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贻春:台海两岸政治关系通俗讲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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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海和平取决大陆政治民主,中国领导人必须作出慎重抉择

台海两岸的和平与否、安全与否、稳定与否,也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内的热爱和平的政治力量的理智、智慧与能力,也有赖于中国大陆北京政府内的有识之士的英明决断和具有前瞻性的、新颖的思路。

任何危机都是可以化解的,更何况还是骨肉之情的兄弟姐妹呢?那就更没有什么理由肆意挑起自相残杀、自相毁灭的窝里斗的台海战争了。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几个有数的极权专制主义者之外,许多人还是能够而且也的确具有正义感、是非感的,只不过在极权主义制度的淫威下,这种正义感、是非感不能得以表现而已。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人被压抑已久的良心都会显示出战胜专制、战胜独裁、战胜极权制度的伟大力量的。关键是时机,共产党内的民主力量也在等待时机、以显示它自身可能或必然具有的基本的人性、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共产党内并不缺少开明派,只不过这些开明派现在看来并没有掌握党和国家的核心权力。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开明人士,或具有与他们一样的和相似的民主思想的人物,党内肯定大有人在的。但是作为一种专制极权体制,共产党从整体来说是一种早应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阻遏力量、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极大的惰性力量。

台海两岸关系,说到底也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内民主的实现程度。当民主一经实现,台海两岸就只能有和平而没有战争;当专制独裁极权仍一如既往地耀武扬威和滥施淫威之时,台海两岸关系就会充满种种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台海两岸的和平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而有效的保障。那时,战争、非理性的战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降临。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不民主,就是专制独裁极权,就是这种反民主的极权政体,而中国共产党就是统治中国大陆的极权政体。可以说,专制不除,人心无宁;独裁不除,社稷无宁;极权不除,国家无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台海两岸关系,也必定受其所累,没有宁日可言。对此,是不应抱有任何犹豫游态度的。不能奢望在极权仍然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台海两岸之间会由和平来主导,这是既不现实的,也 O不合情理的。

共产党内的民主势力也肯定是反对台海两岸之间发生不应发生的军事冲突乃至各种形式的战争的,但这些体制内的力量需要体制外力量的有机的和有力的配合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它是很难发挥出什么作用来的。所以,要做好相应的配合工作,要注意分化、瓦解共产党的专制力量,要逐渐地孤立共产党的专制力量。被孤立的共产党的专制力量,是毫无力量可言的,是很容易被铲除、被根除的。为此,需要在理论上批判共产党不堪一击的陈腐教条,需要指出并批判共产党所恪守的意识形态的荒缪之处。

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台海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不能一头热,不能害单相思。共产党总是强调“实事求是”,可见它的不那么实事求是究竟有多么严重。共产党实际上是最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所以才总是不厌其烦地、大张其鼓地和信誓旦旦地要求别人实事求是。台海两岸关系的实事求是的要求就是必须正视两岸业已长期存在的政治分离的现实,并据此进行两岸协商与谈判的相应工作。为此:

第一是要平等:要平等的政治地位,平等的政治实体,平等的相互交往。只有平等,才能消除误解与隔膜,才能坐下来,才能逐渐地靠拢。倘若一方盛气凌人,居高临下,那谈判怎么进行?那恐怕就很难走到一起来了。所以,平等是前提,是合作的前提,是谈判的前提,是走到一起来的前提;

第二是诚心:诚心诚意地为对方着想,诚心诚意地拿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想法,诚心诚意地接受对方的质询,诚心诚意地希望对方谅解。没有或匮乏诚心,而只想要胁对方、威逼对方、恐吓对方,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就用不着谈判了,那就不是谈判了;

第三是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协议,没有妥协就没有谈判,没有妥协就没有成功。台海两岸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在诚心诚意的善意指导下,必须学会妥协。退一步,天高地阔,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谓妥协,就是互相谦让,没有谦让,好事也是要办砸的。所以,必须学会谦让,必须实行妥协。应该说,台海两岸关系只有在妥协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和平,这种和平才是牢固的、才是不易被摧毁的和平。妥协是走向和谈与和平的光辉启点;

第四是互信:台海两岸分治已达半个世纪之久,有两代人的差距。除了个别人的特殊交往之外,大规模的交往也只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长期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毛泽东所搞的那一套戕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臣民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搞得人心惶惶。谁要是有个亲属,例如叔叔或舅舅、姨姨或婶婶在台湾的,基本上就被划入了“敌特”或是“特嫌”的范畴,其待遇就跟“阶级敌人”差不多,总是受到极为严密的监控,稍有不轨,那就得大刑侍候了。

