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2
桑普《中国孤儿·香港人》（Public Domain）
桑普是我欣赏的香港评论人之一，他具有两个卓尔不群的特质。
首先，他非文史出身，是法学博士，评论非其主业，乃是其“副业”。他没有一般文士那种头巾气和腐儒气，不会刻意炫燿文辞和典故。他不以文字谋生，写作时保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既不用讨好权贵，也不必谄媚媒体和大众。在华人世界，即便是许多具备法律背景的评论人或人权活动者，也禁不住“文艺青年”的诱惑，好用大词，好说大话，文胜于质，情盖过理。桑普下笔有着西方法律人缜密的推理和逻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充足的材料，方下确凿的结论。他的文字如同法庭上的辩词，事实与雄辩并重，文采与学理兼具，让读者心服口服。
其次，桑普成长和工作于“东方之珠”的香港，曾赴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这两所中国和台湾的最高学府求学，并娶了一位台湾女孩做太太。他在一家跨国公司的法律事务部门工作，因工作关系常奔波于港、中、台及其他国家。他具有广阔丰厚的国际视野，拥有在港、台、中三地完整而深切的生活经验。他不受某地域或某族群的身份限制，更不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之蛊惑，有着“世界人”的格局和胸襟。他的文章被中国官媒屏蔽，也被港台某些“主流媒体”拒之于门外，不可能像龙应台的那种投机取巧的文字，“同步”在中港台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发表。但正因为其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专制极权的尖锐批判，桑普成为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
桑普的这本新书《中国孤儿·香港人》，不是一本专业的史学著作，而是一本写给大众尤其是青年人阅读的、通俗化的香港文化史。何为香港？如何凸现香港之主体性？首先要从文化上对香港作出定义，正如桑普所说：“我是站在香港本土历史与文化观点来展开全书论述，破除对于中华天下大一统框架的膜拜与迷思。我是从”文化身份认同“、”族群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这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概念，通过文化与历史叙述，作为全书论述的主要伏线。”换言之，香港之为香港，不仅仅是指地理意义上位于中国南方、空间窘迫、气候湿热的小岛，更是指中西汇聚、有容乃大、在文化和制度上迥异于中国、却尚未完成法理与精神独立的“城邦国”。在种族和血缘层面，香港人跟广义的中国人有千丝万缕的渊源，但香港人有上帝赋予的权利挣脱中国的奴役获得自由与独立，正如昔日美洲十三个殖民地居民大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分享着英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但依然要通过一场浴血奋战争取自由与独立一样。
今日，面对共产极权主义和中华帝国主义的两大魔爪，香港与台湾命运休戚与共。桑普在书中特别引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余生》一书中的一段话：“台湾跟美国一样是个移民国家，台湾人就跟美国人一样，并不是依据地缘或血缘而集结的人们，而是共生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下，构筑多元开放社会，维持自由组织状态的人群集合体。”同理，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的核心或根基，也在于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在此意义上，香港总有一天会摆脱中国孤儿的悲情，成为世界上倍受尊敬的新邦。
香港左祸的前世今生
梳理香港的文化史，不能回避近百年来共产专制的左派意识形态（也包括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香港的巨大戕害。一般人认为，红祸赤魔肆虐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共取得香港治权之后，中共全面输出“中国模式”和“中国噩梦”；但更聪明一些的人则发现，若往前追溯，当年与文革“造反”浪潮相呼应的香港“六七”暴动，是一页即将“被消失的历史”——当初中共布置在香港地下党，虽未能颠覆港英政府，却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桑普认为，以上两种看法都似是而非、不求甚解。若只从“九七”或“六七”两个历史转折点审视“左派病灶”，无法让香港从根子上摆脱左祸，正如庸医未找到病人的病根，就急急忙忙开出药方，该药方不可能让病人痊愈。
瞎子摸象，摸不到大象的真貌。达芬奇作画，先要研究解剖学才能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本书中，桑普以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看到一幅草蛇灰线般的历史地图：他如数家珍地描述了近百年来左派邪恶思想如何侵入香港，如何控制人心，如何洗脑教育。
