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以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为主题的一次学术会议的集体成果。这一会议由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社会转型(中国) 研究院联合主办，于2013年6月在风景宜人的澳大利亚悉尼市举行。收集在此书中的论文，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其一是对社会思潮的分析，其二是对转型路径的研究，其三是对重要人物的探讨。论文作者来自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既有探求真知的学术真诚，也有抗暴济世的道义承担和扶危救弱的社会关怀。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这些年来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的宪政转型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过去的五年，中国又走了一段大弯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极权主义思想及体制的回潮。极权主义回潮将中国社会、政治带到与正常预期及时代潮流相反的方向，确实让世人大失所望，甚至动摇了我们让这些体现着当年的热望与纠结的论文结集出版的信心。我们现在终于下决心让这部论文集问世，固然是因为这些文章毕竟记录了当年弥漫朝野的期待，本身具有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经过五年黑暗的倒退，中国政局又展现新的转机，中国又在形成凝聚宪政转型共识的契机，我们当年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严肃思考仍然具有贴切的现实意义。
极权主义回潮的三大表现
2012年到2013年中共政权换届期间国人的乐观期待，既包含着人们的善良愿望，也体现在当时中国所出现的政治变革和宪政转型机遇窗口。当时，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和官府的维稳体制之对峙陷入僵局。[1]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削弱法治、复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受到自由主义知识界和当年开明派的共同抵制而败北；由周永康主导的暴力维稳导致天怒人怨，因而这股顽固的维稳力量在政治上失势。薄熙来、周永康的倒台，朝野上下渴求宪政法治。2013年6月，笑蜀、张千帆、苏小玲、冯崇义、杨恒均等，从现代公民的角度发起“公民宪政共识”联署，列数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公权力失范的种种祸害、呼吁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构建维护公民权利和尊严的宪政秩序、共同制定中国宪政转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批联署公民名流一百多人横跨跨社会各界，其代表性人物以自由主义宪政派为主干，社会主义宪政派及儒家宪政派也积极加盟。[2]同年八月，在牛津大学参加“当代中国的基督教信仰和思潮”的二十八位自称“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达成“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宣示“以人民的认可为权力的来源”、“公平正义”以及“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等几个符合宪政精神的底线性原则。[3]当时朝野上下推进中国朝健康方向发展的愿望，也曲折地体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是，习近平站稳脚跟之后，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迅速向后复辟极权主义，击碎了宪政转型的共识、打断了朝野互动的势头。
极权主义政权是人类源远流长的专制主义统治在现代世界的翻新和集成。它首先由共产党人1918年在俄国创制，接着被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人和德国的纳粹党人复制，一度席卷东西两半球。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人就已经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三大要素来相当准确地概括了极权政权的基本特征。极权主义政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更完备地概括为如下八个方面。[4]第一，通过消灭政治反对派而建立和维持的一党专政。在这个党权至上的党国体制中，有一个组织严密等级森严而渗透整个社会的专政党，高踞于国家、政府、社会和法律之上，不经公民投票授权而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并且穷凶极恶地消灭能够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反对派组织。第二，通过取缔一切私营独立媒体、以言治罪的暴力强制、党国宣传机器的灌输洗脑和登峰造极的愚民政策，建立起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使专政党的教义成为全民的政治信仰，使党国得以动员失去独立意识和正常心智的“全体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党国政治的互害运动。第三，依靠言论管控、宣传谎言，制造对专政党领袖的个人崇拜，使一党专政与领袖独裁合二而一，赋予党国最高领袖终身任职、随心所欲和对民众及同僚的生杀予夺之特权。第四，推行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清洗，依据党国的政治标准和领袖的政治需要不断地选定和制造各式各样的“敌人”进行暴力镇压。第五，将军队和警察变成专政党的专政工具，打压政治异议人士和公民社会，并且侵入私人空间，对全民实行公开和秘密的双重监控，在整个社会制造无所不在、深入骨髓的恐惧。第六，通过干部任命制和统战制度控制一切组织资源，由专政党依据政治忠诚和亲疏关系来任免和管理所有干部。第七，通过“官府所有制”（名义上的“公有制”）或经济统制形成党国对经济资源的垄断，控制国民生计。第八，将教育、文化和艺术置于党政机关、宣传机器和警察部门直接管理之下，全面控制国民的精神生活。
极权主义政权在俄国和中国的寿命特别长久，正与俄、中两国漫长的专制传统相对称。因为有中国两千多年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传统的铺垫，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在中国得到了最完备的发展，并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极权主义的顶峰。[5]好在物极必反，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文革”的结束，中国进入了后极权社会。这种转变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随着个人迷信的倒塌、共产主义信仰的崩溃和意识形态狂热的消退，极权控制在合法性危机中发生衰变和弱化，变得松弛疲软、力不从心；另一个层面是中共统治者为了转危为安、挽回民心、休养生息，主动推行“改革开放”，给个人自主、市场经济、国际交流、“思想解放”等文明因素出让部分空间。这样一来，领袖独裁为“集体领导”所取代，干部终身制为任期制和退休制度所代替，在人民公社的废墟上形成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和自主经营，在国有企业的“体制外”长出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党国政权体系的“体制外”出现了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萌芽，“舆论一律”的党媒官媒受到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的挑战，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古今中外各种思想信仰的多元世界所打破。还应该指出，从政权类型的角度说，后极权主义政权和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政权，仍然存在本质的差别，如下面的表格所示。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后极权主义政权对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发生松动和裂变而呈现半多元状态，但在政治领域还维持着一元化控制，尽管这种控制未必向极权主义时期那样密不透风、铁板一块。[6]
表格一 极权、后极权、威权和宪政民主四种政权类型
