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贻春:台海两岸政治关系通俗讲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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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六点原则、化解台海危机、领导中华民族大家庭走向和平与繁荣

和平的台海两岸关系需要热爱和平的两岸领导人、两岸政治势力、两岸仁人志士、两岸人民共同创建、共同确立、共同维护,尤其是应当寄希望于业已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台湾、寄希望于具有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先生,寄希望于创建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台湾人民。

首先,要客观而理性地面对两岸现状及其可能的未来走向,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消除各自的敌意,要以相互包容的胸襟化敌为友,要尽一切努力克服两岸互信基础之不足而增进相互信任,要在增进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双边的区域交流,例如经贸交流、科技交流、文化交流、亲情交流等。只要相互信任,只要具备了充分的理解,剑拔弩张的嚣张气焰必定会自动熄灭,而和平的美好图景就一定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就台海两岸目前的局势而言,尚存在着许多不能确定的因素。其中一个主要之点,就是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对于台湾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的成功以及他在五二○宣誓就职后开始执行的政策脉络几乎是毫无了解。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来形容中共政治局,委实恰如其分,所以才有了江泽民的“听其言、观其行”之说。由此,也足见北京政府对台湾民主选举出现的并非合其心意之结果而手足无措的窘境。

北京政府对台湾新政府“听其言、观其行”,台湾新政府也要对北京政府“听其言、观其行”。从密室政治的暗箱操作的禅让制中走出来的江泽民先生却对从竞选的投票箱中、从普遍的民意认定中产生出来的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先生“听其言、观其行”,一个古老王朝的现代君主、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时代王朝的至高无上的法老王,即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就象对任何一个臣下所做的那样,居高临下地并且以皇恩浩荡的口吻对台湾民选领导人、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陈水扁说出了大意如此的话:听侬言、观侬行,别负朕望呵!不要不听朕言呵!不要搞台独呵!这就象毛泽东当初训斥四人帮的口气那样: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台独帮呀!搞台独是没有好下场的,快点归顺毛泽东司令部吧!不归顺是不行的呢,不归顺就要整你个永世不得翻身。

陈水扁先生对此如何应对?五二○讲话他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智慧、勇气与能力。他不但没有辜负他的选民,不但没有让当初不投他票的选民感到失望,而且给好战的共产狂人也堵住了嘴巴,一时间竟然找不到任何对付这位“台独”总统的借口。陈水扁绝对是好样的,大陆的老百姓已经从“听其言、观其行”中觉察到,民进党不要“台独”,台湾不要战争,二千三百万宝岛人民渴望和平;阿扁确实争取到了广大了解真相的大陆人民的广泛同情、理解与支持,使大陆民意的天平倾向了民主台湾一边。

陈水扁总统的当务之急是化解台海两岸关系的种种不确定性,并使这种不确定因素逐渐呈现出确定性,亦即把危机转变成时机,把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以便为台海两岸人民带来人人心之所向的稳定、和平与繁荣。基于此一考虑,我以为,陈水扁先生在执政期内处理两岸关系时,应遵循下列六项原则:第一,以理性对待非理性;第二,以善意化解恶意乃至敌意;第三,要求大陆政府忏悔历史沉冤,实行政治改革;第四,以台湾经验作向导,要求大陆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富裕等;第五,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原则基础上,以“自由祖国”、“祖国台湾”为口号,全力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第六,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促进中华民族(包括大陆)的现代化。

上述六点,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只要实现了上述六点,台海两岸关系就能够永远保持生生不息的和平,就能远离恶恶相生的战争,就能促进两岸关系的协调发展,就能导致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中华民国的台湾在同大陆极权政府打交道时也将永远处于主动,并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下面对台湾方面应该奉行的大陆政策六点原则,谨作一较详尽的说明:

1.以理性对待非理性

理性乃文明的标志,是涵养的证明。理性是不急、不骄、不躁,是克服狂热的冷静,是去除冷漠的热情,是审时度势的优选,是纵横埤阖的适度。理性,是非理性的反面,是抑制非理性的相反之力。

陈水扁先生五二○讲话,已经充分彰显出了一位现代政治家所应具有的领袖风范。他自三月十八日胜选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态度和举止:谨言慎行但又不向对岸示弱,广纳博收却又择优而从之,既不招惹麻烦又能笑纳异见,实可庆可贺、可嘉可许。对于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理性的领导更使人感到欣慰与鼓舞的了,因为理性的领导能够带给人民以康乐的幸福和宁静的和平。换言之,理性只能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只能带来友谊而不是流血。