显然,在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大陆,在“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下,对台湾从来都没有什么信任之感,动不动就以“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相指称,以“蒋匪帮特务”相指称,以“敌人”相指称,这能叫信任吗?可以说,大陆对台湾是毫无信任可言的。而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把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共匪”,指大陆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手里已经变成了“人间活地狱”,所以台湾对中国大陆也是缺乏信任的,可以说是根本就毫无信任。在相互丧失了信任的条件下,台海两岸焉能不发生危机?战争的阴影又如何能够去除、战争如何不会迫近?

随着八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闭关锁国大门的打开,台湾商人纷纷投资于中国大陆,经贸往来煞是红火,交易额呈连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大陆因六四屠杀遭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后,港、台资金极力保驾支撑,令大陆经济不至于最后地崩溃,这样就使两岸民间慢慢地有了一点点相互了解。其后,由于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且不断增加,两岸民间的相互了解开始深入,但由于政治层面的阻隔,这种了解也只能停留在经济交往方面。政治方面,由于中共顽固地推行“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错误政策,致使迄今为止一无进展,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上的密切交往了。

建立两岸之间的互信,确实还有很长的距离需要缩短。不建立互信,就不可能解除恶意与敌意,就很难确立和平的机制,就很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所以,互信很重要,这尤其需要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先认同台湾是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与之进行各方面的、全方位的乃至官方的接触。只要中共党能冲破自我设定的妨碍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一切不良措施、包括政策与策略,按照上面提到的平等、诚心、妥协、互信的原则去发展交往,台海两岸的危机自然就会得到很好的化解。

除了台海两岸关系需要以民主的方式处理之外,处理一切其他的关系,包括与中国民主党的关系,与其他八个“花瓶”党派的关系,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的关系,都需要以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民主是解决一切关系的指导方针,民主也是解决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基本方针。为追求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实行自身的民主化,必须实行自身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必须改变中国共产党现有的专制独裁极权的统治方式。那么,这种专制独裁体制应如何改变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拿几种大家都熟悉的极权体制及其结局来作一对照,以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须直接面对的和必须慎重抉择的几个出路。

1.勃列日涅夫统治

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方式,是沉闷、迟滞、无为的统治方式。其主要特征是“稳定压倒一切”,其行为方式是以拒绝政治改革而维持专制极权统治的苟延残喘。在强权的剌刀所维持着的稳定下面,充满了社会生活非正常化的陷井,种种非人性的暴虐与血腥,言论不能自由,政治活动不能自由,社会上唯一自由的只有不受限制的、为所欲为的权力和持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朝代所追求的社会表面上的稳定,实际上却涌动着乱动的深不可测的渊薮。现实的中国大陆亦即“江核心”时代,就是一个别无二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而江泽民不过就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而已。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无法自拔的昏庸无能的状态,等待着伟大领袖自然生命的终结,等待着核心老死于任上而把整个一个烂滩子交给下一任党魁。中国大陆现在所处的勃列日涅夫或曰“江核心”时代,是中华民族现实悲剧的证明,是中国现代化毫无前途、也没有任何希望的标志。中华民族倘若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中国人所应具有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就必须冲破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亦即“江核心”的独裁体制和无能为力的状态。

任何经济改革,倘若不辅之以政治改革,则是不完善的改革,其导致的结果则必然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权钱交易以及黑金政治。所有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整个社会的层出不穷的不公正和全方位的道德沦丧,其危害是极其巨大的,是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的。

勃列日涅夫时代不可取,“江核心”时代不可取,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不可取,没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不可取。

2.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

八十年代中期,在前苏联大地上兴起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领导的改革运动,其标志是公开化与透明化,从而使前苏联的历史沉冤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澄清,并使前苏联由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沉闷无为的死气沉沉的状态转到政治相对宽松、言论相对自由、思想比较活跃的状态。戈尔巴乔夫以其改革与新思维的纲领激活了前苏联人民的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潜力,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创造力。虽然戈尔巴乔夫以弃权,亦即放弃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之方式使自己消隐于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但他的不朽的改革与新思维的纲领,他的公开化与透明化的旗帜,他的使苏联社会由沉冤已久的非正常化走向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其先进的理念推翻共产专制极权的旷世壮举给俄罗斯大地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并使俄罗斯人民为能拥有他这样一位伟大的、跨世纪的领袖感到幸运、感到自豪。

