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9日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点相似，这对全球秩序构成了威胁。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是冲动、专制和过于自信的民族主义者，两人似乎都低估了对方造成痛苦的能力。这种危险的对称让他们朝着对方冲去。
贸易战中已实施的10%关税计划于明年1月上调至25%，但还有更广泛的对抗。
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两周后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很可能会达成贸易战停火协议。但是，就算能达成协议，可能也只是暂时的喘息，不会改变两个大国日益走向冲突的态势。
双方都会做出错误判断，认为对方可能屈服。中国认为白宫的一个疯子在说大话，最终在同欧洲的贸易中摔了跟头。北京方面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特朗普对中国的挑战源于一些核心观念，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的普遍幻灭。
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学习中文并且在中国生活了五年；同妻子合写了一本关于该国前景的乐观书籍，名叫《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但习近平破坏了中国的品牌，就像特朗普损坏了美国的品牌一样，如今已经很难找愿意为中国说话的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了。华盛顿也做出了错误判断。它认为中国经济是脆弱的，并且不认为中国在贸易战中还有关税以外的武器。事实上，中国可以打民族主义牌，让中国公民购买麦当劳汉堡、喝可口可乐或者穿耐克鞋都变成不爱国的行为。安全检查可以令美国酒店关门；税收调查可以使美国公司陷入困境；海关延误可能扣押零部件，导致美国工厂停工。
中国赴美旅游可能会放缓，学生可以被引导到澳大利亚大学而不是美国大学留学，美国企业所需的稀土矿可能会出现短缺。中国可以进一步放宽对朝鲜的制裁，从伊朗购买更多石油，或在南海变得更具侵略性。它还可以取消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拥有的中国商标——这可能会引起总统的注意——它还可以抛售美国国债。
中国没有公平竞争，特朗普是对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写下了这句话！）。最好的回应是与盟国合作，从各方面同时向中国施加压力；相反，特朗普在盟友当中引起敌意，令我们只能孤军作战。
为什么我和许多人都对中国感到不满？
这不仅仅是特朗普和习近平的问题。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旨在令该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成为一个日益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统治下，这一进程基本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胡锦涛的统治下停滞不前，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则出现了倒退。
中国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更为激进，并在国内遏制自由。习近平拘留新疆地区的100多万穆斯林，逮捕律师和基督徒，不断挤压自由思考的空间，冒犯普世价值。过去，我每年都在中国进行报道，但现在，发放记者签证的限制变得极为繁琐，以至于不值得申请。而且我本来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
还有其他理由令美国担心中国那些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的不负责任行为：据我估计，每年约有2万名美国人死于过量使用来自中国毒贩的毒品。其中三分之二或更多的美国人都死于芬太尼，这是一种比海洛因更致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它们似乎来自中国。
公平地说，中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打击毒品贸易的努力，但只要贩运者把大部分芬太尼用于出口而不是内销，这就不是中国的优先事项。如果中国政府以打击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劳工活动人士、律师或女权主义者的力度追捕毒品走私者，这些毒品出口就会告终。
美国的企业高管们曾经是亲中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也心冷了。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倡导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因此他前几天在纽约给予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清醒警告令我感到震惊。
“经济紧张局势正在达到一个临界点，”保尔森在演讲中提醒。他的结论是——我认为他是对的——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解决它们的问题，世界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为时报专栏作家。他曾因对中国及达尔富尔的报道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