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水扁当选台湾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的意义
虽然，台湾的这次总统直选，形式上与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直选相差无几，表面上看甚至一模一样，但本质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直选仍然是一党执政，亦即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基本特色。二○○○年三月十八日台湾总统直选的重要性和伟大价值，就在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以及政党的轮流更替。这次选举，意义非同小可；这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人权的胜利，是法治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开天辟地的伟大胜利。
1.台湾选举开中华民主政治之先河、多党竞选制必将取代一党独裁暴政
陈水扁通过竞选、通过颁布自己的施政纲领、通过自己的竞选方案，而走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最高职位，而成为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这就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官爵分封制古老而没落的政治传统。这是以“人民竞选制”取代“官爵分封制”，这是以现代的票箱政治取代传统的宫庭政治，这是以现代民主政治取代循环不已的王朝体制。
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就政治体制来说，百年来都是几千年如一日的王朝体制生生不已的轮回，都是变了个名称或花样翻新的朕即天下的皇帝变种。那些面孔不一、假以“主席”、“委员长”、“总书记”、“军委主席”之名的各种各样的真命天子们，又哪一个不曾愚弄百姓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宫爵分封制，实为帝制，实为祸国殃民之根源。其中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力自上而下的逐级分封，而不是像陈水扁先生那样地自下而上地直接竞选。陈水扁的当选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可以不要王朝的，是可以不要皇帝的，是可以通过开放的、透明的竞选方式战胜黑箱作业、暗箱操作的宫庭政治、宫帷政治的，是可以用一人一票的自我选择的方式随心所欲地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的，是可以畅所欲言地和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的。如此等等，意义委实重大。
任何一个人，倘若他要成为真正的政治家，就必须依凭其实力，亦即真才实学、勇气与智慧，并把这些优越之处变成他推行自己施政纲领的能力公开亮相，接受选民们的检验。每一个竞选者还必须在汲纳各方不同意见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施政纲领，自己的治国、治省、治市、治县之方案，并且待他的施政纲领、亦即建政方案为统计学多数的民众所认同、赞许与支持之后，才可以成为国家不同层级的行政管理岗位的管理者、领导者和统治者。这，就是现代民主政体的根本来源和主要运行方式；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民主化和文明化的显著标志。
与传统的由上至下任命官吏的王朝式的政治体制不同，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则是由下而上的竞选行政首脑、并为选民们的统计学多数所认定的政治体制。依据此种观点，二百多年前的美国就已经开始实行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了。因为，自华盛顿时代开始，美国人民就开始了不同地区、不同范围的乃至全国范围的竞选活动。凡是要成为美国的行政首脑的，无论是市长、州长，还是国家行政首脑——总统，都必须通过竞选的方式走上业已被选定的国家行政管理岗位。不竞选，则不能成为执政者；要成为执政者，就必须通过竞选。竞选，是国家机关行政首脑产生的唯一方式。由于竞选的公开性，因而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密室政治；由于竞选的透明性，因而去除了王朝委任的内部肮脏交易和权力私有之弊端；由于竞选的多样选择性，因而使选民们能够精心地选择其所想、所愿的侯选人、并投下庄重的一票。竞选，是现代化政治体制所由建立、所由形成的唯一途径。没有竞选，就没有现代化的政治及其体制，就没有现代化的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就没有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和公民社会。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届政府，包括近百年来的民国政府，包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大陆北京政府，都毫无例外地实行一成不变的王朝政治制度。虽然不叫王朝之名，但却有王朝之实；虽然不叫皇帝之名或虽然新“皇帝们”没有被加冕，但却被冠以不叫“皇帝”的种种其他名称的并且是尚未加冕的“主席”、“委员长”、“总书记”、“军委主席”等等。
中华民族的悲剧历史就在于有压迫人权的王朝之政权的存在，就在于存在有各种各样古代的、近代的和现代的名目繁多的正宗的和变了种的皇帝及其分封的大大小小的皇帝，就在于没有竞选制的官爵分封制的几千年如一日的实行，就在于没有民众的政治选择权的应用和实现，换言之，就在于没有竞选而只有任命的腐朽没落的腐败与无能的权力构成机制。
如今，台湾人民通过直选的方式，亦即通过投下庄重的一票之方式，选择出自己的行政领导，选择出治理国家的有能力者，选择出最佳治国方案的施行者，这是对于中华民族血泪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矫正与修复，这是拨正中华民族历史航程的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动作，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一次杰出的和伟大的演练。其重要意义不容抵估，其示范作用尤其巨大。
值得研究的是，为何陈水扁作为台湾民进党的总统后选人，竟能够击败业已执政了九十年的国民党的总统后选人连战和独立后选人宋楚喻而直接当选呢？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像现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那样恋权不放呢？为什么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竟能够以自动下台的方式尊重普遍的民意呢？回答这些问题只需要一个答案就可以了，那就是：在多党制的民主条件下，政党轮替实在是正常的而且是平常的、是再正常不过的而且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多党制不是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个党不容置疑地行领导之权，其他党还怎么竞争？一个党不容许挑战，其他党还怎么样表达不同意见？一个“领导下”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一党独裁的全部本质，至于“多党合作”就更是无稽之谈了。现在中国大陆的八个“花瓶党”，对中国共产党只有歌功颂德的“合作”，只有欢呼赞扬的“合作”，而没有也不允许有批判指责的“合作”，更不允许有“分庭抗礼”、“自立门户”的“合作”。总之，八个“花瓶党”只能紧跟中国共产党亦步亦趋地走着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腐朽没落之路，只能以牺牲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作用乃至自己的存在，为中国共产党残酷的一党专政作陪衬、作帮闲或帮凶，作欺诈社会的政治工具或称御用工具。