苏联东欧各个共产主义党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极权到民主的转型。在极权魔王斯大林1953年离世之后，苏联东欧各就从极权主义政权弱化为后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以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都出现半多元因素。继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苏东波”中，实现民主转型或演化为威权主义政权。1976年毛泽东离世之后，中国社会也是朝着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以及自由民主法治的大方向演化，尽管这种演化相当艰难曲折。为令世人始料未及的是，2013年习近平入承大宝以来，中国出现了极权主义回潮。习近平及其跟班们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妄图彻底逆转中华民族之时运，将中国从后极权主义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主义社会。
有些论者激愤于中共党国的胡作非为，使用“新极权”的概念来概括当前中国政权。[7]笔者认为，当下中共政权或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并没有超出极权或后极权的范畴，没有资格构成一种新的政权类型，没有必要使用“新极权”这一模糊概念来描述。[8]而且，将当前中国政权定义为“新极权”，夸大了它的创新能力和稳定性。即便是一党专政与半市场经济相结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都实行过，尽管原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没有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极权主义回潮的主要表现，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文革”结束之后，深受个人迷信和毛泽东领袖专制之祸害的普通民众和中共统治集团，总结经验教训，曾经努力在制度上防范毛泽东之类的混世魔王再次君临天下。这种努力的具体成果，就是在思想上批判个人迷信的蒙昧主义，并在制度上确立“集体领导”体制，将“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作为一个原则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政的胡耀邦、赵紫阳不但对“集体领导”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抵制对领导人的宣传吹捧，而且努力推进通向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遗憾的是当时中共为了党派私利，没有深入揭批毛泽东的罪错，没有像苏联彻底否定斯大林那样彻底否定毛泽东，为个人独裁的卷土重来留下隐患。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邓小平拍板六四屠城及此后一段时间内，自称“第二代核心”，并且宣称他在党国大事上“说了算”，表明个人专权再次抬头。但是，邓小平从未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只是行使非正式权力来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且一直受到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同辈领导人的有效掣肘。江泽民、胡锦涛担任中共一把手时，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推行个人崇拜，世人都认为中国的强人政治时代已经结束。习近平颠覆“集体领导”体制而重建领袖独裁，朝野上下都始料未及。胡锦涛选择“裸退”，习近平无功受禄而全面接受党、政、军最高职务，本应心满意足。他接任时还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王立军事件使习近平最大的竞争对手薄熙来意外倒台，二是一场神秘的车祸使习近平得以极为顺利地从权倾一时的中办主任令计划手中夺得中央禁卫军的军权。但是，习近平得寸进尺，迅速设立十几个领导小组及委员会并自任组长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继而制定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职等等新“规矩”，提出不伦不类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并写进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但拉开他和其他同僚的距离，而且要求党政军官员对领袖的“绝对忠诚”、以党纪国法来禁止和惩罚他人“妄议中央”。他还借反腐拿下郭伯雄、徐才厚等军头、强化对中央军委的控制权。最后运作他的跟班表忠劝进，将他的名字写进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彻底颠覆了“集体领导”原则，霸王硬上弓而成为货真价实的独裁者。而且，他通过 “大撒币”， 挥霍民脂民膏买到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机会，大言不惭地宣告要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指明方向并提供智慧和方向，那种得意忘形、飘飘然不可一世的意淫，足可促使世人回味当年“大独裁者”希特勒和毛伟人对“小小寰球”的不屑。
伴随着领袖体制回归的是令人恶心的个人崇拜造势和酷吏们无法无天的作恶邀宠。“楚王好细腰、宫中有饿殍”，这是专制政治的经典标配。当习近平露出专制领袖的狼子野心，立即引来奴才跟班们心领神会的颂圣献媚。从栗战书、王沪宁、丁薛祥、黄坤明等内廷心腹幕僚，到蔡奇、陈敏尔、刘奇、陈全国、李鸿忠等地方宠臣部属，都纷纷借助其权力平台及国家宣传机器给主子涂脂抹粉，甚至给主子献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绞索。国家媒体对习近平的宣传，“人民领袖”、“伟大舵手”之类的称号相继出笼，调门直逼当年吹捧毛泽东的“四个伟大”。党国媒体对习近平的集中宣传，直追当年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党国滥印习近平论述“治国理政”的著作，印数已超过当年的毛选。那些献给习近平的颂扬歌曲，甚至比当年献给毛泽东的颂扬歌曲还要赤裸和肉麻，诸如《平易近人》、《东方又红》、《拥护咱们的习近平》、《习大大爱着彭麻麻》、《要嫁就嫁习大大》、《全民偶像习大大》等。与对习近平的肉麻吹捧相互配合的是对异端的残酷打压。领袖体制全面激活极权党国的镇压机制，专政机关及其他党政机关的酷吏得到主子的暗示、鼓舞和撑腰，汲汲于将宪政民主的萌芽斩草除根，为保权保位或升官晋职肆无忌惮地作恶邀功，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事业的志士仁人以及不幸成为党国打击对象的各类无辜公民都遭殃受害。
其二，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其理想部分也早已堕落成为诱惑世人作恶的谎言和共产党统治集团铲除异己的借口。后极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犬儒主义在统治集团中盛行，党国统治者除了权力和利益，什么都不信。习近平接手的党国意识形态是“马列毛邓三科”，“马列毛”务虚，“邓三科”为实。当时党内对他的期待是，继续淡化与党国资本主义现实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目标和“马列毛”正统，以在理论上捉襟见肘却又在时效上立竿见影的“邓三科”为治国理政的具体指导。但是，习近平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在意识形态上也要“大有作为”。习近平教育缺失、学养不足、理论贫乏，因而在理论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所建树。他所喋喋不休的“两个一百年”、“三个自信”（后来又追补成“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都不过是拾人牙慧、东拼西凑的低廉口号。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战绩”，是复辟专政话语、公开向普世价值宣战，对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积累的进步成果蛮横“亮剑”，为一统江湖而砍杀得血肉横飞。习近平重建党国意识形态一统江湖的整体思路和部署，最集中地体现于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4月22日发布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9号文件”）和习近平于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8·19讲话”）。[9]习近平及其跟班们在思想文化领域重提阶级斗争，高密度使用军事暴力语言，将“全面系统”的思想管制覆盖整个宣传系统和教育系统，一大批学者、记者和民间意见领袖在严酷的思想整肃中受到围剿迫害，“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司法独立”等等都成了全面封杀的敏感词，封杀一切质疑专制权力的声音。人是观念的载体，人内在地具有何种观念，就会有何种行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具备人权民主观念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对宪政民主的追求蔚然成风。各类“专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随着党国意识形态的衰颓而逐步丧失镇压意志，羞于作恶和“干脏话”而对异议人士手下留情。要清除中国社会追求宪政民主的力量、打断中国宪政转型的历史进程，当然就要激活已经衰败松弛的专政观念、特别是各类“专政机关”中那些党国打手帮凶的专政观念和迫害意志。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是党国极权绞肉机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党国意识形态那些似是而非的诡诈说辞和崇高话语，再度使“广大干部群众”在迫害无辜或相互残害时理直气壮，也在极权暴政淫威中再度彻底毒化社会环境和风气。