战争通常都是由非理性引起的,也是由非理性所主导的。非理性的结果是残暴、血腥、杀戮或类似的邪恶。非理性是没有任何好下场的,非理性是人类共同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耻辱,当然也是处理台海两岸关系的耻辱。正义的人们,必须以理性对待非理性,以理性的和平对待非理性的战争,以和平的信念反对战争,以和平的实力制止战争。

陈水扁先生大选之后向大陆频频传达的信息无疑是有益于台海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橄榄枝要不断地并且是永恒地摇曳,和平鸽要不断地并且是永恒地飞翔。陈水扁先生作出的“不搞台湾独立的全民公决”、“不搞台独宪法”、“不宣布台湾独立”的等等承诺,使大陆的北京政府攻打台湾的口矢不消自灭,这确实收到了预期的良好的效果。而且,作为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希望到大陆访问并希望与北京政府要员就台海两岸局势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确实争取到了主动。尽管北京政府无理拒绝阿扁总统的善意,尽管共产党坚持不承认“一个中(共)国”原则作为议题就什么也不谈,但江泽民之辈的无理与无耻,却正好突显了阿扁总统的和平友好诚意,并因此定格成台湾新政府处理台海两岸关系的永远的美好形象。

民主是讲究理性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因为民主通常要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协商,要经过充分而祥实的论证,要经过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与否定。它不迷信无原则的赞同和欢呼,它遵循一定程序的制衡、遵循一定权力机关在一定范围内的制衡,因而其结果就极大程度地、乃至完全地避免了非理性的干扰、阻挠与破坏,并使非理性得以根除,从而能够避免社会生活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与蔓延。

这正是为什么“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反右”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社会恶性事故不能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发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这正是为什么“六四”大屠杀等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不能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发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因为,理性以及理性的民主制度使得任何社会恶性事故在发生之前就已经防患于未然地消除了,更不用说它能不能扩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遍及全民族的历史灾难了。换言之,理性的民主制度是根除非理性的专制独裁制度以及由其产生的一切非理性的重大罪恶的有效武器,是彻底埋葬非理性的独裁专制制度及由其产生的一切非理性的重大罪恶的掘墓者。理性、只有理性,才能战胜非理性的暴虐;也只有理性的民主制度才能战胜非理性的专制独裁极权制度。

如果说,理性制度以法治为特色,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有程序制约,一切都相互制约,那么非理性的制度就是以人治为特色,也有章程但不一定可循,也有法律但本身也违法,也有程序制约但程序无法制约,一切好象都相互制约但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能制约。人治是不讲究什么程序与不程序、法律与不法律、章程与不章程的,人治就是毛泽东所自称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人治就是“朕即国家”、“朕即法”,言出法随、最高指示、金口玉言、中央文件,人治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儿子服从老子、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政治局、政治局服从总书记,人治就是以皇帝为核心、以圣母皇太后为核心、以慈禧老佛爷为核心、以万岁爷为核心、以江总书记为核心,人治就是伟大领袖、英明圣主、小旗高高举、先帝庇荫后、一人迷糊、全国昏厥、一人流氓、全国流产、一党专政、万民欢呼,人治就是代表人民无商量、代表人民骗人民、代表人民杀人民、代表人民“促统一”、代表人民反“台独”、代表人民打台湾。总之,人治不是法治,是非理性所由造成 漱@切罪孽的基本表现。换言之,非理性是由人治通过其制度予以充分表现的,人治乃是非理性罪孽的全部特征。

人治的特点决定了它可能以非理性的战争解决问题,以残酷的流血方式解决用和平的方式也可以解决的问题。脑门一拍,大计已定。喊打,说打就打,不惜多少万人的伤亡,不惜多少母亲痛失骨肉的伤痛。既然毫无权力的制衡,既然代表人民无商量,哥几个一商量,亦即政治局常委们一碰头,或有点什么其他的事情不顺心了,那就干脆三下五除二,开战,进军,大打出手!一场中华民族的混战,就极有可能在台海两岸之间不可避免地和令人遗憾地发生。所以,要制止战争,就要克服非理性;要克服非理性,就要去除人治,就要实行法治,就要根除独裁专制极权,就要实行民主。

如果台湾的对岸是民主政体,恐怕也就不会生成个什么“台海危机”了:“台海危机”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大陆是个专制独裁极权政体的所在地,是个不民主、反民主的社会主义霸权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即在不民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奢望和平呢?理性全都没有了,非理性占了上风,又怎么会有理性的和平与安宁?