一党专政的残忍、缺德的表现是：这个党的任何理论、任何组织、任何领袖、任何事物，都是不可以批评的，都是不可以评论的，都是不可以置疑的，都是不可以反对的，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是“战无不胜的”，也是“无坚不摧的”，等等、等等，尽是好听的。一党专政到处给自己贴金，极尽标榜吹嘘之能事，一方面它广告做得好，以求蛊惑人心之实、以求坑崩拐骗之实，另一方面，又以枪杆子和刀把子的血腥与暴力逼使人们就范，亦即必须承认这个党的一切伟大与一切辉煌，倘若不承认，那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那恐怕就得死有余辜了。
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不朽英名的。与其说是赢得“英名”，莫不如说是业已臭名远扬。这是中国大陆统治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这个情况可以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还仍然保持着“五十年不变”的专制特色，何时改变，怎样改变，现在尚不得而知。看来，中国大陆的无能昏庸的执政者是不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不想让民主与自由的春光照临中华神州大地的。这，实在是中国大陆人民的悲哀与耻辱。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台湾的国民党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国民党也是一党专政，虽然与共产党比较而言，它还略显开明，它还不像共产党那样赶尽杀绝。但一党专政的本质却与中国共产党殊途同归，总是以残忍、非人性、暴虐与血腥为特色的。
大陆时代的国民党和台湾时代的国民党都以其严苛的一党专政而使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人民都蒙受到相当深重的苦难。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一直采取党禁政策和报禁政策，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有所松动。其中发生的几次比较大的镇压事件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一手导演、一手策划、一手造成的，例如“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等。
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党，无论是谁，无论是“伟大领袖”还是“英明核心”，抑或是任何一个平民百姓，都应该懂得这一十分浅显的道理，都应该知道这一极为普通的常识：没有任何事物、任何理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任何国家或地区，是不可以评论的，是不可以置疑的，是不可以反对的。简言之，任何事物、任何理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是可以批评、可以评论、可以置疑、可以反对的。
所谓的一党专政的制度、亦即一党制，实质上就是一党执政而不允许反对与置疑、不允许置批评乃至反对的制度，这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罪恶丛性、冤狱遍布、血腥与暴力充斥的制度。所谓的多党制，亦即可以由一党执政，但却必须而且可以为民众、为其他在野党所批评、置疑甚至反对的制度，这是民意可以畅达、舆论可以公正、政治必须多元、言论可以自由的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这是根除腐败、消除冤屈、伸张正义、远离血腥与暴虐的文明制度。
现实在中国大陆实行严酷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以其不无欺诈的诡辩之口吻说，中国大陆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因为没有其他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可以实行领导，其他党来领导，还不如共产党来领导。这种“聊胜于无”的维护一党之私的心理，业已昭然若揭。一方面中共把中国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例如徐文利、秦永敏、王有才和各省、各市几十个中国民主党党部负责人非法地关进监狱、非法地判刑十年以上，另一方面又说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执政，因为其他党包括中国民主党都没有执政能力，这岂不是像一个强奸犯强奸了一个处女之后又说这个女人本来就不是处女一样吗？这岂不是像一个劫匪抢劫了钱财以后又说这个被劫持的人本来就没有钱财一样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竟堕落到如此的无耻之尤的程度，委实叫人眼界大开了。
国民党倒是有执政能力的，可不可以让国民党回大陆重新执政？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国民党也可以而且应该重返大陆执政；大陆的中国民主党也可以竞争执政；各民主党派的那几个“花瓶党”也可以丢下“花瓶”帽子真正地独立自主，并且也可以竞争执政；还有台湾的民进党也可以到大陆与中国共产党竞争而执政中国大陆。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党派平等地竞争、竞选的方式而合法地执政，以彻底更正中国共产党现实的非法执政的不良之状态、缺德之状态、野蛮之状态、罪恶之状态。
中国大陆只有实行了政党轮替的政治制度，才能从王朝循环不已的历史误区中真正地走将出来，才能从一党专政的腐朽没落的卑鄙、肮脏与暴力的血腥中真正地走将出来，才能从“到处莺歌燕舞”实则满目疮痍的谎言王国里真正地走将出来。恢复真实、恢复人性、恢复被剥夺了的、被压迫着的、被蹂躏着的中国人的所有基本的权利、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恢复社会生活的稳定与秩序，所有这些，都需要实行政治体制的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都需要现存的执政者抛弃陈腐的恋权不放、“占着茅坑不拉屎”（邓小平语）的恶习，都需要确立必将赢得子孙后代赞誉的“华盛顿精神”，亦即急流勇退的弃权精神，都需要对现政权不断地进行合法的颠覆，以增进执政的活力与热情，都需要各政党轮流执政制度的广泛普及与具体应用。总之，政党轮替这个原则在台湾业已变成了人人可以接受的现实，作为在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难道还有什么理由恪守“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一党专政”的非民主的独裁原则吗？
