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网按：徐泽荣博士是深具中西文化素养的社会学者。2000年入冤狱11年，狱中笔耕不缀，苦研马学，心得盈筪.自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州监狱遭遇了滑铁卢！”作者改称马克思主义为马学，而马学之核心乃是劳动价值学说，本书即力证其说之非。以此见证马学入中100年。系列共20章，本刊将予连载。】
【马学劳动价值学说逻辑证非之十一：物心】
同理，在剥削起源问题上的政治仲介决定论，也不能被武断地归结为唯心主义。
从劳动价值说很容易走上经济仲介决定论：既然剥削起源于“私产商品的交换”，那么就必须改换原有的经济制度，路径是变私人所有为国家所有，变市场经济为计划经济。此种错误改换的恶果之一，便是国民沦为国仆，自为沦为人为。
从效用价值说很容易走上政治仲介决定论：既然剥削起源于“威权掠夺性分配”，那么就必须改换原有的政治制度，路径是变私权称霸为要素共和，变拥兵自立为选举民主。此种正确改换的善果之一，便是市民兼作公民，自在走向自为。作者认为，政治像是社会的头脑，经济像是社会的肠胃，而不是颠倒过来。显而易见，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归根结柢，都是源于认知的发展，即人类大脑辨事悟理能力的发展，及其成果的积累。在那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全盘发展的函数公式之中，科学辨事悟理是唯一的自变项，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乃为一级因变项，物质产出、精神产出乃为二级因变项，以此类推。尽管政治像是头脑，经济像是肠胃，认知的排位却为更高：像是生命！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自产原始科学辨事悟理，那么就得他借，中国对外开放的首要意义便在于此，且迄今仍不得不在于此。
马派哲学将物质生产定义为物质，发现囊括不足之后，又将物质生产定义为存在，然后将物质决定精神和存在决定意识相提并论，最后，得出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根由在于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这样一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就成了精神或者意识，向政治寻求剥削的起源，岂非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马派哲学不幸如此作茧自缚。
其实，物质生产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多半源于意识，小半源于本能。随着科学辨事悟理能力的发展及其成果的积累，在人类活动之中，源于意识的比例愈发增大，源于本能的比例愈发缩小，乃至渐趋于无限小。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物质生产首先是意识的产物。物质生产利用物质生产物质，但于其中，意识是主动的，物质是被动的，走向效用化的质，受已被人格化了的理的摆布。此外，人们不禁会问：⑴如果说，物质生产乃可因其能够产出物质而被视为物质的话，那么，岂不是制砖操作便可因其能够产出砖而被视为砖，种稻操作便可因其能够产出米而被视为米？⑵物质生产的定义是什么？物质本身的定义是什么？两者有多少同质性？如果物质生产就是物质，那么精神生产岂不就是精神？禽兽谋生出于本能，人类谋生出于意识；本能操纵或可称为生物属性，意识操纵不可称为生物属性，人类不同于禽兽之类低级动物，便在于宋代先哲周敦颐所言“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而得其秀最灵”。由此可见，无论从实证科学来看，还是从形式逻辑来看，都无法承认物质生产就是物质本身。
苏联和中国的马派哲学教材，都曾实事求是地承认：物心孰唯之争，迄今为止并无获致最终性质的实证答案，不过根据已有事实，人民大可相信唯物为是，唯心为非。但在实证科学看来，“相信”不能代替实证；实证科学坚决反对“信仰了再理解”，也不认可“理解了才信仰”。意识和规律之间的某种同质性，看来还会继续困扰唯物唯心之辩，直至地老天荒。可见症结还在于唯物史观的前提——唯物主义——之中。
是的，对于这么一个可能永无答案的论题，当代思想家们还能产生多少探索热情？不妨直白地告诉读者，过去，即使是极多的课后阅读页数，极长的教授推荐书单，极久的名牌西校训练，也从来没令作者遇上，哪怕是一种专事讨论物心之争新近进展的当代西方学术著作，不要说书，连文、连章、连节、连段都没遇上；系狱十年有一之中，作者亦曾十分留意报章杂志之上的新书介绍，但却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物心之争新近进展的报导。作者在此明告天下，源于近代西欧的物心孰唯之争的现状乃是“在苏中两国，仅是原有成果被人反复编成教材；在全球范围，乃是研究前沿其实并无尺寸之进”，各位国内读者切勿以为它还是个热门课题！在狱之时，一位原深圳市副市长这样问过本人，得到这样回答。本人相信心中存此问题之人成千上万，均可从此得到解答，“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
马氏将自己仍有悬疑的唯物主义套入人类社会，称经济为物为母为先，称政治为心为子为后，此种唯物史观，在实证科学看来，根本不能成立。实证科学当然比虚悟哲学更能知道物质该是什么。
最后，作者必须晓以读者一项内部构造曲折精细的真理。前面说过，认知或称辨事悟理决定一切，政治仲介决定经济。在这里，政治就是国家，就是政府，就是威权，就是法律。那么，政治可否与经济构成一对自动遂现对立统一规律的范畴，就像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数量与品质等等那样呢？答曰：非也。马氏及其虔诚传人在这里犯了“把范畴放进本来不包括它们的逻辑类型中去”的错误，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错误。
人们应当不难看出，国家决定的不仅是经济，经济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而已，国家决定的是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因此，根据定义，只有国家与社会才有可能构成一对自动遂现对立统一规律的范畴。国家是施控方，是阳，社会是被控方，是阴。以上道理，乃与“羊倌与羊群”可构成一对遂现对立统一规律的范畴，羊倌与（羊群）吃草不构成一对自动遂现对立统一规律的范畴的道理相同。