但也必须看到,作为非理性存在的共产党狂妄战争叫嚣仅仅是一种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似的自我表达,至少在宣传方面应该作如是观,这是它的一惯之所为,丝毫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共产党非理性的极权宣传自有它那一套不可更改的欺骗本质,那就是它惯用的拉大旗、作虎皮、“谎言重复一千遍即为真理”的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当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正确的战争之路”时,正是它穷凶极恶的本质充分暴露之时,正是它试图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而不得自拔之时,正是它病入膏肓而进行垂死挣扎之时,正是它行将就木而寿终正寝之时。战争,以及为发动战争而进行的民族主义动员,仅只是它维持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所以,当台湾对岸,亦即大陆的北京政府以其高八度的分贝大肆鼓噪战争之时,台湾应该保持低调,台湾应该对此不予理会,亦即在政策的制订上、在言辞的表达方面,不要形成“对手”或“敌人”所期望的状态,不要形成吵架之状态,不要形成“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之状态。要做到你吵你的,我不吱声,我沉默应对;你八个度的高分贝,我二、三个度的低分贝;你高姿态,我低姿态;你蛮横无理、胡搅蛮缠,我讲道理并以理服人;你急风暴雨,我和风细雨。

台湾倘若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做到了“以理性对待非理性”的第一条提示,那就使大陆的北京政府武装进攻台湾的口矢基本丧失或完全丧失,从而使台湾以其理性的低姿态高胜一筹,如此这般,岂不妙哉?岂不善哉?

2.以善意化解恶意乃至敌意

正确地对待并处理两岸关系,非善意不能化解,非善意不能维持,非善意不能继续。什么叫善意?善意就是希望别人过得好,就是希望和睦、团结、友谊,就是所谓的关爱之心、恻隐之心、怜悯之心。凡是怀抱善意的,都不能不以礼让、敬重与祝愿对待他人,都不能不以谦虚、谨慎、牺牲对待自己。

善意作为人类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是可以、应该而且必须化解恶意。恶意是善意的反面,恶意是理性的人类必须坚决克服并坚决抛弃的不良做为。恶意是由人类的弱点所形成的并通过人类的弱点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缺德之举。恶意就是希望别人过得不好,就是希望不和睦、不协和、不友爱,就是丧失了关爱之心、恻隐之心和怜悯之心。凡是怀有恶意的,都是要求他人为某种主义、某个领袖、某个虚无缥缈的目标作出贡献与牺牲,都是以血腥的残暴和无情的镇压迫使他人就范于某个人、某个组织与某个集团的领导,都是以无所顾忌的滥施淫威和肆无忌弹的破坏、打破人心的宁静、环境的宁静与生活的宁静。因此,恶意是与文明相反的可耻的做为,恶意是善意必须下大气力予以克服的对象。

善意的结果是和平,恶意的结果是战争。所以,要用善意的和平化解恶意的战争,要用和平的善意化解战争的恶意和敌意。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两岸领导人、两岸政治势力、两岸仁人志士、两岸人民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来,善意相向,坚决反对并破除恶意相向,竭尽全力设法结束两岸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可耻的敌对状态。

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是人类共同的悲剧;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敌对,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以及悲剧的历史,实在是令人悲愤、令人痛苦、令人长叹息!就在今天我们业已跨过二十一世纪门槛之际,难道还能容忍那些过时的“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胜利”、“严厉打击阶级敌人”、“分清敌我”、“消灭蒋匪帮”等等二十世纪充满血泪悲剧的口号和语言吗?

