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最好的结局是契诃夫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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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2月28日,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因患癌症去世,终年79岁。本文摘自李静睿《死于昨日世界》/理想国/2018年11月版。


阿摩司·奥兹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每一年的诺贝尔颁奖季阿摩司·奥兹总是大热,又总是没有得奖。几年中我把《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通读四遍,这大概是这几年里我重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这本书繁复又絮叨,却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迷人,好几个细节在书里被多次书写,有些细节甚至被复制到了奥兹其他的作品中(比如《地下室里的黑豹》),被记忆纠缠的人总是如此,因为无法摆脱,只能一再重复。

书的最后是奥兹试图唤醒自杀身亡的母亲:“她早晨依旧没有醒来,天光明媚时也没有醒来,医院花园的榕树枝头,鸟儿爱莉斯惊异地呼唤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无济于事,然而它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现在依然时时在尝试。”整本书也正是如此,奥兹试图用一个悲欣交集的犹太家族史,呼唤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民族冲突结局,用他的话说,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然而至今无济于事,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尝试,时时尝试。

奥兹出生在英国托管下的耶路撒冷,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耶路撒冷是他不可辩驳的家乡。他的父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分别从波兰和俄国前来,他们这个小家庭躲过了纳粹大屠杀(奥兹的大伯一家三口都死在集中营,堂哥丹尼爱拉没有活过三岁),勉强算是最为幸运的那一批犹太人,却从来没有能摆脱掉几千年来纠缠犹太人的不安全感。

每隔三四个月,他们要去药店和特拉维夫的亲人打一次电话,这通电话的准备工作隆重到几乎荒谬可笑的地步,然而内容却很难超过五分钟,无非是“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店里给你们打电话。”“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奥兹说,后来他才明白,父母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几年后《爱与黑暗的故事》拍成电影,这个打电话的细节被着重描摹,却完全失去了书中的幽默、无奈和哀伤,这部电影也是如此,因为无力承担太过复杂的历史,导致它索性走向了空洞无力。

巴勒斯坦对犹太人而言是距离两千年的失而复得,所以他们时时恐惧得而复失。奥兹的父亲年轻时待在维尔纳,欧洲的每面墙壁上都写着“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但五十年后他再去欧洲旅行,却发现每面墙壁上又在呐喊“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生活在阿犹冲突的阴影之下,连最简单的生活琐事都要承受民族主义的重负。奥兹童年时,以色列尚未建国,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一条铁打的规定,不买任何进口商品,只要能够买到相应的当地产品就不买外国货,而且还得区分犹太人出品还是阿拉伯人出品,比如在买奶酪的时候,他们必须在犹太合作社塔努瓦做的基布兹奶酪和阿拉伯奶酪中,做出艰难抉择,“的确,阿拉伯奶酪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是买阿拉伯奶酪的话,是不是就有点背叛犹太复国主义了呢?”

犹太人曾经充满自信,在拥有自己的国家后会善待原来就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自己就是数千年来一直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因此他们一定可以公正慷慨,与阿拉伯人共享故乡。然而事实却用接连不断的死亡残忍推翻了这一想象,对于1947年之后的巴勒斯坦历史,阿犹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述。作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重要的代言人,萨义德悲痛地谴责犹太人为了回到两千年前的故乡,却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当下的故乡。萨义德同样出生于耶路撒冷,但他的整个家族早已流散在外,萨义德根本不记得自己离开耶路撒冷的最后时刻,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来。在萨义德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镀金的巴勒斯坦地图,那是一张巴勒斯坦完整领土的地图,他根本反对1947年的分治计划。

奥兹则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隔空反驳说,在“独立战争”期间,阿拉伯人攻克的所有犹太人定居点,无一例外被夷为平地,犹太人遭到杀戮和俘虏,四处逃亡。当然,有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被以色列驱逐,至今流亡天涯,但不管怎么说,有十万人留了下来,然而在加沙地带(当时加沙尚未被以色列占领),“没有一个犹太人,一个都没有,定居点被消除,犹太会堂和墓地被夷为平地”。

如果充分阅读阿犹双方的表述,会发现正义与非正义在历史纠葛中反复对调,难以辨析。奥兹的外公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终生坚信两件事,怜悯与正义,但是他也认为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因为没有怜悯的正义不是正义,只是一个屠场,而另一方面,没有正义的怜悯或许对耶稣适合,但是“不适合吃恶苹果的普通人”。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出至今尚未收场的悲剧。奥兹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还曾经为拉宾撰写演讲稿,后来却对此有过深刻反思,在书里他说:“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受迫害者与受压迫者会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结成铁壁铜墙,反抗无情的压迫者,不过是种多愁善感满怀期待的神思。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并不能真正组成同道会,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他的化身。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2006年10月8日,奥兹和以色列另外两个重要作家格罗斯曼和耶霍舒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和黎巴嫩军事冲突,两天之后,格罗斯曼最小的儿子、二十岁的乌利在战场上死亡。

奥兹提出过一种“对对碰”(the clash of right and right)的概念,即阿犹冲突是一场正确和正确的碰撞。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奥兹说这场悲剧有两种解决方式:莎士比亚式的或契诃夫式的。“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最后舞台上堆满了死尸。而在契诃夫的悲剧里,所有人都是不快乐的,痛苦的,幻灭的,悲哀的,可他们都还活着。我和我在和平运动中的同仁们,都在致力于一个契诃夫式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结局。”

《爱与黑暗的故事》超过五百页,即使写满痛苦,却不是一本只会让人痛苦的书,它充满了种种平常却让人微笑的生活碎屑: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耶路撒冷市场里被捆住双腿倒挂的母鸡,奶奶的花丝绸晨衣和绿色蝴蝶结,有严重洁癖的她一天要洗三次滚水澡,最后在一次洗澡中死于心脏病……唯有在这些碎屑中,再动荡凄凉的人生也依然值得一过,就像契诃夫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即使身患重病,他的书信却一如他的小说,全是平常的游历、业务、工作的细枝末节。这就是契诃夫对奥兹最大的影响,每个人的人生都蕴含成分不等的悲剧,却也不过是一种寻常人生,在推荐《爱与黑暗的故事》时,奥兹说:“读读这本书吧,你会了解一个在新闻报道中了解不到的以色列。虽然火山近在咫尺,人们依然坠入爱河、感觉嫉妒、梦想迁升、传着闲话。”

写这篇文章时父母正在北京,他们每天坐两站公交车去八里桥批发市场买菜,有时我也跟着过去,极新鲜的海白虾二十八元一斤,满黄的梭子蟹只要三十,茭白青是青白是白躺在水红色塑料布上,一斤半一只的小公鸡被破肚开膛,连绵不断一字排开,看起来有一种分外磅礴的气势。即使并不身处硝烟从不熄灭的耶路撒冷,此时此地依然充满焦虑,焦虑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焦虑会不会有更多人失去自由,焦虑我们的未来会不会从深灰转为漆黑……然而菜市场让我安静,它让我确信,不管世事如何变化,只要我们以契诃夫式的勇敢默默与之对抗,生活就不会被彻底摧毁,一切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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