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贻春:现代君主论

Share on Google+

枭杰恶魔毛泽东;
孑弱无力华国锋;
昏庸残暴邓小平;
无能痴呆江泽民;

一代又一代君主逝去了,一个又一个君主粉墨登场。这不是在古代发生的遥远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边的每时每刻摸得着、看得见的活生生的现实。君主制,亦即皇帝制或曰帝王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如一的永不变色的制度,尽管君主个人像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有一句话叫做: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个君主制却似乎是铁打的衙门,而君主个人,则随着他们自然生命的消失,就像流水的官一样卸职而去。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肆虐横行了几千年并已深入中华民族骨髓的根深蒂固的制度。

马基雅维里在其著名的《君主论》里为君主们出谋划策,告诫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但那毕竟是业已消逝在世纪远方的往事了,那毕竟是业已付之东流的过去了。君主制无疑早已应该成为历史的遗迹,它并且是人类早期历史野蛮之表现,是人类文明尚未开化的标志,是一种不应再继续下去的可耻的象征。

君主制,以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不但在古代无所不在地显示着自身的腐朽、无能与野蛮,而且在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化的当代社会,也仍然在顽强地表现着它那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勃勃野心,并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苟延残喘其貌似合理合法实则完全非法也更不合理的现实存在;

君主制,作为一种极端落后的制度,是与极端落后的愚民具有千丝万缕的连系的,是与极端落后的愚民所具有的极端落后的思想意识相连系的,并且也是必然地建基于其上的;反而言之,极端落后的愚民所具有的极端落后的思想意识外延的逻辑结果,乃是别无选择的极端落后的君主制;

君主制,作为广大愚民普遍迷信和崇拜的对象,以其嚣张至极的谎言,以其耀武扬威的气势,以其诛杀砍伐的暴力,以其手铐脚镣的恐怖,以其子弹横飞的关注,也施反作用于愚民,也施反作用于社会,从而使愚民更加愚蠢,更加无耻,并使社会更加野蛮,也更加丧失理性;

君主制,羸得了奴隶们长而久之的欢呼,赢得了奴才们的啧啧赞赏,赢得了顶戴花翎们的一致朝拜,同时也赢得了广大的啼饥号寒、饿殍遍野、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苍茫的荒凉、更赢得了道德的全方位的卑劣与残缺、人性的极大的扭曲与沉沦,还有那源自于灵魂深处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滔滔泪水;

君主制,这种由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般浩翰无际的鲜血凝固而成的、由无穷无尽的和难以挖掘的、更难以诉说的悲剧所奠基的,并且现在每时每刻由明晃晃、铮铮亮的刺刀所紧紧地护卫着和把持着的制度,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奇耻大辱。

这是一种罪恶的历史,更是一种历史的罪恶;
这是一种罪恶的现实,更是一种现实的罪恶。
必须清算罪恶的历史和历史的罪恶;
必须清算罪恶的现实和现实的罪恶;
必须清算历史与现实的一切罪恶!

首先,我们必须忏悔,必须学会忏悔。必须在忏悔中与形形色色的君主制相决别,必须在与君主制的决别中获得历史的新生、获得现实的新生,获得中华民族的新生!

要把良心大大地坏了的现实转变成良心不被污染的现实。此时此刻,每一个希望国富民强的知识分子、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男人和女人,总之,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应该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对于以黄河、长江为发源地的国度里千百年来所发生的数度惨绝人寰的悲剧作以深刻的反省,甚至要作以全面的忏悔,忏悔我们已被程度不同地乃至于极大程度地扭曲的灵魂和我们四处寻觅而不得的良心,忏悔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古国为什么竟遭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啼叽号寒、人权尽失的痛苦与血泪,忏悔我们为什么竟能容忍禽兽不如而罪恶从生的法西斯蒂的腐朽、没落、无能、流氓之集大成的赤色政权飞扬跋虞、耀武扬威、排除异已,无所不用其极地绞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并迫使中国人民身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偌大的冤狱?

一个制度的罪恶决不仅仅是这个制度本身的罪恶,正像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能够苟延残喘也必定有其社会的历史原因一样,正像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高坐于金銮殿上信口雌黄而被山呼万岁也必定有其值得挖掘的根源一样。制度的罪恶与其笼罩下的每一个人的沉默无语有关、与其怀抱下的每一个人的献媚邀宠有关、与其大肆鼓躁下的迷信盲从有关,总之,制度的罪恶哺育了我们,并以其可怕的无往不在的邪恶使我们每一个人乐而忘忧地生活于其中,而不知不晓,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对于一个制度的罪恶所做的沉默的而不是抗争的、合作的而不是拒绝的、追随的而不是游移的种种表示,乃是这个罪恶制度赖以继续大规模地、连绵不绝地并且是愈加张狂地作恶多端的所谓广大的社会基础,亦即范围广大的病变迅速地漫延开去。假如这个社会已经是发生了癌变的话,即使你可能是一个良性细胞,那么,你也有可能或必不可免地转化成癌细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业已感染上了相当严重的病菌,亦即专制主义的癌细胞已经深深地侵害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灵魂的堕落使专制肆无忌惮。灵魂的堕落使专制苟延残喘。灵魂的悲哀是最大的悲哀。灵魂倘若对于罪恶的制度无动于衷,甚或加以认同或追随以自保,那么人间的惨剧之发生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有鉴于此,每一个人必须通过忏悔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使自己的心灵获得解放,也就是说,要以人的名义,恢复人的尊严、恢复人的自主权和一切应有的权利,从而挣脱受奴役的屈辱之枷锁、之囚笼、之地位。奴隶的枷锁必须打碎,奴隶的囚笼必须坍塌,奴隶的地位必须取缔。

泱泱中华大地,在漫长的20世纪备受苦难,满目疮痍,不堪睹目。专制主义以其非法政权之合法名义,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为了保卫所谓“人民”的红色政权,竟置人权于死地。屠刀赫赫,枪声紧逼。头颅纷纷坠地,人人自危恐惧!不说三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对内部AB团的自相残杀,对自家红军杀得毫不留情、惊心动魄,这乃是毛泽东的小试牛刀耳;不说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搞得人人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也不说从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对八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同是华夏国里的炎黄子孙大打出手,终于大部歼灭;

就说在毛泽东建立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也仍然杀心不改,嗜杀成性,痴迷于枪杆子的运用,甚至按比例杀人,并冠之以种种莫须有的千奇百怪的罪名,什么“镇压反革命”,什么“三反”、“五反”,什么“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反动的地富分子”,等等,杀人如麻,喊声阵阵,锣鼓喧天,礼炮齐鸣。华夏大地,满目是哀鸿遍野,血泪滔滔!滔滔血泪!

就说一九五七年的那场令人齿冷的所谓的“阳谋”,一百多万中华民族的精英因言获罪,或被流放到荒山秃岭,或被监管改造,终于沦落成等而下之的贱民;

就说一九六0──六二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又有三千多万饥民被活活饿死,死时连“饿”字都不敢喊出,因为一喊“饿”,便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对党的不满,对人民的不满,是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偿命的,更有甚者,一声“饿”字,足以使家人、亲属、朋友受到不堪重负的株连;

就说刚刚有了一口饭吃的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和他的那个私党——中国共产党竟又在广大的农村搞起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所谓的“四清运动”、搞得人人噤若寒蝉,更惶论什么言论自由了;

就说人人皆知的、甚至连毛的继承人都坚决予以否定的“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真是象毛泽东自我炫耀的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了法,也就没有了公平,也就没有了正义,也就没有了良心,而廉耻,甚至连最起码的一点点廉耻也被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人性普遍地泯灭,道德统统地沦丧。人权被强权给剥夺净尽,皇权恣意妄为为所欲为无所不为。戴高帽游街于众,口号喊得价天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活脱脱的一付付强盗嘴脸:“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毫无理由地自作广告、自我标榜,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就象把“伟大、光荣、正确”的标签毫不害臊地别到那个无恶不作的党的旗帜上一样、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或跳楼、跳河、吃安眠药自杀,或被打得遍体鳞伤、连猪狗都不如地有今天没明天地苟且偷生。文学被腰斩,艺术被囚禁,而学术,真正的学术则被暴政肆无忌惮地强奸。敢讲真话的张志新临死前被割破了喉咙,鲜血汩汩地流淌下来,还有那么多的千千万万个不知姓名的人莫名其妙地无辜地惨死在“毛主席万岁”的喧嚣声中。

毛泽东──这个被中国人民称作“大救星”的新时代的君主,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甚至还不如德国的第三帝国的元首──纳粹党魁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毕竟还算是热爱他的德意志人民,即大日尔曼民族的。他对本国人民是几乎很少大开杀戒的。他只是对别国的人民发动战争并大开杀戒的。而毛泽东则做得恰恰相反,他专以宰杀中国人民的身体、封杀人民的思想与言论为能事,以限制并阻挠中国人民自由的行动为本职。他言而无信,从来不遵守诺言。“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谴送”(见《毛泽东选集》极|卷本歇胪T卷113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然而,建国后才半年,一个“镇反”,竟把蒋军官兵几乎统统地正法了;明明说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同上页)然而一个“合作化运动”,就完全地剥夺了农民们所余不多的土地;明明说是“发展民族工商业”,(同上页),然而,一个“公私合营”,则把尚在襁褓之中的民族资本家一夜之间剥夺得一干二净,几代人辛辛苦苦累积的资产统统地被“合营”了去,而且还必须是心甘情愿地被“合营”,这就象一个被强奸犯强奸了的姑娘必须做出愿意被凌辱的笑模样!因为你不想和平地“公私合营”,他就要派军队来武装地进行这种“公私合营”。你不但被剥夺了财产,你还得欣喜若狂、甚至是热泪盈眶地敲锣打鼓地向毛泽东主席──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王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报喜,并曰“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信誓旦旦,拍胸顿足,实乃虚与委蛇地极尽欺诈之能事,丝毫没有人性之廉耻,毫无道德自律之感觉。

综其毛泽东罪恶累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的一生,他是对内内杀,对外外杀,无一时不杀,无一处不杀,直杀得昏天黑地、人仰马翻,直杀得黑白颠倒、残阳如血。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绝对有缺陷、而且缺陷又是如此之绝对的暴君,就是这么一个终生乐此不疲地玩弄权术于股掌之上而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的实属小人之昏君,就是这么一个本该遗臭万年、并踏上十亿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腐烂僵尸,就是这么一个视民主为洪水猛兽、视人权为异端邪说、视自由为大逆不道的中国共产党的先帝,其阴暗的灵堂竟仍然滞留于雄伟壮阔的天安门广场,并使这个伟大的广场萎缩到了相当狭小的程度,其牌位却仍然悬挂在巍峨高耸的天安门城楼上并昼夜不停地其以魔鬼般的狰狞监视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言论以及可能具有的自由的行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于此又有何希望能够乘风破浪地前进?小生产意识贯穿并集成的腐朽的毛泽东思想在现时代却仍然名正言顺地和俨然合理合法地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此乃是匪夷所思、怪事桩桩。用小半加步枪去指挥多媒体电脑,去指挥航天飞机的遨游太空,去指挥所有知识分子的笔杆子,试想会得到什么样的一种结果;用一种破坏力极强的中国农民革命和农民暴动的武装斗争的学说去搞所谓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经济的衰竭与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没落也就不能不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无以言喻的铁的事实;用毛氏娴熟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搞打砸抡,去搞所谓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去搞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经风雨、见世面,去搞所谓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等等,社会的昌明,人类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又从何谈起?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老死于任上为止,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中,毛泽东及其代表的实属中国农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夺城掠地、烧杀抢劫、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为号召,以推翻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合法的中央政府为已任,秉承苏联“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诸多密令,建立伪政权,实行中华民族开国二千年来(秦王赢政为开国之君)惨无人道、最暴烈而血腥的恐怖统治。民生凋蔽,民权尽失矣!皇权逞威,政权耀武矣!

