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的上大学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规定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周岁,而当时我已满31足岁。抱着一线希望,我又去招生处询问,得知对”30周岁”的解释是”不满31足岁”,我已失去报名资格,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以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一次体检透视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经过拍片复查,确诊无误,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三个月后复查。拿着这张诊断书,我不知是如何从福建北路闸北区结核病防治所回到家中的,也不知是如何回答母亲的询问的,直到晚上睡在床上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事实。进高中不久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也是语文、历史、英语等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一直享受着他们的格外关照——可以到教师阅览室看书,能通过教师借书,上历史课时不必听讲而可看我自己的书。尽管在政治学习或讨论时我也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准备考大学,但也准备考不上大学时服从分配,到新疆或农村去),实际却只有一种准备。要是不能在三个月内治愈,或者影响报考大学,这一切都完了。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按时服药,严格按时间表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当时主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居民每十天配售二两肉,但凭肺结核病的证明可到菜场办一张”照顾卡”,凭卡增购肉和鸡蛋若干,还可订一瓶牛奶。我尽量增加营养,以便及早康复。但是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我的肺结核还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因为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情,很难保证下一年就能通过体检,而且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心想即使工作十年,我还符合报考大学的年龄,总能找到机会。所以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二年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文革”期间,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最新指示发表,曾经给我带来一线希望,但马上破灭,因为毛主席特别指出”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而且随后开始的招生,都是由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在职教师显然没有资格。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有余悸,所以尽管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曾建议我凭”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新当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争取在年龄上破格,我也不敢一试。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制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没有把握,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首先想重温旧梦,选择北大。但当时新婚,小家庭新建,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上海的大学选择余地有限,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想选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或者有”政治风险”的专业,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只是以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并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对谭其骧教授,记得”文革”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进模范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中国历史地图。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市人代会上,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他的名字。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没有考虑或打听报考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哪位教授的难度如何,有多少人报名,反正只是试一试,倒也没有什么包袱,所以考前还是与平时一样工作,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做些准备。

在报名时我遇见了高中母校市北中学的历史教师W。1963年我病休时常去教师阅览室看书,W刚由上海师院毕业分配来校当教师。我与他相识后常去他宿舍聊天,留校实习时还有来往。我离开市北后听说他因”犯错误”而被调往海滨农校,已经多年没有音讯。W问我报什么专业,原来他也报了历史地理。当时他显得很紧张,事后有人告诉我,他得知我与他报考同一专业,连称”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初试就近举行,我的考场在上海工学院(今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十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然后骑车前往考场。在五门考试中,政治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拨乱反正,抓纲治国”、”三个世界理论”等讲得很熟,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英语我有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两年级的基础,加上”文革”期间不时在学《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看《北京周报》,给学生上英语课,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虽然对问答题中的”魏晋玄学”一题不大有把握,但不会离题太远,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复习,里面专门有一段。历史题中一个名词解释是”谭绍光”。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驻守苏州,所以也答出了。出了考场,又遇见W,他神情紧张,问我谭绍光是什么人。听了我的回答,他连说”完了完了”,匆匆离场。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释我没有见过,只能据字面意思猜想,瞎蒙几句,估计得分最低。

待收到复试通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一方面,我有了一定的信心,尽管那时还不知道初试的成绩,但毕竟证明我能与大学毕业生一争高下,离大学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另一方面,复试时肯定会侧重于专业,而这一方面我的知识几乎是空白。当时规定参加复试的考生可以向单位请十天公假,我向党支部书记提出,他爽快地答应了,还说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再通融。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报考复旦大学的占了相当大部分。当天下午,我正在看《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时,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报考历史地理专业,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是世界史专业。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顾承甫和杨正秦–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询问我的是顾晓鸣,以后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交谈中我暗自吃惊,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顾、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只有临阵突击,多多益善。复试前上海连续高温,正好那年我的新家买了一架华生牌台式电风扇,那还是通过在市百一店工作的我的岳父托熟人买到的。晚上在斗室中复习,有风扇降温,在当时已属异常优越。

