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1941年震撼世界的名著《中午的黑暗》到今天才向中国读者介绍,从时间上来说,晚了快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也许正是由于这时间上的差距,使我们具有了历史的眼光,能够撇开武断的盲从和偏见,比较冷静地来回顾一下这半个世纪的既往,从而作出比较客观的独立的判断,而不必有政治上的顾虑。历史,确实是最公正的法官。

50年前正是全世界舆论因为苏共的大规模清洗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眼看着一个接着一个、一批接着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揭露为叛徒、奸细和间谍而遭到逮捕、审讯和处决,这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外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尤其使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称雄一时的老革命家,在公开的法庭上,个个成了泄气的皮球一般,或者痛哭流涕,或者垂头丧气,承认了自己犯有在外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罪行。每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真的像起诉书中所说的和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犯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罪行,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险恶手段压垮了这些“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坚强战士?世界上又有什么力量能把这些在沙皇的监狱里、在西伯利亚流放中仍能坚贞不屈的革命家变成这样令人鄙视的可怜虫呢?这成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谜。

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是德国共产党员,参加过第三国际活动的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推出了这部震撼人心的力作《中午的黑暗》,尽管这是一部虚构小说,但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上述这个谜,因此它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销路甚旺,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自不待言,它所引起的反响是毁誉参半的。但是不论是赞誉者称道它,还是反对者攻击它,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把它看成是一部“反共”的作品。这就注定了它在运动内部的命运,尽管它在世界上其它国家一版再版,并且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从1941年起到1979年止,精装本和平装本一共印了26次,还作为经典名著收入《现代文库》),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一部禁书,很少有人提到它,更不用说翻译和出版了。

但是,《中午的黑暗》是一部反共作品吗?要作这样的断言,必须先来看看这部作品写的究竟是什么,以及如果说它反对什么的话,它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中午的黑暗》写的是膺共产国际之命,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秘密革命领导活动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开始党内大清洗之后,开始对苏共党内的不正常现象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因为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使他的革命良心深深感到不安和自责,从而招致斯大林的猜忌,以致被捕入狱,经过疲劳轰炸式的狱中审讯后,终于精神崩溃,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被处决的故事。

当然在书中,作者并没有明指共产国际或者斯大林其人,仅以“国际”和“第一号”相称。但是这两个名称指的是什么,作者并不隐讳,读者也很明白。仅从这点来看,在第三国际还被视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而不是斯大林个人所操纵的工具的时代,在斯大林还被视为马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而不是专制暴君的时代,在千千万万遭到他无情迫害和清洗的老布尔什维克还被视为叛徒、奸细、间谍、破坏分子的时代,把《中午的黑暗》视为“反共”作品,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自从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初步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后,特别是又时过30年苏共最近披露了基洛夫被刺真相和为布哈林平反等一系列澄清历史面目的措施之后,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斯大林个人独裁下,不论是在第三国际还是苏共本身,马列主义政党的原则已经遭到了践踏和破坏,由此而带来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扭曲和畸变,但这并不是运动本身的应有素质。如果说《中午的黑暗》揭露和声讨这种扭曲和畸变现象是“反共”,那无异是承认这种扭曲和畸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色。任何一个曾经对这个运动的目标抱有崇高理想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人不论从思想上或者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不可否认,阿瑟.库斯勒揭露和声讨的固然是这种扭曲和畸变,但是由于他没有像我们那么幸运得到时间的恩赐,能够具有我们的历史眼光,因而他本人并不像我们那样能够把这种扭曲和畸变同运动本身划清界线。也许是由于他陷在其中太深而不能自拔,也许是由于这种扭曲和畸变的包围太令人窒息而使他感到幻灭和绝望,他终于在1938年脱离了从他懂事起就投身的运动。历史上,每逢斯大林政策发生突然的变更,这样因幻灭而脱离运动的事例是不少的,有的转向,有的沉沦,但是从库斯勒后来仍旧积极参加西班牙内战,同佛朗哥法西斯军队坚决作战以至被俘下狱来看,他仍是一个抱有崇高人类理想的斗士。因此,如果说,他在《中午的黑暗》中也像一般人一样把扭曲和畸变看做是运动本身,那是历史使然,不是他的过错,任何人在当时是不可能有这样清醒的眼光的。