中华民族的苦难不就是由于恶意想向、敌意相对、仇意满腔等等狭隘、卑微的心理及其表现造成的吗?以至形成了当今中国大陆面积广大的赤贫、难以治愈的愚顽、积重难返的落后。陈水扁先生及其领导的台湾,难道对中国大陆的诸多苦难、诸多贫困、诸多落后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没有什么关爱之心、恻隐之心、怜悯之心吗?倘若如此,那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悲剧的重演,那无疑是陈水扁先生匮乏或没有善意的表示,而这是丝毫无利于台湾民主与自由的发展的,更无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的。陈水扁先生及其领导的台湾民众如果能以极大的善意承担起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尽其所能地帮助中国大陆人民消除贫困、消除愚昧、消除落后,进而言之,竭尽全力地促使中国大陆走向现代化,那么存在于两岸之间的恶意就会逐渐地烟消云散,最终变得无影无踪,更不用说会有什么敌意了。

陈水扁先生应当对中国大陆人民之苦难予以深切的关注,只有关注大陆人民的苦难,才能够生发出台湾人民应有的慈善之心、怜悯之心,才能够研究如何尽其所能地解脱大陆人民的苦难,才能够尽到中华民族赋予他和台湾人民的不可推诿的重大历史责任。作为台湾总统,陈水扁先生理当首先考虑台湾的安全和台湾人民的福祉,但是陈水扁也肯定清楚这一点,即台湾的安全是与大陆的文明程度和民主化程度休戚相关,唇冷齿寒的。没有大陆的理性,尤其是没有大陆的民主化,大陆倘若仍是一片野蛮的荒芜之地,仍然存在非理性的“人民政府”,那么台湾的安全就决然不会得到可靠而有效的保证;如果大陆人民的苦难还是那么深重,还仍然不能得到解脱,那么台湾人民的福祉也就不能不受到极不理想的乃至于受到极大程度的不良之影响。所以,考虑台湾的安全,就不能不考虑大陆的问题;考虑台湾人民的幸福,就不能不把它与大陆人民的问题相连系。只有以善意对大陆、对大陆人民、对大陆的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暂时执政的极权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和尚被关押的中国民主党,以及广大民众对于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日益强烈的诉求,才能够使台湾获得其应有的和平与安全,才能够使台湾人民免于战争的恐惧而安居乐业地创造出美好的和更加美好的生活。

3.要求大陆政府忏悔历史沉冤,实行政治改革

此项要求表面看来似乎与台海两岸局势无关,其实则是关系重大,可以说具有提纲携领之功效。因为诚如前此所述,只有民主政府、只有民主政治,才是防范并制止战争的决定性力量,而专制独裁极权的政治体制,则是动乱的深渊,也是战争的深渊。有鉴于此,无论是出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原则也好,还是为了捍卫台湾的民主制度也好,都必须毫不隐讳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大陆实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以使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从现在的极权独裁之状态转向分权制衡之状态,从现在的一党专政之状态走向多党竞争之状态,从现在的非理性的人治之状态走向理性的法治之状态,从现在的腐败无能之状态走向廉洁能力之状态,从现在的野蛮无理之状态走向文明的讲理之状态。总之,要使现存的北京政府从现行的官爵分封的王朝体制转入到人民竞选的现代化的民主体制上来,要使现存的北京政府从人际关系的政权授予制转入到人民选择的有能力者执政这个正确的轨道上来,而提出如上的政治改革要求,理所当然地是被要求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新政府及其领导人陈水扁先生应有的权力。

陈水扁先生对于中国大陆应该做到如下的分别:一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统治机器即北京政府与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广大的十三亿大陆人民区别开来;二是要把狂吠台海战争的极个别的独裁专制的死硬分子与共产党内的广大的开明人士区别开来;三是要把为了混饭吃而不得不紧跟共产党的少数人与广大的必欲推翻共产极权的民主志士区别开来。只有做到了如上的三个区别,才能够有针对性地、有理、有力、有节地制订出适合于中华民族发展之走向的战略规划与策略措施,才能够信心百倍地增强战胜共产极权的勇气,并最终实现以民主促进中华民族大统一的辉煌目标。

陈水扁先生应当遵循其五二○就职演说的思路,在他的整个任期内,把目光紧紧盯住大陆人民的民主诉求,紧紧盯住大陆人民争取自由、摆脱奴役的反极权斗争,紧紧盯住大陆人民破除党权、追求人权自立的历史进程。只要陈水扁先生和台湾人民能够对于大陆人民声势浩大的并且是愈来愈浩大的心声予以形式不同的道义上的、经济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援,那么陈水扁先生和台湾人民就与中国大陆人民一道,算是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伟大胜利。故此,台湾新当选领导人陈水扁先生,应该要求中共政府做到以下各项:

1)就一九五○年“镇反”中毫无道理地、极其野蛮地枪杀国民党官兵达七、八十万的罪行,向中华民族谢罪并对受害家属作出补偿;