作者认为，就像在经济中，供应方与需求方乃是一对自动遂现对立统一规律的范畴一样，在政治中，施控方与被控方才是一对自动遂现对立统一规律的范畴。施控方与被控方赖以实现那前定和谐预设的良性互动样式对立统一规律的“仪统机制”（旧称“辩证机制”），乃为“施控方最终可控于被控方”——用英文说就是The controlling is ultimately controllable by the controlled.这一“三C机制”，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方会现身的双向自动控制机制，且为其他有机、无机系统所罕见。这种双向自动控制机制就是俗称的“民主”，注意：是票选政府制的“民主”，非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中国古代先哲虽然已有主张“圣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但却没人进一步认识到和提出过上述“三C机制”、票选政府。在近代民主首发于盎格鲁—美利坚文明之前，国家与社会两者，根本无法形成一对前定和谐预设的良性互动样式的对立统一范畴。无论是施控方的从谏如流、爱民如子，还是被控方的击鼓鸣冤、揭竿而起，都不可能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消弭两者之间的水火不容，以致形成和平或者安定只不过是两次战争或者折腾之间的喘息而已的常态。西方的先知先觉，早将专制国家视为“必要的罪恶”；中国的先知先觉，亦将专制国家视为“天下之大害”。德国先哲莱布尼茨说过：“上帝创世纪时已做好安排，使一切超于完善，达到知谐。”以此种前定和谐早已普遍预设了良性互动对立统一的假定看问题，作者不能不对北宋时期的阴阳学家李觏（1009—1059，亦为诗人）的极富智慧的命题“权者，反常者也”倍感叹服。“施控阳极”与“被控阴极”之间，若能确立三C机制，即民主机制，权者便可由“反常者”，即既祸国家又殃社会者，变为“正常者”，即既保国家又卫社会者，国家与社会便可从双输走向双赢。九泉之下的李觏先哲，您对这一徐氏衍论可感满意？
最能说明政治和经济不属阴阳学和仪统法所承认的，那种合范的成对范畴的实例之一，乃是十年文化革命之中，曾为毛氏所极力鼓吹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输到贴地”般的失败，后被邓氏和国人弃如蔽履。实际上，毛氏从1953年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大量苏联经援军援已经基本到手，交战双方行将签和议之时，就已迫不及待地开始推行“抓革命，促生产”，即“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能力的发展，以上层建筑的变革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了。结果却是：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从1955年百分之四点七，降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百分之二点五。1955年对于中国来说，乃属外战甫停之初：朝鲜1953年停战，越南1954年停战。正是从这一“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初见成效之年，原本已是流光溢彩的战后物质供应，遽然出现大幅萎缩，凭票供应美其名曰计划供应粉墨登场。
如果说政治就是价值的威权性分配的话，那么，那种先行物竞天演后行裒多益寡的价值的威权性分配，便可称为“社会民主”，它是公民属私有制＋共和式民主制的必然产物。根据这个道理，作者善意奉劝各国无产阶级看透想开：马氏共产主义原无客观规律响应，社会民主就是唯一可行共产主义。
必须顺便指出，在没有“发现”劳动价值从而剩余价值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黑格尔仪统法否定之否定定律以及基督教平等观“众生皆子民”之上的。前者使他俩相信人类从无剥削社会发展到了有剥削社会之后，必然还会发展到新的无剥削社会；后者使他俩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异化形式。前信是后信的铺垫。但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和社会科学的结论并不符合马恩二人这一二位一体预言。此悖说明：作为哲学，仪统法和唯物论一样，并不具备实证科学所须具备的预测能力；马恩否定之否定共产主义发生学，乃与马氏剩余价值共产主义发生学一样，全然不是实证科学。
出狱以后，方才看到，其一，路易斯于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了与作者的“辨事悟理决定一切”相似的论断：技术知识、社会知识共同决定经济增长；知识的积累与知识应用相互促进。
其二，康芒斯于其《制度经济学》，诺思于其《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与作者的“政治仲介决定经济”相似的“法制先于经济、技术”的论断：（1）制度无非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协调利益和资源稀少决定集体行动必须控制个人行动而非倒转过来，若以社会比人，制度就是他的头脑——联想孙文所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2）制度之物化形式秩序，乃是既冲突又依存的交易各方之间建立起来的协调关系。调节一切社会冲突的公证仲裁人就是国家，首先是法院。（3）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利益协调方式当中，法制利益协调方式才是底定全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法制。法院保证了资本主义法制的胜利，破坏了没有正义法制的封建社会的政经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资本主义三大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均由法制推动。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无法望其项背。（4）产业革命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特别是确立财产所有权的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因素的保证和对个人经营的刺激，私人的产业及其收入就没有保障，近代工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5）因为国家是产权结构的决定者，所以国家对于最终体现产权结构效率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来说是自变项，后者仅是因变项。
中国某一大学曾有一份《政治经济学原著研读课程教学大纲》这样说道：“但诺思没有看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才起到一定反作用的，不可能起到根本作用。生产力的状况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此处为人师者真是“如住鲍鱼之肆，久居不闻其臭”啊。
第十一章的核心概念，可以浓缩成为六字：悟理决定市易。
开放201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