到了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现在的相辉堂)。所有考生的笔试都集中在礼堂内,按专业分组,我们坐在靠主席台前的左侧。座位前没有桌子,只有一块翻起来的搁板,写字很不方便,有的搁板还吱吱作响。幸而那天气温不是很高,几百人集中在礼堂内还不算太热。主持的老师(后来知道他是研究生处的杨波洲)坐在台上,用他的宁波普通话宣布:”现在开始考试。”各系的监考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并在周围巡察,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上下午各考一门,小题目已记不得了,大题目是《史记·货殖列传》中一段话,要求今译并论说,另一段大概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题目中没有什么意外,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走出考场,见外面等了不少人,都是考生的家属。有一位女士手持保温瓶,里面装着冷饮;有的立即送上毛巾、扇子;有的问长问短。这也难怪,听说好几对夫妇将夫妻团聚、迂回上海或另谋出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次考试上,能不格外重视?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次日五位考生会齐,我第一次见到毕业于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来自湖南岳阳煤矿的周振鹤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来自浙江长兴的周曙。我们搭乘的是学校一辆厢式货车,先要送毕业生行李去秣陵路铁路货运站,然后再送我们去龙华医院,不仅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坐在货厢中一路颠簸,疲惫不堪。周维衍与邹逸麟让我们五人抽签决定次序,周曙抽在我前面,但他被颠得脸色苍白,急需休息,自愿与我对调。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其他还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但从以后我们五人都被录取看,大概主要是了解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严格挑选。

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我在古田中学已工作整整十三年,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已近十年,开始是管”差生”,后来又当了”红卫兵团”辅导员,团组织恢复后改为团委书记。从学校的领导、师生,到周围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所属公安局、派出所和附近单位,几乎都知道我–只要找到我,古田中学再厉害的学生也能制服。”文革”期间秩序再乱,只要我在场,学生就不敢闹事。”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五四”期间被评为闸北区团员标兵接着又被评为闸北区先进教师,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相当于市政府)评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如果你能考上研究生,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记得当时的报纸曾发表过多篇评论,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单位不得留难。但还是有不少考生因种种原因,或无法报名,或受到”政审”或”鉴定”的影响,或者因单位不许离开而放弃。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幸运的。

10月初,我收到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这时曹德彬告诉我,他早已肯定我会被录取,并提前向区教育部做了汇报,对接替我的人做了安排。原来复旦大学派往古田中学对我做政审的教师孙锐,在闸北区读中学时曾在课余到区少年宫服务,那时曹德彬是少年宫主任,认识了孙。遇到熟人,孙向曹透露了我考分居全系第一的底。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学和闸北区中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本来认识我的人就不少,加上我是该区中学界唯一的市人大代表,一时间产生了不少传说。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大学学历的。后来我曾经遇见其中一位,他也考上了研究生。他告诉我,1978年他没有敢考,但得知我的情况后,下决心在1979年报考,终于如愿以偿。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上过大学。听了我的介绍后,就开始做报考准备,并经常来我家复习政治和英语,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10月下旬,我到复旦大学报到,搬进了第10号宿舍楼210室。同室六人,除了周振鹤与我以外,其他四位是李妙根、施忠连、汤奇学、吴嘉勋,都是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方向的,导师是蔡尚思教授。汤奇学本是本校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尚未毕业,提前报考。吴嘉勋是”文革”期间的中学毕业生,原在宝山县粮管所工作。

在我们这届研究生中,没有上过大学的有好几位,原学历最低的只相当于初中。有几位是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还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外语培训班毕业的,如国政系的王沪宁。同学间年龄也相差很大,最年长的出生于1939年,最年轻的大概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十二岁。当时的政策,凡原来已有工作的可保留关系,仍在原单位发工资,每年由学校发一笔书报费。我继续担任市人大代表,直到五年任满,王沪宁等经常戏称我为”代表”。一位理科的女同学不仅是市人大代表,还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知是否有同学称她”委员”。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资历多高,一定要当好学生,”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除了走廊、厕所、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而图书馆、资料室和所有教室到10点钟全部关门。但无论从年龄和生活习惯,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研究生都无法适应。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必须恶补。每天熄灯后,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一片读外语声。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到后半夜。

“文革”虽已结束,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但是新事物、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谭其骧先生招收的五位研究生,正好每人相差一岁:周振鹤(1941年出生,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毕业)、杨正泰(194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顾承甫(194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周曙(1944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和我(1945年)。周曙原在浙江长兴县当中学教师,已在长兴安家。入学后因无法照顾家庭,中途退学,回原中学任教,后任长兴县副县长等职。我们四人于1981年毕业,顾承甫去出版社工作,杨正泰与我留校工作。

1982年春,谭先生招收首届博士生,周振鹤与我被录取,我是在职攻读。1983年8月,周振鹤与我经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通过论文答辩。9月,我们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

1985年我被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改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好几家媒体对我做过采访,或要我发表谈话,有两点看法我记忆犹新:

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

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

(摘自葛剑雄编年自选集《我们应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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