在中国末来的政治制度中，应该采取“一党执政、多党竞争、轮流坐桩、平等参与”的方式，这正是未来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十六字方针。所谓的一党执政，并不是永远地执政，并不是以此党的政策压制并打击其他政党的政策，而是有限期地执政，而是以和平的而非武力的方式进行平等的说服，进行平心静气的商榷和讨论。所谓的多党竞争，就是在政治舞台上，每个政党都可以并能够以自己的实力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以自己的建国之方略而赢得人们的认同、理解和支持，以自己的创见而走上国家不同的行政管理岗位乃至最高的行政管理岗位。这样就需要二种保证：一是建立并完善富于竞争力的政治家市场，二是建立并完善使政治家蜂拥而出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机制。所谓的轮流坐桩，就是每个政党都具有执政的机会和可能，并通过自己不懈的合法的努力，由在野党的地位上升为执政党的地位，而执政党倘若不再适应社会迅猛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执政党的地位下降为在野党的地位。按照未来所可能制订的法律之规定，每隔四、五年即举行一次全民性的大选，各个政党都可以公开自己的施政纲领，都可以走上竞选之路而力争赢得人们的认同，都可以赢得或多或少的选票，最后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票数认同下，获得最多数票的党将赢得执政的权力。所谓的平等参与，就是在未来的政治竞争中，不分所谓的大党与小党，不分所谓的执政党与在野党，每一个政党都要统统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谁有实力，谁就获得冠军，反之谁就要被淘汰出局，即不能获得执政的地位。平等参与，是使各政党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所有潜力的绝对必要的途径，是使社会生活正常化的应有举措，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必然的和顺理成章的表现形式。
总之，陈水扁的胜出，有力地证明：专制独裁的王朝是没有前途的，是终归要没落的，是毕竟要为新型的竞选的民主制所取缔、所代替的。
2.台湾经验宣告了独裁者的“亚洲价值观”、“中国特色”彻底破产
亚洲价值观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这个执政了几十年的垂垂老人作出的、莫名其妙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发明。亚洲价值观意即在亚洲生活的人民所拥有的价值观，它鼓吹亚洲人只适宜在专制极权制度下生活，它赤裸裸地宣扬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
李光耀之所以提出子虚乌有的“亚洲价值观”，不过是要为亚洲的封建专制和奴隶制及由此造成的独裁罪恶寻找可以继续苟延残喘的托辞，是要迎合包括中国极权专制主义者在内的各国独裁者延续腐朽统治的需要。说穿了，“亚洲价值观”是极权主义者自我保护的一捅就破的画皮和一把肮脏的保护伞。如果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真的存在，那么也就可能或必然存在“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也就可能或必然存在“中国古代价值观”、“中国现代价值观”。这种把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五马分尸的、凌迟的、腰斩的所作所为，只能造成文明的衰微与无望，只能形成社会的普遍愚昧和落后。如果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真的存在，那么就无疑地肯定了以下的谬论：“价值观是相对的、是有差别的”，“人权是相对的、是有差异的”，“人权有不同之分”，亦即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自由权，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不自由权，中国人只有动物化的生存权，美国人可以享受高度文明，中国人无权享受高度的文明，中国人就只能是低等民族、劣等民族，等等、等等。袁世凯就是以这种方式看待中国人民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民的；而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中国人民的，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民的。既然中国的统治者都不把自己的臣民当作人来看待，那还怎么样要求外国人重视和尊重中国人？那还怎么样要求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人权是普适的，人的价值是普适的，人性是普适的，是不能割裂的，是不能肢节的，是不能否定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是不是“亚洲价值观”，台湾经验算不算亚洲价值观？这些明明是亚洲人的价值观怎么就不算是“亚洲价值观”，难道非得把独裁的人治与流氓的极权主义政府的腐朽意识当作“亚洲价值观”以兜售其奸不成？难道要把野蛮无耻的罪恶统治当作“亚洲价值观”不成？那么，这样的亚洲价值观又有何益？它除了给包括中国、越南、北朝鲜等专制王国在内的诸多亚洲国家带来连绵不绝的灾祸之外，又能带来什么？亚洲人是人类的一部分，只不过所居住的区域有所不同而已。亚洲人也是人，也有无可否认更不可剥夺的人权、人的价值、人的一切。亚洲人也应享有人类共享的自由权、财产权和对幸福的追求权。中国人作为亚洲人民的一部分，也毫不例外地享有普适的人权和人类普适的价值。故此，“亚洲价值观”可以而且必须终止其为极权专制辩护的恶劣影响。
台湾经验充分证明：亚洲人也适宜于在民主的体制下，亚洲的中国人也适宜于在民主的体制下，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享有民主，堂堂正正地生活在自由的大地上。故而，“亚洲价值观”可以休矣！中共套用“亚洲价值观”发明的什么“国情论”、“中国特色”可以休矣！
台湾总统直选揭晓无异于向世界宣布了，袁世凯和江泽民鼓吹的“中国人民只配具有生存权而不配享有民主”谎言的彻底破产。台湾的中国人已经享有了民主，大陆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享有民主？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大陆人就只能在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下奴隶似地围绕着江核心的皇权宝座顶礼膜拜、苟延残喘？
当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人民具有生存权”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疑义地是在剥夺广大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是在把中国大陆的全体人民降低到低级动物水平上的一种荒谬绝伦的胡说八道。因为，任何动物都有生存权，只要这个动物不危害社会与自然、不危害人类，所有的动物都无可避免地具有存在的权利。这一点，只要看看“珍稀动物保护法”就可以十分清楚地明白了。由此可见，“生存权”的说法是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十三亿生存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民全部“动物化”而且是低等动物化的显著标志，是剥夺中国人民基本人权的野蛮而愚昧的宣战书，是置中华民族的民主与自由于不顾、而只是一昧地维持残酷的专制主义政权、亦即维持其封建君主宝座的滑稽可笑的荒唐托辞。