毛泽东的罪恶是他所代表的专制独裁制度的一个集中表现,专制独裁制度则是每一个中国人固有观念的外在表现,因此,毛泽东的罪恶不能说与每一个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关,应当说其关系确实很大、确实很紧密。正因如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所谓“革命”斗争中所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滔天罪行必须实行彻底的清算,并一一记录在案,以警策世人,以警策后人,以使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这种种难以解脱的阴影中挣脱出来、解放出来。

如果不能对于过去的过错乃至罪恶进行完全的清算,如果不能搞清楚罪恶所由发生的各种根源,那么,罪恶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罪恶还会连绵不断地、花样翻新地和不可避免地继续发生。罪恶常常在人们的遗忘中愈加显露,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在人们思想的忪懈和麻痹中导演出另一种形式的人类悲剧的新场面。

不清算过去的罪恶,我们就不能真正地面对现实。我们就必定为现实的肥皂泡一样光彩陆离的假象所迷惑,我们就可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在罪恶丛生的强权后面摇唇鼓舌且为虎作伥;我们就会因为丧失痛苦的记忆而面对值得记忆的诸多痛苦,就会因为断裂历史而丧失今天存在的价值;

不清算过去的罪恶,我们就不可能迎接未来,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未来。因为没有遭到清算的罪恶,就象没有摘除的毒瘤一样,随时会重新发作,随时都会重新显示其所谓“辉煌的历史”,随时都会证明其腐朽得不能再腐朽的价值。过去的罪恶,是我们通向未来的沉重的障碍物,是我们不能轻装前进的巨大的历史包袱。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谓的“集体结晶”──毛泽东思想,乃是中华民族二十世纪以降产生出来的最大的罪恶策源地,是泰山一样压迫着中国人民心灵的可耻的表证,是中国人民遭受贫穷而不能共享富裕、遭受痛苦而不能享有幸福的根本原因。因此,推倒这一产生罪恶、蔓延罪恶的毛泽东思想的僵尸并把这具每时每刻散发着恶臭的僵尸遣送回韶山冲──他的老家、把他的幽灵般的牌位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扔到黄河、长江的泥沙俱下的底层并使之永远沉没而不复出,实在是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唯一选择,是我们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

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欺世盗各地以“人民领袖”自居,喊出了欺世盗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他的意思不过是:“中国人民从此都给我趴下做奴隶”;

二、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政协会议上大骂提意见的梁漱冥,大抓“胡风反党集团”,评“海瑞罢官”,“打退左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揪出邓拓、吴□、廖沫沙的“三家村”,进而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哪怕一次这样的“文字狱”,都是对于人的思想的肆无忌惮的蔑视与污辱,都是对于人之为人的自由权利的毫无道理的剥夺与围剿,都是把文明拉向倒退、把历史送入野蛮的可耻做为。可是,毛泽东竟会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这么为所欲为、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强奸民意,无所不用其极地宰杀人民的思想、封闭人民的言论,从而使所有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不允许有生存的哪怕是微小的空间。思想的被剥夺,是毛泽东思想及其外化的国家意志对人民思想的强奸,是为了维护毛泽东长官意志或曰皇权意志的必然表现。

专制的思想是与自由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的,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决不可以调和的。自主自立自为的自由思想,是对于专制思想的极其巨大的威慑力量,是对于极权的独裁专制进行病理诊断并宣布其不日死亡的法医证书,自由思想是对于各种形式的专制社会的卓有成效的和具有伟大力量的最高审判。毛泽东通过剥夺人民的自由思想而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通过剥夺人民的言论而听任他“一句顶一万句”的金口玉言,并在使人们丧失了自我思想的情况下盲目地崇信作为小农思想集大成的毛泽东思想,盲目地崇信作为反现代化的尔虞我诈和谎言充斥的毛泽东的言论──即所谓“雄文四卷”的《毛泽东选集》。由于人们丧失了自我思想,因而只剩下了皇权思想,于是只能唯皇权的思想——亦即圣旨或曰“最高指示”而马首是瞻,而卑躬曲膝地顶礼膜拜,而跳忠字舞,并早请示、晚汇报地搞所谓的千古奇观的“三忠于”“四无限”,等等。

三、五十年代中下叶通过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再通过后来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把本来就所剩无几的人民群众自发的经济自主经营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使之胎死腹中,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荒唐透顶的政策下,民生凋蔽,衣不饱暖、食不果腹,普遍的贫困也就颇合逻辑地成为中国大陆的触目皆是的现实。通过剥夺人民的经济自主权,而剥夺人民的政治自主权,并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捆绑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战车上。原先稍微丰富多彩的经济自主权让位于全方位的国家计划的紧约束机制。经济不自主,政治上也就难以完全地自主。中国共产党的君主毛泽东是深谙此道的。因此,他以他卑视金钱的习惯性动作把中国人民拖入到饥寒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拖入到贫困的普遍化和普遍的贫困化这一可耻的境遇之中。如果没有抢劫性的“公私合营”,如果没有哄抢性质的“土改”革命,也许中国人民还不至于贫困到像现在这样可悲的程度,也许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决不会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

四、军事上穷兵赌武,热衷于搞所谓“人民战争”的人海战术。把人的生命,弃之如蔽履,丝毫也不知道珍惜,从来就不把人当作人。相反,倒把人当作赫赫皇权的无足轻重的祀奠之物,当作可耻政治的并不光彩的牺牲品。无论是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还是六十年代初的对印战争,抑或是支持越南的军事行动;无论是六十年代末的“保卫珍宝岛”战役,或是在苏联边境陈兵百万、几成一触即发的战争之势,都在在说明,毛泽东是一个热衷于以枪杆子说话的人物,是一个不打仗、不死人就如坐针毡的人物,是一个可以把别人的生命随时随地送入死亡之地的人物,因此,说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历史上伟大的穷兵赎武者,也许倒是那么贴切,那么恰如其分的。

五、在“七亿人民七亿兵”的震耳欲聋的喧嚣里,到处操练着长予、大刀屠杀一切假想敌的滑稽剧。革命京剧样板戏,七、八个而已,竟成为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几乎全部的欣赏内容,此外无他,其他都被指斥为“封、资、修”的黑货而扔进了历史垃圾堆。文学除了歌功颂德、莺歌燕舞的宫庭之作而外,就剩下为政治而作的图解似的高、大、全人物了。文学荒凉得十分可以,艺术也荒凉得十分可以,没有什么不是荒凉的了,只要它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所占领、所控制、所胁迫。即使是焚书坑儒的秦王赢政始皇帝也未见得搞得这么厉害,即使是大兴“文字狱”的清帝康熙、乾隆、雍正,也必定对此望尘莫及,望其项背。

六、如果说一个国家有内政和外交这么两个主要部分的话,那么,就内政来说,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搞得是一塌糊涂,糟糕得很,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就外交而言,也是失败的,也是毫无任何值得夸耀的所谓成绩的,更谈不止什么“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等。

甲、由于中共是苏联一手扶持诞生、成长、壮大的政党,其实也就是苏联的儿子党,因此听命于苏联就成为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的乃至一以贯之的方针政策。三十年代初当日寇的铁蹄野蛮地践踏我国广大的东北地区之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苏联的儿党──中国共产党竟与中国人民的普遍意志相违背,十分荒谬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更有甚者,后来又把中国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无偿地白白地送给了苏联,允诺外蒙独立,允诺苏联可随意驻军我国海港,例如旅顺港等等,采取毛泽东所讲的所谓“向苏联一边倒”的卖国求荣的可耻政策;

乙、肆意挥霍中国人民的钱财,大量地支援所谓“亚、非、拉”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自身由于毛的流氓政治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尚且不能自给自足,还要拿出上百万、上千万、上百亿的资金和财富无偿地为别的国家作贡献。当中国人民食不饱腹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竟支援越南200亿,北朝鲜200亿,阿尔巴尼亚200亿,还有北洲的一些穷困僚倒的小国,只要喊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非洲人民的大救星”,便可以立即获得几百万元的无偿援助和各种物质的封赏。也许有内部资料解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民族败掉了多少百亿、多少千亿的家产,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了。毛泽东,真乃一个伟大的败家子也?!

丙、一九七二年中日重新修好,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北京与当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谈判建交事宜。也谈到日本在三、四十年代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等问题。田中角荣提出要对中国人民进行战争赔偿并通过战争赔偿而向中国人民谢罪。但田中角荣的建议却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拒绝。毛泽东挥挥手说,不必啦。我们感谢你们日本人还来不及呢。如果没有你们日本人的进攻,我们说不定还被消灭了呢。你们是我们共产党的救命恩人。可见,毛的这番话说出了积瘀他几十年的肺腑之思。由于拒绝了日本的战争赔款,我们就丧失了追索正义的可能性,我们就不可能讨回什么公道,哪怕中华民族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八年抗战中损失了几千万的生命和几千万亿的财产,更不用说“九一八”事变,使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落成日本的殖民地。于是,日本教科书在随后的修定中自然地把侵略中国改写成“进入中国”,我们又发什么抗议了等等,这,又有何用?由于拒绝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使得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和各种邪恶势力沉渣泛起。这应了一个道理:没有付出代价的罪恶理所当然地会自我认定罪恶的合理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由于拒绝了日本的战争赔款,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民族英雄们、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而壮烈牺牲的那些无数的国军将士们,那些在日寇的铁蹄下备受凌辱、备受欺压的百姓们便统统地默默无语。死了的白死了,损失了的白损失,谁让你们跟皇军对抗?谁让你们不像毛泽东那样采取与皇军回避的战略战术?不讨回血债、不追还公道、不找回正义,也就必然地为以后连绵不绝地发生着的不公正开辟了极端恶劣的先例,也就使公正和正义成为不公正和非正义所嘲弄、所打击、所围剿、所灭杀的手中之玩物了。问题是,谁让毛泽东竟能大口一开、恬不知耻地把几千万中国人民的鲜血和泪水统统地付之东流而竟得不到哪怕是些微的补偿?毛泽东竟是代表谁──是否代表人民无商量地──把中国人民积压在心头几十年而挥之不去的苦难通过大言不惭的一句话而消解于无形?而无影无踪?什么中日友好二十年,什么面向未来跨世纪地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种种毛泽东的冠冕堂皇的托辞由于不要分文的战争赔款而化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支持者所嘲弄并视之为滑稽可笑之举。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对日政策已经给不仅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臣民,即官方称之为“人民”的政权奴隶们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而且也给本应良好的中日关系蒙上了不平等、不公正的黑沉沉的裹尸布。毛泽东的此种罪恶,实乃不可饶恕也。当然,执行毛泽东的这种罪恶并促成了这一罪恶行径的完成的、当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也理所当然地不能推托对这一重大罪行的责任,也不能不担当这一罪行的同谋犯的角色。对于这种罪恶,中国人民倘若不能进行司法上的和行政上的大规模的历史清算,那也必须首先进行道义上的现实谴责。我们必须如此去做,必须还历史以公正。

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新的王朝──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王朝在亚洲的东方正式诞生之日。从那一天始至到一九七二年给封闭已久的大门开启了一条缝为止,共有二十二、三年的时间,中国大陆的七亿人民生活在与世界主流文明相隔绝、相背离的暗无天日的漫长岁月里。对内,一方面全国上下遵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占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用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去指挥并占领一切部门、一切行业、一切领域,一切生产单位、一切事业单位,甚至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对外,则是不计成本、不计条件、全方位地支援“亚、非、拉”的革命斗争,尽到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信誓旦旦地、呼天抢地地和大言不惭地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中国大陆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万劫不复的困境。毛泽东闭关锁国的反动政治,给本来业已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加重了更大程度的灾难。使中国人民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统统地落空。漫长的二十多年的封闭、二十多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窝里斗”,其责任由谁来承担?难道是由毛泽东所豢养的所谓的“四人帮”来替人受过吗?毛夫人江青在审判她与她的同伙的“特别法庭”上直言不讳地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伤天害理、一切非人道的丑恶、凶恶、罪恶、邪恶行径的罪魁祸首,是一切杀戮、一切迫害所由发生的总根子,也毫无颖问,他必须为迟滞中国大陆的历史进步而与世界先进文明背道而驰的一切罪恶承担其不可推诿也推诿不了的重大的和首要的历史责任。

为什么对先进文明的发达国家实行封闭政策而对落后蒙昧非文明的国家实行开放?其口口声声所强调的“国家利益”究竟何在?其动机究竟是什么,其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任何好处了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只能是负面的。

所谓的“国家利益”,是毛泽东的山大王的心理在作祟,是他想成为贫弱国家的草头王。此外无他。

其动机,就是率领所谓“第三世界”里的国家和人民与文明的历史潮流相抗衡,就是想以螳臂挡车的可笑之举试图阻碍作为现代化固有内容的世界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其目的就是搞它个“天下大乱”。既与他人无利,也从中混不了什么油水,总之几乎是毫无任何良好目的性的荒唐之举。

中华民族自我封闭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之久,发展到毛泽东时代,此种表现尤其恶劣,这不能不造成中华民族普遍的贫困、落后、愚昧、无知,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中国人固有的悲哀。凡是懂得一点外语的,都有里通国外的嫌疑;凡是与外国人接触的,都要受到非法的盘问、指斥、关押;凡是“偷”听外国电台的,都要以“偷听敌台”论处,动辄打入大牢,要不就处以极刑;凡有海外关系的,都无端地受到排斥、污辱、诽谤,都要带有原罪意识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苟且偷生。什么人的尊严、什么人的权利,什么人的自由,都被统统地、毫不客气地同时也毫无保留地剥夺净尽。

用种种杀人不见血的和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人毫无道理地分成三、六、九等,国营的、大集体的、个体的,一级一级地从上到下成秩序地排列。国营的优越于大集体,大集体优越于个体,个体的也就根本不能当人来看待;无限期地扩大城乡差别的户口制度,粮食关系制度,使城里人与广大农民人为地画地为牢并且呈现出永远不可更改和不可位移之势;档案制度,以其非公开的极其秘密的和具有恐怖意味的运行方式紧紧地钳制住人的一切行为,甚至言论,甚至思想。人不但没有行动自由,更谈不上迁徙自由,而且没有也不允许有言论自由;人不但没有言论自由,更谈不上出版自由,而且也没有任何哪怕是些微的思想自由。思想的不自由并且为种种人为的划定而泯灭的所谓的“思想”,只能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匪夷所思的和荒谬绝论的指导,只能是在丧失了自主思想之后而形成的亦步亦趋的和奴性十足的思想。因而由于思想的被阉割、被蹂躏、被剥夺,人就象丧失了大脑功能的植物人一样,是不能称之为自主、自立、自为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人格之人的。而这种丧失了自主自立自为的人格的人,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奴隶而已。现时代大量的层出不穷的奴隶,作为毛泽东思想这种皇权意志的追随者,作为社会主义封建制度的追随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王朝的当之无愧的臣民,成为无恶不作的专制极权主义赖以生成和赖以苟活的范围广大的社会基础。呜呼!恶恶相环,相得益毒,此之谓也!此乃我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血肉横溢、泪水飘飞的活生生的现实图景!