其三，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政治体制。习近平登基之后，不断重弹“党领导一切”的党国老调，公开给“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等软化党权的提法判处死刑，连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律师事务所以及民间组织也通过全面建立党组织等方式加强控制。习近平当局几年来乱政祸国的罪行罄竹难书，而最大的罪行在于为恢复党国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全面摧残公民社会。[10]现代意义的中国公民社会，诞生于晚清，在中华民国时期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成果，被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连根拔除。随着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从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的转变，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先驱者们成立了一批游离于党国政权体系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种学会、研究会、专业协会和名目繁多的各种社团，宣告了公民社会组织在后极权中国卷土重来。在习近平登基的时候，根据《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个门类）共有49.9万个。[11]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学者们依据问卷调查等数据普遍认为，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社会组织”到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按照这个比例，当时中国“社会组织”的总数可达大约五百万个、蔚为壮观。当然，这些“社会组织”的基本状况是合法的不独立，独立的不合法。但是，那些独立于党国政权体系的草根民间团体及民间领袖的大量存在，毕竟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复兴。
20世纪80年代死而复生的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在不利的政治法律框架中与后极权党国进行艰难的博弈和较量。1989年之后形成的党国“维稳体制”，主要针对的正是公民社会。从1989年邓小平喊出“稳定压倒一切”，到1998年江泽民提出“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再到胡锦涛当政期间周永康所推行的“从源头上治理”，党国对公民社会的防范和打压连绵不断。不过，在江、胡时期，党国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基本上是对公民维权运动做被动式的回应。而且，党国当时的重点是与西方世界搞好关系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很在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尚没有明目张胆地公然挑战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因而，中国公民社会在当时与党国的博弈中仍然有所发展，包括法律援助类民间组织、环保类民间组织、基督教家庭教会等等都在持续不断地拓展空间。特别是互联网迅猛发展，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载体，承担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在信息传播、造就民间意见领袖、协调共同行动等方面的主要功能，为中国从后极权主义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使强力部门对言论的事前审查力不从心，也使人类生产和传播思想和知识的场所发生了大迁移，大学、研究院和学术书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互联网取代专业刊物而成为新观点、新知识的前沿阵地。在互联网这个公共空间，公众的自愿参加、自主交往、自由表达、理性辩论和理性交流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当代世界威权主义政权以及残存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政权的克星。正是借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众媒体，中国公众实现了集主体和客体为一身的相互启蒙。在这种相互激荡的思想启蒙中，网民们的自由民主思想突飞猛进，热心政治的大部分中国网民，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人权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公民主权意识。越来越多的网民对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形成了共识，认定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宪政民主。
习近平登基以来，为堵死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通道、确保中共的统治不受正面挑战，对中国公民社会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摧残。与江、胡时期打压公民社会的防御态势相比，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有进攻性、系统性和毁灭性三大特点。习近平对公民社会采取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对，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红二代”、“宗社党”的坐江山、保江山心态。他们自以为最有资格掌权、用权，对政权存继的现实威胁和潜在危险四面出击。习近平团队对公民社会进行系统性打击，是因为他们认为江、胡时期常委之间各管一滩、零敲碎打，未能有效阻遏公民社会的稳步发展。习近平组建了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统领一切专政机构和控制机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全方位地从立法、执法、宣传等各个方面统一行动，围剿公民社会。以立法为例，这几年密锣紧鼓地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国家安全法律，诸如《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使惩治公民社会的恶法骤然增加，系统地将形形色色的政治迫害合法化，系统地给公、检、法和秘密警察（特务机构）授权作恶，使他们在打击公民社会时更加“有法可依”、更加肆无忌惮。习近平所领导的凶狠围剿，对中国公民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各路人马，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维权律师、草根维权人士，都备受摧残；那些有一定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全军覆没；倡导民主法治的公共知识分子，被彻底污名化、边缘化和原子化。中国公民社会所依托的互联网，在习近平发动和领导的“清网”运动中受到的摧残同样惨不忍睹。活跃于网络的自由派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几乎无一漏网被列为打击对象和封杀对象，被销号、被警告、被传唤、被失踪、被刑拘、被抓捕；政治评论和思想启蒙类博客和微博，或者被关闭，或者被迫归顺；门户和商业网站的思想和评论类栏目被取消，数以万计的网站被关闭；连与微博的“思想广场”效应相比之下只有“私人客厅”功能的微信群，只要涉及“敏感”话题，被关闭也如家常便饭。习近平摧残公民社会的魔掌也伸到了香港，香港素来发达的独立媒体和书报市场在习近平的围剿和扫荡下几乎遭逢灭顶之灾。
