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辈人的历史渊源,我一向称呼李希凡为“希凡叔叔”。解放前,李希凡失学失业,呆在姐夫赵纪彬家赋闲,郁郁不得志。赵纪彬与家父母之间有着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过从甚密;家父母且频频以左倾书籍诱导李希凡憧憬革命。

李希凡资质很高,非平凡学子。建国后,就读研究生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红学文章,批评俞平伯,得到毛泽东的赏识,26岁一举成名,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人物;其事有如抽中政治彩票,无限风光、十分离奇;羡煞多少渴求名利的年轻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古如是。

(著名右派林希翎,弃本名“程海果”而自李希凡、蓝翎各取一字,以“林希翎”名扬天下。

——几十年后,我在纽约见到林希翎,问以原委,她淡淡地道:“年轻人嘛,虚荣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希凡是一贯的左派;与姚文元同为文艺战线上的两面旗帜,人称“南姚北李”。每有新书问世,即有李希凡的评论文章见于人民日报文艺版,并被广大读者视为可以信靠的权威评论。我曾经在借阅的“叶尔绍夫兄弟”、“播火记”等书中,见到书主特意剪藏的李希凡的书评。

我家与李希凡如此相熟,却从不见他登门。家母道:“希凡骄傲了,他应当看看我们,却一直不来……”

不来我家倒也罢了,中宣部文艺处长袁水拍住在我家楼下,有一回,李希凡提着礼物去拜访袁诗人,却错敲了我家的房门,弄得大家好不尴尬!

然而,事情都有两重性——恰恰是这样一种愧疚心理,使得李希凡于文革期间为我的出路鼎力相助。

18 岁那年,我完成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文革风雷》,自然有些飘飘然;将厚厚的手稿送到李希凡家,期待赞许。

李希凡身高体健,满脸烟容,夏天喜穿短裤。客厅墙上挂着毛泽东接见李希凡的大幅黑白照片;领袖气度雍容,希凡神情拘谨,恰成鲜明对照;中间有个高额头的壮年人,我问这是谁,李希凡说是胡风。

我们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谈话,而后集中地讨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系列形象;我还出了个丑(用北京土话来说是“露怯”!):李希凡提及老舍早期作品《赵子曰》;我不知此书,脱口而出:“赵子岳?赵子岳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吗?”李希凡客气地将视线移至别处,不言语。

一周以后,李希凡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写得不好;啊,市委书记就是肚子大;我让大萌(李希凡的长女)看了几章,她也看不下去了!你写得不吸引人。《红旗谱》虽然有路线错误,开篇却很吸引人——平地一声雷,冯老兰要砸钟了!”

我当时自命为“神童”,听了逆耳之言,真如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事后,李希凡对家父说:“汝谐形象思维的能力很强,是搞文学创作的料子;他的年纪太小,还不能驾驭长篇小说这种形式。”

不久,上山下乡的狂飙掀起,我躲入赵纪彬(时任中央党校高级顾问)家,裹足读书;恰与昔日失学失业的李希凡相仿。其时,中央党校人员全迁河南,院落楼舍已经由国防部继承,到处都是大兵;赵纪彬则因毛泽东于八届十二中全会钦点(“我喜欢读赵纪彬的书,应当让他继续写”),得以留在北京写作批孔文章(几年后,赵纪彬于批林批孔运动名噪一时;且因得宠于江青,而与冯友兰周一良等同被世人讥为“北门学士”,那是后话);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赵纪彬家因有“最高指示”的保护而成为罕有的避风港。我与赵伯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读书写作;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其乐也融融。

在长辈的谈话中,我得知江青最先找过李希凡,让他撰文批判京剧《海瑞罢官》;李希凡不知深浅,竟然回以“前两年,我和吴晗就历史剧是艺术还是历史打过笔仗,不想再惹他了”;江青深为失望,只得改去上海指派姚文元写作这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黑文章。文革开始后,李希凡后悔不迭,谓“当党(其实就是秉承了毛泽东旨意的江青)要求我战斗时,我因为路线斗争觉悟低而放弃了”;李希凡力求补过,以“黎帆”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块文章颂扬文革,却是晚矣!