左派思想征服中国的人心，始于五四运动；左派思想征服香港的人心，同样始于五四运动。当时，香港与中国虽是“两国两制”，在社会思潮上，香港却无法避免与中国发生“共振”。桑普指出，五四运动之后，“在逐渐形成的”仇日敌人意识“格局下，混吨的”中华民族“意识、抽象的”中国人“观念、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在香港人脑海中朦胧浮现，甚至带有更多若隐若现的激情。”五四的激进化的思维方式，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激荡人心、席卷天下之前戏。而英国式的、温吞水般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旅居香港的旧式文人的国粹鼓吹，无法与之抗衡。
然后，中国南方的左倾运动日渐升温，中共成立、孙文为一己私利投靠苏俄、共产国际输血给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伏地魔”，中国局势的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紧邻赤化最严重的广东，香港岂能置身事外？如桑普所论：“爱国思潮及民族大义的澎湃、虚相、实相、亢奋、苦头，到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罢工（由受苏联共产国际控制的容共左派国民党广州政府策动），真正冲击和扑向香港人。”中国近代史的直线堕落，香港无法独善其身，如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游弋在其旁边的小小救生艇亦被卷入深渊。
历史是一面镜子，统治者可用它来完善愚民术和独裁制，被统治者也可用它来打开枷锁、奔向自由。桑普发现，在香港完成政治层面的独立之前，必须经历一次全面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此前，香港中学生发起反对“国民教育”运动，成功抗拒了港府洗脑教育的企图，但真正优质的本土文化教育至今仍然阙如，桑普指出：“从博杂的香港本土历史事实着手，参透背后的文化涵养和价值信念，是许多香港人尚未完成的启蒙功课。小学不讲，中学不教，大学荒废，难矣哉。即使中学生必修通识，少数人选修中史，但却根本没有针对香港历史及文化的专门学科，而且通识科也没有提供比较完整的香港文化传承教育。”这或许是关心香港文化和教育的有识之士下一步可以着力的地方，这也是另一处塑造香港主体性的战场。
断然去中国化，加入“英语国家”
香港的未来在何方？首鼠两端，于事无补，此时此刻，须作决断：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都要毫不犹豫、毫无依恋地去中国化，加入“英语国家”或“英语民族”之序列。
去中国化，就是去专制化、去野蛮化、去卑贱化、去酱缸、去奴性、去集体主义。当年，李登辉在台湾完成了该工程的前一半，即遭到北京的大字报批判和飞弹恐吓，后一半因而搁浅。台湾民主化至今已三十年，制度层面的民主体制和人权保障已基本实现，但文化层面“儒表法里”的中国毒素仍挥之不去。昔日追求民主、人权价值的民进党在执政之后，若干官员开口闭口就是弟子规、师道尊严、君臣父子，可见文化上的去中国化遥遥无期。台湾如此，香港更为严重，西式高楼大厦林立却流行风水术数，车水马龙的天桥下有“打小人”的“谶纬服务”，教会学校骨子里是儒家伦理，自由经济规则之下是私相授受的家族企业，这些情形并非体现香港具有“中西合璧”之悠长，而是香港需要剔除之“文化毒瘤”。
表面上，香港实现了西化和资本主义，在内里却尚未完成精神与价值的转型。桑普指出：“整个华夏儒学的伦理观、社会观，以及所谓”天地君亲师“等观念，都跟西方”人性本罪、人权平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想法格格不入。”换言之，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与英美古典自由主义差距甚大，香港惟有大刀阔斧地去中国之毒素，方能展翅上腾、融入英美文明，追求光明美好的愿景，用桑普的话来说就是：“冲破”论说和谐秩序的儒家外衣“，直捣”实行独裁暴政的法家内核“。”然后，香港才能充满自信地迈出第二步：“在独立与党治之间，必须作一个清晰的了断。本土、民主、自治、独立，需要时间烘焙，需要启蒙民智，需要解除心魔，需要组织行动。”
经过英国一个多世纪的良好治理，香港成为东亚最亮丽的一颗明珠；经历中国二十年的劣治，香港却成为日渐蒙尘的灰姑娘——尽管如此，香港仍有重新闪亮的希望，就是在价值认同上加速实现英国化或英语国家化、英语民族化。英国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曾写过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巨著《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他将说英语的群体命名为享有共同价值或信仰的国家或民族，文化、价值和信仰超越血缘和种族。丘吉尔指出：“我之所以使用”英语民族“一词，是因为没有其他名词可以用来介绍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 Isles）的居民，以及由英格兰（England）衍生出去，获得语言及许多制度，现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保存、孕育及发展的那些独立国家。”即便面临德国纳粹武力攻击的阴影，丘吉尔仍充满信心地强调说：“如果百事顺遂，那么英语民族也许能够指引未来的方向；如果百事不吉，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有力量，英语民族当然能够自我防御。”