促成中国极权主义回潮的四种因素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四十年后极权社会的松动，经历了四十年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三大潮流的冲击和洗礼，何以会出现极权主义的复辟回潮？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又摊上极权主义的回潮劫难，有个人、体制、社会等方面的多重缘由。就其荦荦大端，可以列出如下四种重要因素：第一，习近平的权力欲与独裁野心；第二，尚未被拆解的极权主义党国机器；第三，红二代顽固势力的反扑；第四，带毒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
我将个人因素列在第一，是要凸显其重要性。由于有太多不确定性变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轨迹没有必然性，没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而只有趋势和概率。处于关键位置的关键人物或关键人群所做的主观选择，有时会在一定时期内决定某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极权主义者毛泽东，将中国锁定在极权主义的轨道上达30年之久。毛泽东离世之后，党国无人可定于一尊。继位的华国锋一方面“抓纲治国”，一方面尝试改弦更张，中国在“凡是派”、“还原派”和“实践派”的竞争中进入后极权时代。再后来是胡耀邦的“拨乱反正”和赵紫阳的“改革开放”，中国卷入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三大潮流。1989年“六四”屠城之后，邓小平自封“第二代核心”而转向“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拐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杂交、国家主义与经济主义结盟的弯道。沿着邓小平指定的方向，江泽民主张“三个代表”和“闷声发大财”，胡锦涛主张“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不折腾”。如果接棒最高权力的中共领导人是个温和派，则萧规曹随，维稳体制或会在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冲击下日渐衰落。这种政治演化的自然逻辑，是在后极权的持续衰落和无奈中走向宪政转型。然而，这种进程被打断了， 因为中共的最高权力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习近平这个颟顸顽劣而又要“大有作为”的极权主义者手中。
习近平本是资质平平无奇、正规教育缺失、政绩乏善可陈的平庸官员。对独裁者的造神把戏，通常都会渲染该人如何自幼聪敏过人、品学兼优，大概是习近平的读书经历实在过于灰溜溜，党国宣传机构或习的跟班都避谈他的求学生涯。在入承大宝之前，习的官宦生涯同样没有拿得上台面的亮点或过人之处。他甚至对爬上最高位置大概也没有奢望，在担任地方官员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排女儿赴美留学、支持姐弟办理移民，都是普通官员们的常规动作和套路，表明他没有问鼎大位的预谋和期待。但是，在他阴差阳错地成为储君并顺利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后，权欲和野心立马膨胀爆棚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有人依据习近平粗暴、蛮横、强势、虚荣、狭隘、多疑、质朴等性格特征判断习近平偏好极权主义制度而排斥宪政转型。[12]习近平的这些性格特征与有人从薄熙来身上总结出来“极权人格”只是表达不同而已，包括偏爱民粹、蔑视人权、逞强好斗、睚眦必报、权欲熏心、心狠手辣、好大喜功。[13]也有人从毛泽东的精神传承和习近平的性格扭曲这个角度洞察习近平的“教父梦”和“红色帝国梦”。[14]的确，习近平具有典型的极权主义人格和极权主义理念。他在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极权主义人格和理念根深蒂固，没有在中国后极权时期通过“再社会化”而改变，而且在成年之后不断追求权力的官宦生涯中变本加厉。习近平由极权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所形成极权人格、残缺的知识结构、专制的价值理念和狭隘的党国情结，一旦大权在握，只能给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灾难。[15]
一心想当中兴之主而嗜权如命的习近平，在上位以来处处都展现极权主义者的本性。他向往“定于一尊”的小格局，排斥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的大格局，给走向宪政转型的中国带来新的折腾。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愚蠢低能、祸国殃民、内外交困，而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权术则得心应手、炉火纯青。毛泽东一生都装扮英明，但他在带领中共夺取江山的过程中确实展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习近平处理内政外交时模仿毛泽东而装扮出来的“雄才大略”，正像他通过背书单来装扮“博览群书”一样成为笑料。然而，习近平在翦除异己、霸道集权方面，则得寸进尺、所向披靡。[16]习近平能够迅速做到大权独揽，固然是因为他的政治对手们患得患失、窝囊懦弱，不愿或不敢与他玩命，以及对因为对党国的留恋而逆来顺受。但是，也不可小觑习近平的权谋与残忍。习近平施展极权权术，一方面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在曾庆红与王岐山之间玩平衡，对他们亲信下属各个击破；另一方面通过选择性反腐的霹雳手段，在党、政军上层进行政治清洗，迫不及待、肆无忌惮地全面将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都抓到手中。他在第一个任期内与王岐山结盟，通过中纪委无法无天的选择性反腐，大规模清洗党、政、军中的异己并整人立威。与此同时，习近平将赤裸裸的山头主义推向顶峰，明目张胆地重用心腹跟班，提拔张又侠、魏凤和、李作成、苗华、韩卫国、丁来杭、钟绍军、王春宁等执掌兵权；提拔栗战书、丁薛祥、王少军等执掌禁卫军的；提拔王宁、王小洪等掌控武警和公安；提拔蔡奇、陈敏尔、李强、应勇、李希、刘奇等担任封疆大吏；再加上指派陈希打理组织系统、指派黄坤明打理宣传系统、以及在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自己的人马占据多数，在权力顶层成功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团团伙伙”。有了这个团伙的抬轿吹捧，习近平便欺世盗名，装扮原教旨信仰、装扮雄才大略、装扮铁腕强人、装扮亲民领袖，飘飘然以人民和国家的名义、以实现某种宏大使命和乌托邦的名义滥施恶政。[17]而且，习近平还动用整个党国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厚颜无耻地集中宣传他个人，大量出版他的各种著作，恢复“领袖”、“统帅”、“舵手”等称号及种种不堪入耳的谀词滥调以及“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之类的表忠口号，并以影视、歌曲、画像、雕像、标语、等在“文革”时期盛行的各种形式，肉麻而滑稽地制造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第二个因素是党国机器和极权统治机制。[18]后极权中国仍然在政治上保留着极权党国的专政机器和统治机制，为习近平复辟极权主义提供了制度条件。他上台之后，正是全面重新激活那些已经松弛的党国极权机制而集中权力、祸国殃民。共产主义极权党国发展出一整套关于群众、党、领袖之间关系的说辞，从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的黑帮纪律。这种说辞和纪律非常有利于领袖专权，当领袖发威而胡作非为、为所欲为时，同僚们除了政变之外便束手无策。共产主义极权党国不仅有干部委任制为最高领袖任用亲信、结党营私提供方便，而且它所建立起来的特务制度和政治清洗，一旦被最高领袖启动，就会成为残忍无道的绞肉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专制政治下各级官员官场游戏的生动写照。一当最高领袖刚愎自用、专权乱政，部属们便竞相投其所好、邀功争宠。特别是中纪委、政法委、政治警察等专政系统的酷吏打手，在授权作恶机制全面启动之后，便像打了鸡血一样滥用权力、积极表现，争取立功晋升，也满足权力欲和迫害人的快感。