人的权利决不是仅仅生存权一项，生存权顶多是人的基本权利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讲给予中国人民生存权的江泽民及其先辈们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以剥夺中国人民生存权为其根本行为方式的，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保持红色江山万年长的不屈不挠的信念。一九五○年年“镇反”杀掉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被指斥为“反革命”的中国人，有无生存权？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打家劫舍、批斗“黑帮”、揪斗“牛鬼蛇神”、枪毙遇罗克，割掉张志新的喉管、无所不用其极地草菅人命，有无生存权？仅仅一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的恶果，饿死三千到四千万中国人，有无生存权？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江泽民语），实则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以计数的北京市民与大学生被坦克碾死的、被子弹“误打”而死的、被关进监狱迫害至死的，总之鲜血汩汩、尸体横陈、惨不忍睹，有无生存权？
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所谓“生存权”的名义招摇撞骗于中国大陆，也欺诈于国际舆论，既不能掩盖其残暴而野蛮的、充满着污秽与血腥的可耻的历史事实，也难以自圆其说地为自己无耻的现实罪恶寻找口矢，更不能为其非法的作恶多端的权柄增添一星半点的光彩。被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生存权”的名义低等动物化了的中国大陆的全体人民应当勇敢地、当仁不让地和义无返顾地捍卫自已的各种权利，包括财产权、追求幸福权和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权利。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是不可肢解的，更不是可以被围剿、被歼灭的。人权要自立，人权要自觉，人权要自强，人权要克服并最终战胜一切非人权的罪恶的现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文明社会并显示自身的全部聪明才智的希望之所在，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的良好夙愿，这正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别无选择的康庄大道。
台湾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有能力、有智慧、有信心地战胜强权、战胜专制、战胜独裁，完全可以享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所能享有的民主。让“生存权”见鬼去吧，让这种恬不知耻的猪权马权狗权驴权见鬼去吧。中国人民要的是人权，要的是自由，要的是民主，要的是法治，要的是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
3.有一国两制必有一国N 制、国民党和平交权值得共产党学习
“一国两制”，首先是由香港记者在一次香港某杂志主办的研讨会上提出的，针对的是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澳门、台湾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回归业已初露端倪，并且已经提到了某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议事日程上。应当说，在那时，“一国两制”从某种程度上为顺利实现香港回归找到了比较客观的法理依据，并搭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和平共处的较为宽广的舞台。在当时来看，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理论创见。
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国大陆实际上的领袖，巧妙地把民间的这种说法变成了由他提出的并且为官方所认定、所大肆鼓吹的“邓氏发明”。但无论如何，作为执政者，邓小平能够采纳来自民间的智慧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说这是邓氏的发明，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胡说，是违逆历史真实的虚词。就这一点，邓小平可能比谁都明白。但既然当事人已经作古、死无查证，那就只好把这桩遗案交付给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的有关人士，以求讨个明确的说法，以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更是为了以正视听。
“一国两制”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邓氏发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发展同港、澳、台关系的相应政策。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了，澳门已经回归了，并已经建立了港、澳两地的“基本法”，而现在据中国大陆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先生所说，只剩下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在此，他又增加了另一个内容说：中国大陆政府，对于台湾实行的政策，要比港、澳地区更宽松、更优惠。
这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台湾可以享受比香港、澳门更宽松的政策，那是不是意味着允许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有第三种制度出现，亦即“一国三制”？如果把西藏问题包括在内，是不是要实行“一国四制”？新疆也应算是一制，“一国五制”，内蒙古加上去，就有了“一国六制”。可不可以这样看问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范围内，或在一个中国范围内可以实行一国N 制？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有没有益处？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值得下功夫去研究一番的。
况且，提倡并实行“一国两制”的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再三强调这个口号的事实本身，就已经明白不误地告诉世人：另一个叫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可以享有自由、民主、人权，可以保持他们的繁荣，可以保持他们自由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在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大陆中国人民却不可以、更不可能享有为港、澳、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不应当享有，因为他们需要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所谓共同富裕的道路。
