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的另类回顾
附录六：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节选）
囗胡平
民主墙的伟大意义
民主墙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一次试图在极权社会中开辟出一片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英勇努力。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极权社会本质这个问题上，民主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官方刊物的价值。创造出一块真正独立自主的言论阵地，要比在官方刊物发表一百篇批判现实的文章重要的多。如今，略有见识的人士莫不承认，在中国近十年的经济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点，不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了多么大的提高，也不是我们又建成了多少大工厂、大油田，而是我们开始有了（更准确地说，是重新有了，因为1949年以前曾经有过）一些独立于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具有自主性的经济活动实体。正是这一种因素的产生和发展，才有可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引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抱有类似见识呢？
事实上，在知名的知识分子和党内一些担任高级职务的开明人士之中，对民主墙运动表示同情、关切者不乏其人。白桦在公开场合为民主墙叫好。黄永玉、严家其等曾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民刊发表。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谢昌逵等人奉命对北京几家著名民间刊物作过细致的调查并写成一份相当不错的内部报告。《中国青年报》曾为民刊《沃土》的一次座谈会提供会场，《文艺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道。《中国青年》杂志专门邀请了几家民刊人士，包括已被停刊的《探索》杂志的继任主编路林，举行座谈会。于光远也邀请过包括好几位民刊人士在内的一些活跃的年青人开圆桌会议。在1979年夏天，党内一批自由派人士一度致力于民刊存在合法化的工作，可惜未能成功。后来中央下令取缔民间刊物时，对这些同情支持民刊的头面人物严加责备，其中一些人的仕途显然因此大受影响。
但是，总的来说，来自著名的知识分子以及党内较高层次开明人士对民刊的支持还是不多的，已有的支持也不坚强有力。应该说，在当时，能够对民间刊物存在的深刻意义有充分的领悟者十分稀少。一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印刷粗陋的自办刊物，代表了未来中国新闻出版自由化民主化的方向。杰弗逊有句名言：宁可无政府，不可无报纸。这里说的报纸，当然是民间的报纸而非政府的喉舌。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没有《人民日报》，没有《人民文学》，但我们不能没有《北京之春》，不能没有《今天》。许多人一直在努力把《人民日报》一类官方刊物办得更好，使之能代表人民的声音。这种努力当然值得嘉许。但是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把党报党刊办得更好，而在于为民报民刊催生和给予保障。……
坚持独立自主的公民立场
真正有力的支持就是要自己直接“下海”投入。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理论家米奇尼克说得好：“我们不再试图在官方那里寻找一席之地。
“建立自己的制度，创造适合自己的环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给官员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发行。当你路见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联合起受害者，帮助他们。”
然而，一个人要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缺乏勇气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障碍，更多的恐怕是缺乏见识。
有些人解释说，当年他们之所以没有全力支持民主墙，是因为那时他们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还抱有很大的希望，以为改革会越搞越好。这种想法无疑是真实的，但认真分析起来却是不相干的。这里反映出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有偏差。
……这中间隐含着一个荒谬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他还对当局领导的改革抱有希望，他就应该在官方给予的阵地上去推展他的抱负，而不必去另行开辟出一条独立的自主的道路。
这是专制主义的逻辑，它强迫公民放弃其独立的立场而变成附属于统治者的忠诚臣仆。
大家知道，《北京之春》的政治观点在最初和《探索》一类是不一样的。《北京之春》在起初表现出明显的坚决支持邓小平改革派的倾向。但是，……他们对邓小平的支持，不同于“文革”中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支持一一把邓小平视为自己追随的统帅，把自己视为邓小平的尖刀班。他们的支持方式倒更接近于美国那些赞赏里根政府的知识分子对里根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始终坚持了自己作为公民的独立自主性。专制统治者要求人们支持自己，但必须是以它规定的方式表示支持，而它所允许的唯一方式是由它一手控制的官方出版物。它决不容许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表示支持，因为它忌恨的是这种自主表达政见的方式本身。最后，迫于压力，《北京之春》停刊了。可是，《北京之春》的停刊和那些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知名知识分子的“封笔”仍有不同：后一类人的“封笔”是因为党不再允许党报党刊发表他们的作品，而他们并不曾在官方刊物之外建立自己的言论阵地；换言之，后一类人始终没有在官方规定的方式之外从事自己的活动，而《北京之春》却一开始就走的是另一条路。
这并不深奥的原则，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理解它。
我是一个公民。假定我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现在的政府，甚至认为这个政府是一切可能的政府中最好的政府，因此我决定支持它。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是从一种独立的立场去支持它，我不是出卖自己。这意味着，我永远保留批评它反对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意味着，我必须有自己的、不依赖于政府的立足点，最起码的，我必须有一个自主性的言论阵地。也许，我不拒绝甚至我更乐意入朝为官，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政府的报刊发表，乃至于去当党报党刊的负责人；但与此同时，我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党和政府的活动空间。如果我放弃争取这种空间，我无异于卖身为奴，无异于去充当政府的螺丝钉，即使是一颗很大的螺丝钉。
关于民主墙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民主墙。
