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起:面对中国政经超大暴风圈来袭,台湾的防御

Share on Google+

十字路口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支点与杠杆

(作者按:动笔之时,已经届临台湾2018年九合一大选。这次大选与几乎同时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一样,将奠定2020年总统立委选举的基本趋势和基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文将于大选之后发表。我想,作为一名中国人,无论对台湾有怎样的情愫,也无论倾蓝抑或倾绿。选择大选过后再来聊聊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方向。应该会显得比较礼貌和谨慎。)

一、

1986年民进党创党前夕,民进党前身党外公政会讨论组党事宜,认为应有一面党旗。姚嘉文先生之妻周清玉便推荐欧秀雄设计。欧先生不负所托,现场设计两面,其中一面绿色底白色米字,中央有个绿色台湾。周清玉与组党十人小组讨论,有人提议改成十字,象征台湾背着民主的十字架。但是非基督徒表示异议,后又有动议将它理解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台湾,即“一个十字、各自表述”。由此,便定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进党的党旗。

“一个十字、各自表述”,这党旗中所蕴含的深意,成为创党元老们两种不同心态的真实写照。台湾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台湾要背负民主的十字架,这成为台湾至今最宝贵的核心价值。说来也真是有趣,“双十”这个明显带有蓝营政治意味的符号,就这样成为了民进党党旗背后的故事,也成了台湾现代史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所隐藏的符号。

然而,这党旗背后的含意岂止是一群政治狂热份子一时的冲动?乃是在福尔摩沙上生活,与这个美丽岛休戚与共的每个灵魂的追问。是侯孝贤电影里的《悲情城市》;是杨度笔下,家族中《一百年的漂泊》;是罗大佑歌中,亚细亚孤儿脸上红色的污泥,眼中白色的恐惧。追问是回顾的开始,而回顾则是为了看清前方的道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两岸关系已经不只是两岸问题,也是区域问题的一环。”这是蔡英文总统在萨尔瓦多断交事件演说中的一句话。然而百年来,两岸关系何时只是两岸关系?何时又只是区域问题的一环?

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遥奉清廷的“台湾民主国”;1915年的玉井事件;1930年的雾社事件;1945年冷战结束划分东西方阵营的雅尔达会议;1947年光复后的“228事件”;1958年美苏冷战巅峰时刻的823炮战;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台断交;1992年的汪辜会谈;2014年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2018年在中美冲突升级的大背景下美国《台湾旅行法》签署生效。

当中美关系越发和谐,中国显得开放、似乎在朝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步之时,台美关系就转淡。当中国走向文革、妄图复辟的时候,台美关系就迅速升温。二战之后,决定台湾外部环境的,是美国的态度、是中国的实力、是后冷战时代的东亚与国际各方的平衡。台湾就像一叶扁舟,在这三大因素在所汇成的或明或暗的洋流里颠簸。在台湾社会已经完成了第二次政党轮替,台湾所处的十字路口,台湾所面对的十字架,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二、

回望前路,台湾何曾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是冷战对峙的台湾、是东亚格局中的台湾、是国际政治博弈中的台湾。唯一不是的,就是台湾人的台湾。百年来影响台湾的力量“猪来狗去”,台湾何时属于过台湾人自己?台湾人又何曾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我曾看到一位毕业于美国顶级学府的绿营学者的观点:“台湾未来的外交战略是在中国、亚洲大国和西方大国之间寻求动态中的折冲平衡。”真是奇哉怪也!这一百年来,台湾难道不是被动地被卷入大国之间的折冲平衡?这一百年来被动的外交困境何时竟成为了台湾未来要主动选择的外交战略?李鸿章处无奈窘境之时左右逢源的小聪明,何时被学术包装成了“外交战略”?