所谓的一党领导，就是一党专制、一党独裁、一党暴政；所谓的共同富裕，实则是共同贫穷、共同愚昧、共同落后。把中国大陆的人民视作只配享有生存权的猪权马权狗权驴权的理论，实在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所面对着的赤裸裸的奇耻大辱。这难道不是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笑柄？这难道不是邓小平禅让其位的儿皇帝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大陆人民所进行的蹂躏与嘲弄？
“一国两制”不打自招地宣布了，中国大陆实行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而彻底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能、腐败与昏庸，以及中国大陆人民对生存权的被认定所表现出来的卑躬屈膝的可怜可悲可耻的现状；
“一国两制”分外明确地认定，港、澳、台人民可以享有比生存权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可以像人一样地扬眉吐气地生活。
既然有更好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还要抱残守缺地坚持独裁制度；明知有更好的多党竞争制度，为什么却要蛮横无礼地实行一党独裁制度？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制度来取代那一个比较差的、比较不理想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先进而选择落后，为什么不选择人权而选择压迫人权的皇权，为什么不选择自由而选择独裁？为什么不选择法治而选择人治？为什么不选择台湾模式而选择北京模式？请看今日之台湾，乃是民主的台湾，自由的台湾，人权的台湾，法治的台湾，富裕的台湾；请看今日之大陆，乃是专制的大陆，独裁的大陆，党权的大陆，人治的大陆，贫穷的大陆。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大陆的明天就是台湾的今天。要提出向台湾学习的口号，要确立向台湾学习的理念。向台湾学习，就是要取民主而弃专制；取自由而弃独裁；取人权而弃党权；取法治而弃人治；取光明的命运而弃黑暗的命运。
向台湾学习什么呢？首先，要学习台湾人民与专制不息抗争的精神，不惜一战的勇气，不惜抛弃的决心。这是台湾民众在二十多年来风涌云起的民主运动中取得的伟大成果，这是大陆民众应该向台湾民众学习的地方。台湾民众破除党禁的勇气、破除报禁的勇气、破除新闻舆论封锁的勇气，不怕被逮捕、不怕关监狱、不怕被杀害，而要把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牢笼坐穿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值得中国大陆人民学习和借鉴的。
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行动无疑跟一九九八年在中国大陆无数的仁人志士组建中国民主党而与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挑战的风起云涌的英勇无畏的行动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的，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作出了同样伟大的贡献的。
那么，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应该学习台湾什么呢？现在于中国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地应该向与之作对长达八十年之久的中国国民党学习，学习国民党的基本纲领，亦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虚心向国民党学习，要放下架子地向国民党学习，尽管国民党由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但正是国民党这种不死乞白赖地恋权的自我选择，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学习的地方和应该认真学习的长处。
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或者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这样的事情很普通，很正常，丝毫用不着大惊小怪，根本就用不着把要求政治多元化的知识分子活动“消除于萌芽状态”（江泽民语）。不要像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死把着权力不放，要多考虑一些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福利。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利或一党之私利而置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毕竟要远远地大于一党之私的利益，也毕竟大于皇权掌握者的一己之私利。
现在中国大陆执政的领导人应当学习晚年的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能够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顺应台湾民众的普遍民意，率先以开放党禁、报禁和解除勘乱时期有关法律的方式，给台湾人民创造了一个开明社会的崭新风气。蒋经国先生是台湾民主社会的伟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知先觉者，其历史地位应该说是很高的。再一个要学的自然就是李登辉了，虽然他在大陆被批得体无完肤、一无事处，但他确实是推动了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朽人物，难怪阿扁称李登辉为“民主先生”，他确实是可以担当这一殊荣的人物。李登辉的主要优点是：第一，他不再谋求总统的连任；第二，李登辉继承了蒋经国先生的遗志，扩大并且深化了台湾的民主；第三，他并没有像中国大陆的某些皇权掌握者那样，把不同意见的表达者扔进监狱关他个十年八年的。他对于言论表达者基本上是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的，要不然陈水扁怎么能够以一个农民的儿子毫无背景地登上台湾的总统宝座并成为首脑人物呢？
4.没有“枪杆子”、照样出政权