七、这种活生生的现实图景就是集权,就是专制,就是极其野蛮的暴政。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始终贯穿着反文明、反人道、反现代化的这种集权、专制、暴政的所谓大陆特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照此不误地去做的。

由于毛泽东本人是以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也是搞所谓的“武装暴动”的能手,所以常常以发动大规模的和破坏力极强的人民战争为能事。这种战争不但给建政前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而且就是建成后也同样程度地甚至更大程度地阻碍了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更谈不上有利于民众福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便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毛泽东也仍然念念不忘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本荒唐之经。

他极其热衷于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本不应当发生也根本就不应当存在的内乱,甚至在他周围为他服务的卫兵、护士、秘书之间,他也以相互猜疑、攻讦、勾心斗角、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等等为乐事。今天是我斗你,明天是你斗我;此刻我整你,他刻你整我。互相斗互相整。“与人斗,其乐无穷”,“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些都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于二十世纪留存下来的所谓光荣的遗产。

以红旗到处飘,喊声震天地、拳头高高举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为特色,使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斗、批、改、整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使得非正常化的社会生活在人们的心头布满了恐怖的阴影。

以批判并破除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招摇大力提倡“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以大义灭亲的态势,否定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基本传统和“仁义礼至信”的道德要求,儿子揭发老子,夫妻反目成仇,亲人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提防,互相戕害。这件件桩桩,这桩桩件件,无一不数典忘祖,无一不灾祸连绵,无一不为害惨烈;

一人获得载桩,全家受到戕害。左右亲朋都坐卧不宁,邻居左右都受到瓜连。这种与现代司法的基本文明完全背道而驰的古代以降的堪称罪恶渊薮的株连制在毛泽东时代又加以发扬光大,又成为他娴熟运用而且是到处运用的专政工具和专政手段。株连制,这是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其巨大的、难以言喻的历史性灾难的极其恐怖的手段,这是渺视人性、践踏人权、否定生命、滥杀无辜的最卑鄙、最无耻的专制护身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王朝制度所可能和必然干得出来的,以刑杀为威而保全社稷江山的镇压行动。封建王朝的株连九族之恶毒,在毛泽东时代又发展到了由淋沥的鲜血所染成的光辉的权力顶峰这一极其无耻的程度。应当知道,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株连制到了清朝末年已经被当时所进行的宪政改革所取缔,所更正,应当说,这是清朝末年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法制觉悟,这堪称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历史进步。株连制至此本已成为并不光彩的可耻的象征、本已应当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本应从事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大搞株连制,并使这种丑恶至极的制度又沉渣泛起。大搞内查外调,劳民伤财,空耗民脂民膏,用尽一切甚至古代的帝王和古代的王朝想象不到甚或根本也做不到的卑劣手段,以整人为目的,以祸害人为目的,以既不增进物质财富,也不增进精神财富为目的,以既不给他人带来欢乐而只能带来忧愁和痛苦,也不能使自己有任何好处为目的,完全是一幅人与人之间穷折腾、胡整、乱整、瞎整的乱轰轰的闹剧。

除了株连制的实行,还有另一种极其荒谬的、肆无忌惮的抄家行为。打家劫舍,随意劫夺公民所谓的“非法”财产,并把这些天经地义地属于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以这样或那样的什么名义,以这样或那样的什么托辞,以什么什么莫须有的罪名先行加害于人,而后一轰而上、一次或几次地抄收、抄没这些私人财产,或用以充公,或就地分脏,或放火烧掉,或随意毁坏和随地扔弃,等等。

抄家,这是古往今来所有皇帝和所有王朝乐此不疲的强盗之所为、土匪之所为、流氓之所为。以某种所谓神圣的名义,以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并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内容,抄家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和必要的专政手段和镇压措施。但这却完全彻底地否定了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人之为人的一切梦想、欲望和目标。

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人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幸福的内容主要是以自我财产的不断增进为其显著特色的。自我财产的日益丰富意味着幸福的极大程度的实现;自我财产的损失则意味着幸福的相当程度的破灭。财产权的丧失,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陷入痛苦乃至极大的痛苦之中。而抄家,由于其野蛮地掠夺之本性,就必然地蔑视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的财产权,并使公民个人的财产霎时化为乌有,使公民长期辛苦之努力瞬间归于白费,使公民与外界连系的秩序部分地乃至于完全地中断,最后则必然地使公民以穷困潦倒、无产无业乃至啼饥号寒为归宿。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针对封建王朝对于普通民众所可能具有的加害,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伟大的启蒙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家们以其大无畏的远见之明,开宗明义地、大义凛然地和旗帜鲜明地提出:“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

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以其不可侵犯的尊严,傲视一切类型的专制并最终消解专制于无形;

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以其不可剥夺的气势,震慑各种各样的恐惧之感并使一切行使威胁的恐惧成为可笑的荒唐之举。

“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这是人权显示自我价值、人的尊严为自我所认定、民主与自由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铜墙铁壁,这是任何形式的强权专制不能逞其淫威、不能飞扬跋扈、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胡作非为的镇山法宝,这是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五十来历经沧桑、受尽磨难的中华民族奔向现代化、追求幸福文明、企盼繁荣昌盛的血泪凝成的沉重的呼唤和嘹亮的呐喊。

必须把“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写进《宪法》,不仅仅写进《宪法》,也要写进每个人的心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地荡涤以往在中国大陆境内所发生的各种株连、抄家、批斗、游行、示众等等莫名其妙的和野蛮之至的丑恶行径。只能这样,我们才能与血肉横飞、泪水滔滔的悲惨欲绝之往昔相诀别,我们才能甩掉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形色各异、花样翻新的沉甸甸的枷锁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自我解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破除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大陆人民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而形成的阴云笼罩,而轻装上阵地奔向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广阔前程。

八、分析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清楚不过地看出:由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是怎样的一幕幕滑稽可笑的人间闹剧。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闹剧就是把知识与知识分子,把那些从事精神创造活动与文化继承工作的所谓的脑力劳动者,当作攻击的活靶子,当作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当作任意蹂躏、任意打击、任意批判、任意宰杀的对象。

毛泽东在1942年2月《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应当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73页)。在长期的所谓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类似的话讲得甚多。他说,脚上沾有牛屎的农民,也比知识分子的知识多。到了晚年,他一边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一边又假惺惺地劝说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

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以其特有的狭隘的农民草头王的心理,是不大瞧得起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这是说的客气一点,说得再实际一点,他从来都是卑视知识分子的,他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的。当然在个别的时候,对于个别人,他往往还是做做花架子,愿意与某个人或某些人谈古论今的,尤其是当他为着某种政治目的的实现而要采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种策略的时候,但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的策略,而根本就不是他对知识分子整体的一以贯之的看法和评价。综其一生,他是从骨子里极端仇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基于他对于权力永无止境的追求与不可让渡的把握所做的必然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知识与无知相敌对,因而也与愚昧相敌对。要施行专制主义的统治之术,要形成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野蛮之状态,就必然尽可能地排斥,甚至从根本上杜绝知识。知识成为独裁的死敌,知识成为暴政的障碍。

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由于对知识不断地自我积累和自我丰富、自我完善的本性,由于其自由和独立的能够不受外界强力控制而自我表达的特点,便不能不成为历代封建皇帝、历代大大小小的和名目繁多的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在他们看来,必须彻底拔除之而后快,此事对社稷江山的稳定事关重大,除非那些有些知识但却紧紧地依附于统治者、坚定不移并且心甘情愿地追随统治者的徒有虚名的知识分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人已经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了,他们顶多应该被称作御用文人、御用历史学家、御用科学家、御用作家、御用谋士,等等,总之,这些人必须是御用的,亦即必须为统治者摇唇鼓舌、拿鸡毛当令箭、摇旗呐喊,或作以诠释性的注解和奴颜婢膝的赞颂之类的工作的。这些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御用的帮忙者们、帮闲者们,无疑已经堕落成为统治者们的并受他们欢迎的应声虫和形色不同的走狗。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被胁迫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存在已经给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由于他们丧失了良心,社会的普遍的良心也就顺其自然地大大地变坏了。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这无疑阻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历史复兴。

知识分子作为整体,为统治者所不容,也为现代的君主──中国大陆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航手”毛泽东所不容,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毛泽东咬牙切齿地痛恨知识分子,毛泽东横眉冷对地看待知识分子,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地围歼知识分子。用毛泽东自己在其漫长的历史经历中所说的话来讲,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利用、团结、改造”,就是要把他们与“工农兵”相结合,直至完全“脱胎换骨”为止,直至彻底被消灭为止。尤其对人文知识分子,则毫不手软,真可谓该出手时就出手,亦即出手大方地大打出手。从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实质上这是最大程度地缩编文科院校和文科系部的有组织有预谋地围歼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全国范围的行动,接踵而至的是各种类型的胁迫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向人民交心”,“向祖国交心”的轰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行动。再接着而来的像抓“胡风反党集团”案,抓“右派”,“四清”运动,进而把几乎所有文科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地流放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到后来共产党自己也不得不全盘否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后来——总之,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却根本解决不了。知识与知识分子被整得灰不溜秋,死去活来,活不得活,死也不得死,当然,许多许多的文科知识分子还是以跳楼、投河、上吊、吃毒药等自杀的方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至到一九七七年大学又恢复招生考试时,全国也没有几所文科大专院校。文理科院校严重失调。文科学生想上大学,除了仅有几所师范院校和外语学院之外,几乎无从选择。这不能不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几千年的招生制度所能目睹的为数甚少的怪现象之一。

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科知识分子的虐杀最明目张胆的表现就是像康熙、乾隆、雍正年间所搞的那些悲惨的“文字狱”。可以说毛泽东自建政后,一直没有间断过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文字狱大的有若干次,小的文字狱则比比皆是,不可胜数,简直多如牛毛。

五十年代中叶,文艺理论家胡风为繁荣文艺创作而上书三十万言,被毛泽东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六十年代初,小说《刘志丹》出版后,作者及相关出版人员被内查外调,隔离审查,受株连者众,受迫害者众;一九六六年抓出所谓的由邓拓、吴□、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以姚文元惯有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笔法将之诬蔑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党的“黑窝”,并由此拉开了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的序幕。

如此等等的文字狱,以其不可战胜的极其恐怖的威慑力,席卷了中国大陆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同时把死亡的黑森森的阴影遍布于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遍布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你不是写下什么了吗?那么白纸黑字就是你铁证如山的罪证。你不写,倒可能没有什么灾难,而你一经思索,并把你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表达出来,那么你就无可逃避地面对着塌天大祸,你就得面对着警戒森严的狱墙,你就得被流放到不毛蛮荒之地,甚至还有枪膛上的准星在瞄准着你,甚至还有疾速飞驰的子弹在欢迎着你。那么你就只好与死神相依为命了。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祸从口出,祸从笔出。换句话说就是,写作即犯罪。不写作,不犯罪;写得少,犯罪轻;写多少,就犯多少罪。