第三个因素是红二代顽固势力的反扑。[19]红二代这一概念有两个不同含义和指称。第一个是生物学和血缘上的含义，也就是广义上的红二代，指1949年前参加中共而有功于中共夺权的那些人所有后裔及其配偶。开国之前参加“打江山”的父辈是红一代，其子女便是红二代。第二个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也就是狭义上的红二代，指的是那些党国“功臣”的后裔们由利益纽带和价值理念形成的特定政治派系。他们在价值理念上标榜共产主义正统，认同“确保红色江山万年红”的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认同集体世袭党国权力的血统论。严格意义上的红二代体现在价值理念层面， 也就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红色基因”、“教育纯正”和“思想纯正”。当然，他们对“思想纯正”的定义并不一致，大部分将“马列毛”和“邓三科”都视为纯正，更加原教旨的一小部分则将“邓三科”排除在外，只认“马列毛”为纯正。[20]我主要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红二代这一概念。生物学意义的红二代，内部差异很大，甚至于针锋相对。其中不乏紧跟时代潮流超越自我的有识之士，努力走出党国阴影而拥抱宪政民主，比如胡德平、胡德华兄弟和戴晴、高瑜等为民请命的媒体人。也有前些年汇聚于博源基金会的秦晓、何迪、陈小鲁诸人，举着追求“现代性”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旗号拥抱现代理性和资本主义文明。我所说的红二代顽固势力，除了与中共建政那一代中共党人具有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政治派系以其红色家庭出身为政治资本、以红色江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将统治特权视为天经地义、将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视为历史使命。红二代最具本质性的标识，正是父辈“打江山”他们“保江山”的“江山意识”。
中共红二代作为政治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始于1991年9月9日以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名义向中共元老提交的一份报告，题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21]苏共顽固势力孤注一掷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的政变，不但没能挽救苏联帝国，而且直接导致苏共于1991年8月24日和平解体。这一事变可谓天崩地裂，对中共领导层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苏共解体还不到20天，中共红二代《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就出台了。这份报告的要点有三个。第一，它判断“苏联事变主要是对中国造成巨大意识形态的深远冲击，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内尚不会有致命影响，不会出现大乱”。因而它建议中共要沉着应变，稳住阵脚、保住政权。第二，它提出要将民族主义揉进原教旨共产主义，借助“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来强化中共的意识形态，并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中共的紧迫任务是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就是要有旗帜鲜明的统治者意识，而不是像革命党那样迎合民众的“革命”要求、热衷“群众运动”。它借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话，特别强调：“统治者为满足群众情绪而发动的改革，常常会成为革命的先导，因为群众这时想到的并不是统治者的善良愿望，而是统治者的软弱可欺”。当时坊间将这份报告称为“太子党政治纲领”，它确实体现了红二代的基本思路。
曾庆红、刘源、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俞正声等红二代骨干，正是在苏东剧变和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并全面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之后跻身中共权力中枢。红二代在当下党国的权力格局中身居要津，有结构性根源。中共党国奉行政治忠诚优先的干部路线，再加上专制传统中的世袭观念，使红二代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优势。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陈云等人在震惊之余，更明确提出极为自私的方略和部署，向他们的后代交班以保住红色江山。这种方略和部署，使得红二代在党、政、军及其央企国企中纷纷上位、占据要津，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这些红二代的“忧患意识”，不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在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摆脱一党专政的魔咒，脱胎换骨而完成现代化的伟业，跻身人类大家庭的正常成员。恰恰相反，他们最大的忧惧是“江山易姓”，是中国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他们的最大的心愿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然崩塌、觉醒的中国人民渴求人权民主的历史条件下守住风雨飘摇的党国江山和统治特权。习近平能够在政治角逐中入承大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二代已经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强烈要求接班掌权。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能凭借“重庆模式”在中国政坛掀起排空巨浪，显然有朝野上下红二代的紧密配合。令世人欷歔的是，这些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摇旗呐喊的红二代，奉行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处世规则，在薄熙来落马、习近平登基之后又大张旗鼓地为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吆喝助威。
早在2011年1月，由清一色红二代组成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就以公开信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向即将接班的习近平进言，“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后来基本上被习近平采纳的建议，比如“群众路线是我党制胜的法宝，……也是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最基本的工作原则”；“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实行全国公民安全信誉记录，启用身份证数字技术功能，为每一个人建立法制备案”。[22]也是在习近平接班之前，刘源的心腹、同是红二代的张木生就已狂妄地指责在位的胡锦涛、温家宝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并且扬言“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 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23]他们抱有国家主子的心态，认为他们作为长大成人的少东家才真正有资格掌权来守护“党的家业”，而寒门出身的胡、温等人只不过是打工的管家、甚至只是店小二。习近平登基不久，由原国防部长秦基伟的儿子、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秦天牵头撰稿和编导，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军事科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等单位于2013年6月联合推出的90多分钟的宣传片《较量无声》，充分体现了红二代对习近平的殷切期待以及他们的霸气、杀气、戾气和痞气。它指责失去政权的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因而导致苏联解体；它指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施行“政治转基因”的战略，在政治、文化、思想、组织社会五条战线上全面渗透，试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共政权；它还指桑骂槐，暗示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放松了政治警惕，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得以用拉拢、收买、威胁、策反等手段将诸多中国官员及学者培植为代言人。因此，他们要求将治国理政的重心放在防止“和平演变”，实际上是要复制毛泽东时代的“反修防修”。[24]