2)就一九五六年遍及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肆意劫掠私营工商业者和小业主私有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的罪行,向中华民族谢罪并对受害者作出补偿;

3)就一九五七年通过“引蛇出洞”的诱骗方式把滞留大陆的中华民族的五十五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打成贱民、打成不耻于人类“狗屎堆”的焚书坑儒罪行,向中华民族谢罪并对受害者作出补偿;

4)就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风调雨顺情况下、由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推行反动的“三面红旗”政策导致三、四千万中国大陆人民因人祸非正常死亡的罪行,向中华民族谢罪;

5)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惨害了几千万人、死亡了几百万人、株连了数亿无辜百姓的十年浩劫,向中华民族谢罪;

6)就一九七二年中共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屈膝承诺放弃巨额日军侵华战争赔款的汉奸卖国罪行,向中华民族谢罪;

7)就八十年代初中共发动侵略越南的不义之战而令五万多中华男儿抛尸南疆的战争罪行,向中华民族谢罪;

8)就中共一九八九年派军队枪杀北京市民和大学生的“六四”大屠杀,向中华民族谢罪。

陈水扁先生除了要求中共对其执政期间所犯下的上述罪行向中华民族谢罪外,也应要求中共就抗美援朝、中印边境战争、珍宝岛保卫战、进军西藏、进军新疆、特务政治、舆论一律、官僚腐败、毒化人心、告密陷害、大兴冤狱等给大陆人民造成的伤害公开谢罪。为此,中共必须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犯下的罪恶建立不同的悔罪纪念馆,以使中华民族永远铭记这些永远不应忘记的耻辱。建立一座举世罕见的巨大纪念馆,馆名可以是“共产灭绝中华民族纪念馆”,用以教育后世炎黄子孙,应该是可行的。倘若,这个总的纪念馆暂时不能建立,那么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分期的纪念馆就必须刻不容缓地立即建立起来。可以为共产党杀害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发家致富的农业经营者,所谓的“地主”,“富农”,建立“土改纪念馆”;可以为五○年镇反被共产党无辜枪杀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被称作“国民党匪帮”的国军官兵建立“镇反纪念馆”;可以为五六年“公私合营”中被肆意掠夺的、无以计数的私有财产者建立“公私合营纪念馆”;可以为五七年被打成贱民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右派”建立“右派纪念馆”;可以为六○至六二年非自然死亡的三、四千万饿殍建立“人祸纪念馆”;可以为六六至七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十年浩劫纪念馆”;可以为八九年六月四日惨遭屠杀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建立“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可以为九八年为争取结社自由而被江泽民投入监狱的中国民主党人建立“党禁纪念馆”;可以为因包围中南海请愿而被取缔的法轮功建立“法轮功纪念馆”。

陈水扁先生特别应该强调,如果中共政府不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中国大陆就只能生活在不见天日的黑暗之中,大陆百姓就不可能赢得做人的任何希望,中国人民就没有任何尊严、就没有任何资格走向世界文明之林,而台湾也就根本不可能向着专制政权俯首称臣,向着独裁极权顶礼膜拜。

中共政府倘若实行民主改革,就必须正视自己并不光采的历史,就必须把自己一手造成的历史的血腥和黑暗加以清算,并在毫不留情地清算自己罪恶的基础上争取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谅解,争取得到两岸人民的宽恕。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改革,企图蒙混过关的改革,是虚假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改革,与其叫它为“改革”,莫不如称之为“欺骗的谎言”。

台湾总统陈水扁先生,应该提倡并号召两岸各种政治势力坐下来全面谈判,并在促成谈判之前首先要求中共无条件地、一个不留地、全部地释放政治犯,释放那些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予以羁押的政治犯或持不同政见者。只有在没有任何政治犯、良心犯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各种政治势力才能够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来,就中华民族未来的政治制度的建设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意见、建议和观点,并最终通过绝对票数达成基本的共识与协议。

中华民族不应该再耻辱地拥有所谓的“政治犯”、“良心犯”,不应该再以可耻的专政手段对付那些不同政治见解的表达者、阐述者,不应该再用阴暗的牢狱关押社会的良心和前卫的思想家,更不应该借口党的所谓领导去限制全体中国人民的各种缤纷多彩的语言。