毛泽东就是以如此的思维方式彩排他否定、迫害、蹂躏并杀戮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闹剧的。他果然得到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几近彻底剿杀所有类型文明的成功:哲学的贫困,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以其庸俗化和劣质化为特色;文学的荒凉,触目可见,除了干巴巴的、图解似的说教和宫庭似的随风唱影、歌功颂德之篇什外,毫无值得夸耀之处;历史成为强权政治的御用工具,竟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时随地加以篡改、不受任何限制地加以增删,或者竟可以颠倒黑白地为所欲为地和无所不用其极地、乃至丧心病狂地编撰和伪造;教育领域成为谎言生成和扩大的集散地。童心被神圣的政治说教所浸染,被流行于世的谎言所浇灌,童心丧失作为童心的本质特征,亦即孩童般的纯洁快乐和不枉真实的意趣均遭到毁灭性地戕害,等等。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手制造的规模广大的和意义深远的文字狱,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大脑所施行的一次又一次的阉割手术,从而切断了中华民族与文明进步之象征的文字所具有的千丝万缕之联系。中华民族只能在匮乏文学、匮乏思想、匮乏一切文明的情况下苟且偷生。谁能说中华民族不能无知,谁能说中华民族不能愚氓?且看毛泽东无穷无尽的文字狱,就可以作出明晰、准确而且客观的回答了。

九、毛泽东不懂民主,也不屑于一懂;不懂自由,也不屑于一懂;不懂人权,也不屑于一懂。

民主的基本原则至少有两条:一、尊重多数,二、保护少数,并全面实现个人价值。民主的基础是每个人普遍享有的基本人权。民主需要创造出基于人权之上的既尊重多数也保护少数的一系列以普遍的民意为基础而制订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应机构为运行方式的制度,这种通常被称之为民主制度的所谓的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加强并扩大人人所共享的民主,亦即民主制度乃是民主的可靠保障。没有基于人权的制度是不可能保护所谓“少数人的利益的”,而不能保护少数人的制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民主制度的,顶多可以称之为“暴民专政”。从历史上看,暴民专政具有非理性的、充满极度血腥的特点,它只能带来层出不穷的和无边无际的悲剧事件。

A 毛泽东向来打着大多数人民的招牌,对所谓少数或极少数人实行迫害、摧残、关押、杀戮。毛泽东以所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的领袖自居,而对居于“百分之五”的人民实行程度不同的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戕害。今天的“百分之五”沦为残民,沦为“地、富、反、坏、右”,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明天另一个“百分之五”又沦落到同样的可悲之下场,并被冠以另一种听起来新鲜实则大同小异的例如“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封资修的走狗,”“帝国主义的帮凶”等等的称谓而予以极其严厉的惩罚,直到最后,大部分中国人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和顺理成章地归入人民的“另类”为止,直到大部分中国人都已经沦为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奴”为止。即使有的人通过献媚邀宠的方式,通过秘报他人之言论、之行踪的方式,通过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方式,而暂时看起来挣脱了被整肃、被改造的命运,但说不定哪一天,有可能是每时每刻,都不能不面对着被揪斗、被批判、被流放或被关押直至被枪决的命运。每个人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者,或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既整人又被人整,既害人又被人害。

当毛泽东指斥一部分人为“百分之五”的异类时,群起而攻之,当毛泽东再指斥另一个“百分之五”的人民为异类时,也同样是群起而攻之。如此循环往复,则无人不是异类,无人可以挣脱被蹂躏、被宰割的罗网,无人不有令人可怜可悲和可叹的、业已被注定了的惨剧。而每一个人的如此惨烈的悲剧,则是中华民族现时代悲剧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自我沉沦的一个并不惊人的注解。中华民族的浩劫就是在这样丧失了对于少数人保护的情况下、在对于少数人所应具有基本权利被无条件地剥夺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从而导演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灾变的。

B 毛泽东在去逝前曾接见过尼克松的女婿。毛说,尼克松总统就因为两盘磁带而在西方世界搞得轩然大波,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两盘磁带吗?换两盘好磁带不就完了嘛。毛泽东试图以此对在水门事件中因偷听竞选对手的话而败露的尼克松表示他的某种支持。岂不知正是两盘磁带及其相关的证据使败坏美国民主传统的水门事件成为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连任的位置上不能久居,而不得不立即辞职以谢天下的根本原因。

美国的民主,是十分透明的民主,或者说其理论的要求乃是如此。透明的民主要求一切的政治行为都要公开。而公开的政治行为是与暗箱操作的政治行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具有天壤之别的差距的。

公开的政治行为受民众监督,亦即接受不受干涉的舆论监督、接受其他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监督与批评为其表现方式的,而暗箱操作的政治行为为是以没有民众监督,更谈不上有自由的舆论监督,也没有任何其他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监督与批评为其表现方式的。传统的暗箱操作的政治制度,包括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王朝制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王朝制,所实行的都是政治行为密室化,亦即在神秘莫测的和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完成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决策的制订的。

公开的政治行为要求公民具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亦即公民可以并且必然知道他们所希望知道的一切的政治头面人物、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政治活动的可能结果,等等;暗暗操作的政治行为则必然地否定公民所应当具有的知情权,亦即公民不可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希望知道的一切的政治头面人物、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政治活动的可能结果,等等。

公开的政治行为受到以普遍的民意为基础而制订的法律的保护与制约。当政治行为以其正当、合理的方式自我表现时,法律行使其保障之权力;当政治行为不能以其正当、合理的方式,亦即以违规的方式自我表现时,法律则立即予以制止并予以应有的惩处。而暗箱操作的政治行为则不受法律的任何形式的、哪怕是些微的制约,甚至暗箱操作的政治行为竟能以非民意的、反民意的并且是以否定民意为目的而连绵不断地生成并制造出荒谬绝伦的形色怪异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司法解释。

暗箱操作的政治行为符合王朝制度的一般规范,符合来自于君主头脑即皇帝的英明决策,符合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宫庭政治的最大利益。毛泽东惯于以其暗箱操作的宫庭统治之术“领导人民向前进”,理所当然地也不可避免地认定“弹劾尼克松总统”为小题大做之举,为纯属西方人的毫无必要的多此一举。

C 毛泽东建政前,在与当时统治中国大陆的合法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中也曾以“民主和自由”为号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认为一党专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此又是发宣言,又是搞声明,又是开大会,搞得实在是不亦乐乎,搞得实在是轰轰烈烈,搞得实在是像模像样。甚至以拍胸脯的方式向到延安窑洞拜访他的知名学者指天发誓,一定要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国家,以民主的方式保障社会的正常生活,以民主的方式保证不再重蹈王朝由兴盛到覆灭的历史轮回。但是,建政后,他却完全地独裁化了。什么民主,早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什么主权在民,统统地不见了。而主权,即他认定的主子之权,一直在他的手上。

他铁嘴钢牙,说不给你资产阶级民主,你也就不可能奢望任何所谓民主的恩典了;说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你也就只好莺歌燕舞地献媚邀宠或像哈巴狗一样地摇尾乞怜了。

民主,被毛泽东人为地和毫无道理地划分为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他说,我们要的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而不给资产阶级以任何民主。只能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实行专政。按照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解释,所谓民主,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而对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

不能保护少数人的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民主?对于少数人(哪怕他们的确是剥削阶级)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究竟有什么内容?回答只能是:独裁,专制或暴民专政。

独裁与暴民专政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两者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无恶不作。暴民专政是独裁的广大基础,独裁是暴民专政的必然表现。无数的事实已经铁证如山地证明:两者对于中国大陆的现实的贫穷与落后、对于中华民族的血泪悲剧委实罪莫大焉!

被强行划分阶级内容的民主,由于其断裂了民主的基本要求,亦即保护少数人的基本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而不能成其为民主,而最多只能成为打着民主旗号而行专政与独裁之实的伪民主、反民主!

被强行划分为阶级内容的民主,由于其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对少数人实行所谓的阶级专政,因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民主,同时这一部分人由于丧失了民主,便必然地沦为贱民,沦为非民主的镇压对象,而当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稍有任何不恭之表现、不敬之表现,甚至哪怕有一点点非份之想,都可以被打入另类,都可以被剥夺其本来就没有多少的所谓民主,因而此种民主实在是一种虚拟之物,是一种毫无实际内容的招摇,亦即晃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

被强行划分为阶级的这种民主,由于其伪民主、反民主的本质存在,由于其欺骗舆论、混淆视听的特点,乃是一种为害甚烈的为虎作伥的真极权、真专制。

D 对人民,毛泽东是没有什么客气要讲的,当然,他还得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还得说什么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云云,无论把他们投入监狱,还是把他们送入刑场,他都说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而迫害人民,为了人民而摧残人民,为了人民而杀戮人民。总之,这个满嘴呲黄着“人民”的人,这个左一个“人民”,右一个“人民”,开口一个“人民,”闭口一个“人民”的人,毫无人之怜悯之心,毫无人之侧隐之心,毫无人之关怀之心,禽兽不如地把人民搁置在“镇反”的案板上、搁置在“抗美援朝”的案板上、搁置在“三反五反”的案板上,搁置在“反右”的案板上、搁置在“四清”的案板上、搁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板上,举起削铁如泥的、白光闪闪的千钧之力的大刀,一刀一刀地砍去。人头纷纷落地,尸体横陈四处。江河为之变色,天空为之不蓝,大地为之呜咽。

这是对党外,对党内又是如何?对党内也同样如此。毛泽东承继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优良传统,又把明太祖朱元璋对待文臣武将格杀勿论的那套招数统统地玩弄于股掌之上。先是把他饮定的接班人、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捧上了天,称之曰:“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后又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纵然刘少奇对他有天大罪过,也不至于死时连一条裤子都穿不上,只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去见阎王。为什么他只能见阎王而不能见上帝?因为他曾经那么狂热地大肆吹捧毛泽东,并把毛泽东的霸气十足、流气十足,痞气十足的胡思乱想、胡言乱语说成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此其一;其二,他曾助纣为虐地、肆无忌惮地和大张旗鼓地迫害为数甚多的党内外人士,包括高岗,饶漱石,包括彭德怀,张闻天,等等;其三,毛泽东思想既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刘少奇的亦步亦趋地紧密地跟随的份儿,这是一种犯罪同构的现象,即毛泽东是罪恶的主犯,那么刘少奇也就必定是罪恶的同案犯,因此他也应当受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乃至于司法的追究与查办。

过份地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把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造神运动的“红太阳”,应当说刘少奇是不可逃脱其应予担负的历史罪责的,因此,他的死亡之悲剧的发生,也就必然性地具有其似乎合理的逻辑因素,这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毛泽东的另一个钦定的接班人林彪,虽然不像前一个钦定的接班人那样死得窝囊。但也不能说好过多少。从他乘坐三叉戟飞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广漠无边的沙漠上这一点来看,他至少也是死得有些不同凡响,死得壮怀激烈的。这个出逃前被七亿人民在三忠于、四无限的早请示、晚汇报时叫做“林副统帅”并被祝福为“身体健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这个曾几何时为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由东北至广州直至海南岛纵横天下的叱吒风云的一代英豪,这个称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子”并被毛泽东本人嘉许为“副统帅”的军事元帅,竟会企图叛逃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誓不两立的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苏联,最终在毛泽东明察秋毫、周恩来总理办事干净利落的情况下,林彪的三叉戟飞机自动地、死有余辜地、自绝于人民地一头坠毁在浩瀚无际的沙漠上。林彪被烧成不到一米的焦炭,她的夫人也被烧成一小堆焦炭。

这就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的应有下场。这就是毛泽东借林彪打刘少奇而后又借周恩来整治林彪的宫庭之术的具体实践。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赫赫战果。

毛泽东一开始是通过整治陈伯达而剥离林彪的实力的。陈伯达力陈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之所以反对设置国家主席,是因为毛泽东知道,他自己是不会担当这个徒有虚名、但却不能不耽误时间与精力的职位的,最后这个位置自然而然地就非林彪莫属了,所以,毛泽东极力反对。毛泽东并且把做过他本人十几年秘书工作的陈伯达软禁起来,令其写“检讨”,以杀鸡给猴看,以达到敲山镇虎的目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还通过巡视大江南北的方式,到处煽风点火,到处发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等奇谈怪论,以调起另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林运动。他并且提出了所谓的“三要三不要”,以做好反林彪的思想舆论准备:“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修正主义。”

官方的报章杂志上都说是毛泽东洞察秋毫地体察到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但如果毛泽东不想加害于林彪的话,估计林彪也决不会以搞政变的方式对待毛泽东。这一点在由林彪授意,由他的长子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可以很清楚地辩别出来并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五七一工程纪要》亦即武装起义工程纪要的谐音,它把毛泽东称之为“B52”,其主要目的是推翻毛泽东,并围绕此一目的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形势。其中的论述虽然在林彪事件后遭到了全国性的讨伐和批判,然而就客观的历史评价而言,《五七一工程纪要》不失为一篇不可多得的、火药味甚浓的、分析问题鞭辟入里的宣战书,不失为对毛泽东几十年来统治中国大陆的历史与现状的言之有据、证据确凿的诊断书,不失为宣判毛泽东及其专制极权、毛泽东思想及其为害酷烈的意识形态死亡的法医证书。