然而,台湾在外交关系上的被动并非是哪一个党的问题。因为从地缘的角度上讲,这是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又因为从历史的角度讲,是因为两岸没能完成这场跨度长达二百年的现代性转型造成的。所以无论是统是独,无论未来两岸关系是何种形态,当台湾岛无法像航母一样驶离南海这个地缘敏感区,或者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没有完成之时,台湾仍会被被动地被卷入大国之间的折冲平衡。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所面对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光是200年的民主转型,更是2000年帝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假设中国的未来如今天的俄罗斯,那么台湾要面对的,是一个在国家遗产(故宫国宝)、南海权益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冲突的由政治强人用民族主义所掌控的“利维坦”。如果中国的未来如今天的委内瑞拉,那么上述的“利维坦”最多不过推迟15年产生。届时台湾的境遇,确定会比车臣、比克里米亚更好?

如果中国的未来如今天的美国、韩国。统与独分歧是基于政治上的“信念”?还是基于经济中的利益?统独选择的实质是台湾的前途与方向,而台湾的前途和方向本质上是两岸问题。台湾所面临的所有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都是由两岸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所衍生的。处理好了两岸关系,才能顺势解决台湾所面对的东亚区域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国际政治博弈。无论台湾未来的选项是统一,还是独立,两岸在文化上同种同源,在地缘和经济上又相邻相融,然而双方在经济体量、军事体量上悬殊巨大。无论两岸宪政转型是否成功,抑或是统是独,这种从文化、经济还是民族主义所生成的向心力都将注定两岸在东亚格局中难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

三、

综上所述,两岸关系将长期成为台湾外交的核心问题,甚至是唯一的第一位阶的问题。台湾的外交战略既要从台湾的本位出发,又要具备东亚区域乃至全球的眼光和格局。独立不是救赎之策,统一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台湾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如何让中国变得更符合台湾的长期利益,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蓝绿统独所谓的分歧不过是两岸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案方向不同罢了。但是当我们仔细检视蓝绿两党的两岸政策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蓝绿两党都表示要“争取两岸主动权,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是全球华人典范。”但相同发言的背后,并没有实质的战略支撑,而只是不同方式的折冲平衡。蓝绿两党、台湾社会对台湾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如何争取主动并塑造出这样的中国却缺乏最基本的共识。无论是“一个中国”,还是“一边一国”所强调的都是国家主义,然而“维持现状”的主流民意,却不折不扣的是基于本土意识、地方意识。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1971年的《国是声明》、1977基于中共的威胁而出于保障人权之需要选择独立的《人权宣言》,还是民进党1988年的《417决议文》中的“四个如果”、1990年的《1007决议文》、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事实独立”说,独派人士中这几个标示性、里程碑式的文件,无不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本土主义色彩。都是从对既有事实、状态的保守,从安全需要的角度去阐述一个基于本土主义的台独主张,而非民族主义。我们也不难发现,1992年汪辜会谈的实质,是基于搁置主权、国号等政治争议,两岸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经济性的“九二共识”,而非国家主义式的解决统独问题的“九二共识”。

蓝绿两党在统独问题、国家主义上的较量,在中国所激起的恰恰是中共所赖以维生的民族主义。当港独或台独人士以民族主义来叙述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诉求时,每每皆被利用掀起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巩固中共的合法性;当以本土主义,地方主义来叙事的时候,则往往会得到民间许多的理解和认同。我有很多朋友去台湾旅游,回来诉说他对台独诉求的观念转变时,基本都是出于对台湾社会模式的艳羨,对台湾人生活的尊重而对之前所持的民族主义有反省和抛弃(能尊重和理解生活化、地方化的台独主张,但仍否认国家主义式的)。

所以,无论两岸未来最终会走向联邦(省)、邦联或者完全独立,都离不开以培育地方主义的方式来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催化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这次2018大选结果也可以说明,统一不是台湾的盼望,独立也不是台湾的方向。统独之辩也不再是选战的议题。回望中国百年来宪政转型的坎坷历程,可以说每一次转型的失败,皆源于地方主义败给了国家主义。一个地方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对于台湾的长治久安、东亚的区域稳定都是不可或缺的。

