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的另类回顾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不仅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导致了政治和文化“解冻”的高潮，同时还间接地导致了中国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二者同1978年冬天对毛泽东的初步揭露批评运动都有共同之点。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57年，中国大陆最初的“百花齐放”是随着“不平凡的春天”（共产党整风）开始的；21年之后的“百花齐放”（思想解放）被称之为“北京之春”。两次“百花齐放”之前都有一段短暂的政治和文化上比较宽松的时期，而且都有一个“民主墙”一一这个名称其实是第一次“百花齐放”期间，于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首先提出的，人们用它来称呼当时公开的大字报区。一位外国留学生回忆说：“长期被压抑的感情、要求、不满像暴风雨一般猛烈爆发出来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字报张贴出来，运动的目标在扩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攻击。”人们纷纷举行集会，就像1978年11月在西单和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那些集会一样。仅仅在一个星期之中，这种骚动就从北京波及到天津、南京、武汉和西北地区。在北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被披露出来，大学生们指责五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扩大化，呼吁为1955年遭到毛泽东批判的胡风平反。一些大字报谴责党的骄傲自满情绪，质问为什么共产党执政以来生活水平的增长如此缓慢。而类似的问题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的第二次“百花齐放”中再次被人们提出。
既然官方提倡人们要“思想解放”，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随之发生一些官方不愿意看到的变化也就理所当然。1979年2月，北京一位年轻的工人向一位美国记者求助，请求他帮助他们建立一个非官方的“中美友好协会”。因为，他和他的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只有政府才拥有同外国人建立联系的权利”。一个年轻人在一个非官方组织的杂志《启蒙》上写道：“我们希望作为普通的中国人去美国考察，看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魔鬼。”
当时在北京的一些西方人士发现，中国青年希望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选择领导人。非官方杂志《解冻》提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领导人，任期四年，最多只能连任两届”。它还说“我们反对终身制”。另一份非官方杂志《北京之春》则进一步呼吁一切领导干部都要通过选举产生。并指出：“苏联已葬送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因为它没有及时地废除任命制和论资排辈的制度……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并且贯彻过几年完全一样的路线。”文章还坚决认为党的干部需要精简，党的权力应该从基层开始逐步限制。
对官方媒体的宣传不信任的情绪也在蔓延开来。1979年10月的一天，一位西德记者去北京的一个新机场接朋友，这个机场本来应该在那天开放的。到了那儿，他发现周围冷冷清清，便问一个警察机场为什么没有开放，《人民日报》说了要开放的。那个警察回答说：“如果是报上这样说的话，那它一定是搞错了。”公开出版的《大众参考》1979年第四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某些官方媒体：“在物资短缺的时候，你们这些先生们却在指挥着市场繁荣的狂想曲；在明显的困难关头，你们却强迫着一个个人高唱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赞歌。然而不幸得很，你们的眼镜没有色彩，是木头制作的，一旦戴上，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然而，苏联的“解冻”和中国的“百花齐放”都被以压制的手段而告终。从1978年“北京之春”最初的那些日子起，人们就担心可能出现不幸的结局。面对当时的情况，老一点的人要么采取谨慎的旁观态度，要么干脆拒绝参予任何与民主运动沾边的事。1979年2月，《四五论坛》报道]一个怀疑论者在西单对一群年青人提出的警告：
某个小心谨慎而又心地善良的人告诫大家说：“民主墙的所谓自由是有限度的。千万不要在你们自己的单位或大家认识你的场合使用这种自由。记住1957年‘引蛇出洞’的教训，不要忘记‘反革命’这顶帽子。不然，人们会对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记下一笔账，这么一来，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对此有些人点头称是，另一些人则沉默不语。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些年轻人愤怒地反驳说：“怕什么？宪法给了我们发表言论的自由。只要不违法，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演说。”
这位善良的人慢条斯理、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请不要忘记在言论自由的前边，宪法当中还有一条，就是取缔一切反革命活动……年轻人，想想过去吧，不要把宪法的条文看得过于认真了。
《四五论坛》文章最后说：“这种警告有一定道理。干咱们的吧，别去理会它。”另一些民办杂志和大字报则直截了当地驳斥了这种言论，认为1957年的历史不会重演，认为中国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这次的情况不可能同上次一样。
这些大字报活跃分子把“北京之春”同当年的“五四”运动，而不是同“百花齐放”联系到一起。21年前，他们的前辈在“百花齐放”初期也是把它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以为，二十年代倡导的“科学与民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八十年代倡导的人权与先进科技会再一次改变中国的面貌。所以，他们大都相信并期待和希望“北京之春”会向前发展。
当时的大字报和民办杂志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包括了从封建专制主义到环境污染、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它们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总体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这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无法提供的。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了解到那些思想清晰，具有政治头脑的中国青年的心灵。可能会有些人认为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青年。是的，他们的确不代表这些人所说的那种正统的中国青年。因为那些敢于抛头露面，在大字报上签名和创办非官方杂志的人不是胆小怕事的懦夫和随波逐流的凡夫俗子，而是那一代人中最富有独立精神和坚强意志的生气蓬勃的佼佼者。
与“五四”运动不同的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是在社会环境封闭的状态下自发产生的。大家知道，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各种外来思想即有相当程度的传播。只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思想定于一尊，舆论囿于一律，使其它思想特别是自由民主的思想传播戛然而止。1957年的“百花齐放”、“大鸣大放”期间，一些自由民主的观点略有表现，但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残酷压制。此后二十多年，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大陆偃旗息鼓，对中国人民可谓是谈虎色变。所以说，“北京之春”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中国大陆民众自发自生的产物。
