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乱世之秋的精英尺牍——高尔泰、李书崇与张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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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史义军 小史读史 2017-12-17

(高尔泰)

(张显扬)

1988年张显扬先生很想和著名美学家高尔泰见一面,为什么,不得而知。张显扬托四川的文化学者李书崇帮助联系高尔泰。但张、高二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成都,千里迢迢,加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浪高过一浪,他们个人处境都不好,见面很难。

1988年7月18日,高尔泰致信张显扬:

“上次来京,李书崇同志转达了您的美意盛情,行色匆匆未能相会,深感遗憾。我对您是钦佩已久了,希望今后能有机会与您长谈和深谈,相信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下次来京,当来拜访,向您请教。”

这封信是用毛笔行草竖写在8公分宽,20公分长白纸上。天头还写了这样几行小字:

“我常常想当前的所谓的“政治改革”,实际上不过是行政改革,如果理论上能把二者加以区别就好了。”

信写好后,高尔泰用别人寄给他的信的信封,翻过来重新糊过后写“敬请李书崇同志转交张显扬同志启”,落款是“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高”。

显然,高尔泰也很想与张显扬见面“长谈”和“深谈”。一位哲学家,一位美学家,两个人见面,可谈的话题一定很多。

7月31日,张显扬接到李书崇7月24日写的信和替高尔泰转交的7月18日写自成都的信。李书崇信中说:

“上次,尔泰先生急着回成都,未能与您一见,在他,是一大遗憾,在我,则有负于您的嘱托。谨此谢罪。现呈上尔泰先生致您的大札,敬望清览。尔泰先生与我交情甚笃;跟他一样,我对您亦是素怀景仰的,但几次见面都未得到机会深谈,不免引以为憾。

这次来北京,我带有两本书的写作计划,拟逗留到明年初回四川。”

信中还说:“至此该改革全面陷入全面困境的多事之秋,愿我们都能有精英集团意识”。

李书崇先生是研究生命文化的学者,主要著作有《性文化史纲》《死亡简史》《东西方沐浴文化》《食道通天》《司马迁传》等20余种。而张显扬晚年也主要从事生命文化研究,和朋友创办了北京市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2013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

高尔泰先生还健在,他1992年出国,现居美国。高先生也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年长张显扬先生一岁,1935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1955年肄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美术系。历任兰州第十中学美术教师,敦煌文物研究所干部,兰州大学哲学系教师,中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干部,四川师范大学美学研究室主任,副教授。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论文集《论美》、《再论美》,论文《艺术的觉醒》、《什么是艺术》、《寻找家园》等。

1957年因发表美学论文《论美》被打成右派,父亲和姐姐也遭此厄运。不久,被劳改的父亲在出砖窑时跌倒,再也没爬起来。高尔泰在戈壁滩的著名的夹边沟劳改过,在这里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自己也差点饿死。幸而在兰州结识的干部将其调走作画才保住性命。后给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写信,经过一番努力前往莫高窟工作。文革期间又被打倒,平反后在兰州教书,经推荐进中国社科院,不久又回兰州。1984年因自由化倾向明显而被停课,不让带学生,高要求校方道歉,校方未答应,遂前往成都。出国前被南京大学聘用。

张显扬先生生前是社科院研究员,1987年8月被开除党籍。也许是他们遭遇相近,心灵相通,彼此才有亲近之感。1988年以后二位先生是否见过面我不得而知,恐怕这要问远在大洋彼岸的高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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