一个社会,只要有一个政治犯被关押、被判刑,那么这个社会的正义就会统统地被阉割了,这个社会就必定是个毫无正义、毫无公正、毫无人性可言的可悲可耻可怜的黑暗的社会。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邪恶与兽性十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不同政见的表达者都会成为被毫不留情地关押的“罪犯”。这个社会,是根本就没有正义以及正义感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革。要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从中共黑暗的监狱中解放出来,要归还这些政治犯表达思想的权利,要归还这些政治犯自由言论的权利,要归还这些政治犯自由行动的权利。只有在没有一个政治犯的基础上,在没有一个不同政见的表达者遭到非法拘禁、非法关押的基础上,两岸的各种政治势力才能拥有平等竞争、平等表达、平等建议的可能与良好的环境。

应该尽快召开两岸各政治势力的“中华民族和解大会”,中国大陆除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外,还应有中国民主党的代表、八个“花瓶”党的代表、中发联的代表(“中发联”的法人代表彭明先生被中共以“嫖娼”罪栽赃陷害并被判处“劳动教养”法外执行);台湾方面除民进党的代表参加之外,还应有国民党的代表、亲民党的代表、新党的代表,香港也要派代表参加,澳门也要派代表参加,流亡海外的民运代表也要参加,大家聚在一起,党派不分左、中、右,观点不分右、中、左,欢聚一堂,共商中华民族振兴之大计,共论台海两岸之局势及发展,畅所欲言,言而无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人都可发言,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能参与,人人都很平等。只要坐下来谈,只要心怀中华民族大家庭原则,只要以善为本,只要不抱成见,不搞教条,不墨守成规,大家就一定能设计出一个可以为各方所接受的有益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纲领,就一定可以并能够创建出建设大中华的理想方案。

这一切,关键是要实行政治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台湾现在已经搞了许多年,算是比较成功,就看大陆的政治改革如何开始实行了。大陆的政治改革直到现在也仍然迟迟未动,可见中国共产党只是看重自己的私利,只是视自己的权柄高于一切。这,不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顽固的专制主义和封建皇权理念的局限性所致;这,将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带来相当负面的乃至极大的不利影响;这,无疑会阻滞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此,要进行批判,要进行斗争,要施加压力。

如果台湾总统陈水扁先生提出中共实行政治改革的要求或方案,中共可能不甚满意,甚或认为有“犯上作乱”之嫌,但这种要求却顺应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强烈诉求,是争得大陆人心的最理想的做为。如果中共拒不接受陈水扁提出的政治要求,那它的极权之本质就再一次完全地、无以逃遁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如果中共更加恶劣,认为陈水扁要求中共政改的呼吁是“干涉中国内政”,那不恰恰证明中共是在搞它自己所极力反对的“分裂祖国”的阴谋吗?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陈水扁先生都应该不失时机地提出为中国大陆人民所欢迎的、要求中共忏悔历史沉冤并作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诸种要求,这实在是一石数鸟的英明举措。

4.以台湾经验作向导,要求大陆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富裕

先进的制度无疑是落后制度的榜样,亦即落后的制度应该而且必须向先进的制度学习。同样地,先进的地区或国家无疑也是落后的地区或国家学习的样板。由此可以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认真学习的,美国也是中国大陆应该学习的国家。

台湾与中国大陆比较起来,无论从政治制度来讲,还是从文化制度来讲,抑或从经济制度来讲,都是中国大陆所远远不及的。也就是说,同是中华民族的台湾要比中国大陆先进了许多,简直不堪同意而语。

所以,中国大陆无疑也要向台湾学习,学习台湾的民主建设、竞选方式以及自由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内容,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同是中华民族的台湾人民学习,必须通过学习而使大陆自己获得诸多方面的提高。

台湾确实有很好的经验,台湾经验值得中国大陆普遍地借鉴,尤其是政治经验,中国大陆的各政治势力,务必从中学点名堂出来。

学习台湾的民主。民主就是宽容,就是允许不同政见,允许相互批评,而且不受“反革命”、“危害国家安全”、“阴谋颠覆政府”、“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等莫须有罪名的无理搔扰、关押、审查与判刑。在这方面,中国大陆要做的工作委实太多太多了。

学习台湾的自由。自由的思想导致自由的言论,自由的言论就是解除报禁。解除了报禁,就为言论的自由展现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无垠的天地。自由的行动不应受到任何阻挠:自由地请愿、游行示威,不得再被打成“反革命暴徒”,不得再受“干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污蔑党和政府的形象”等等莫须有的指控。要有信仰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更主要的是要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自由。