革命的崇高目的和所采取的手段的矛盾,是《中午的黑暗》的主题,也是折磨着书中主人公、老布尔什维克鲁巴肖夫的革命的良心的矛盾,当然也是折磨着作者库斯勒自己的矛盾。

库斯勒或在卷首或在章首引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权术家马基亚维利、法国革命家圣*.约斯特、中世纪凡尔登主教狄德里希.冯.尼海姆的话,最好不过地一语道破了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凡是建立了独裁政权而不杀布鲁图者,或者建立了共和政权而不杀布鲁图之子者,都只能统治一个很短的时候”(马基亚维利),“无人能毫无内疚地进行统治”(圣*.约斯特),“在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可以不受道德戒律的约束。为了统一的目的,一切手段均可以使用,甚至包括诡诈、背信、暴力、贿买、监狱和死亡。因为一切秩序都是为了群体,个人必须为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冯.尼海姆)。

从历史上来看,不论中外古今,政治素来是被认为为了达到目的而可以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肮脏勾当,自从人类生活中出现阶级社会以来就是如此。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背信弃义的历史。但是到了以消灭阶级为己任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无产阶级是仍旧要继承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衣钵,还是改弦更张、弃旧图新,彻底改变政治的内涵和手段呢?

从过去100年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解决,也许在许许多多革命家的思想中,这个问题还没有很认真地思索过。即使有思索的话,多半也是用“对敌人还讲什么信义”或“为了革命的目的”的堂皇借口原谅了自己本来是会感到内疚的行为,甚至为之辩护,而把怀疑者看做是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或甚至怀疑他的忠诚。鲁巴肖夫在国外执行使命的时候就是这样教训哪怕是稍有不同意见的怀疑者:“历史不知有什么顾忌和犹豫。它永恒地、不犯错误地流向前面的目标,每次转折都留下它夹带的污泥和淹死的尸体。历史知道自己的进程,它不会犯错误。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任的人,不配留在党的队伍内。”如果说鲁巴肖夫在开始还是十分自信地说这番话的话,在以后的使命中,他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反思。他在狱中日记中写道:“据说第一号有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为他永久同榻共枕。他理该如此;从此以后,关于政治伦理的规则就再也没有人说过真正重要的话。我们是第一个以20世纪的革命伦理来取代19世纪自由主义的‘费厄泼赖’(光明正大)伦理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正确的。根据打板球的规则进行的革命是荒谬的。在历史的喘息时间里,政治可以是相对的光明正大;但是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除了以前的规则外就不可能有别的规则,那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又写道:“对我们来说,主观诚意问题是无关重要的。凡是错误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凡是正确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历史教导我们,谎言常常比真理对它更有用。”

就是这样一些反思,痛苦地折磨着这个老革命家,使他一方面机械地执行在他认为是不讲政治伦理规则的命令,甚至为了自保而毫无内疚地眼看着自己心爱的秘书阿洛娃遭到逮捕和清算而不加援救(尽管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另一方面他又在苦苦思索着这个使他的革命良心片刻不得安宁的政治伦理问题。接二连三的逮捕和清算已使他在思想上精神上隐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可避免的下场:像原来到处挂在墙上的一张合影中的元老们一样,“这些曾经改变了世界进程的脑袋,几乎个个都吃了子弹,有的在前额,有的在后脖”。

究竟是什么力量打垮了鲁巴肖夫的精神,摧毁了他的意志?不是单独禁闭和疲劳轰炸般的审讯,更不是肉体的苦刑。而是鲁巴肖夫陷在其中而无法自拔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和由此而产生的诡辩的逻辑。崇高目的的大前提,使鲁巴肖夫这个20世纪的革命家像喝了“迷魂汤”(巴金语)一样那么愚昧和盲目,不敢同权术政治公开决裂,更不用说挑战了,深恐这样会对最终的目标产生不利的分裂,因此而发生内战,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殊不知妥协、默认和屈服所带来的后果如果说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也不比假设中的分裂后果差多少:据苏联的报道,到1938年为止,有上千万的人遭到迫害,约有170万个家庭被流放(《了望》1988年第13期)。这样大规模的清洗对苏联国力和革命事业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已有历史证明,毋庸我们多说了。