《五七一工程纪要》称毛泽东为“中国当代最大的秦始皇”,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道,秦始皇怎么能够赶得上我?怎么能跟我相比?他在咸阳焚书坑儒一次,不过才450人而已。我呢,一次镇反,就杀了100万──150万。

《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国富民穷:“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生产率极其低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等等,等等。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彪及其“反党集团”在与毛泽东及其“不反党集团”所进行的力量悬殊的生死决战中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好的献礼,虽然这种献礼的方式是不经意的,亦即并非是刻意追求的,然而,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它都勿庸置疑地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统治下的当时的中国大陆的真实写照,都是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君主的实事求是的和令人惊异的注解。

勿庸讳言,无论对于当代的历史学家还是对于后代的历史学家而言,《五七一工程纪要》自有其值得深入发掘的、极其丰富的历史疑问,都有其不可多得的、值得玩味的超前意识。研究《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于研究毛泽东的统治之术和毛泽东所建立的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当时的历史真实,都不无裨益,尤其对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其可能发生的某种历史渊源,其好处就更是不可估量了。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是很值得历史专门家去加以深入的探讨的。

人之为人的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行动自由、恋爱自由、请愿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迁徒自由,等等,总之,所有这些已经提及的和尚未提及的诸多的选择自由。

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切种类的自由都是无稽之谈;不允许有人之为人的选择,就是从根本上压迫自由并最终必然地取缔自由。所以要自由,就意味着要具有进行自我选择的应有的权利;要更多的自由,就意味着要争取更大程度地进行自我选择的应有的权利。

自由由于其内在的规定性,亦即以选择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为其本质,因而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换言之,社会的历史进步常常以自由的实现程度为其标志、为其标准。

自由是人的权利之总和。当评判某个人为不自由时,亦即称之为其权利的被剥夺或曰其权利的一定程度的丧失;当某个人被剥夺了的一定程度的权利恢复之时,我们说他已经恢复了自由。当我们为自由而奋斗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争取得到业已被剥夺了的、业已被肢节了的和业已被压抑了的、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然不可侵犯的一切权利。甚于上述分析,这一切权利的中心或曰主要内容乃是选择之权利。

既然是选择,就意味着肯定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就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就不是一极的而是多极的,就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化的。因此可以认为,人的自由之选择乃是多种类、多向度、多极的和多元化的。

如果否定并取缔了这种多种类、多向度、多极的和多元化的自由的选择,那就意味着人的不自由或反自由,亦即丧失了人的自由。那么,这种丧失了自由的情况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呢?答案无疑是明确的,亦即不自由和反自由。而这种不自由、反自由,只能是专制、是强权、是不讲道理、毫无人性的霸道,是惨无人道的和极为缺德的暴政。

当整个社会以一种单向度的、单极的和一元化的思想,亦即以国家意志面貌出现的意识形态行使其无所不能的统治权力时,也就意味着其他的思想、其他的意识形态必须臣服于这种统治意志,或者是被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统统地消除于萌芽状态中,因为其他的意识形态和其他的思想一经出现,便被指责为“错误”,“反动”或者是“异端邪说”,所有与国家意识形态游移的乃至于相反的思想意识便不能不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或消隐于无形或逃遁于长远,总之,除了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是围绕着国家意识形态而进行的毫无创造力可言的注释性的思想工作以外,其他所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是绝然不许存在的。这就是中国大陆五十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先帝毛泽东的领导下并为随后的邓小平和江泽民所继承的社会现实。谁能说这是思想自由的表现?谁能说这是思想解放的状态?

国家意志以中国共产党的党派意志为中心内容,而中国共产党的党派意志则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为其根本标志,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钦定。因此,勿庸讳言,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亦即为数一个或几个党魁的意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一个或几个党魁所钦定的文件,即党的意志竟成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竟成为统摄中华民族13亿人口的唯一存在和至高无尚的、无人敢于质疑因为不允许任何质疑、无人敢于挑战因为不允许任何挑战的国家意志。这种长期存在的的国家意志,竟成为中国大陆人民必须紧紧跟从的目标,竟成为人人必须毫无疑问地顶礼膜拜的对象,竟成为我们每时每刻的思想所必须统一的标尺,足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亦即这个党的党魁带给中华民族的灵魂究竟是怎样一幅荒唐的悲剧性画面。

思想的不自由,是人的不自由的根本表现,也是与人的本质相敌对、相异化,亦即否定人的本质的根本表现。换言之,由于思想的不自由,或者不能够自由地进行思想,或者自由的思想被拦腰斩断,那么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人的本质存在就已经根本上予以彻底的否定,人的应有价值就已经全面地予以取缔。

倘若规定你只能这么想,那么你就必须这么想,你不这么想就不行,你就要犯思想的所谓“错误”,抑或给你扣上个“反动思想”的大帽子,总之,你如果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想你自己之所想,而不是按照业已给你规定好了的所谓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去想,那么你的思想之最终结果就只能是而且必然是给你带来一定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惩罚,你就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在这种以外在的强制力,亦即以国家意志────实质是君主个人意志为基本内容的国家意志的统一思想的绝对号令下,谁还敢于拥有自己的思想,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敢于捍卫自己的思想呢?思想溃不成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都尚且不及,怎么还能够雄纠纠、气昂昂地去征战以所谓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为其后盾,以手铐和监狱为其恐怖手段、以大肆鼓臊的新闻媒介为其批判利器的国家意志呢?

国家意志是中国共产党君主,即其党魁,亦即领袖意志的外延,从而形成其不容置疑而可以置疑一切、不容批判而可以批判一切、不容否定而可以否定一切的赤裸裸的现实,它自我认定是正确的,因而一切其他的就必定被认定为是错误的;它自我认定是光荣的,因而一切其他的就必定是卑微的;它自我认定是伟大的,因而一切其他的就必定是渺小的,是不值一提的,任何思想在这种君临一切、渺视一切、并随时可以否定一切和取缔一切的现实存在中只能以喑哑的方式,以苟且的方式、以无为的方式逐渐消解乃至于自取灭亡。这正是在泱泱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思想之贫乏业已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的关键之所在,这正是在具有百家争鸣的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中思想家之贫乏业已达到令人扼腕惊叹的程度的根本原因!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君主们的思想之专制独裁、之横行无忌、之肆意妄为、之为所欲为、之耀武扬威、之无所不用其极地自我狡辩、自我吹嘘、自我标榜,所以才毫不留情地扼杀了一切百花齐放的各种鲜活亮丽的思想,所以才形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悲可叹可耻的思想自贱自残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君主的思想,毕竟是千百万种思想的一种而已,哪怕它确实是伟大的思想,哪怕它如何如何崇高,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它在本质上应当与其他任何思想共享其本应平等的地位。思想只能由思想来说服,思想的本质只能由作为本质存在的思想来批判,而不能由非本质的外在强力所制服。思想是不能被强制的,也是不能被压服的。思想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平等性和宽容性,亦即思想的本质是论辩的而不是强行攻占的,更不是轻易被剥夺的。作为千百万种思想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君主的思想,倘若不能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保持平等的关系,不能平等地对待其他任何一种思想、平等地对待哪怕与自己的思想有所违背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思想,倘若中国共产党君主的思想以其外在的强力,例如采取行政的方式、司法的方式、特务跟踪的方式和军队围剿的方式去剥夺其他任何一种思想,那么,共产党君主的思想就必定是专制的思想、极权的思想、暴政的思想,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最肮脏的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么一种恶劣透顶的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即是“罢黜百家、独尊毛尸”之谓也。有了毛家思想,其他思想就要统统地被打入冷宫;有了毛家思想,其他思想就是统统地“反动”;有了毛家思想,其他思想就根本不能生成。以毛家思想作指导,政治上腐败之至,打家劫舍、烧杀抢劫,视生命如草芥;以毛家思想作指导,经济上空前贫穷,饿尸遍野,食不饱腹,衣不饱暖,令人怆然而涕下;以毛家思想作指导,文化上凄风苦雨,艺术飘零辗作尘,文坛不振何惨淡?以毛家思想作指导,我们既没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值得夸耀,更没有丰硕的精神产品呈现世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能获得物质文明,也更遑论什么精神文明?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给现实的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全部现实存在!这是怎样的一个现实存在呢?这个现实存在就是:大大地落后于世界文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地落后于同宗同祖又同文的台湾和香港,也大大地落后于五十年代与我们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甚或还不如我们当时的各种社会状况的日本与韩国,也大大地被人家瞧不起,看不上,在国际事务中根本不能发挥其举足轻重的应有作用,等等。

由此可见,每一个中国人要赢得自己的思想解放,进而言之,中华民族要赢得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就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和坚定不移地批判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全面、彻底、干净地取缔毛泽东思想加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枷锁,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毛泽东思想给我们的心灵所灌输的并由于长期浸染而蔓延开来的种种毒素。只有破除毛泽东思想的阴云笼罩,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才可能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非此则根本谈不上任何意义的思想解放。

思想以其自为的存在显示自身。思想的自为,就是它可以信马由僵,它可以为所欲为,它可以无所不为。思想者可以无限地思想。无限的思想可以直上重霄九,更可以潜龙入海底;可以“一行白鹭鸣翠柳”,更可以“黑去压城城欲摧”;可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更可以“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自为的思想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思想的,没有什么是不允许思想的,亦即一切的思想都是可以的,一切的思想都是允许的。

“你的思想是错误的”,谁来判定思想的谁是谁非?要知道,思想没有任何法庭,也没有任何关于思想的法律,除非专制独裁的社会用种种非法的清规戒律来统治人们的思想,来限定人们进行自由的思想。除了专制独裁暴政的社会之外,任何文明的社会都是允许一切形式的色彩缤纷的思想的。所以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只能通过辩论、讨论和商量的方式来逐渐地判定,而且只能通过思想的说服来加以符合思想本质的规定,这种规定就是大家逐渐地达成的共识。因此称某人的思想之正确与错误,决不是依仗权柄就可以一语裁定的,而是根据众说纷纭的质疑、商榷、辩论和开诚布公的理性批判而逐步地形成某种自然而然的常识性的结论的。

时下的谁掌握的权力大,谁就可以凌驾一切地判定是非的做法,谁就可以俨然成为真理的拥有者而对一切不同的意见进行斥责的做法,谁就可以毫无顾忌也毫无廉耻地剿杀与之相反对的意见的做法,都是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思想的挥之不去的遗风,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王朝制所具有的缺德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古代和现代的君主制为维护一已之私的皇权而置社会发展于不顾的反动的鸵鸟政策。

思想由于其本质规定,亦即可以自为的存在,因而任何人都可以思想,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才学、能力、经验等等而进行独立的并且不受外界干扰的、平等的并且是破除了权力、官阶和所有身份依附特征的,亦即在没有外来强制力强加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人之为人的思想。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如此这般的思想,都可以进行独立的、平等的和自由的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可以在没有包括行政权、司法权等等的干扰下自为自主自立地存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的发展就会以其固有的、不可抗拒的、汹涌澎湃的和势如破竹的伟力显示自身,就会形成开天辟地的精神文明的泛滥之潮的可喜景象。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任何事物的独立自立的判断者,因为他具有独立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事物不受干扰地发表属于他应有的判断,因为他有平等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事物随心所欲地发表他的见解和意见,因为他有自由的思想。

思想之独立、平等和自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须夷不可或缺的伟大力量,是中国大陆冲破专制、取缔枷锁、追求人权的指路明灯,是每一个中国人从社会主义奴隶制下自我拯救的解放宣言和无比嘹亮的凯歌。

追求思想之独立,就是要向千年以来亘古未变的封建主义王朝制、社会主义王朝制和冠冕堂皇的现代君主制询问一万个为什么和十万个为什么,就是要以英勇无畏的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批判形形色色的奴隶制,尤其是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和一针见血地剥离开现代君主制的层层画皮,使其丑恶至极的魔鬼一样的面目暴露在由现代化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面前;

追求思想之平等,就是要向所有的官本位和权力本位的陈腐观念询问一万个为什么和十万个为什么,就是要把壁垒森严的社会主义的官僚等级制统统地推倒在地、打翻在地,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来意义的存在,恢复人的全部尊严、人的不可让渡的和不可剥夺的价值和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要反对并破除腐朽政权的森严的官僚等级制,反对并破除人为划分的形形色色的人身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制,反对并破除具有幽灵般神秘莫测的人事档案制,反对并破除使人成为土地奴隶的户口制,反对并破除各种类型的思想之专制、之压制;

追求思想之自由,就是要取缔大一统的毛泽东思想,取缔不自由、反自由的一切特权、专制、暴政的腐朽没落而且无能的现实存在,就是要在深刻地剖析、批判和否定现存野蛮的社会主义奴隶制的基础上创建适合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文明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的全新的制度模式。