毛泽东有句名言，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亦即武装夺取政权之谓也。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迄今为止的全部运作方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崇尚枪杆子、崇尚暴力、崇尚刀与剑的血腥政治集团和武装暴力集团。这一点，有其历史的深刻渊源：一是它宗奉推崇暴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二是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和所有皇帝为了什么随意的名称而发动各种战争的劣根性，同时也包含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全部特征（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只不过是一场农民起义与农民暴动，毛泽东在其一系列暗淡的乃至漆黑一团的著作中对此早就供认不讳）；三是中国共产党把舶来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即暴力等所谓革命理论与中国普遍的小农经济思想相结合，迷信“谁胳膊粗大谁就说了算”的强权即真理的歪理邪说，把依靠枪杆子、依靠暴力当作它基本的、主要的和绝对重要的斗争手段，并由此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只是毛泽东的信念，它也是所有穷兵赎武的帝王们的永远不变的普遍心态。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基本上是大刀、长矛和剑、戟夺取政权的历史。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不发达乃至极端落后，冷兵器的使用是无所不在的，从中国大陆各地区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冷兵器，诸如刀、枪、剑、戟，都必须以广大土兵的生命作陪衬，所以“人海”战术，亦即毛泽东所称谓的“人民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层出不穷地成了中国历史上历次内耗性战争的基本特征。战争中的敌我双方，动辄以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之兵众进行血腥的撕杀，残酷的血流成河的混战场景历史上也就屡见不鲜了。
到了近代或现代战争时，虽然热兵器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但敌我双方也仍然以血肉的长城构筑战争中的血腥的辉煌。为了夺取政权，不惜以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等形式无所不用其极地歼灭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敌人，也就是以消灭同样是人之生命的残酷的战争方式试图实现自我膨胀的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比如中国历史上创立的太平天国，还有所谓三年的国内“解放战争”，等等、等等，莫不是杀来杀去、打来打去、伤来伤去、死来死去，既不增进人们的物质财富，相反还极大地耗损物质财富，使得并不富裕的、极其有限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毫无意义地损耗在相互敌对的战争之中，消耗在你打我拼的无聊的死亡游戏之中。此外，战争也不增进人们的精神财富，战争使基本的人性丧失殆尽，使人性变成兽性，使人的自我价值在对他人价值的剥夺中化为乌有，使人的生命在毁灭他人的生命中变得疯狂残忍。战争是人类的耻辱，战争是世界的灾难。
无论是以往的冷兵器战争，还是现代的热兵器战争，无论是以往的仅仅冲啊杀啊的拼搏赌命式的战争，还是现在几乎不见人影的高科技战争，都是以渺视人性、蹂躏人性并毁灭人性为特色、为风标、为目的的。战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战争是世界冷冰冰的坟墓。
战争就是枪杆子以及枪杆子的使用，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认为，只有通过枪杆子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使用，通过枪杆子的野蛮、暴虐与血腥，通过无所顾忌的残忍、下流、卑鄙与无耻，通过杀人如麻的解放运动，通过千百万人死亡、亿万人痛失家园的悲惨境遇，通过血流成河、赤野千里的被赋予神圣名义的征服，才能使英名的领袖，亦即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魁首荣登极权的宝座、龙袍加身、住进中南海游泳池，住进宽敞、明亮的怀仁堂书房，深居简出、排兵布阵，把中国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不可愈越的两大阶级阵线，而且还要阵线分明、清清楚楚，然后再用枪杆子去奋勇无畏地撕杀。
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最终又形成了“枪杆子里面保政权”的理论，亦即在和平建设时期，枪杆子和刀把子也是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和大规模的应用的。换言之，军事长官直接成为行政首脑，武装集团毫无顾忌地进入社会生活。倘若社会生活一经出现任何有悖于长官命令的情况，那么武装的直接“对话”，亦即枪杆子的直接镇压，就成为赤裸裸的现实。这种枪杆子瞄准笔杆子、枪杆子瞄准人们说话的器官——嘴巴的野蛮霸道，就成了统治者维护自己独裁专制宝座的镇山法宝。但这却是以毁灭人性、毁灭人权、毁灭民主、毁灭自由为代价的，这却是以迟滞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代价的。
“枪杆子里面保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合乎逻辑的发展。既然政权是依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亦即通过武装叛乱打出来的，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暴动、武装革命和武装斗争取得的，那么为着保卫这种通过非法途径得来的政权，就必须采取一切途径、一切措施、包括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公开的与隐密的方式，对一切与政权之意愿不相合拍的人与事进行强制性的镇压，从而使政权的任何不稳固的因素都得以从根本上铲除。
这种建立在枪杆子基础上的政权，哪怕自称是“人民政权”，也是无法确立其稳固的根基的，因为这种政权并非为人民所认定、所赞同、所支持，因此它就必然是个非法的存在，它就是与人民相敌对的异化之物。
“枪杆子里面保存政权”纯系某些独裁者的一厢情愿。用枪杆子和刺刀维持着的政权又如何能够维持得住？维持得一时，维持不了长远；维持得住今天，维持不住明天。今天，北京的独裁政府，已经是愈来愈维持不下去了，已经是加速度地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破败之态了。
中华民族必须彻底抛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这一陈腐的反动观念以及毛的继承者们所恪守的“枪杆子里面保政权”的十分恶劣的传统思维及其罪恶表现。为此，要冲破枪杆子和刀把子的禁锢及其种种危害，要让枪杆子退居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外，要使枪杆子脱离开“党的领导”，要使军队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和非党派化。军队应服从国家而不应服从党派，军队应独立于党派纷争而保持中立、保持公正，军队应专事于国防、实现其自身的职业化。
台湾经验证明：不用枪杆子，政权也可以合民意地产生出来。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恪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不同，与邓小平和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恪守的“枪杆子里面保政权”的信念不同，台湾总统的直接民选证明了：“投票箱里面出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开放性、正确性。