在我看来，香港的年轻一代与其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中国史，不如认真阅读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与其煞费苦心地创造出所谓的“香港民族”之集体认同，不如引领香港融入“英语民族”的壮阔海洋——“英语民族”比“英联邦国家”这个松散的国际组织更具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内涵。丘吉尔对自己宣扬的价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去，英国耗尽资源、伤亡惨重，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转移到美国手上，但丘吉尔坚信，在文明的意义上，英美乃是父子继承之关系，他在本书之序言中指出：“如果过去需要这本书的话，那么这项需求当然还没有消逝。本世纪，大英帝国（the British Empire）第二次与美国并肩作战，面对世人所知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凶险；由于大炮已停止发射，炸弹停止投掷轰炸，我们变得更加意识到，我们对于人类的共同职责。语言、法律，与我们所形成的生活秩序，已经为共同勾勒出的一致任务，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基础。我认为在我开始写作此书时，这种团结的力量可能影响到世人的命运，并且至为彰显。”果然，此后的冷战和反恐战争，以及接下来对抗邪恶的“中国模式”的战斗，绝大多数英语国家都站在同一战线，并肩作战。
对于香港而言，虽然务实的英国人未能竭尽全力保护香港免受中共的劣质殖民，但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却能为香港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抗拒中国式极权主义的“精气神”。
香港人为什么要纪念六四？
在本书中，作者也谈到香港与六四的关系。正如我此所说，六四屠杀发生在北京，但持之以恒的、大规模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却发生在香港。那么，香港人为什么要纪念六四？在香港本土运动兴起之际，发生在三十年前遥远的北京的六四屠杀，跟香港的本土运动有何关联？
二零一七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表示不再参与纪念六四的活动，认为香港与六四并无血脉关系，香港应当优先瞩目于自身的问题。此声明在泛民阵营引发轩然大波。
同样支持香港独立建国理念的桑普认为，纪念六四与本土、独立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相辅相成、齐头并进。六四的鲜血让大部分香港人彻底觉醒，这个杀人的政权连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哪有统治香港的合法性呢？在此意义上，六四是一味如黄连般的猛药，当香港人与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同哀哭之后，六四也融入了香港当代的历史文化和深层记忆。香港拥有全球惟一的一座以纪念六四为主题的博物馆，以及规模最为宏大的纪念六四的城市公共雕塑。这是香港的骄傲，而不是香港人的“多管闲事”。
当然，桑普并不像某些泛民前辈那样居高临下地批评香港年轻人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他对香港年轻人疏离六四的选择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认为，如果前辈故步自封、泥古不化，就不可能号召年轻一代积极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提炼出新的口号和理念吸引年轻人参与。六四那一代中国青年，未能摆脱“爱国者”和“忠臣”的自我定位，比如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下跪呈送上书；中共却连古代的皇帝也不如——古代的帝王至少不敢成批杀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生。六四那一代中国青年自有其不敢抛弃爱国主义的思想侷限，但纪念六四的新一代青年（包括香港青年）则可以超越前一代人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桑普认为，支联会必须与时俱进，正视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民心的转变：“二零一三年支联会悼念六四亡灵烛光晚会的口号原本是”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立即成为了众矢之的。经历了”反国教运动“洗礼的香港人，尤其年轻一代，对于”大中华文化“与”香港文化“的分野，体悟甚深。听到有人还说”爱“那个”国“，深感这种态度就是正中中共独裁政权的下怀，即使当时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也表示略有同感。支联会后来也有所反省，希望广纳不同意见，争取六四晚会的纲领能够突出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结束一党专政。”这是香港泛民阵营必须作出的应变和提升，否则就会重蹈中国海外民运遭到西方主流社会和西方华人社会“双重抛弃”的厄运。
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观念，更包括具体的行动纲领。桑普直言不讳地指出，此前受大中华、大一统理念支配的支联会乃至整个香港泛民阵营，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效仿台湾当年的党外运动，全盘“在地化”：“彻底抛弃”爱国爱民“之类口号或字眼，改为强调”香港命运自主“和”抗拒赤祸乱港“，并把它们订定为新增两大纲领，肯定能够重新上路”。惟有如此，泛民阵营才能摆脱“大中华胶”和“左胶”的标签，与年轻一代产生休慼与共的精神共鸣；也惟有彻底根除欢天喜地地“回归中华帝国”的虚荣心，香港人才能实现“因真理，得自由”。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