习近平登基以来，正是沿着红二代的思路重整朝纲，力图通过扶植“红色基因”和“铁腕反腐”来重塑中共政权合法性。习近平所倚重的智囊，正是红二代顽固派2014年8月所组建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习近平当局严厉打压红二代开明派组建的博源基金会，可谓冰火两重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主心骨，是其理事长孔丹。孔丹非常在乎他的红二代身份，2013年6月出版《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讲述他的红色家庭出身和经历。其父孔原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是延安情报系统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建政后官至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其母许明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供职，中共建政后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周恩来的秘书。孔丹在就读红二代荟集的北京四中就已是北京第一批中学生中共党员。1966年8月发起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并担任主要负责人，与其他红二代红卫兵一起保护他们的父母，并宣扬血统论，竭力将文化大革命限定于对“黑五类”的打击。在改革开放时代，孔丹长期在光大集团、中信集团等关键国企担任要职，直到2010年12月在中信集团董事长任上退休。孔丹主导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所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以配合习近平的“中国梦”。其研究团队几乎囊括学界所有左派当红明星，诸如文史哲领域的甘阳、刘小枫、汪晖、韩毓海， 经济学界的王小强、陈平、崔之元、温铁军，政治学界的王绍光、张维为、房宁、潘维，法学界的苏力、赵晓力、强世功，社会学界的马戎、黄平、曹锦清，传播学界的李希光、王维佳、吕新雨、刘瑞生，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的罗援、金一南、乔良、王湘穗、何新，等等。[25]他们的研究报告可以直达习办，孔丹可以随时面圣，面通报世情、禀报心得、献计献策。值得玩味的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所网罗研究人马，很多人当年曾是投奔薄熙来的门客。[26]
第四个因素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朱学勤将“病态民族主义”（或“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起称为现代中国的两个精神“病灶”。[27]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两种威力无比的意识形态，都诉诸国民公意、同仇敌忾、大众情绪、家国情怀、合群冲动、集体荣誉和对民众的广泛动员。当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nation-state）是人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最重要的组织，民族归属感和民族主义的盛行在所难免。但是，民族主义以民族群体为出发点，遵从区别于“他者”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在地包含着一些危险倾向，比如因为追求本族本群的优势而敌视其他民族、因为强调民族群体的利益而侵犯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因为民族偏见而阻碍人类文明成果的正常传播和交流，等等。而且，健康的民族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一旦跨越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价值，民族主义既在内政中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也会轻而易举地滑向排外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所造成的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主要民族的非理性厮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都是病态民族主义惹的祸。[28]民粹主义则是强调平民的利益和美德的一种模糊思潮，一方面断言“纯洁的平民”与“腐败的精英”的对立，另一方面又依靠亲民的政治领袖来体现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意志。民粹主义的盛行往往导致善于作亲民秀和蛊惑人心的政治野心家制造民意、煽动反智，并且利用民众的盲从来打击温和、理性的力量。 当今中共统治当局，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利用中华民族因为近现代中国的“百年屈辱”而积淀的仇外心理和工业化时期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利用由普遍的腐败造成的仇官仇富心理，相当成功地操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来服务于它的专制主义统治，并导致当下中国的的极权主义回潮。
党国行将终结于红二代
刚愎自用的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顺风顺水，通过中共十九大的认可而达到顶峰，一统江湖、一言九鼎。但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习近平的铁杆拥趸是红二代顽固势力，他们的影响力正是在此时达到顶点而开始走下坡路。但是，中国党国没有形成能够接盘的红三代接班团队。“打江山”的红一代有足够的机会和能量，相当程度上让他们的后代集体接班。无功受禄而“坐江山”的红二代，则不再有这样的机会和能量。红二代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封闭环境下接受红色教育，形成带有“红色基因”的思想文化传承和人脉关系。他们的后代则不再有那样的环境氛围，也不再稀罕那种“思想纯正”和太多规矩拘束的党国体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寒门的其他社会力量对世袭特权的憎恶日积月累，根本不能容忍国家政权以世袭的方式落入红三代手中。2015年乔木借助鲁迅的文学语言在网络上推出“赵家人”这一概念来讽刺红二代权贵家族，立即不胫而走，引起广泛共鸣，人心向背可见一斑。[29]这样一来，无论红二代们如何标榜他们的“红色基因”和“思想纯正”，无论他们如何折腾，他们的权力都不可能有红三代来接续传承，党国体制不是在红二代手中终结，就是与红二代一起终结。[30]
其实，习近平红二代及其跟班们自鸣得意、弹冠相庆，充其量只是一时得势。马克思在讽刺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时说过，每当那一类历史人物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31]无论习近平模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或普京，他所上演的只是闹剧。在中国从极权社会演化为后极权社会四十年之后，社会结构和世道人心都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习近平所代表的只是一股逆流，除了使中华民族在这些闹剧中活受罪，根本无法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根本无法阻挡中共后极权政权的败亡和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潮流。经济上，中共党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国内外市场萎缩和无法扭转的经济下行；饮鸩止渴式的疯狂印钞输血，制造的是无法解套的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依靠特权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惜代价助长国进民退，以及妄图利用私有企业给国有企业供血并提供活力的“混改”，带来的是企业主们纷纷为了财产安全宁可“走出去”受洋罪。政治上，制造个人崇拜和任人唯亲的卑劣行径，引发朝野上下越来越大的反感和鄙视；以人划线、袒护红二代的选择性反腐，将法律当成政治工具和权斗工具的以黑治国，导致反腐运动的道德破产和寒门官员的离心离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权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权力斗争和假大空，使习近平及其跟班们日益孤立。思想文化上，习近平红二代公然与普世价值为敌，公然挑战人类的文明底线和道德底线，公然弘扬统治者高高在上对民众恩威并用而没有半点尊重的法家文化，与个体自主、个人尊严、人权至上的现代性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与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和法治观念日益成熟的广大公民势同水火；习近平红二代居然将天下人都视为愚民和奴才，公开要求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媒体都恢复“姓党”，成为封锁信息、愚弄世人的御用工具，根本不明白互联网不只是党国的工具，也是天下万民依靠自媒体突破信息封锁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有效工具，根本不明白他们的倒行逆施正在犯众怒而遭唾弃。外交上，习近平红二代狂妄地“中国道路”挑战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国际秩序，变本加厉地与国际流氓政权狼狈为奸，全面恶化中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和反制；特别是习近平实行个人独裁、执行对普世价值公开宣战的政治路线，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从经济转型走向政治转型的善良愿望彻底落空；主要民主国家不得不勇敢应战、放弃30年来试图通过无条件交好（engagement）以引导中国转型的战略；世界民主联盟开始重新集结起来联手围堵中共，使世界第二次冷战从中共的单方面战争转变为共产专制和宪政民主的两军对垒。