当我说，1978一1979年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时，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说那时存在着在极权社会中开辟一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可能性呢？既然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我们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空间，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它的失败呢？
其一，1978一1979年中国社会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老“教皇”已死，新“教皇”尚未确立。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共产党一统天下的社会。但是我们要知道，仅凭以上两点，尚不足以保证这个社会必然是极权专制的。
道理很简单。固然，独尊一种意识形态，规定唯一的执政党，势必排斥了其它意识形态和其他政党执政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对同一种意识形态可作出不同的理解或诠释，而同一党内总是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和派别，因此，它仍然有可能为自由民主留下某种存在的余地。……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样一种社会，其中，同属一党的多派竞争，起到了其它社会中多党竞争的功能；对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解释，发挥了其它社会中意识形态多元性的作用。这种社会的自由民主虽然较之于其它社会为少，但毕竟可以有限地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成为极权专制的更深入的机制是：它不仅只允许信奉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只允许信奉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单一的解释；它不仅只准有一个唯一的执政党，而且这个党内只准有一个唯一的派。结果便是，由党内的一个或几个最高领导，被认为掌握着对意识形态的唯一正确的解释，从而以整个党的名义，以那个意识形态的原则的名义，对全社会实行彻底的控制，就造成了空前严酷的极权专制。列宁为这种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斯大林完成了这种机制的组织架构。（当然，蓝图是马克思画出的，尽管他画得很粗糙，似乎有漏洞可钻。）
不难看出，在这样一种极权社会中，一个被认为是真理的最后裁决者的最高领袖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妨把他比作教皇。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出现个人崇拜的基本原因。即使在所谓集体领导期间，常常也有一位享有比其他人更高的权威。我们可以把“集体领导”比作教廷。总之，一个最高权威，一个不允许怀疑挑战的绝对权力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教皇，各派力量就很难避免权力斗争公开化，而权力斗争公开化的结果，要么是一方吃掉一方，从而再次确立一个教皇，要么是各方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民主。不过迄今为止，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没有出现后一种结果的。
1978一1979年间，中国的老教皇毛泽东已死，按名分，华国锋应是新教皇，但他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邓小平。前者有权杖而缺实力，后者有实力而缺权杖。由于路线与派系分歧以及“批邓”以来的恩恩怨怨，两派明争暗斗不止。一时间，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新教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派明显占据上风。但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作为新教皇的地位已经奠定。第一，作为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人物，邓小平必须进一步批判极左路线；第二，由于华国锋依然在名义上是最高领袖，因而邓小平的权力还没有达到最高峰；第三，邓小平确有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这三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此时的邓小平还需要争取人心，起码是不能对广大民众的要求采取明显对立的立场。这就给民间力量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限的空间。
这种形势给思想言论的活跃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首先，是各种原先被打成修正主义的思想有了比较充分的表达机会，这就是说，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思想此时基本上可以发表而不会招来惩罚。其次，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有了片刻的表现机会。但是，在这一时期，直接地、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专政的言论仍然是面临巨大危险的。教皇虽然暂缺，教廷依然存在，华、邓两派在公开的、直接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言论面前会采取大体一致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魏京生等人的言论要立即遭受镇压的原因。
二、官方刊物信誉扫地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官方刊物在数量上大为减少，精神饥渴成了全国上下的普通病症。翻云覆雨的政治变化，使官方刊物在人民心目中信誉扫地。人们已养成了对小道消息、对大字报文章热切关注的习惯心理。这就造成了民间刊物一旦出现后，便受到广大人民积极关切的强烈效果，从而使得有意压制民刊的当权者，出于怕犯众怒的顾虑，一时间下不了手。
三、文化大革命留下了一个“四大”的传统
……1974年广州李一哲事件、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人民都采用了大字报及油印文章的方式。有了这个传统，民主墙和民间刊物的出现就是很自然的了。
根据以上三个特点，在1978一1979年间，我们有现成的大字报、油印文章的形式，我们有全国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我们有1949年以来最为宽阔的言论范围，这就使我们具有开创一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最好时机。
既然叫时机，它就不是长存永驻的。随着时间推移，上述三个特点都会变化。新教皇不久将确立，虽然他可能比老教皇开明，权威的绝对性也小一些；官方刊物越办越好，从而夺走大部分读者，使民刊不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于是，官方就可能在不引起一般公众的强烈反对，甚至不引起一般公众的注意的情况下，禁止民刊这种迄今为止唯一的独立表达意见的方式。
不幸的是，以后的事态发展正是如此。
（未完待续）
荀路2018.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