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8-12-17
1861年，当江南大营崩溃，清廷终于明白旗兵已不堪用，再不倚重汉人则江山不保，只好将曾国藩提任两江总督，授之实权。在曾国藩营中有一位抑郁之人，他年已38岁，因在官场上饱受讥诟排挤之苦，不得已才投靠到恩师曾国藩幕下。他便是后来鼎鼎有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其人少存鸿志，25岁便高中进士，当同榜同年们纷纷平步青云，而心气与才气最高的李渐甫鸿章却四处碰壁，年近不惑仍未发迹。如今恩师终得重用，他的机会似乎来了。
曾、李的渊源颇不寻常。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乃曾国藩的同榜同年，望子成龙的李文安将20岁的渐甫接到北京，与曾国藩比邻而居，拜之为师求学，谓之＂年家子＂。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同年＂的概念，让我们想象一下：从天南地北各省赶来京城应试的举子们，在开科之前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都在一起。他们探讨圣贤学问、揣测考题；在人生地不熟的京城生活上相互照应；外加需拜同一位主考官为师，名义上还是同门；如果同榜高中的话，还会在官场上结成相互提携的党朋。这种情谊为极少数精英阶层所特有，＂年家子＂即有以子侄事叔伯父之意。昔曾国藩在京，无非是个无权无势的寒门穷翰林，李鸿章事之，所重者，曾之品性学养也。
而李鸿章年轻气盛，为官场所不容，只好回安徽老家。一次太平军来犯，官军依李鸿章所献计策而行果获大胜，李遂有居功邀官之意，结果反被排挤出安徽官场。落魄的李鸿章只好投奔正在练勇的恩师曾国藩。时曾国藩亦处处受＂正规军＂和封疆大吏们排挤刁难，胜则满人及官军居功，败则湘军顶罪，刁难器械粮饷，曾国藩战战兢兢，不惧与长毛交锋，但愁被皇帝问罪拿办。李鸿章两次投入曾国藩门下，皆在其不得志之时，足见李鸿章并非一般附炎趋势之徒。
如今曾国藩终当上两江总督、五口通商大臣、＂节度南国军事＂，成为南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他两度表奏李鸿章为官均未获准，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让李鸿章回老家安徽招募乡勇，按湘军模式再组织一支乡勇，并调拨湘军中的部份骨干助其训练。一来是提携门生，手上的军队之后，朝廷自然不得不侧目；更因为其时三湘已疲，从湖南已经很难募到优质兵员。
（淮军得力干将刘铭传，后来他在台湾的改革比李鸿章走得更远，但同样失败了。一场成功的改革必须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人民的诉求和开明的政府。在当时的中国，这二者都不存在，少数几个官僚的个人努力必定无疾而终。）
与曾国藩执着地要从质朴的农民子弟中募兵，杜绝城镇流氓混入军中不同。李鸿章一回到老家合淝，便从当地现成的自卫民团中带回八千健卒，这些民团往往和捻子夹缠不清，甚至很多入了捻，一边防范强盗和流寇，保卫村庄；自己也干外出抢劫之事，成为其它民团防范的对象。从踏上自己政治轨迹的第一天，他就表现出与恩师完全不同的气质：和曾国藩的守拙相比，他热衷于速成和取巧。也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在对待洋务时有比曾国藩有更灵活和开放的心态。
淮军编练的第一年，大部份时间都在湘军中操演，未经实战。1862年，李秀成连克长江下游宁波、苏州等多处繁华之地，饷源地带几乎只剩下长江口的上海一座孤城还在清朝手中。虽然太平军在进攻上海时被英法联军及华尔的洋枪队联手打退，但仍占领了上海外围的奉贤、嘉定、青浦、松江等地。上海商民担心英法改变外交策略撤兵，则无人可以保卫上海，他们组成一个请愿团到安庆游说曾国藩，请湘军进驻上海。而湘军已无兵可调，这时操练已久的淮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李鸿章等待了半辈子的出头之日终于来了。
他表现出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灵活气质，由上海商人捐资十余万银洋，租用英国汽船，才三趟就把八千淮军从安庆穿越太平军的控制地带运至上海。曾国藩终于见识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嘴上仍不服气说是十几万大洋白白便宜了洋人。
（纪念华尔和常胜军的藏书票）
李鸿章来到上海的头号大事，就是把原本属于商人私募雇佣兵性质的华尔洋枪队，正式改编成清朝军队，冠名曰＂常胜军＂，任命华尔为管带并授四品顶戴。第二件事是大规模改制淮军装备，淘汰冷兵器改为洋枪，他在短时间内购置了上万条洋枪，使淮军在火力上匹配上了李秀成的军队。
淮军与李秀成在长江下游的交战基本因循一个节奏：常胜军在前面打先锋，淮军尾随其后掩杀。双方虽互有胜负，但战场的主导权正一点一点被扭转，李秀成左支右绌，渐渐不支。同时李鸿章也表现出他缺乏恒久决心和志向、行事流于表面糊弄的气质。常胜军第三任管带英国人戈登曾建议：缩减军队编制，淘汰那些纪律败坏、士气低靡的部队，撤换腐败的军官，按欧洲编制和训练方法，将整支淮军改造成一支近代陆军。但李鸿章回答他说：＂不必如此麻烦，士兵只需要经过十天打靶训练就可以上战场了。＂
戈登的建议与后来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建议何其相似？专业的军事人材一眼就能洞穿中国军队的积弊，并给出解决方案。然而李鸿章和蒋介石都轻而易举拒绝了：他们并不在乎徒劳无功地耗费更多钱粮、死伤更多士兵来维持一支臃肿而又战斗力低下的军队，重要的是军队需由自己的亲信网络严密掌控。他们对掌控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缺乏信心，因为那样的军队必然以高度专业的将领和外国教官为尊，那些人是否会忠诚于自己？当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重新编练军队意味着必须更换自己苦心培植起来的亲信网络，一群高度职业化的军人？不需要！甚至弄出几个包藏＂狼子祸心＂之辈，也未可知。
（史迪威中奖曾被认为是美军在二战中最优秀的军团指挥官，他被罗斯福总统派到中国来执行“这场战争中美国人最艰难的任务”，原拟调北非战场一事遂由巴顿将军接替。这就是命运。）
戈登和史迪威误以为这是中国人的保守和无知，他们已经习惯了军队属于并忠于国家这一天经地义之事，殊不知这是东方高深莫测的权术智慧：只有平庸的军官率领的劣质军队，才会寻找自己作为靠山，相互依靠，至于军队的战斗力，能对付国内同样劣质的政敌，便足够了。在东方，军队从未忠于过国家和民族，至少军官如此。
李鸿章就要登上属于自己的时代了，与曾国藩的名声在死后仍几度大起大落不同，李鸿章一直是受讥笑和诟病的对象，如同他生前一般。然诚如梁启超所评价：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朝中四品以上文武，有能胜过李鸿章之辈么？把中国改革的失败归罪于李鸿章是否公平？就象那些真正腐败和愚蠢的达官贵人们，那些改革真正的敌人，不需要对国家负责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