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的另类回顾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要的地位一一开始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转折。虽然全会决议宣布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但是对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仅比之前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争论显得温和的多,而且比起在许多报刊上出现的评论也更为慎重。只是含糊地点出毛泽东犯了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现在看来,这是一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论断。虽然吞吞吐吐地承认毛也会犯错误,但仍然认为他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为了反修防修。这些论调同当时当局高喊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十一届三中全被当局称之为“拨乱反正”的肇始,但已被历史与现实无数次证实的、被亿万民众诟病的毛病一一说话不算话,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再次显示: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这个决定虽然堪称“拨乱反正”之举,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它并未做到“永远废止”一一现在对某些干部进行“双规”算不算专案审查?

另一条金科玉律现在看来也成为人们的笑柄:

“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决定还算数吗?我建议广大党员重新领会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一一这样便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令人可笑可气可叹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40年来却被作为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路线”。

与民间“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相呼应,在体制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不到两个月,1979年2月,《人民日报》主管理论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中央理论工作会议上,作了引起国内外轰动的发言。他说:

按然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历史地、科学地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应该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然而,把明明是坏的东西当作好的东西,就不是正确地对待它。同时,坚持个人崇拜也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和全国人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是一场不正确的革命,用错误的方式反对了错误的目标……

毛主席不欢迎批评……他希望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甚至想在他对人类的贡献上超过马克思。因此,他是不耐心的,并在一些事情上超越了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还是要说,毛主席变得骄傲了,急躁了,而且不能容忍批评意见了……毛主席将其个人威望放到了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不能容忍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对他的错误进行改正。一句话,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侵犯他的绝对权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发展到了极限。这种个人崇拜,毛主席本人是鼓励的。

王若水在发言中指出,这些错误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就有一系列的左倾错误,五七年的运动搞得“太过头”了;这种错误还一直贯穿在大跃进和毛泽东拒绝彭德怀的批评意见等事例中。

王若水的这次讲话缺少锋芒,他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是那么激烈,口气也不是咄咄逼人。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不能及时发现并挫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为什么他们能以毛的名义、打着毛的旗帜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行?”王若水在讲话中说:因为“在毛主席的思想里,的确有某些‘左倾’思潮”:

毛主席不满意“四人帮”,这是事实。但是所有反对“四人帮”的人都倒了霉……这也是事实……“四人帮”欺骗毛主席,并将他与群众隔离开来,事实的确如此。但毛主席在这样安排的一种环境中,似乎也非常怡然自得。

王若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并没有其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他说,三中全会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这是对的,但是“毛主席将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当成修正主义者”。他还说,毛泽东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来对待他的对手,并未吸取“斯大林‘左倾错误’的教训”:

我认为毛主席没有充分吸取苏联的教训。正是因为如此,他才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

毛主席看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的严重性,但却没有从斯大林的例子中吸取教训。如果斯大林没有犯个人自我崇拜的错误和没有将镇反运动搞过头,那么赫鲁晓夫要清算他也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毛主席没有表示被崇拜的这种需要而是坚持了党在1956年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那么,林彪和“四人帮”……爬到党和国家领导地位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决不应该鼓励个人崇拜,并对任何个人给予不适当的歌颂。苏联有其自己的教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教训。我们不应该再犯此类错误了。

王若水在讲话中对个人崇拜的根源进行了探寻,他说:

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人的虚荣心或一些人的阴谋这样的基础上来谴责个人崇拜,这还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深刻的解释。个人崇拜在我们的社会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我们的国家,主要由小生产者占统治地位……家长制行为和“得照我说的办”这种行为在农村干部中仍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我们缺乏民主传统,而封建的君主思想和独裁统治在我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

王若水承认在中国无人能说他自己可以避免这一错误。他说:“反思一下,难道我们自己没有培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吗?”

然而,在1979年2月,王若水的这些观点超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当时所能接受的限度。邓小平马上下达指示,必须严格控制王若水讲话的传阅范围。但是,它对传阅过它的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明显的。此后两年间,中国当局对待毛泽东态度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可以追溯到王若水讲话的影响。

当时驻京的一些外国媒体认为,虽然邓小平和部分官方媒体对“北京之春”民主运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但是高层领导对它的认识肯定有分歧。据报道,在1月8日发生长安街大游行之后,1月17日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形势。华国锋把民主运动的领导者说成是右派分子,他说:“我们并不希望采取行动来对付他们,但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另外一些人已经介入了冲突。我们不得不再次认真考虑。”

1月18日,警方拘留了一个名叫傅月华的女人,她是1月8日长安街大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几天后,中共北京市委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了一个声明,指出大字报的扩散是有害的,应该约束这种行为。声明说:

“一些坏分子……和敌人混入了好人的队伍,我们必须用正确区别敌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些人不喜欢党和社会主义,但他们还不完全是反革命分子。还有一些人,他们似乎感到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正确,对这种人,我们应该尽力使他们不要再沿着邪路滑下去。对于流氓、暴徒之类的人物,我们必须拘留那些应该拘留的人,必须逮捕并监禁那些应该逮捕并监禁的人。对其余的人,我们必须加强教育工作。”

