细緻的，各个版的错字、错误标题、同一新闻的处理、优劣比较等等。这是明报的QC，比较的范围也包括两份西报（英文报）在内。”
一次我跟查生面谈时，他说：
“你刚进明报，谁都不认识你，这样便可以背对背地开展工作。”
当时的我，不仅在报馆谁都不认识，连广东话都说得不地道，整个明报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讲北京话，查生是唯一跟我讲国语的人（因为这，还引起查生和我是亲戚的误会），而他却是我的老板。香港人当年对大陆认识不多，以为讲国语的都是上海人，其实我成长在北京，连上海话都听不懂。可能出于这一原因，查生认为我一个“大陆妹”，几乎是“空降”到九成以上都是香港人的报馆，比较容易开展工作。
其实，当年明报已经是香港销售量最高的三家报纸之一（其他两张是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但查生依然不满足于此，他要对明报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初步，便是检查和比较其他报纸跟明报差距。
查生确实是个一丝不苟的老板，也是一位十分专业的编辑，当年他不仅对港闻和电讯版着手改革，对副刊的编辑工作也提出了他的要求，查生曾亲笔写下对副刊编辑要求的【副刊之五字真言】，恭录如下：
短 趣 近 物 图
短：文字应短，简洁。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
物：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
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片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
查生还写下副刊选稿标准：
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
事实胜于雄辩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的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或伤小猫之死，或叹写稿之难。
此五字真言，后来也成了其他各报副刊的选稿标准，成为查生办副刊的引领性条款和谋略。
至于我的检查报纸工作，不仅是明报有史以来报馆内部第一次设立这种检查制度，全港报界之中也是第一家报纸订立这种检查制度，而我的检查工作乃属查先生直接领导，每天完成工作后，要写两三张稿纸的报告交给他，查生每次都看得很仔细，虽然他有时因基本法咨委会开会几天都没空，但他回到办公室，一定逐份认真批改，并用红墨水笔在报告上写下他的意见。当时，每份经查生“红批”过的报告，都要传给总编辑、副总编辑及各版编辑，并要求阅后要签名。
虽如此，报馆同仁仍对我有所误会，以致当年全港报界之中都曾对此议论纷纷；不过，我本着为了工作以及体验人生的原则，从不曾计较什么，只是写报告时所用措辞尽量对事不对人，尽量使用相商的语气，其余的便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啦。查生也知道此一情况，他曾写下一张通告，说明我的工作性质，以视正听，贴在编辑部的墙上。
虽然“检查报纸”工作引起众人议论纷纷，但从那时起，香港各大报都陆续建立起类似明报检查报纸的制度，后来有家销量甚大的报纸，开业之初便组织了一个专业检查小组，成员都是总编辑一级的重量级人马，可见，查生的报纸QC制度不仅在明报开创先河，也对香港的中文报纸做了很好的榜样。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一年半以后，查生结束了我的QC工作，并调派我接任健康版的编辑，直到1991年辞职赴美读书。我在明报前后工作六年，其中查生给予我的教诲及在报馆的人生历练，都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经历。
【写于2015年3月】
文学城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