追求思想之独立、平等与自由,就是要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各得其所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是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每一个中国人通过丰富自己的精神财富而丰富自己的物质财富,通过丰富自己的物质财富而丰富自己的精神财富,通过自己不懈的、艰苦的并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各种形式的创造性劳动而丰富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存在,通过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而为社会作出形式多样的贡献。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民主社会在保证每一个人富足的同时也在自我证明,也在自我富足,也在自我发展,也在自我进步。

然而对于上述这些,毛泽东却以《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的文章予以基本的或全盘的否定。毛泽东说:“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

“听了不正确的意见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

他并且举了十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最后他对于自由主义的来源作了如下的规定:“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毛泽东之反对自由主义,乃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反对个人所应该具有的思想权利,因为你一经思想,并把这种思想一经说出,便是“不正确的意见”,便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话”,因为你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看法,那么,你就不一定与“命令”相一致,因而有“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的可能与必然,那么你就极有可能被指定为“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其结果就是大刀相向与你,枪杆子相向与你,所有的污泥浊水都相向与你了。因为“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的自由主义分子们,是与革命大大地不利的,是十分有害于革命事业的,因而,也一定是不肯被饶恕的,也一定是要杀一警百的,也一定是要全部、干净、彻底地被歼灭的。于是有多少敢于想也敢于说的莘莘学子就因为一句、两句自由的话,便被毛泽东弹指一挥间地消灭了其“资产阶级”的肉体的,便有多少人就这样惨死在他们心向往之的革命事业的绞肉机里去的?委实多矣,多如牛毛也。

自由的思想必然导致自由的言论。言论是思想的直接表现,是思想的自然涌流。自由的言论是自由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论的自由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而毛泽东终其罪恶的一生之表现来看,从来都是限制人的言论的,并通过限制人的言论而封闭人们思想的通路,从而使人们不敢于想,不善于想,最后则就根本不去想,也不能去想。其结果则是,不能独立自主地思想,就必定亦步亦趋地跟随毛泽东的思想打转转,兜圈子,听信毛泽东命令似的思想去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并宗奉毛泽东哪怕是胡言乱语的“最高指示”,亦即毛的圣旨,而勿庸置疑地和心甘情愿地跟随毛泽东革命到底不回头。

另外,毛泽东也从不给人在信仰自由方面留有余地,总是以所谓“破除迷信”为口矢,使全中国人民所具有的信仰单一化,亦即以一种大一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统帅全国人民的思想。任何其他的信仰都不能信,也不允许信:佛教不能信,因为佛教宣扬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主面前,人人平等”、“普渡众生,慈航人间”等非暴力的并且是敬畏生命、悲悯苦难、反对杀戮的人道主义理论,而上述的这些理论、这些观点、这些提法都是跟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提倡的暴力革命学说是截然相反的,是本质上水火不相容的。崇尚暴力的毛泽东无论如何都要否定大慈大悲、大智大慧的佛主,即释迦牟尼的非暴力的伟大思想。要崇信释迦牟尼的非暴力的理论,就必定不能苟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杀人理论;基督教也不能信,也不允许信。因为耶酥楣□□□□涤□□訇R尚的是平等和博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提倡的是不但要爱你的亲人和朋友,也要爱那些反对你的敌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有上帝的子民都是兄弟姐妹,因此,人与人之间要充满像耶酥楣□□獐□涤队j的人道主义之博爱,如此等等的基督教理论又怎么能够相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学说呢?又怎么能够相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草菅人命的胡作非为和罄竹难书的累累罪恶呢?其他的信仰也是不能被允许的,像伊斯兰教、儒教、道教等等,都统统地被打入冷宫,被予以全面的封杀。倘若你有了某种上述所及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亦即你不能崇信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学说,那么你就会被指斥为“封建迷信”,你崇信的就是反动的学说,就是反革命的异端邪说,因为你思想上有这种“封建迷信”、这种反动学说和反革命的异端邪说,于是你就是个反革命,你就不是人,你既然不是人,还留着干嘛?杀。杀无赦。毛泽东就是以这样惨无人道的强盗之词,随便就可以把一个或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活生生的、活蹦乱跳的人轻而易举地送上断头台。

毛泽东也从不认为人是目的并且永远认为人是抵达“夺取全国性政权”(中共一大党纲)之目的的手段。所以,毛泽东的一生是从不尊重人的生命、从不尊重人权、从不尊重人的价值的罪恶累累的一生。

在前苏联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时毛泽东与到中国访问的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说到,中国人还有好几百万身强力壮的男人,可以组成多少多少个师,可以与美国打一场世界性的大战,等等,连赫鲁晓夫都怀疑,那么多人在威力无穷的原子弹面前,在现代战争的威力面前,又能起多大的作用于呢?

在1949年毛泽东与前苏联的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时,一整列一整列专车的中国土特产进贡给斯大林及其统治集团的达官显贵不算,竟毫无理由地把中国的大片大片的疆土拱手相让给苏联新沙皇,还把消灭中国一亿人这一条款秘密地写进《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这份尚未解密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里。一亿中国人如何被消灭?除了在国内镇反、大抓特抓所谓的“敌特”之外,还有的捷径便是参与哪怕于已毫无益处的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只有战争,而且只有战争,才是消灭中国人的一条别无选择的正确途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消灭一亿中国人的毛氏理想,但也毕竟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消灭了八千多万中国人,并在以后的历次对外战争中也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当作炮灰去送死,这也算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汇报似的交差了。

如此等等,均已表明,毛泽东可谓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恶魔,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史无前例的耻辱,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外到里的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不眨眼的伟大罪犯。

对于自由的压抑,不仅仅表现在思想上,也不仅仅表现在以国家意志的面貌出现的毛泽东思想的乱施淫威和胡作非为上,更表现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其根本标志的社会制度上,表现在毛泽东作为其君临一切的军事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危害上。制度性的等级森严的命令体制使得自由不能获得些微的喘息之机,换言之,连苟延残喘的权利都不能获得。那么,自由,真正的自由,又到哪里去找?

自由,是个人选择权利的无妨碍运用。而军事集权制,作为法西斯主义行之有效的战时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却使任何所谓的个人选择权利,亦即人的自由丧失殆尽。处处没有个人权利,尤其是个人选择权利被无情剥夺的种种清规戒律,处处是重重的关卡,这也不行,那也不可,处处挥舞着歼灭个人权利的大刀和长矛,总之,处处是妨碍。

军事建制,排、连、营、团、旅、师、军,每个下级均听令于上级,均按照上级的命令无条件地执行,即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但从整体上来讲,每一个下级均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每一个下级即使有主动性乃至创造性,其选择的余地也一定是少之又少的,甚至是微乎其微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干脆就没必要搞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干脆就一切命令听指挥;上级指向哪里,那就打到哪里。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是根本谈不到的;自由,乃是一种奢侈之物,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术;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这种以森严的等级制为特色的,以上级命令无条件从上而下地传达的并且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亦即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军事集权制,可能有利于战争,可能有利于军事指挥,可能有利于夺取最后的军事胜利,但是,它究竟有利还是无利于我们正在从事着的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及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建设,恐怕得打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就是说,那是完全不利的,是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的。

军事集权制的社会化,造成一切生产单位、一切事业单位都要呈军队的建制建立相应的权力系统和权力机构。各个公社(现在已改为城镇)为营级单位,各个县为团级单位,各个市为师级单位,各个省为军级单位,至到兵团级,至到最高行政长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级。而各个企业、事业单位也以军队建制来相应地规定自己,什么营级企业,什么县团级企业,什么师地级企业;甚至连大、中、小学亦复如是,学校成为军队建制的命令式体制的演练场;科研机关也深陷这种军事集权制的巢穴之中,县团级研究所,师地级研究院,等等,不一而是,举不胜举。

军队建制以其集权为特色,以其如山倒的命令为内容,以其首长的意志为意志,但这仅仅限于军队内部并无不可,并非过份。然而这种军队建制一经社会化,则就带来社会发展的极其巨大的阻力,则就使社会生活在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发挥和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变得很僵硬、很不正常。

社会化的军队建制,使整个社会生活处在十分严密的紧约束之中,使得个人的自由度受到极大程度的限制,或者干脆就渺视、否定并取缔个人的自由,并把个人自由强行纳入所谓集体主义的大一统的范围之中;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否定了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使得缤纷多彩的和生机勃勃的社会精神生活处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和万花凋零一时稀的满目荒凉的境地,使得人民群众中孕育着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一切潜力不能以其极为丰富的内容展示自身,而只能在听令的随风唱影中消失自己的一切固有的能量;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一切生产单位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供、产、销,不能进行独立自主的生产运作,不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进行有利于自我发展的调剂和整理,而只能在上级的命令底下机械地动作;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文化教育产品的生产者,总之,一切的作家、艺术家们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全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展现自己全部瑰丽的想象力,不能信笔所至、信马由僵地开拓出精神领域的广大疆土,而只能在国家提供的温暖的鸟笼里过着终生都是著名作家和著名艺术家的可耻也可怜的生活;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任何一个教育单位丧失了自己固有的特色而整齐划一地唯教育行政首长的马首是瞻,唯教育部的行政指令马首是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御用工具、培养被灌输了简易的奴才思想的所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教材单一化,教材几十年如一日、一代复一代地以现代君主思想为统领、丝毫反映不出波澜壮阔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高新科技及其思想对于现代人所应该和所能够造成的极其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施教育者不能以自己的德、才、学、识立足于讲坛,而是以能否跟从领导、能否溜须拍马、能否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能否给领导送礼等等极其庸俗而可耻的表现方式立足于教育岗位。教育者的本质存在,亦即以其能力展示自身的本质存在为所有其他的种种非本质存在所取代。非本质存在的教育者的招谣过市严重地影响了教育事业本应具有的良好发展,目前的中国大陆的教育状况确实千疮百孔,确实问题严重,确实令人担忧;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科学研究大打折扣,使得科学研究不能专注于自身,而只能把精力和时间过多地倾注于科学研究以外的其他营营苟苟的极其琐碎也极其无聊的事物中。科研人员不能以其学术成果立足于世,相反,科技成果竟成为晋级邀宠的必备手段。科学成为等级制的装璜,技术成为等级制的奴婢。而社会学术在这种壁垒森严的等级制面前只能以否定自身存在作为其苟延残喘的前提条件,只能在歌功颂德的聊作无病呻吟状态中混时度日,而泯灭自己仅余不多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良心;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司法不能独立地行使其职能,法庭成为等级制自我认定的公开的抑或秘密的场所,判案之非程序化随处可见,长官意志无处不显示其腐朽没落的传统价值,正义不但得不到伸张,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得到伸张。法官不能最后定案,法官的最后定案不过是军事建制式的法庭程序的开始。更为荒谬可笑的是,法官竟以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等等论资排辈,法官上面还有法官,庭长上面还有幕后的庭长,等等,司法的正义已经没有,又怎么要求社会的正义?司法的公正已经丧失,又如何要求社会的公正?

如上所举的社会化的军事建制的种种弊端,使得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明白无误地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等级化,作为与平等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及其处延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扭曲了本应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大地阻隔了本应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使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走向幽暗的岐途,从而强烈地加固了社会生活的非正常化。

上述所论的社会化的军事建制的种种弊端,使得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显而易见地也极其可悲地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官吏或曰官僚的身上。官僚是社会生活的唯一坐标。官僚之所想,实乃民众之所为,总之,官僚代表人民无商量。人民必须唯官僚的命令是从。社会生活,也只有官僚才能定夺,因为官僚掌控社会生活的一切资源,官僚化的社会存在,使得一切唯权是夺,唯权是取。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等等。权力成为社会生活唯一的实力。作为唯一实力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一切方面,横加干涉,粗暴评断,真可谓滥施淫威,硬把不是当理说,此乃专制、极权、暴政之谓也。

这种无孔不入的社会官僚化,极其严重地窒息了社会多元化所可能具有的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并使整个社会笼罩在长官意志大放厥词而谎言连篇的氛围中,并使深受长官意志浸染的社会现实只能沿着得到仕途上的升迁或通过种种非正当的努力求它个顶戴花瓴的捷径,只有用这个别无选择的唯一途径来证明自己应有的价值和全部的实力。它绞杀了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工职能。它使分工的意义在政治权力的唯一途径中丧失殆尽。试想一个稍有权柄的副科长能够获得生活待遇上的优越条件和享受人生的种种益处,那么,还有谁愿意去做一个穷困僚倒的伟大的画家或艺术家呢?