只有从竞选的投票箱里走出来的人，才有被称作政治家的资格，否则，是不能被称之为政治家的。由此可见，台湾是产生政治家的场所，而中国大陆，由于迄今没有一人从竞选的投票箱里走出来，因此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位可以被叫做政治家的人物。中国大陆的所谓政治家或领导人，说白了只不过是个丘八头、土匪头、权谋家，这不能不叫人扼腕兴叹了。
5.竞争出效率、竞争出活力
台湾经验证明：政治上的竞争，即竞选，是有效配置社会政治资源的最佳方式，是使社会生活充分展示活力的最理想的方式，是使有志、有才、有识的雄才大略者一展魅力的必要方式。
竞选的场面煞是热闹非凡，各种建议、意见、观点相互交汇、相互比较、相互取舍、相互补充、相互圆满。不见刀光剑影，却有人声鼎沸；排斥独断威权专行，却可相互辩驳指正；不是一人说了算，却有三人在竞争。国民党侯选人连战有一套竞选纲领、竞选班子、竞选策略，有一批摇旗蚋喊者、一批选民；从国民党阵营脱颖而出的独立侯选人宋楚喻也有一套竞选纲领、竞选班子、竞选策略，也有一批摇旗呐喊者，一批选民；而陈水扁也是如此，他是民进党侯选人，共产党指称的“台独份子”。选举结果，二十年前当过台湾不同政见者、当过律师的这位政坛黑马，终于杀出重围，赢得了“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的宝座。
虽然，有三位主要侯选人竞选总统一职，但三位侯选人的支持者、即广大的选民，则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就国计民生问题、就政治局势问题、就国防预算问题、就外交政策问题、就一切所应关心和重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充分地、毫无顾忌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换言之，竞选中民意可以毫无阻滞地得以畅流，而侯选人不同的建政方案则可以在选民们的比较与鉴别、肯定与否定中得到补充、提高，并最终得以完善。总之，竞选过程是侯选人与选举人的认识过程，是候选人水平与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乃至获得极大程度提高的过程，是选举人与侯选人、侯选人与侯选人以及不同侯选人的不同支持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是社会组织架构不断得以调整、不断得以趋于合理与正常的过程，是社会建政之不同方案、不同设计相交、相汇、相融、相比较、相鉴别、相互肯定也相互否定的过程，是所有这些民意、包括设计、方案、纲领、口号、侯选人自我亮相、自我表达、自我淘汰也被选民淘汰、自我选择也被选民选择的最优化过程。
虽然，竞选需要资金予以支持，但竞选资金乃是社会进步必须予以支付的必要的成本。相比之下，所有王朝君主的当政与执政，也许不费一分一文，但其无能执政所可能和必然浪费的资金，又何止于千万、亿万之巨？！中国共产党批判竞选制时常常拿竞选制需要的、大量的乃至巨额的竞选资金作为批判的口矢，他们哪里懂得这笔巨额的竞选资金与一个有能力的执政者在其执政期间所可能产生出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简直不堪一比，纯粹是极其微小的乃至小得可怜的数目。竞选资金是应该支付的，竞选资金是必须支付的，这是人类追求自我文明所应付出的代价，这是历史进步必须支付的极其微小的代价。
试看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他们根本就不是从竞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从竞选的投票箱中走出来的，而是在先帝们的遗诏中产生出来的，是在先帝们的深切的殷殷嘱托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没有花掉也根本不用花什么竞选资金。这看起来似乎是节省了一笔巨额资金，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浪费，其实则不然。
竞选资金不是浪费，竞选资金恰恰是社会资源的最大节省。一分钱竞选经费也没花的人通过先帝的禅让而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英明领袖”和所谓的“核心”，成为新一代的英明圣主，由于他并没有治国方案而不可能在执政的近期作出什么英明的决策，倘若他确实可以做出决策，基于他的无方案、无准备的客观实际，其决策也一定是很不理想的、很成问题的，甚至是很糟糕的，这就叫做“瞎子引路”、“摸石头过河”。无准备、无方案者而被禅让成“核心”的人，确实得“摸着石头过河”，他必须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他所管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情况，然后他才可能做出比较好的决策。那么，这几年的所谓“调查研究”的过程，难道不是社会时间的巨大浪费吗？不是数不尽的金钱的无端消耗吗？不是巨额资金的毫无效益的流失吗？这，就是今天大陆共产党“祸国殃民”的根本原因。
非竞选制的中国大陆现行的政治体制，说到底是“瞎子引路”和“祸国殃民”的政治体制。各级领导基本上或根本上是无方案、无准备地走上各自的领导岗位的，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实行着无能、腐败、官僚的政治领导的，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实行着古代王朝循环不已的官爵分封制那一套的。所以，没有竞选、没有竞选之方案、没有为统计学多数票所赞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本质上说就是“瞎子引路”。“瞎子引路”只能把人们引领到贫困、蒙昧、无知的无耻深渊，只能把人们引领到独裁、专制、强权的广大无边的黑暗，只能把人们引领到人权尽失、自由匮乏、没有民主的野蛮境地，其结果则是毫无差异地“祸国殃民”。中国大陆已经被“祸国殃民”了几千年，最近五十多年来，其表现尤甚，其罪恶尤烈。
这种“瞎子引路”与“祸国殃民”的可耻现状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中国大陆应当从这种王朝制阴暗而肮脏的“瞎子引路”般地无能为力的领导与“祸国殃民”的政治体制中尽快地、一无返顾地挣脱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可以在台湾找得到，这就是竞选、竞选、竞选，而不是中国历届王朝与现行北京政府所乐此不疲的官爵分封制。
6.和平争取领导权、和平转移领导权、中华民族幸甚
和平争取领导权、和平转移领导权，这是二○○○年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台湾大选彰显出来的中国人所可能和必然具有的大智慧、大觉悟。
中国历史上争取领导权的事例实在太多太多了，但每一次争取领导权的活动，全都遍布着诡密的神机暗算、腥风血雨的你杀我砍、尸横广袤的龙虎恶斗。可以说，争取领导权的方式无一不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一不是不能兼容并蓄的、“智取威虎山”扬子荣式的“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无一不是鲜血淋漓、血肉横飞的残酷战争。为了夺取领导权，不惜任何代价，不惜“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不惜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地大兴讨逆之风，不惜与对方决一雌雄、决一死战，以决最终之胜负。