四、

面对中共政经暴风圈来袭,台湾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如果地方主义为两岸关系、外交战略上成为战略支点,那又以什么为战术性的杠杆呢?有什么实际的措施呢?杨小凯先生的《中国统一之利弊》一文,给我莫极大的启发。文中说:“若两岸一体化,则有利用形成巨大的统一市场的优势:统一技术标准、货币、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演进,以便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胜出。若两岸分治,则有利于两岸对资本的竞争,在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治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增加两岸之间展开的交易成本的竞争和制度性的对比。以限制中央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保持制度试验多样化的条件。”

以此观之,被诟病的两岸服贸协议,正是以经济上的统一市场,来实现两岸的一体化,背后的逻辑正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而若希望提高两岸的分治程度,则可以在民生主义、地方主义的逻辑下,以民生、民权议题为战术杠查,展开社会总体交易成本的对比和竞争。我们可以先来看见个案例:

1.中国持民主自由的人士来到台湾,通常的安排游览项目少不了如绿岛人权博物馆一类的景点。这增大了中国右翼对民进党的好感,同时对台独主张也抱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但这种个体性的理解很难在他们回到中国后,成为一种政治性的态度。其原因不光是政治性的风险,也囿于中国民族主义浓重的社会氛围下,表达这样的观点纯属自讨苦吃。如20年来最大的一起事涉两岸关系的人权案件——李明哲案,由于其独派背景,台湾媒体虽极力淡化其政治色彩,仅从人权的角度去关注声援。但在中国自由人士中甚至都没有引起一般性的热点。

2.大约在2008年,福建东南台开播了一个报导台湾社会新闻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其风格一般关注台湾的社会性时事,并明显地对台湾蓝营有偏坦性的报导。令中共官方始料未及的是,该节目所反应的台湾的社会风貌引起了中国民间在民生、民权、地方意识上广泛的共鸣。最后被民族主义色彩沉重,一味挑拨民族情绪的《军情直播间》所取代。

3.因浙江基督教教案被打压的张凯律师,在中国毒疫苗事件的舆论风口,写了一篇回顾当年代理疫苗案件的小文章。24小时之内(后文章被封)收获的微信打赏高达140万元。

4.美国大使馆在其网络平台上公布PM2.5的监测数据,让PM2.5一词进入公众视野。由于公布数据的持续性,引爆了整个空气质量的舆论风暴。在此过程中的外交博弈和舆论并没有激进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结。不光查询美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成为民众每天的生活,也直接地在中国民间竖立起了美国政府的价值观和公信力。增加了民众对美国的认同度。反观日本,虽然在这30年中,在经济、疫苗等领域支持巨大,但这些支持并没有在中国民间赢得足够的认知和了解。故此被操弄的仇日情绪,依然适时地成为给中共加分的选题。

2018年,中共于内经济减速,民怨日沸;于外四处竖敌、贸易碰壁,中国模式在腾飞30年之后渐成忧于内政,困于外交之颓势。官民之间,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缺口日益尖锐。进而又开始依靠闭关锁国,煽动民族主义来巩固其合法性。而欧美国家逐渐回归保守主义,在东亚、国际关系上与中国摩擦升级。中美关系、台美关系。似乎又显现出了如同1945年、如同1979年的格局。台湾再一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若以民生、民权议题作为战术性的杠杆,则两岸间有诸多议题可以在贸易冲突的大背景下进行对比和竞争。例如:成品油价格、高速公路的维护成本与收益机制、药品、食品以台湾的安全标准进行质量检测;司法、医疗、教育等专业人士应有的职业尊严和行业自治。司法独立、新闻独立、行政中立制度下的基层公务员的基本权利和职业尊严(避免官员跳楼);政府的教育投入、官员财产公示、台湾新闻传媒业进入中国、台湾的银行业、保险业、进入中国的垄断性行业、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权力边界、医疗保险运转机制、社会保险运转机制、各级别议会的作用、议员的工作范围。这些立足于地方主义的民生、民权议题,于台湾可能已经非常的成熟,但对于中国民众还非常的新鲜。对民间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恐怕也只限于一知半解的专业性研究。这些议题,都可如“PM2.5事件”一样,成为一系列打动每一个中层阶级灵魂的有温度和关怀的文宣——