不过,北京市委的声明还没有直接把大字报说成是非法行为,也没有要求采取镇压的措施。但是,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非官方接触的现象,声明表示十分关注。声明告诫人们,外国大使馆已在“加快他们的行动”,同时暗示有来自台湾的敌特在秘密活动。声明还指出:

“一些中国人要求外国大使馆人员为他们提供复印机、纸张和印刷材料……有些中国人被外国人邀请去吃饭。这些人丧失了自己的国格,因为他们不仅去外国人的住所吃饭,甚至还索要一些小礼物。这是民族的耻辱,损害了国家的尊严。”

看来撰写这个声明的人,不了解中共是怎样在俄共(布)的资助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否则就不会写出这些东西。

在《探索》1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魏京生尖锐地讽刺了北京市委的声明,抨击了控制大字报运动的企图。

1月30号,北京的七个非官方杂志《探索》、《今天》、《四五论坛》等发出了一个惊人的联合声明。声明宣称,如果民主运动的成员因其活动而“被迫害致死”,他们将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进行宣传,并对其家属提供物质支援。要求释放傅月华的标语大量出现。其中有两幅黄色的巨幅标语张贴在天安门两侧,长度各有十多米,上面的字足有一米见方。这个周末,约有八百人参加了民主墙的集会,这是11月以来这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次集会上,一些发言者说,他们已经准备以他们的鲜血来保卫这场运动。

吊诡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共政治局下令撤销了北京市委的声明。这暗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波动局势。在邓小平1月28日离开北京出访美国之前的两三天,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在邓小平的坚决主张之下作出决定,推迟了对与外国人接触和对大字报的限制。不久之后,上海动乱发生了,但这个决定仍然被贯彻执行。

然而在三月份,当“北京之春”运动似乎进入春天的时候,“收”的寒流突然降临了,所使用的措词与两个月前北京市委所使用的措词十分相似。

外媒分析,这次的政策倒退不是基于某种个别因素的原因,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党内不满情绪的增长一一从中央到基层,党的领导干部对新政策所引起的混乱和困难已经十分厌倦了。他们不断遭到请愿告状者的骚扰和青年们的教训,并在街头大字报中受到攻击批判。由于不断受到指责,他们的权威受到损害。他们甚至被一些官方媒体指责为闭目塞听的封建主义者。许多在毛泽东时代发迹的领导干部由于害怕发生非毛化运动,认为三中全会是修正主义的,是对毛泽东的背叛。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对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的现代中国里生活缺乏信心,担心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邓小平作为三中全会路线的设计师,面对着许多同道的不满,也担心民主运动的猛烈发展会导致失控,作出叶公好龙式的转变就在所难免了。

3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七千名官员参加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到了中越边境战争的问题和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是他讲话的主题是民主应该受到法律机构控制的必要性。他指出,许多问题是一些人对思想解放有误解而产生的:

当我们说我们绝不能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他们则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再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准则;当我们揭露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以及我们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时,他们则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我们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社会主义民主时,他们则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极端民主化;当我们纠正冤假错案时,他们则提出“保护人权”的问题;当我们说我们应该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时,他们则认为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并沉溺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说应该注意人民的福利事业时,他们则要求立即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行为同思想解放毫无联系,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这个讲话许多批评其实是无中生有,但攻击性不强,而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邓小平说即使一些人的认识和行动不完全正确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并随便加以指责。但是,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

就在那个星期,北京官方命令一些中国人撤离一个外国人举办的舞会,同时警察开始监视与外国人聚会的中国人。大多数非官方的与外界的交往消失了。

官方媒体纷纷呈现出一派肃杀之气。北京的《光明日报》黑云滚滚,竟然指责民主墙运动是同外国间谍组织合作执行破坏活动。3月3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北京广播电台发表声明:

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犯罪分子和“四人帮”的追随者……利用大字报、小字报、讲演和地下刊物,肆意地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叫嚣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疯狂围攻政府机关,占领办公室,殴打和侮辱群众,妨碍了正常工作和社会秩序。广大群众对此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强烈要求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反革命分子、杀人犯、纵火犯、抢劫犯、贪污分子、诈骗犯、打砸抢分子及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都必须依法惩处。

如此这般,对官方来说,民主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外国人跳舞的女孩子、未经官方批准的游行示威的请愿者,同妓女、流氓、骗子、小偷和施用暴力的罪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官方与执法部门的观点,把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与刑事犯罪有意地混为一谈了。

一场反西方的宣传教育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学校政治课向学生们宣传,虽然少数误入歧途的中国青年可能“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是美国许多青年却“热切地向往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美国的工人“有沉重的负担并始终受到失业的威胁”。

虽然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西方社会被集中概括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导致堕落、犯罪和绝望”,然而由于生活水平之间差距太大,结果许多引用的事实反而有助于证实西方生活的富裕。《工人日报》报道说,“许多美国家庭吃肉较少,他们很少买新衣,长期不更换新车。”但是对绝大多数没有汽车、更缺少肉食和衣服的中国人来说,美国人的这种窘迫生活犹如天堂一般了。《解放日报》愤慨地指责美国的一些州公然作出裁决,凡是参予以武力推翻政府的工人不给予失业救济金。但是对于一个根本没有失业救济金、参予武力推翻政府的必处重刑的国家来说,这种宣传只会适得其反。

(未完待续)

2018.12.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