社会官僚化的可悲现实,极其严重地困顿了人之为人的活生生的灵魂,并毫不留情地折断了本应展翅飞翔的灵魂的翅膀。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其他一切潜力不但不能释放其无以言喻的极其巨大的能量,而且还要受到长官意志的重重规定所由生发的连绵不绝的和极其巨大的压力乃至三番五次地遭到取缔,在这种情况下,人又怎么能够心情舒畅地和信心百培地干好他的本职工作呢?人之为人的伟大除了在官阶的升迁和没有几两重的顶戴花翎又加一格方面有所显现之外,又要在哪里得以显现呢?

除了军事建制的社会化之外,还有的是社会化的单位所有制,亦即所有的人都归属于一个以行政级别为划分的单位,如生产单位、教育单位、金融单位等等,这些单位有的也俗称某某部门。单位所有制也采用军事建制的方式,以副股长、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厅局、厅局等官阶来界定人的身份,并根据级别之大小来进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这种命令式管理,形成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状态,这是五十年代初形容国民党统治方式的共产党宣传,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官大半级压死人,一切以级别论英雄,一切以权力论英雄,有权者,就可以发号施令,风光一时,英姿飒爽;无权者,就只能成为狗熊,成为白丁,成为被欺骗、被捉弄的对象。

单位所有制,使得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尤其在严密的档案制度下──单位的附庸,都要成为单位最高领导的附庸,换言之,倘若你有自己的独立的行为方式,那么你就可能或必然地遭到单位领导的批评和惩罚,那么随之而来的麻烦也就可能很大很大。作为单位的一分子,你必须按照单位领导的意旨去办一切事情,单位领导就是你的天然的、雷打不动的和毋庸置疑的主人,而作为独立的个人,你就不能不丧失独立的一切,你就必然地成为顺理成章的奴隶。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也就是被领导者与领导者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然具有的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以人身的相互依附为特色,以无差别的思想、言论与行动为特色,从而造成了人的行动的萎靡不振和无所作为,造成了人微言轻、权重言重的可耻现实,总之,造成了迟滞社会良性发展的悲剧性后果。

单位所有制,作为公有制下产权绝对模糊的社会细胞,以单位最高领导的喜怒哀乐为方向盘,以社会上通行的奴颜卑膝的方式,大行其道地实行请客送礼等变相的贿赂,以效忠领导的并且乞望领导给以最大程度照顾的方式为今后谋取更大的实惠铺平道路或留有后路。一级又一级地、自下而上的效忠方式,使得礼品由少到多,由薄到厚,由小小的随礼到不堪重负,这样做的结果却使那些无权无势之小民陷入到难以自拨的痛苦与烦恼之中;单位所有制,由于缺少流动性,由于缺少迁移或变换工作的弹性机制,吃饭在一起,玩乐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很团结,很热闹,也很友谊,实际却都是层出不穷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非但毫无半点真诚可言,简直就是阴谋诡计多端、各怀鬼胎杂事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的十倍数的乘积,亦即360倍的孙子兵法的现实运用。以谋人为能事,而单单不谋事,实为小人当道,能人遭殃,大人遭殃;

单位所有制,由于奉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大包大揽的行事方针,并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统统地包揽无余,便更多地倾注意力于非本质存在的一切社会化的事物。本来是专事于生产电饭锅或电冰箱的企业,却要大兴土木地办托儿所、办职工食堂、办医院、办学校,于是,生产企业的资金便不能不分散于琐碎事务的其他事项,生产管理者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市场对接的生产项目上;学校也是如此,学校办社会;科研院所也是如此,科研院所办社会。其结果就形成了社会化的普遍浪费。资源被无端地也不知不觉地被浪费掉了。巨大的浪费丝毫不能被遏止、被制服,而仍然以其固有的惯性徒劳无功地显示自身。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性标志,亦即浪费,普遍地浪费是形成社会主义社会贫困的重要原因。

单位所有制,普遍地分配能力上的平等,虽然在人格上它又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所谓能力上的平等,就是一视同仁地看待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亦即你是一块砖,可以任凭东西南北搬;你是一颗螺丝钉,可以任凭稀里糊涂按。这种无差别地对待人的能力的做法虽然对于无能之辈造成了使之懈怠而更加无所作为的较为宽松和优越的存在环境,但对于有一定能力者却势必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伤害,更遑论那些具有天才气质的出类拨翠之辈了。否定能力,取缔能力,就是渺视事业进步的积极因素,就是否定并取缔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是否定并取缔人类文明的希望。对此,我们已经有过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有鉴于此,我们再也不能打压任何有益于事业发展的所有的能力及其拥有者,即我们称之为“能人”的人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为发挥他们的才干而付出应有的最大的努力。

单位所有制,由于其严苛的人才流动规定,亦即出于一已私利而设定的清规戒律,使在其中不能发挥作用或希望到其他地方发挥更大作用的人才不能够自由地流动,不能够自由地选择,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够进行自由地流动和自由地选择的人才,只能别无选择地老死在单位所有制的鸟笼里,只能违心地因而也不可能心情舒畅地生活于其中,只能苟活于其中,混混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并长此以往,人才也就逐渐地变成庸才,庸才也就逐渐地成为蠢才。单位所有制就是这样把人不当人看待的,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消磨人的斗志、消磨人的锐气、消磨人的所有的进取之心的。什么人才、什么天才,都要在单位所有制的大染缸里淹得活不过来、死不过去,最后都得以消解自己的才能为代价以获得平庸无为之人的生存权。

就上述而论的所有制而言,其弊端也只能是挂一漏万。许多许多的问题仍然是一言难尽,需要一切立志于改革、立志于除旧布新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加以论证,进一步加以探讨,进一步加以批判,以利于从根本上改造这一为害中国大陆几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共产主义式的单位所有制,并真正地消除其所可能具有的所有的弊端。无论这个任务多么艰巨,也仍然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要坚定不移地并且是完全彻底地改造单位所有制,要刻不容缓地并且当机立断地改造社会化的军事建制,要以现代化的人权观改造所有这一切,要确立以人为目的的崭新制度并为此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

要彻底推翻毛泽东强加于中国大陆全体人民身上的兵营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沉重的难以挣脱的枷锁,要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要归还社会本来的面目,要在破除军事建制和单位所有制的基础上使人获得全面、彻底的自我解放。

还我自由,还我作为人的自由。

还我自由思想的权利。还我自由言论的权利,还我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不被打压的权利。还我自我选择的自由,还我自我认定而不被他人所否定的自由。还我讨还自由的自由。还我被剥夺了的自由。还我被否定了的自由。还我被渺视了的自由。还我一切天经地义属于我的自由。

还我怀疑的自由。还我论证的自由。还我批判的自由。还我信仰的自由。还我不信仰的自由。

还我写作的自由。还我发表的自由。还我出版的自由。还我演讲的自由。还我创作的自由。还我想象的自由。还我梦想的自由。还我幻想的自由。

还我选择居住地的自由。还我随时随地迁徙的自由。还我自由人所应具有的一切自由。还我不做奴隶并且反对各种奴隶制的自由。还我一切人之为人的行动自由。还我工作的自由和不工作的自由。还我请愿、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还我人的一切自由。

十、毛泽东就其一生的活动来说,乃是说了不算,言而无信的一生,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是说话算数的。他并且把这种言而无信美其名曰地称之为“讲究策略”。因而称毛泽东卓有成效地败坏了中华民族恪守诺言的优良传统,实不为过。

不能信守诺言,随意破坏契约,虽然可能得逞于一时,虽然能够获得暂时的眼前利益,但却从根本上败坏了人与人之间本应良好的正常交往,使得人的互信机制遭到了长远的断裂和消除,亦即从长远看则是以丧失了应有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是毁灭人性和否定人的良心的极其缺德的所作所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正是不折不扣地以其缺德,亦即缺乏或根本丧失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信誉、最起码的良心为特色而从事他那所谓的革命事业的。

办一切事情,有信则立,无信则不立;对一切人,也是如此,也是有信则立,无信则不立。信誉,是一切人、一切事情的内在的或曰本质的价值,没有信誉,也就丧失了其本质价值,也就一文不值,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毛泽东所讲的所谓“策略”,是一种对于信誉的渺视和否定,是对于人的良心的肆无忌禅的污辱和践踏,是对于人性的根本否定和宰杀,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影响事业顺利发展的罪恶行径。

毛泽东本人不但身体力行地实践他那一套毫无信誉的策略,而且还使这种言而无信的策略以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的方式,以中国共产党指挥其所领导下的军队,亦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式,以其所精心培植和大力豢养的特务组织,亦即公安部的一个特别部门,叫做政治保卫处的中国式的克格勃的方式,无所不能地否定信誉、否定契约、否定合同,因而也从根本上否定良好的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人,哪怕他自食其言一次,亦即他有一次说话不算数,那么这个人的本质就是有问题的了;如果他接二连三地这么做,那么这个人的本质就是很有问题的并且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了;如果他向来都是这么做,那么他还能取信于人吗?他还能在这个社会上混得下去吗?

遗憾的是,这个社会上本应混不下去的人却作为伟大领袖而被顶礼膜拜,而被山呼万岁,而被奉若神明,这不能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延续已久的悲剧。

在向江西的井冈山挺进时,毛泽东向当时占据井冈山的寨主袁文才和王佐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的到来,将增加你们驻守井冈山的力量,我们是好朋友嘛,可是当毛泽东把大部队拉到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就成了占山为王的寨主,他随便找个理由就把原先的寨主给杀了;

在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之前,毛泽东就向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军的另一支部队的负责人刘志丹拍胸脯说,你对陕北是作出伟大贡献的,红军到达陕北后,希望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向刘志丹承诺,他除了可以继续领导他原先的部队之外,还可以扩大他的权力范围,云云,刘志丹听了很高兴,可是当毛泽东把从江西流窜到陕北的红军在刘志丹所属的领地安顿好了之后,很随便地就把刘志丹给收拾掉了;

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毛泽东曾劝说所有的蒋军将士以及为蒋介石政府工作的各界人士和工作人员,只要不抵抗,只要放下武器,只要不继续为蒋介石政府工作,那么就统统地给以出路,其生命、财产、安全就会统统地得以保障。果然,很多人听信了毛泽东的话,不但不给蒋介石卖命,而且还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倾全力于社会治安的维持工作,等等,可是,就是这些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怀抱着良好愿望和美丽幻想的前国民党团级以下的军官和士兵,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而混碗饭吃的一般公务员一类的人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亦即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久的1950年,一次镇反,便都成为哑口无言的屈死鬼,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死有余辜的敌人。如果毛泽东不作出某种承诺,这些被无端杀害的人尚有保存生命的可能,至少也不会死得这么冤枉,这些人一方面对不起曾为之效力的国民党,另一方也被共产党当作异已分子而枪杀。这些人真的应该是死不瞑目啊;

毛泽东是以“打土豪、分田地”这个陈胜、吴广几千年前所提出的“均贫富”的现代口号作为招摇的,也是以此而吸纳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革命而走上“发家致富”道路上的,亦即毛泽东所提出的这种极为荒唐的革命口号是他赖以登基的基础,毛泽东所实行的不过是李自成们或洪秀全们所谓的“耕者有其田”的小生产向往而已,丝毫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更毫无现代意义的革命或改革之良策。所谓的“打土豪”,就是把农村中稍为富裕的地主或富农统统地打倒,就是把那些农业生产力的优秀代表、那些懂得农业生产之道的人统统地当作敌人来对待,来施虐,来杀害;所谓的“分田地”,就是抢夺别人的财产和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每一个农民,包括好逸恶劳的二流子们和吃喝嫖赌的混混们,都给分一块不大不小的土地,尽管不会饿死,但也绝不允许撑死。总之,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正因为有土地作为吸引力,广大的农民才积极投身到毛泽东所宣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可是,当这个革命一经完成,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又搞了一场也是轰轰烈烈的收回农民土地归入集体的“合作化”运动,并以“人民公社”作为其剥夺农民生产资料──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为实现目标。一个范围广大的“合作化”运动,一夜之间,农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农民们就成为新时代的“贫下中农”了,换言之,农民们就成为“人民公社”的毫无权利的当之无愧的社员了,就成为公社书记们和大队书记们的当之无愧的和任劳任怨的奴隶了;

在长期的毛式土地革命中,稍为富裕一点的农民,亦即毛泽东所称谓的“地主、富农”与他的雇工,无论是长工还是短工,经劳资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亦即“地契”,“帐本”等等,均遭到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否定和撕毁,有时甚至是一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就把整个村庄乡民之间所订立的契约烧得个一干二净。谁欠谁的帐,都在灰烬当中被抹平了;权利、义务和责任,都在火光熊熊中化为乌有了。那么,口挪肚攒的辛劳和几代人累积的财富就这么瞬间成为泡影了么?是的,不但成为泡影,而且成为罪□,亦即富裕即罪孽,富裕即剥削,富裕即无耻,那么反过来说,那些整天不务正事,吃喝嫖赌扎毒粉的人又如何呢?他们由于贫穷、由于愚昧,由于真正的无耻,便都混得不错,便都很光荣、很自豪,有的甚至成为“贫协”主席,成为趾高气昂的乃至不可一世的响当当的造反派。