1978年11月西单民主墙出现时，官方尚未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方针。而参予民主墙张贴大字报的活跃分子，年龄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过去的成长经历从未受到西方式教育，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是在共产党统治下极为封闭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考察这些活跃分子的地区分布，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当时与外部世界略有来往的地区，也有像四川、云南、贵州这些与外界相当隔绝的地区。再看这批人的个人背景，大部分并非出自高干或高知家庭，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或者与外部世界的特殊交往渠道。至于他们的个人身份更是十分平凡，以工人和学生为多。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民主墙运动活跃分子所具有的自由民主观念，基本上不是来自学校老师、来自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甚至也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们的亲身经历，来自他们对社会的独立、深刻的思考和领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那种社会环境下，基本上硬是凭着自己的力量，重新发现并坚定服膺了自由民主主义。
当然，对于个人凭着自己的力量“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民主”这一点，我们的理解也不能太绝对。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前人的、外部的思想著作绝非毫无作用。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所能获得的外部的思想养料是极其有限的、残缺不全的。这一阶段漫长艰苦的思想发展历程，远比它有限的思想果实更令人慨叹不已。
当民主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在北京，这样的积极分子大约有三百名。他们为之奋斗的许多观点被概括为“十九点声明”。1979年1月5日，任畹町为首的“人权同盟”将这一声明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它呼吁司法独立，自由竞选，建立真正的多党制，结束对出版物和电影的内部审查制度，自由出国旅行，自由订阅国外报刊，自由访问外国使领馆等等。
声明最后呼吁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提供帮助。在一些年长的人看来，这不仅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具有通敌叛国之嫌，而且还有失国格。12月贴出的另外两份大字报也寻求国外的帮助。其中一份署名为一个建筑工人，是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助理的，它说“中国完全不讲人权”。另一份是致卡特总统本人的：
在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采用压制手段的国家里，任何表明不同观点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反革命，并遭到逮捕、监禁、惩罚、劳改，甚至被处以死刑。
我们想请你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给以关注。中国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人民不希望重演古拉格群岛上那些苏联人的悲剧。这对你关于人权的许诺将是一个真正的考验，对此你已经讲得够多了。
大字报是以“人权小组”署名的，实际上它就是“人权同盟”的前身。对这份大字报的反应表明了它触及了极为敏感的问题。12月7日晚上，就在大字报贴出来之后几小时，就有人将它撕掉了。第二天上午，“人权小组”遭到一份匿名大字报的猛烈攻击：
致人权小组
当你们正在向“民主的皇帝”吉米·卡特乞求民主人权的时候，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就在同一时间里，九百名美国的基督徒在圭亚那琼斯敦集体自杀。何等壮观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啊！
美国是丧家之犬的圣地，先生们，快去吧！如果那里就是你们的向往之地，滚蛋吧！……我们的国家一度是繁荣富强的。然而你们，外国人的走狗，却乞怜于帝国主义，跪倒在他们的脚下。多么无耻啊！……我们生活在中国而不是苏联，如果你们想扮演萨哈罗夫的角色，那就请吧！但愿你们为你们贴在自由墙上的大字报付出昂贵的代价。
由此而引起的反应是针锋相对的。一个人在大字报上写道：“多读点马列，少来点谩骂。”另一处有人在上面批着：“谩骂是一种拙劣的辩论方式”。两天以后，“人权小组”的第二份大字报又贴出来了。上面有一段引言式的说明。它说有些人可能认为“让人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看法是反动的。它进一步指出，但是撕毁大字报是违背宪法的，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应该悔改他们的违法行为。几个小时以后，这份大字报又被一个中年人撕掉了。他挤进看大字报的人群，叫嚷着“这不可能是中国人写的，一定是苏修间谍炮制出来的”。结果，这个人立即被上百名愤怒的人包围了起来，人们骂他是“坏蛋”、“杂种”，要他回答为什么撕掉大字报。直到警察赶到那儿去了解发生了什么情况时，他才急忙溜走了。
自从“北京之春”在三星期以前开始以来，这些大字报是最先被撕掉的，它们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呼吁一个外国首脑来评判中国的事务。不过这些大字报提出的问题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提出的问题又十分相似，那就是要引进西方的思想和科技，不仅要将中国同它的过去相比较，还要把它同其他国家的现实状况相比较。“人权同盟”的“十九点声明”说：“我们不但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必须引进西方的传统、民主和文化。”
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质问为什么国家的发展如此缓慢。西单大字报则提出：“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落后于台湾？”随着这年夏天铁托访华和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出现了“搞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和“学习南斯拉夫模式”的呼声。“人权同盟”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改变了对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看法”。并说，“近年来我们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表明，‘修正主义’这种观念已经破灭。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客观基础。人民要求缓和。”民办杂志《探索》也在大字报上说：“我们不愿意看到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继续流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世界上普遍的主要的趋势”。这篇文章也被撕掉了。对此《探索》说：“这种行为证明那些人做贼心虚。作为人民，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对国际事务表明我们的观点吗？”这个问题清楚地表明了那些年轻的中国人能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走多远，其中不仅涉及到国内政策，也涉及到对外政策。这些国家的方针大计一向被中国领导人和大多数国民视为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
（未完待续）
2018/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