学习台湾的人权。经过二十多年的解除党禁、报禁,台湾人民的人权意识普遍地觉醒,他们比大陆人民的生存权,即猪权狗权马权牛权驴权具有更多的权利,他们具有文明人所能享有的全部的权利。

学习台湾的法治。台湾已经挣脱出人治的相当浓郁的阴影而逐渐地迈向法治社会;虽然不尽完善,但却远远地胜于中国大陆。走向完善的法治对于台湾而言,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中国大陆的人治社会,仍然以其几千年如一日的惯性,残酷地扭曲着人的性格,毁灭着人的灵魂,这实在是难以置信的野蛮与暴虐。所以,中国大陆要向台湾的法治学习。

学习台湾的富裕。富裕怎么学?学习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经验,学习她的先进的经济管理、经营方式和重视人才、重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经验。只要掌握这些经验,走向富裕之路无疑是指日可待的;

如此等等的台湾经验,都是大陆、大陆政府和大陆人民应该虚心地学习的。把台湾经验学到手了,大陆的生活质量就会得到显著的提高了。

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希望在于台湾、在于台湾经验、在于台湾经验的推广与普及、在于台湾经验不但本土化而且也大陆化。台湾经验一经风行于受到极权政体半个多世纪残酷统治的中国大陆,大陆人民就会迸发出对民主与自由的热望,从而摧枯拉朽地战胜专制独裁的强权。

以民主统一大陆、以自由统一大陆、以人权统一大陆、以法治统一大陆、以富裕统一大陆、以文明统一大陆。统一的旗帜上要有几个鲜艳夺目的大字:台湾经验。以选票改造台湾;以选票改造大陆;以选票改造中国;以选票改造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以选票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这,就是台湾经验的精髓。

5.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原则为基础、以自由祖国为号召、全力支持大陆民主运动

大陆民主运动是促使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有生力量,是促使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的先锋队。民主志士,是挣脱共产极权、追求自由民主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有的身陷囹圄,饱受铁窗之苦,有的背井离乡、流落异域、有家归不得。但,他们在无声无息地默默地奋斗、挣扎,他们摇旗呐喊地为民主鼓与呼,他们以不尽相同的方式与极权专制作着程度不同的斗争,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民主台湾的民选领袖陈水扁先生,理当十分清楚民主的价值与力量。因此,也应毫无疑问地对大陆民主运动予以应有的、全方位的支持。这种支持,将大长民主力量的威风、大扩民主运动的影响。而反过来,这种支持,又将有力地促进台海两岸的和平。

与其花几十亿美元给某个小国搞“金钱外交”,莫不如把这笔资金用来增援大陆的民主运动,其内在的力量实在是不容低估,其后续的意义委实巨大。台湾既然是民主的领地,既然是民主的桥头堡,那她就应当以“自由祖国”、“民主台湾”、“祖国台湾”为号召,把四面八方的民主力量招揽旗下,带头向着共产专制发起各种形式的攻击、乃至总攻。

民主力量的扩大是对于专制极权力量的威慑,没有民主力量的整合,专制力量就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打击,而其灭亡就恐怕更是遥遥无期。所以,台湾目前至少可以成为大陆民主运动的活动基地,这是台湾起码应该做的工作。千万不要有偏安于一隅的心态,那是最要不得的,也是很危险的,其后患乃无穷无尽也。

6.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促进中华民族现代化

台湾新当选总统陈水扁先生,不但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台湾人民的福祉尽心竭力的良好愿望,而且也应有胸怀中国大陆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美好的或可能不算太差的未来施展贡献的宏图。阿扁应该存有海峡两岸共存共荣之理念;应该存有海峡两岸亲如一家之理念;应该存有一奶同胞情谊之理念。

在这一中华民族大家庭理念的推动下,两岸应尽快开展卓有成效的谈判。两岸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应以中华民族所应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智慧携手共进,称兄道弟,满面春风地走向和平、理性、富裕、光明的未来。

台湾领导人可以到北京开展谈判,可以承担对于大陆人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担任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也可以通过选举就任中华大家庭的主席。官位没有关系,官的大小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大陆的人民可以更多地、更直观地和更明确地了解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富裕的现状,可以通过这种愈来愈明确的了解不动声色地消解专制、独裁、贫困等等非文明的统治势力于无形。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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