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的失败所带来的恶果，甚至也导致包括红二代很多重要成员在内的同僚们的强烈不满。一些本来支持习近平上位的赵家人私下放言，习近平本来只是一个小股东，当今要一股独大、独吞天下，是可忍孰不可忍？2016年初习近平要求正式确立他的“核心”地位，没有获得政治局的批准。该年3月，还有人偷偷地在新疆地方党媒“无界新闻”发表敦促习近平引咎辞职的公开信。[32]习近平强行策动部分官员在地方上越权使用“核心”称号，然后迫使中央在2016年10月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追认这一称号和提法。但是，习近平确定了“核心”地位并在中共十九大上获得无限任期和名字进党章，非但无法消除党内对他的公开抵制，而是使这种抵制更为强烈，至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尤盛。2018年5月4日邓朴方的患难之交樊立勤在北京大学校园贴出抨击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长篇大字报，[33]2018年7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发表质询习近平的《我们当下的恐惧和期待》长文，[34]2018年8月“北戴河会议”前后纷纷嚷嚷的倒习传闻，2018年9月16日邓朴方在中国残联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习近平的不点名批评，[35]同一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退休财经高官纷纷在五十人经济论坛举办的研讨会上批评时政，[36]2018年12月3日党国外宣媒体《多维》发表《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应负责任》一文，[37]都表明朝野上下与习近平离心离德者在所多有。
中共党国的注定败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无法克服内在的政权合法性危机。中共当年投身中国宪政运动，是打着追求民主宪政的旗号、推翻正在走向宪政的国民党威权主义政权而上台的。中共在其制定的“共同纲领”或宪法中，不得不遵从主权在民的原则，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的条文。依据宪法所载明的主权在民原则，政府必须得到人民这一法定主权者的授权才是合法政府，政府必须与主权者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才能合法行使权力。而在现代世界，承担这种授权的唯一正当手续和正当程序便是普选。当公民还在整体上愚昧无知、没有提出民主要求的时候，中共政府还可以欺世盗名，假装天经地义地“代表人民”。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日益觉醒，义无反顾地提出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明确的政治诉求，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便挥之不去、与日俱增。中共当局不断将其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来宣称其政权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甚至经常借助国内外 “权威机构” 开展民意调查，公布中国政府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率。但是，他们就是不敢开票箱让全体国民票决，就是不敢开放党禁让国民成立其他政党与他们平等竞争。他们千方百计回避通过普选产生合法政府这一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议题，绞尽脑汁绕弯路，不断以“民主等于动乱”的宣传来欺骗国民，以“稳定压倒一切” 来恐吓国民，以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来收买国民，以激活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关于民族复兴的花言巧语来勾引国民，在“亡党亡国”的日夜忧惧中苟延残喘。
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六路人马，[38]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对习近平红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复辟回潮进行顽强的抵抗。自由知识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们尽管言路受到更多限制，但仍然为宪政民主事业继续发声，追求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传播宪政理念、抨击专制腐败、探讨转型路径；党内民主派尽管终于失去了“炎黄春秋”和“共识网”最后两个集体言论平台，他们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目标更为明确，仍然一方面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一方面转变为潜伏力量待机而动；民运异议人士在国内的活动空间几乎全部丧失，但仍然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的旗帜，坚守着海外阵地并保持与国内民众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在遭受迫害时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和殉道精神；维权律师这几年成为党国重点打击对象，但他们并没有被打垮，抗争的队伍在法律共同体及其他民众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更加壮大，特别是“709律师”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勇敢面对党国系统严酷的打压，临危不惧、处变不乱，迫使党国的打压草草收场；草根维权人士仍然顽强地战斗在公民维权的第一线，既有忍无可忍时奋起与党国打手正面交锋，也有采取迂回策略进行缠斗和软抵抗。而且，各路英雄在风雨中一如既往地抱团取暖、守望相助。即便是面对习家军心狠手辣的“清网”摧残，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理念的微信群遍布网络，在党国的屠戮封杀中不断地转世重生、顽强地相互呼应。实际上，当下中国已经形成了大象无形的自由民主大联盟，做好准备去迎接中国宪政转型的壮丽日出。总而言之，失道逆天的极权党国，已被历史淘汰的极权体制，其败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顺应世界潮流和大势的中国宪政民主大业，犹如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莫之能挡。面对这样一种历史格局，习近平红二代不是明智地寻求退出机制，不是华丽转身顺水推舟以将功赎罪，而是愚顽至极地螳臂挡车，妄图无限期地延长极权党国的寿命，除了加重他们的罪孽和中国转型的代价，终将徒增笑料、心劳日拙。
[1] Feng Chongyi, ‘The Dilemma of Stability Preserv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2, Issue 2, June 2013, pp. 3-19；Feng Chongyi, ‘Preserving Stability and Rights Prote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flict or Coherence?’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2, Issue 2, June 2013, pp.21-50.
[2]海内外华人联合签署《公民宪政共识》挺宪政，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b/yuanqing/2013/06/201306262138.shtml