与俄罗斯人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民实在是太遗憾了,因为至今还尚未产生过一位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胡耀邦与赵紫阳似乎应该成为中国的戈氏,但由于这两位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曾经活在邓老太爷的阴影中,都受到这位当代男性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指挥与摆布,因而双双都不可避免地落下了木偶的名声,并最终遭到被罢黜的悲惨命运。虽然胡、赵两人都可能具有戈氏的思想意识或至少接近戈氏的理念,但却被具有中国特色的老人政治所坚定不移地和彻底地抛弃了。于是,中国大陆就在邓小平以及一帮昏庸无能但能量竟可以一手遮天的老人们的一片拥戴声中,扶正了一位从上海来京的六十多岁的、堪称小字辈的“幼主”,这个人以善于作秀而著称于世,但就是没有治国之方略,就是没有先进之理念,就是没有战略之头脑,却不乏察言观色之技巧,吹拉弹唱之能力。背诵儿作之天赋,贪权恋座之本能。十年一晃而过,其所有的政治功绩不过是举举小旗(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耳耳。除了举举小旗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于中国民主党、对于泱泱之众的法轮功信众的龙颜大怒、勃然而起,乃至于不仅仅“消除于萌芽状态”,而且要以“我不信我就治不了你”的方式把所有组织性的反对势力,亦即被他钦点的“邪恶势力”、“敌对势力”,统统地赶往劳改营和范围广大的监狱。

这位通过先帝禅让的方式而赢得了王位的总书记,这位中华民族的新时代的法老王,满脑子都是为民作主的“民主”思想:“在上海,我养活了一千二百万人;到中央后,我又要养活十二亿五千万中国人”;到外国访问,面对数不清的抗议者,竟指斥对游行示威不予干涉的瑞典首相说:“你们是怎么管你们这个国家的?”话里话外充满了要求所访国镇压游行示威的声色俱厉的专制思想。非程序地镇压中国民主党,非程序地取缔法轮功等项,在在都证明这位姓江的老人实在是匮乏甚或没有任何民主思想,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开明理念。说他是瘪三加混蛋,可能是名至而实归。

他应该向戈尔巴乔夫学习,学习他以自己的弃权而赢得一个自由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学习他的开明政治,即公开化和透明化的旗帜,学习他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冤假错罪案平反昭雪的气魄与胆略,学习他解除报禁、解除党禁而使俄罗斯走向多党民主政治的开拓性贡献,学习他使社会生活从不正常走向正常化的巨大努力,学习他敢于辞职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倘若如此,中国共产党尚可有生存的良好契机,中华民族尚可有发展的一线希望。孰好孰坏,望老江或江瘪总慎重抉择。

3.蒋经国的政治改革模式

台湾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全民竞选的地步,与台湾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倡导解除报禁、党禁的先进思想与理念是分不开的。没有顺应民意的改革,没有扬弃一党专政的思想,实行多党竞争的现实局面就不可能形成,更不用说执政党合程序地下台、在野党合程序地上台的政党轮替局面的真正实现了。

台湾人民何其幸也,大陆人民何其不幸也?!经国先生的民主改革业已丰收了灿烂光辉的政治果实,业已成为造福于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大陆人民由于仍然在一党专政的领导下尚未实现其应有的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诸多在野党的领导人被统统地关进大牢,备受凌辱与折磨。

中国共产党应该向蒋经国先生学习,学习他甘于废除一党专政、甘于抛弃自己的一党之私而关注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高风亮节,学习他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现代化所做出的应有努力,学习他不是一味地采取镇压与围歼的手段把政治异见人士“消除于萌芽状态”,而是采取退让与妥协的方式与不同意见的表达者达成应有的谅解。

学习蒋经国先生,就是学习台湾经验,就是学习中华民族的先进经验,就是学习如何达到人类文明的应有高度。倘若能够把蒋经国先生的经验学到手中,如果能够把台湾经验学到手中,那么中国大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死气沉沉且无所作为了,中国大陆就可能或必然一改现行的浑浑噩噩的迟滞无为的局面而呈现出百舸争流、万木竟放的生动多样的理想场景。

