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8-12-17

1861年,当江南大营崩溃,清廷终于明白旗兵已不堪用,再不倚重汉人则江山不保,只好将曾国藩提任两江总督,授之实权。在曾国藩营中有一位抑郁之人,他年已38岁,因在官场上饱受讥诟排挤之苦,不得已才投靠到恩师曾国藩幕下。他便是后来鼎鼎有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其人少存鸿志,25岁便高中进士,当同榜同年们纷纷平步青云,而心气与才气最高的李渐甫鸿章却四处碰壁,年近不惑仍未发迹。如今恩师终得重用,他的机会似乎来了。

曾、李的渊源颇不寻常。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乃曾国藩的同榜同年,望子成龙的李文安将20岁的渐甫接到北京,与曾国藩比邻而居,拜之为师求学,谓之"年家子"。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同年"的概念,让我们想象一下:从天南地北各省赶来京城应试的举子们,在开科之前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都在一起。他们探讨圣贤学问、揣测考题;在人生地不熟的京城生活上相互照应;外加需拜同一位主考官为师,名义上还是同门;如果同榜高中的话,还会在官场上结成相互提携的党朋。这种情谊为极少数精英阶层所特有,"年家子"即有以子侄事叔伯父之意。昔曾国藩在京,无非是个无权无势的寒门穷翰林,李鸿章事之,所重者,曾之品性学养也。

而李鸿章年轻气盛,为官场所不容,只好回安徽老家。一次太平军来犯,官军依李鸿章所献计策而行果获大胜,李遂有居功邀官之意,结果反被排挤出安徽官场。落魄的李鸿章只好投奔正在练勇的恩师曾国藩。时曾国藩亦处处受"正规军"和封疆大吏们排挤刁难,胜则满人及官军居功,败则湘军顶罪,刁难器械粮饷,曾国藩战战兢兢,不惧与长毛交锋,但愁被皇帝问罪拿办。李鸿章两次投入曾国藩门下,皆在其不得志之时,足见李鸿章并非一般附炎趋势之徒。

如今曾国藩终当上两江总督、五口通商大臣、"节度南国军事",成为南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他两度表奏李鸿章为官均未获准,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让李鸿章回老家安徽招募乡勇,按湘军模式再组织一支乡勇,并调拨湘军中的部份骨干助其训练。一来是提携门生,手上的军队之后,朝廷自然不得不侧目;更因为其时三湘已疲,从湖南已经很难募到优质兵员。

(淮军得力干将刘铭传,后来他在台湾的改革比李鸿章走得更远,但同样失败了。一场成功的改革必须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人民的诉求和开明的政府。在当时的中国,这二者都不存在,少数几个官僚的个人努力必定无疾而终。)

与曾国藩执着地要从质朴的农民子弟中募兵,杜绝城镇流氓混入军中不同。李鸿章一回到老家合淝,便从当地现成的自卫民团中带回八千健卒,这些民团往往和捻子夹缠不清,甚至很多入了捻,一边防范强盗和流寇,保卫村庄;自己也干外出抢劫之事,成为其它民团防范的对象。从踏上自己政治轨迹的第一天,他就表现出与恩师完全不同的气质:和曾国藩的守拙相比,他热衷于速成和取巧。也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在对待洋务时有比曾国藩有更灵活和开放的心态。

淮军编练的第一年,大部份时间都在湘军中操演,未经实战。1862年,李秀成连克长江下游宁波、苏州等多处繁华之地,饷源地带几乎只剩下长江口的上海一座孤城还在清朝手中。虽然太平军在进攻上海时被英法联军及华尔的洋枪队联手打退,但仍占领了上海外围的奉贤、嘉定、青浦、松江等地。上海商民担心英法改变外交策略撤兵,则无人可以保卫上海,他们组成一个请愿团到安庆游说曾国藩,请湘军进驻上海。而湘军已无兵可调,这时操练已久的淮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李鸿章等待了半辈子的出头之日终于来了。

他表现出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灵活气质,由上海商人捐资十余万银洋,租用英国汽船,才三趟就把八千淮军从安庆穿越太平军的控制地带运至上海。曾国藩终于见识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嘴上仍不服气说是十几万大洋白白便宜了洋人。

(纪念华尔和常胜军的藏书票)

李鸿章来到上海的头号大事,就是把原本属于商人私募雇佣兵性质的华尔洋枪队,正式改编成清朝军队,冠名曰"常胜军",任命华尔为管带并授四品顶戴。第二件事是大规模改制淮军装备,淘汰冷兵器改为洋枪,他在短时间内购置了上万条洋枪,使淮军在火力上匹配上了李秀成的军队。

淮军与李秀成在长江下游的交战基本因循一个节奏:常胜军在前面打先锋,淮军尾随其后掩杀。双方虽互有胜负,但战场的主导权正一点一点被扭转,李秀成左支右绌,渐渐不支。同时李鸿章也表现出他缺乏恒久决心和志向、行事流于表面糊弄的气质。常胜军第三任管带英国人戈登曾建议:缩减军队编制,淘汰那些纪律败坏、士气低靡的部队,撤换腐败的军官,按欧洲编制和训练方法,将整支淮军改造成一支近代陆军。但李鸿章回答他说:"不必如此麻烦,士兵只需要经过十天打靶训练就可以上战场了。"

戈登的建议与后来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建议何其相似?专业的军事人材一眼就能洞穿中国军队的积弊,并给出解决方案。然而李鸿章和蒋介石都轻而易举拒绝了:他们并不在乎徒劳无功地耗费更多钱粮、死伤更多士兵来维持一支臃肿而又战斗力低下的军队,重要的是军队需由自己的亲信网络严密掌控。他们对掌控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缺乏信心,因为那样的军队必然以高度专业的将领和外国教官为尊,那些人是否会忠诚于自己?当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重新编练军队意味着必须更换自己苦心培植起来的亲信网络,一群高度职业化的军人?不需要!甚至弄出几个包藏"狼子祸心"之辈,也未可知。

(史迪威中奖曾被认为是美军在二战中最优秀的军团指挥官,他被罗斯福总统派到中国来执行“这场战争中美国人最艰难的任务”,原拟调北非战场一事遂由巴顿将军接替。这就是命运。)

戈登和史迪威误以为这是中国人的保守和无知,他们已经习惯了军队属于并忠于国家这一天经地义之事,殊不知这是东方高深莫测的权术智慧:只有平庸的军官率领的劣质军队,才会寻找自己作为靠山,相互依靠,至于军队的战斗力,能对付国内同样劣质的政敌,便足够了。在东方,军队从未忠于过国家和民族,至少军官如此。

李鸿章就要登上属于自己的时代了,与曾国藩的名声在死后仍几度大起大落不同,李鸿章一直是受讥笑和诟病的对象,如同他生前一般。然诚如梁启超所评价: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朝中四品以上文武,有能胜过李鸿章之辈么?把中国改革的失败归罪于李鸿章是否公平?就象那些真正腐败和愚蠢的达官贵人们,那些改革真正的敌人,不需要对国家负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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