[3] 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后来被称为“牛津共识”），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2112/.
[4]参阅Arendt, 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chocken Books, 1951; Friedrich, C.J. and Brzezinski, Z.,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Talmon, J.L.,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Britain: Secker & Warburg, 1960; Ernest, A.M., ed., Totalitarianism Reconsidered, London: Kennikat Press, 1981.
[5]冯崇义，《文革是党国极权主义的顶峰》，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6/07/201607022144.shtml#.V3ge2I9OJZQ
[6] 参阅Juan J. Linz, J.J. and Alfred, S.,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7]徐 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冬季号（第十二卷第4期），第4-26页；张博树，《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中国战略分析》，2018年8月号，第17-40页。
[8]江棋生赞同笔者的看法，江棋生，《新极权，还是翘起尾巴的后极权？》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jiangqisheng/jqs-12042017152813.html
[9]《国家主席习近平“8·19”讲话传达全文曝光，杀气腾腾》，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11/201311042254.shtml#.U0RddPmSy8k
[10]冯崇义，《对公民社会亮剑在堵死中国和平转型之路》，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4/06/201406270818.shtml#.U60ksfmSy8k
[11]《民政部发布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306/20130600474640.shtml
[12] 张 杰，《习近平九大性格特征》，https://blog.boxun.com/hero/201802/zhangjie/35_1.shtml
[13] 童之伟，《极权人格与薄熙来之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8baa340101iv6s.html?tj=1
[14]李伟东，《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3/10/201310190845.shtml#.UmMJBPlkP0c；
余 杰，《中国教父习近平》，开放出版社，2014年版。
[15]冯崇义，《习近平的党国情结》，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4/04/201404172012.shtml
[16] 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Renaissance, Reform, or Retrogression, Routledge, 2015.
[17] Stein Ringen,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 参看Sangkuk Lee,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26, 2017, pp.325-336.
[19] 冯崇义，《红二代的信仰与认知错乱》，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3/12/201312310850.shtml#.UsJbsPQW28k
[20]冯崇义，《中国宪政转型和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冯崇义、杨恒均编，《学人干政与宪政转型》，明镜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1页。
[21]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a50d701019tck.html
[22] 《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延安儿女联谊会》，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9304
[23]周志兴，《共识之途——访谈张木生》，2011年5月14日，
https://strongwindhk.com/wp-content/uploads/RS013-DLL-gongshi.pdf
[24] 《较量无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_8lSjcoSW8
[25]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https://www.citicfoundation.org/icms/foundation/zh/ns:LHQ6MTEsZjozMixjOixwOixhOixtOg==/channel.vsml
[26] 荣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5376
[27] 朱学勤：《五四以来两个精神“病灶”》，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00-513页。
[28]冯崇义、杨恒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8/05/200805121935.shtml
[29]乔木，《赵家人的中国》，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12/；《“赵家人”的发明者与研究者——乔木博士访谈录》，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95344
[30]冯崇义，《中国宪政转型和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冯崇义、杨恒均编，《学人干政与宪政转型》，明镜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1页。
[3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32]忠诚的共产党员，《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6/03/05/1647666.html
[33] 《北大樊立勤大字报全文》，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8/05/08/1950307.html
[34]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http://unirule.cloud/index.php?c=article&id=4625
[35]《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提醒和警告习近平》，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8/10/27/2010545.html
[36]《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暨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研讨会全文实录》，http://www.wolfax.com/portal.php?mod=view&aid=283438
[37] 《“妖风”阵阵 极左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负责任》，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12/03/7871933.html
[38]冯崇义，《六四以來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9/12/2009120512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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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December 26,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