4.齐奥塞斯库模式

终生执政而受到罗马尼亚人民衷心拥戴的大独裁者尼古拉溶艨□□筑w,在罗马尼亚的九十年代初的一次社会主义议会上又一次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其时江泽民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说“这是罗马尼亚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但时不过二十天,罗马尼亚人民便发生了被伟大领袖齐奥塞斯库钦定为“反革命骚乱”的人民示威运动,这时的“伟大领袖”却被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且立即予以执行。这位追求“稳定压倒一切”的罗马尼亚的“核心”,的的确确赢得了“压倒一切”的稳定,死亡成了他别无选择的超级稳定。

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教训,值得江泽民之流记取。拥权自重、飞扬跋扈、漠视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否定民众的自由与民主诉求,一味地运用秘密警察、军队、法庭等专政机器对付日益强大的民主力量,只能招致自己灭亡的可耻下场。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此之谓也。

因此,建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不要重蹈尼古拉溶艨□□筑w的覆辙,不要学习这位大独裁者的那一套与世界文明主流意识背道而驰的陈腐不堪的意识形态及其导致的一系列漠视人权、否定人权和取缔人权的罪恶做为。中共极权体制的领导们,猛醒吧!唯一出路就是彻底更正自己的现实罪行,忍痛割爱地与极权制度“挥泪”诀别。

5.卢太愚、全斗焕模式

南朝鲜军政府首脑在执政期间的贪污腐化、漠视人权罪恶行径,在过了若干年之后也要受到追究、受到起诉、受到审判。过去的罪恶必须受到法律的应有审判,不能清算罪恶的历史就不可能赢得一个不罪恶的现实,罪恶的现实常常来自于不能被清算的罪恶的历史,过去逍遥法外的罪恶必将导致企图铙幸过关的现实的罪恶。所以,必须清算一切历史的罪恶,以彻底杜绝现实中任何罪恶生成的可能与机会。

韩国人民确实不屈不挠地与历史的罪恶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不可一世的枭雄也要受到正义的严厉斥责,也要受到罪有应得的审判。不能为贤者讳,不能为尊者讳,不能为圣者讳,不能为执政者讳,不能为皇权拥有者讳,更不能为“伟大领袖”者讳,此之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之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

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南韩人民学习,学习他们敢于揭露并善于揭露一切历史罪恶的勇气,敢于揭露并善于揭露一切历史罪人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学会像南韩人一样地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罪恶多端的历史,以坦诚的忏悔的心情与自己过去的层出不穷的罪恶相揖别,尤其重要的是,要把毛泽东的罪恶向中国大陆人民讲清楚,也要把邓小平的昏庸无道的罪恶向大陆人民说清楚,使以往的罪恶不再发生,使以往的历史不再重演。

倘若中国共产党不能现实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将来也必定会做到这一点,中国大陆人民将会毫不犹豫地做到这一点。这一点就是,现实的罪恶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被予以公正、合理的审判,并被予以其应有的清算。

6.皮诺切特模式

皮诺切特,智利的大独裁者、军政府首脑,在其长达二十年的独裁专制统治中,肆意妄为地乃至丧心病狂地草菅人命,数千人被非程序地杀害,数千人不知所以地失踪,社会生活在其“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下毫无正常性可言,一切都是他的“最高指示”说了算,一切都以“皮核心”为轴心旋转,把个智利搞得个暗无天日,鸡犬不宁。

后来,在其出国访问途中被英国警方逮捕。皮诺切特模式表明,罪恶总是逃遁不掉的,总是要被捕住的。逃得了一时,逃不了长远;逃得了此地,逃不了彼地。凡是不能明智地看到这一点的,那结果恐怕就决不会美妙,恐怕就会很可耻地成为被逮捕、被通缉、被引渡的悲惨下场。

中国共产党的皇权掌握者应该从皮诺切特的模式中汲取其应得的教训,免得有朝一日成为被某个国家为保卫正义、保卫人权而追讨的人犯。

上述的几个模式不足以概括全部,但却证明了现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须直接面对的和必须慎重抉择的几个出路。孰好孰坏,是十分清楚的,是不言而喻的。不是民主的开拓者,就是历史的罪人,责任重大,系于一念之差。只有择优而从之,弃之一切之所当弃,方能够走出专制独裁极权之误区,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与历史发展顺势而动地展现自己的价值。倘若违逆这种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那无异于倒行逆施,那无异于继续为非作歹,那无异于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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