上述种种,不过是毛泽东祸国殃民之罪恶的挂一而漏万的陈述而已。毛泽东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的事情委实多矣,不胜枚举。

撕毁契约,就是撕毁人性,就是撕毁权利、撕毁责任、撕毁义务,就是撕毁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就是撕毁人类进步的希望,更不用说放一把火烧掉这些契约,对于人和社会所可能和必然造成的绝大的危害了。

撕毁契约就是撕毁人性,就是藐视人性和否定人性,就是无所顾忌地践踏人性。因为人类社会中除了契约能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约束和规定,除了契约,无论口头的还是文字的,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为双方所认可的承诺之外,还找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还找不到进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其他方法能比这种契约的方式更理性、更有力、更完善,因此说,契约是人与人之间谋取双方最大利益,并为此而制定的为双方当事人所认可的规范性约定。

撕毁契约,就是撕毁人与人之间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任何可能性,就是把人与人之间共同约定的良好的规范予以消除,就是使人完全彻底地丧失人之为人的道德,就是使人变得寡廉鲜耻,变得野蛮、粗俗而愚氓。其弊之大矣,难以用言语尽述之。

撕毁契约,就是使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都丧失殆尽。借债可以不还,当事人双方都丧失了本应具有的相应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承诺可以不执行,或视之为废纸一堆,那么,承诺与不承诺,又有何意义?承诺不是等于言而无信的废话吗?人与人之间如此这般,整个社会则是这般如此,那么信誉何在?信誉不是扫地了吗?这种被极大地破坏了的信誉,不正是社会生活的不正常的诸多表现吗?人人言而无信,人人说了不算,人人不重视自己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人人都在耻辱中生活而不自知,人人都在无耻中苟延残喘而自我感觉良好,那么这样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人生?

撕毁契约,就是撕毁了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由于丧失了基本的人性,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的价值观,由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已经无足轻重、毫无意义甚至遭到了颠覆,由于形成了一团乱麻似的纠缠不清的情况,由于好坏不分、良莠不齐、黑白颠倒、混水摸鱼者众、打砸抢烧杀者能、知书达理者少、直言进谏者诛,等等,请问还有社会的正常发展吗?

由于断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进而断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以信誉为基础的良好的关系,进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交往遭到了断裂,最终使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遭到了断裂,中华民族为此确实付出了极其巨大的沉痛的代价。这种种表现的罪恶之根源,在于毛泽东在长期的土地革命中,尤其在充满血腥的以武装的方式所从事的土地革命中(大约1927──1949年)对于农村的广大村民所自订的相互契约的彻底毁灭和焚烧,就像项羽的一把大火烧掉了百里秦川的骄傲──阿房宫一样,毛泽东烧掉了千百万本契约的大火使中华民族的希望变成了黑色灰烬一般的绵绵无期的绝望、泪水和鲜血、痛苦和哀鸣。

要做到言而有信,要不就不要说,倘若说了,就要坚定不移地、赴汤蹈火地和劈棘斩地去做,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去做,哪怕是天崩地裂也要去做,要不就不要说。说了就要去做,要信守承诺。要一诺千金。要千金难买一诺。这才是为人处事的最起码的道理。连这么一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还怎么做人?毛泽东连这么一点道理都不懂,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坑崩捌骗,才有了这么多的道德败坏,才有了这么多的社会化的制度性腐败。

要言而有信。言而有信真君子,言而无信是小人。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杜绝了骗子的真君子的社会。只有言而有信,人人信守诺言,人人重视权利、责任与义务,我们这个社会才能逐渐地好起来;只有排除了并彻底地批判了言而无信的毛泽东及其腐朽没落的毛泽东思想的大骗术,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大踏步地走上正轨;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向着说话算数的目标努力,向着一诺千金的方向迈进,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撒谎并且反对撒谎,提倡说真话而且确实说真话,那么,中华民族就会很有希望并且是有伟大的希望的,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具有无限光明的未来的社会。对此,笔者在21世纪新年到来之际谨致以我最良好的祝愿:祝愿21世纪是中国人说真话而不是说谎话的世纪,祝愿21世纪是中国人信守诺言而不是撕毁契约的世纪,祝愿21世纪是中国人破除谎言的包围而向着说真话的方向大踏步地迈进的世纪,祝愿21世纪是中国人否定言而无信的毛泽东和揭露谎言维持着的毛泽东思想的世纪,祝愿21世纪是中国人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世纪,祝愿21世纪是中华民族破除形形色色的思想之牢笼、言论之牢笼、行动之牢笼的世纪,祝愿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赢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并由此达到普遍的富裕、繁荣和文明的世纪。

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总结中华民族100年来的风风雨雨,弯路走得太多太多。失误罪恶携手相进,悲痛衷叹连绵起伏。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好河山被大面积地阉割与肢节。备受蹂躏的灵魂已经被毛泽东思想的专制暴虐剿杀得无以逃遁,且行将窒息。中国人民皆以跪拜之大礼向着上个世纪初所建立的、把上个世纪的中华大地搞得血肉横飞、民不聊生且满目疮痍的中国共产党嗑头膜拜,并山呼万岁万万岁。这个本该确实万睡万万睡的毛式政党现在仍然每时每刻地肆虐于中华大地,我中华民族焉能不浑浑噩噩,苟苟且且并以无所作为的姿态登上向着二世纪或一世纪勇猛进发的吱嘎作响的老驴车

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中华民族除了获得所谓值得“自豪”的罪恶的毛泽东和罪恶丛生的毛泽东思想之外,除了毛泽东思想的罪恶丛生的后继者、也是罪恶的邓小平和支离破碎、言不由衷更无法自圆其说的罪恶丛生的所谓“邓小平理论”之外,除了毛一世、邓二世、江三世的中国共产党的君主制,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奴隶制和社会主义封建制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上个世纪,中华民族并没有获得任何民主,而只是获得了形式不一的专制、独裁与暴政;中华民族并没有获得任何自由,而只是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手铐、脚镣与枷锁;中华民族并没有获得任何人权,而只是获得了压迫人权、否定人权和宰杀人权的党权、政权和君权;中华民族并没有获得任何法治,而只是获得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人治;中华民族并没有走出黑暗,而恰恰相反,是在黑暗的沉沉压抑中痛苦地煎熬着。

上个世纪,中华民族并没有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相反却以其大一统的王朝制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其他的王朝制遥相呼应,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从而使中华民族以世界上仅有的原始部落的最落后、最野蛮、最愚味和最无耻的方式与文明社会相游移、相别离;

上个世纪,由于有毛泽东的兴风作浪、犯上作乱,由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极其恶毒的“阳光”普照,由于有毛泽东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野蛮统治,由于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弱的无能痴呆的君主制,由于有前仆后继的君主们所代表的形色不同但实质却完全一样的循环往复的王朝制,由于有专制、独裁、暴政之集大成的压迫人民的“共和国”,中华民族只能别无选择地处于极其屈辱的地位,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军事落后,等等,可谓是无处不落后,处处都落后。

只有客观地审视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只有敢于直面二十世纪汩汩奔涌的淋沥的鲜血和滔滔似江河的泪水,我们尚可获得一线生机,我们尚可从可耻和屈辱的废墟中爬将出来,我们尚可从黑暗的囚笼中挣脱出来,我们尚可恢复做人的尊严并赢得做人的权利。

是的,21世纪应当是恢复我们做人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的世纪。只有做人而不是做奴隶,只有争得人的尊严而不是做奴隶的屈辱,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华夏民族才能称之为有希望,才能称之为自立自强,才能称之为伟大而辉煌。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应当再继续背负着心胸狭隘、度量甚微的毛泽东及其小生产思想之集中表现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毛泽东由于其不宽容的秉性而心胸极度狭小,由于其极端落后的思维方式而与现代化的观念相反对。毛泽东是早已作古的反现代化的历史人物,其思想则是早已作古的反现代化的历史沉渣。因为他的阻挠,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已经被大大地迟缓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所有作恶多端的历史人物,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斯大林等等一样,他也堪称是一代枭雄,一个恶魔般的伟人。

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害甚烈。不清除毛泽东及其思想,不足以谈论21世纪,不足以谈论21世纪的中华民族,也不足以谈论中华民族在21所可能具有的伟大发展。简言之,不拨“毛”或“毛”拨而不净,中华民族就极有可能再次堕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谎言与真理犬牙交错、难解难分的世纪,是共产主义由兴盛而至溃败乃至行将朽木的世纪,是人类的良心逐渐苏醒并在今后终将彻底觉悟的世纪。站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笔者深切地感到,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百年里的中国生活,乃是一种被独裁专制与可耻暴政毁坏了的生活,乃是一种被毒瘤般的君主制变换着花样地毒化了的生活,乃是一种封建制和奴隶制呈现出癌细胞扩散之势的生活。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而且必须勇敢地走向道德的法庭,毫无例外地接受正义的公正审判,毫无例外地倾听民主、自由的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对于专制、集权、暴政的君主制所作的义正词严的和大义凛然的控诉,毫无例外地接受人权的传唤、庭审以及那至高无上的最后的审判……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与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的二十一世纪,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应当是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结束,更是毛泽东思想所由建基其上的庞大的政治体系,亦即中国共产党的貌似庞大的国家行政官僚体系的变易、改造抑或其政治生命的终止。当一个毫无创造力可言的死气沉沉的与浑浑噩噩的政党仍然以其刀把子和枪杆子对付和歼灭富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和代表现代化先进理念的笔杆子的时候,社会的发展和昌明、人民的福祉和权利,又能有什么希望?当自封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一党之私而舞弊犯科,而罪恶连绵从而显示其渺小;由于其劣迹斑斑、臭名昭著而代表着可耻;由于其一误再误,不断失误乃至于执迷不误而应当予以法律追究从而在根本上谈不上任何正确,即它仍然不能够改邪归正,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仍然为维护君主制的腐朽宝座而肆无忌禅地动用国家的专政机器与时俱进地大肆镇压,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它继续强奸民意、欺诈社会并无所顾忌地自吹自擂,就没有任何理由允许它继续贪污腐化、自甘堕落且引导整个社会向着恶势力的方向发展,就没有任何理由让它继续秉承发出霉味的“四项基本原则”以跳梁小丑的态势领导人民走向充满血腥的暴力和绝望,就没有任何理由允许它继续为害国家、为害民族、为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要拯救中华民族。要拯救中国大陆。

要拯救每一个在苦难中备受屈辱而艰难挣扎的中国人。

在21世纪到来之时,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每一个有志、有学、有才的知识分子,每一个不希望祖国沉沦的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以自己不同的并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而不是游移地、具体地而不是空想地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历史的责任和现实的责任,并从心底里发出如下的誓愿;

我承当中国的贫穷、落后、无知、野蛮之责任;我承当中国的腐败、集权、专制、无能之责任;我承当中华民族的泪水、悲哀、痛苦、鲜血、屈辱之责任;我承当社会不正义、司法不公正、良知遭泯灭、智慧被践踏、心灵受冤屈之责任;我承当批判历史、反叛现实、创造未来之责任;我承当尽到良心、恪守义务、完成使命之责任;

二十世纪虽然已经过去,但还尚未终止。终止的是时间,尚未终止的是我们的灵魂仍然被专制的阴影所覆遮,我们的希望仍然遭到暴政的迫害与虐杀。中国的毛式革命之后──无论散文还是诗歌,无论小说还是戏剧,写作中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就是为了忘却中的纪念,为了拒绝遗忘,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为了唤醒良知,为了结束罪恶的历史,更是为了历史不再重演。而为了悲剧不再发生,就要追根溯源,就要根除悲剧历史之所以发生的祸根。不找出中华民族现代悲剧的历史根源,我们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又何以面对我们并不陌生的历史,又何以面对已被严重地扭曲了历史事件的现实,更何以面对充满挑战的未来?

要追究悲剧的根源,就要破除矫饰历史的迷误,就要恢复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对于现实而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叫做历史;对于未来而言,现实正在发生的一切也就是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是后天的历史。今年是明年的历史,去年又是今年的历史。同样地,二十世纪则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我们要还历史以真实,要还历史以公正,要还历史以正义。我们尤其需要把业已被篡改了的历史恢复到原样,亦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公正地评判历史,则有赖于对于历史画面的清晰的恢复工作,还有的就是还历史以正义,这就更需要站在鸟瞰历史的哲学高度去加以高屋建瓴的评判和恰如其分的定论。应当以如是观建立现代化的历史学。应当以现代化的历史学审视历史,评判历史并作出符合于社会发展实际的历史定论。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阅读次数:1,90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