以今天的角度视之,李希凡因“路线斗争觉悟低”而免为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可贺可庆!人的一生,充满了亦福亦祸的偶然因素。

毛泽东、江青夫妇对李希凡皆有知遇之恩。李希凡说过:“假如没有毛主席,我的文章只能用来压箱底。”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忙人,却还抽暇关注李希凡的文章。当李希凡着文批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毛泽东发话了:“李希凡的文章僵化了,看来人民日报呆不得呀。”文革前,江青是个大闲人,常常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文艺界走动;对李希凡颇为关照。因此,李希凡虽然是个十六级的小干部,在人民日报社却是能够通天的特殊人物,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享受司局级待遇。李希凡的稿费颇丰,在人民日报社被同事们戏称为“新富农”。

人民日报历任第一把手吴冷西、唐平铸、陈伯达均视李希凡为眼中钉,远不得,近不得;只得给李希凡穿所谓玻璃小鞋。

李希凡的名声极大,文革初期来人民日报社造反的外地学生,都好奇地想看看李希凡长得什么样子,结果大失所望:“这是李希凡?这明明是李逵嘛。”

躲过了上山下乡这一劫,我当了学徒工。还是一百个不高兴。为了自劳力者变为劳心者,我以模范知识青年金训华的素材,创作四幕话剧“鹰击长空”;送到总政话剧团剧本组,得到一份评价颇高的意见书。然后以此为敲门砖,四处活动,想谋求一个文墨方面的差事。李希凡看在家父母的面上,大力相助;每天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李希凡的同事都觉得奇怪:这个姓毕的和李希凡到底是什么关系呀?),拜托诗人李瑛、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陈亚丁、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胡可、原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少将等军队文艺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兼校长)成立后,又钻营了一番;甚至不得已而求其次地找到河北梆子剧团;江青说河北梆子高亢、嘹亮,体现了燕赵劳动人民的情怀;河北梆子剧团因而招聘编剧,我去应聘(另一位应聘者是著名右派徐盈、彭子岗之子、后来成为著名民俗专家的徐城北先生;当时他提交了一个京剧剧本“幸福泉”)……这些努力统统都因功亏一篑而失败了!以致李希凡对家父母说:“汝谐事难谐,我简直有些迷信了!”

后来,李希凡听到社会上关于我写作文革地下小说《九级浪》的传闻,严厉而急迫地向我探问究竟;我硬着头皮,矢口否认:“希凡叔叔,绝无此事。”

文革高潮时,有一回,观看样板团的演出之后,江青特意坐到李希凡身边,亲切地耳语几句;江青走后,李希凡热泪盈眶;报社军代表急忙赶来问:“江青同志有什么重要指示?”李希凡一言不发。而今江青已不能言,李希凡又不肯言,“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只能永远地湮没了。

江青毕竟是江青,喜怒无常;当她心情欠佳时,也曾经当着众人挖苦李希凡是文艺评论员,批评他不懂哲学。文革结束后,清查人员在江青家里发现大批于毛泽东逝世后寄来的效忠信,内有李希凡的几封,从而成为李希凡的政治污点。其实,这是任何人处于李希凡的地位都会做的事情,不足为怪。中共高层斗争复杂残酷,李希凡乃一介书生,一次又一次地站错了队,在所难免。

如同许多著名学术搭档一样,李希凡、蓝翎也以结怨而分道扬镳;蓝翎写过“四十年来半部书”一文,指责李希凡不君子,而李希凡也著作文反击蓝翎不地道;对此,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局外人难以置喙。我觉得,性格即命运。李希凡的性格比较适应所处的时代,而蓝翎的性格与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从而造成两人的天壤之别的命运。

李希凡是真正的左派,并非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左派。有一回,李希凡的岳母公然浪费粮食,并对统购统销政策发牢骚;李希凡马上还以颜色,将其逐出家门。

李希凡性格刚正,生活作风正派(恰与蓝翎形成对比,后者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错失了当年极其难得的出国机会),小节无疵点。至于所谓大节,见仁见智,不必细究了。

李希凡夫人(戏剧家协会的干部)曾经对我说过,李希凡的文章都是为战斗而写的。信哉斯言也!如今回过头来检视,李希凡的著作,除了红学和鲁迅研究,大抵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令人扼腕叹息。

神童作家刘绍棠平反后,对我说过“希凡原来和我最好了;我的儿子、希凡的女儿同年出生,我们给他们订了娃娃亲。我被划成右派后,希凡马上毁了娃娃亲!”不过,联系到那个火红的革命至上的年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打倒四人帮后,我去首都剧场看内部电影。戏剧家协会的大面包车到了,柯岩(贺敬之之妻、王震的干女儿)出现时,人们蜂拥而上,百般谄媚;而李希凡夫人出现时,无人理睬;我暗叹世态炎凉,怕李希凡夫人觉得难堪,连忙隐入黑暗中……

出国后,我与李希凡断了音问。据说,这些年来,每逢毛泽东的诞辰,李希凡都要带着女儿、女婿(李希凡只有三个女儿,戏称是“清一色”),前往毛泽东纪念堂拜祭——作为已逝毛泽东时代的钦点状元,宁不对故皇怀有永恒的感恩之情?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1月5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