于是乎，为了一个不叫“皇帝”的皇帝、即主席，为了一个不叫“王朝”的王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牺牲掉二千万人的无比宝贵的生命。这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古代，而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的“解放战争”之中。由此，多少好男儿，死于兄弟般的□杀之中；多少好物质，空耗在敌我恶斗的战线上；多少大好光阴，竟磋砣成无可挽回的悲剧。仅仅为了一个“权”字，像古代的刘邦与项羽一样，毛泽东向蒋介石展开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说到底就是毛要当中国帝王或叫中国皇帝的战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讲，叫做“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结果，经过消灭“蒋匪军八百万”，毛泽东终于登上了山呼万岁的帝王之位；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产党建政后，毛泽东也每时每刻算计着他的权柄的伟大力量，也决不容许任何人挑战他那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结果，仅仅因为他同刘少奇的权争，竟然不惜动员全国的资源，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攻武斗，甚至赌誓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搞它个“天下大乱”。真乃是：鸡飞狗跳为争权、一派荒唐五十年。
为了一个权字，大打出手在共产党内是司空见惯了的。毛泽东在党内就搞了十次“路线斗争”，更不用说党外了，更不用说对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中国大陆的广大臣民了。为了一个权字，他竟可以老死于任上，口齿不灵、牙齿全部脱落之际，仍然是伟大领袖的“金口玉言”；口中含混一片，咕咕作响之声不绝，还要叫人辩听他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指示”。
一个“权”字，实在了得，它可以让共产党的第二代明主委曲求全、卧薪尝胆、买身求荣、自打嘴巴，毫无人格地学做可怜兮兮的哈巴狗，最后反戈一击，竟成不朽之大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无人敢当的屠戮北京城的旷世之举，还要大言不惭地宣称：“这个政权是靠牺牲二千万条人命换来的”（李瑞环语），言外之意就是，你要得到此种政权，也得死它个两千万条人命。
一个“权”字，确实了得。昏庸无能、死不下台、到处作秀、毫无创见，举小旗而成核心，假、大、空而成领路。要是有人敢于挑战，那就要消除于萌芽之中；要是有人敢于直言，那就必定引起龙颜大怒。权，就是一切，一切都为权：“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林彪语）。
历代封建王朝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王朝从来就不知道权力是公器，权力是可以而且应该让渡的，权力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生不足惧死不足惜，权力乃非本质之物，权力乃人民信托之物，权力乃天下人皆可拥有之物。
要克服以不正当斗争或战争的方式夺取权力之弊端，要克服以不正当斗争或战争的方式固守权力之弊端，要克服以不正当或战争的方式苟延权力之弊端，要克服用非法手段窃取政权之弊端，要克服权力私相授受让太子党执政之弊端，要克服君权相授“你办事死人放心”之弊端，要克服非程序地变更权力之弊端，要克服官帷内垂帘听政之弊端，要克服上述所有的弊端，就必须确立现代化的人民竞选制，就必须实行和平争取权力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
台湾经验证明：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政权就可以和平争取到手，也可以和平转移出去。三月十八日，阿扁胜出后，另两位总统侯选人的表现确实值得称道。连战立即声明自己败选并向阿扁表达恭贺；宋楚喻立即声明自己败选并向阿扁表达恭贺。台湾总统李登辉则立即作出和平移交总统权力的指示与安排，以其支持台湾民主化的实际行动认同台湾民主选举的结果，并保障民主制度的贯彻实施。这些具有现代政治家秉赋的台湾总统侯选人、现任总统和侯任总统都表现出了他们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出了他们所具有的民主理念和作为现代人应有的觉悟。
台湾人民何其幸也，真值得把酒赞叹他们的领导人具有何等高超的政治智慧与何等宽广的心胸。有了这些领导人以及他们领导下的非常理性的台湾人民，何种困难不能克服？何种伟业不能成就？中华民族何其幸也？有了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有了他们如此超凡的勇毅、如此超凡的智慧、如此理性的决断，何种险阻不能冲破，何种圆满不能赢得？
7.“颠覆”就是发展、“发展就是硬道理”
台湾总统直选证明：“变天”是可以的，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所谓“变天”，就是指政权的转移，原先执政的下台了，原先在野的上台了。合乎法定程序的这种权力更迭现象，是民主制度的极为重要的表现，也是民主制度的本质内容。一党永远地执政，单从民心趋变这一心理来讲，就是不合民意的，也是非法的，更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彻底抛弃一党永远执政、一党极权专政的腐朽没落的反动观念。
政权是可以颠覆的，政权是应该颠覆的，政权是必须颠覆的。政权倘若永远地不被颠覆，那么政权就会老迈昏庸，就会朽木不可雕也，就会丧失自己的青春之活力和青春之热情，就会变得浑浑噩噩、无所作为、无能为力，就会变得腐化堕落。所以，要保持政权的活力，就必须对政权进行合程序的颠覆。
台湾的经验证明：政权的被颠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可以、应该而且必须的。陈水扁颠覆了国民党长达九十年之久的统治，要是李登辉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按照中国大陆现存的唯一的“核心”江泽民的思维方式，应当告诉中国的克格勃——公安部政治保卫局把陈水扁给抓起来，以中国共产党的刑法条款“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破坏社会稳定罪”判处至少十五年以上徒刑。陈水扁因此可能在人民法庭上戴手铐、戴脚镣，享受虎视眈眈的人民警察施与的阶级敌人待遇。然而，台湾不是大陆，台湾就是台湾。陈水扁正是以其颠覆政权的能力在台湾顺利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的。
可见，颠覆就是发展，“发展就是硬道理”（邓小平语），颠覆政权就是要发展社会，合程序地颠覆政权就是人类文明的显著标志。没有政权的和平转移，亦即和平地颠覆，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发展和人类文明应有的历史进步。反对政权合法的、亦即合乎民意的颠覆，也就是反对人民的根本意愿，也就是反对社会的正常发展和人类文明应有的历史进步。有鉴于此，中国民主党被关押和被判刑的所有领导人，必须立即全部无条件地被释放，以使中国大陆积极回应台湾“变天”的历史发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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