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我替查老板(金庸)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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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1996年2月查生请客,那时他刚做了心脏手术不久,不过还能喝点小酒。

金庸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几乎人尽皆知,那是因为金庸武侠小说的畅销,几乎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提起金庸便无人不知。而我并非金迷,认识他,是因曾在明报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中的工作比较特别,既非编辑也非记者,而是做替他“看报纸”的工作。因此,那一年半的时间,金庸成为我的顶头上司,真正的老板。

金庸原名查良镛,在明报报馆,金庸只是他写武侠小说的笔名,没有人称他金庸,或金先生,我们都称他查生。我进入明报那年(1985),已经为明报副刊写了四年的专栏,次年春天,查生找我谈话,说他正忙于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工作,但对明报的业务质量依然非常关心,遂嘱我替他“看报纸”,即检查比较明报与其他各报的差别。列入比较的香港报纸有:东方日报、成报、星岛日报、还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Standard,查生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们要求的版面检查工作是十分细緻的,各个版的错字、错误标题、同一新闻的处理、优劣比较等等。这是明报的QC,比较的范围也包括两份西报(英文报)在内。”

一次我跟查生面谈时,他说:

“你刚进明报,谁都不认识你,这样便可以背对背地开展工作。”

当时的我,不仅在报馆谁都不认识,连广东话都说得不地道,整个明报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讲北京话,查生是唯一跟我讲国语的人(因为这,还引起查生和我是亲戚的误会),而他却是我的老板。香港人当年对大陆认识不多,以为讲国语的都是上海人,其实我成长在北京,连上海话都听不懂。可能出于这一原因,查生认为我一个“大陆妹”,几乎是“空降”到九成以上都是香港人的报馆,比较容易开展工作。

其实,当年明报已经是香港销售量最高的三家报纸之一(其他两张是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但查生依然不满足于此,他要对明报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初步,便是检查和比较其他报纸跟明报差距。

查生确实是个一丝不苟的老板,也是一位十分专业的编辑,当年他不仅对港闻和电讯版着手改革,对副刊的编辑工作也提出了他的要求,查生曾亲笔写下对副刊编辑要求的【副刊之五字真言】,恭录如下:

短 趣 近 物 图

短:文字应短,简洁。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

物: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

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片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

查生还写下副刊选稿标准:

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

事实胜于雄辩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的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或伤小猫之死,或叹写稿之难。

此五字真言,后来也成了其他各报副刊的选稿标准,成为查生办副刊的引领性条款和谋略。

至于我的检查报纸工作,不仅是明报有史以来报馆内部第一次设立这种检查制度,全港报界之中也是第一家报纸订立这种检查制度,而我的检查工作乃属查先生直接领导,每天完成工作后,要写两三张稿纸的报告交给他,查生每次都看得很仔细,虽然他有时因基本法咨委会开会几天都没空,但他回到办公室,一定逐份认真批改,并用红墨水笔在报告上写下他的意见。当时,每份经查生“红批”过的报告,都要传给总编辑、副总编辑及各版编辑,并要求阅后要签名。

虽如此,报馆同仁仍对我有所误会,以致当年全港报界之中都曾对此议论纷纷;不过,我本着为了工作以及体验人生的原则,从不曾计较什么,只是写报告时所用措辞尽量对事不对人,尽量使用相商的语气,其余的便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啦。查生也知道此一情况,他曾写下一张通告,说明我的工作性质,以视正听,贴在编辑部的墙上。

虽然“检查报纸”工作引起众人议论纷纷,但从那时起,香港各大报都陆续建立起类似明报检查报纸的制度,后来有家销量甚大的报纸,开业之初便组织了一个专业检查小组,成员都是总编辑一级的重量级人马,可见,查生的报纸QC制度不仅在明报开创先河,也对香港的中文报纸做了很好的榜样。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一年半以后,查生结束了我的QC工作,并调派我接任健康版的编辑,直到1991年辞职赴美读书。我在明报前后工作六年,其中查生给予我的教诲及在报馆的人生历练,都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经历。

【写于2015年3月】

文学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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