然而鲁巴肖夫和其他老革命家仍默默地、顺从地接受了种种横加的莫须有的荒谬罪名,毫无抵抗地,甚至心甘情愿地走上刑场,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对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产生了怀疑,但是始终摆脱不了这个恶圈,因而认为自己是在为了最终的崇高目的,作出最后的贡献和必要的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在内。这种心态,没有比我国左翼老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劳改因吸烟不慎引起火灾时说的话更能清楚生动地说明的了:“火,我确实没有放。但如果党要我承认是我放的,如果承认了对工作有利,我可以承认。”(《了望》1988年第10期)有人认为这是快人快语,值得击赏;也许还有人认为这是大无畏的气概。但是这话里面包含着何等苍凉和深刻的革命者的悲剧!

鲁巴肖夫甚至比聂绀弩还更进一步,从诡辩的逻辑中寻找主动承认“放火”的理论。这就是他的“相对成熟的理论”,他认为:“只有群众觉悟水平赶上客观状态时,才能实现民主,不论是用和平的手段还是暴力的手段。”每次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是把群众抛在后面,使他们处在相对不成熟的状态,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出现某种形式的绝对领袖的领导,而人民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自己用革命的手段所创造的新状态,在此以前,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出现的全部恐怖、虚伪和堕落不过是上述规律的可见的和不可避免的表现。在成熟时期,反对派的责任和作用是诉诸群众。但在思想不成熟时期,只有蛊惑人心的政客才诉诸‘人民的最高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有两个抉择:用政变来夺取政权,而不能指望群众的支持,或者在无声的绝望中让自己摔出秋千——那就是‘默默地去死’。”

尽管有同狱囚友用递纸条的通讯办法,劝告鲁巴肖夫采取“默默地去死”的道路,但是鲁巴肖夫根据他的诡辩逻辑而采取了第三条道路:“在没有希望实现自己的信念时,放弃和压制自己的信念。由于我们所承认的唯一道德标准是社会效益标准,为了留在党内公开否认自己的信念显然是比堂.吉诃德式继续进行一场没有希望的斗争更加光荣。个人自尊问题,……个人的疲倦;厌恶和羞耻感——这一切都是要彻底连根带枝拔掉的……”

这就是导致鲁巴肖夫最后终于屈服的原因,他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丧失了个人尊严,毫无厌恶感和羞耻感地承认了检察官对他提出的从事叛国和破坏活动的控告,并且声称他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痛悔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而作出交代。可悲的是,尽管他竭力迎合检察官的要求,主动现身说法,表明任何人若稍一背离路线,稍有怀疑,最终必将堕落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必然结果,以此作为全国人民吸取的教训,但是等待他的仍是死刑的判决,是监狱地下室里的脑后一枪。政治就是那么无情。

与所有传统的小说不同,《中午的黑暗》是一部理念小说。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的,不是故事情节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是主人公的内心的自省和反思,他与提审员的论辩,他的几乎是宿命的悲剧性格,而这一切都是从人类有史以来目的与手段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所产生和决定的。书中写得最精彩的章节当推三次提审时所进行的论辩,与一般政治小说不同,这种理念的论辩不仅毫不枯燥,而且悬念迭出,因此甚至比情节的跌宕更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是《中午的黑暗》为什么历经半个世纪而仍畅销不衰的一个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瑟.库斯勒无愧是个悬念大师。我们只要读一下小说开首的第二节主人公被捕的一段梦境与现实的交织的描写就行了:它这样紧紧地吸引住你,使你仿佛也陷身于这场可怖的无法自拔的梦魇之中,感到不可摆脱的压迫与窒息,使你回想到在10年浩劫中自己的经历!

当然,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普遍注意,而且至今犹有现实意义,是因为它的题材和背景。30年代的清洗,似乎已是过去的事了,在人们的记忆中,由于同时代人的逐一凋零,也被慢慢淡忘了。但是清洗的阴影,不仅仍旧笼罩着许多国家,而且在这半个世纪中仍旧不断地到处在借尸还魂。即使在大讲“公开化”和“透明度”的现在,许多人仍“心有余悸”。因为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仍没有解决,政治权宜仍是行动准则。要消除这种扭曲和畸变对人类的威胁,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正直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但愿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午的黑暗”只是艳阳天下一时的阴影。

1988年4月1日于不问春夏秋冬楼

来源:豆瓣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