地方主义的兴起,地方自治、民生、民权议题的舆论效应,将遏制中国政府对内的高压以及对外的扩张,挤压其可操弄、腾挪空间;使中央政府恶性攫取社会资源能力枯竭;我相信这样的局面,不论蓝绿都应该是乐见其成的。在今天台湾众多高校因生源不足而面临停办之际,这些师资足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进行展开上述的议题。至于费用,我相信不用花费台湾纳税人的钱,因为台湾不光可以承接、移植被中国政府打压、驱逐出境的涉外NGO的各种项目。我们从张凯律师一篇文章一天140万的打赏中,更不难看到这几年中国民间对公共议题的需求和支付能力。

最后,用一个故事作为结束吧。

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天下,而向众旧国贵族融资。承诺恢复周制,之后确也如约裂土分王、划地封侯,虽鼎定了江山格局,却也埋下了“腿肚子大如腰,脚趾头大如股”的祸根,弄得汉高祖在疲于平叛中渡过余生,最终还送了性命。虽然灭了异姓王侯,把封国给了刘氏子孙,然姓虽可改,各封国春秋争霸威胁皇帝的局面,却丝毫未变,贾谊在《治安策》中为此哭了六次,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爱哭的名声。

贾谊不愧是一代才子,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多封些诸侯,把大诸侯变成小诸侯。国小了,安居有余,争霸不足,可保天下太平。遗憾的是他生不逢君,汉文帝以德治天下,其温良恭俭让绝不输给马英九,绝不是个能裁抑诸侯的人。吴王不臣,文帝姑息;大臣贪腐,文帝养奸。如此仁爱孝悌,虽使时局免于土崩,却把国家推向瓦解。可见,治理国家,只用怀柔不行。

接力棒传到了汉景帝,晁错成了第二个贾谊,汉王朝拖着病体又走到了十字路口。这次打着国家安全、汉朝前途的旗号下决心动真格,找了个茬儿削了几个王的藩。正在议论削吴王的时候,吴王策动七个诸侯王反了,文宣口号是“清君侧,诛晃错”。这就是《汉书》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后来晁错丢了脑袋,七个诸侯也丢了口号。叛乱虽平,但“脚趾头大如股”却更难治了。可见,治理国家,如陈水扁一样简单粗暴会逼出大乱子,更不行。

最后解决问题的是汉武帝,这是位刚柔并济、文治武功的英主。谋士主父偃是第三个贾谊,他有个诊断:“诸候势大,坐视则沉痾愈深,裁抑则怀怨生乱。单用一法皆不对症。”后来主父偃给出的处方是有加有减、刚柔并济的混合药剂——《推恩令》。简单来说,在推恩令之前诸侯王的继承人只有嫡长子一个,封国可以完整的继承。但推恩令之后,所有子嗣都可以继承,再大的封国也会越分越小,而被封者皆感皇恩,这叫推恩。诸侯王再想清君侧,既打不出喷嚏,也挑不起民族主义。这样不用朝廷出手削,诸侯势力就分散了,这叫散势。“推恩是怀柔,散势是裁抑。以退为进,果然是条妙计。这个困扰几届总统的大难题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解决了。

回头望是为了前方的盼望。若单单只是回头望,那么只会看到亚细亚孤儿满身的伤痕,悲情城市无尽的泪水。但若单单只是理想、只是前方,那么又容易在这一百年的漂泊里,在统与独的争闹中继续迷航。在汉朝的十字路口,不只有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中华民国的十字路口,也不会只有马英九和陈水扁——

台湾向前行,台湾一定赢!

民报2018-11-26

阅读次数:1,051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