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饥饿是如何引发变革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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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如今,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像出40多年前农村农民的悲催境地是多么令人心酸。在以上文字中披露的情况,今天看来许多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农民自己养几只鸡都不行吗?自留地种点菜咋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呢?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讲道理的领导呢?

虽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但是余毒尚存。“不讲道理的领导”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有没有不能保证。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不讲道理”的不同内容,但特点基本相同:专横跋扈,唯我独尊。在《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书中,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披露了这方面的事实,使人们深刻地领会到,权力不受制约,多么野蛮暴戾荒唐的事情都会发生。芸芸众生,被人宰割、盘剥、欺凌,还得强装欢颜,歌功颂德。天理何在?

下面,让我们回顾几个历史片段,了解一下毛时代农村农民的际遇吧。

祸国殃民的“东丰经验”

吉林省东丰县在七十年代由于“东丰经验″被树成”突出政治“的典型后,从一个过去每年向国家提供一亿多斤商品粮的好地方,变成了粮食减产、干部挨整、社员受穷的”重灾区“。

“东丰经验”的创造者是中共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1976年7月,他以在东丰县委那个亲信的名义,在全省市、地、县委书记会议上抛出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报告。同时他还特意在东丰县炮制了一个所谓“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战”的二龙供销社的“典型经验”,用“东丰经验”划线,结党营私,逼着大批各级干部″爬民主派的坡“,强迫他们”认走资派的账“。所谓爬坡就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自我上纲上线,自认是”走资派“,才能算爬上了坡。以此形成运动,全县各级干部层层爬、人人爬,”自动上玻“,”不打自倒“。结果,县级机关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被撤换50%以上,公社主要领导干部被撤换了38%……他们把″嘴巴子、脸蛋子”当作选拔干部的标准,有些仅仅同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及其亲信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打过一次报告,甚至端过一次洗脸水的人,竟然被选中提拔。在全省各地,凡是说假话、会吹棒的就被提拔重用;凡是说真话、敢提不同意见的就遭到打击迫害。

当时的东丰县,“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满天飞,只准空谈抓革命,不准搞好农业生产。他们荒谬地提出“狠斗生产一闪念”的口号,谁要努力搞生产,什么“生产党”、“民主派”、“猫书记”(指邓的黑猫白猫论)、“目队长”(即丢了“纲”只剩下“目”)等一个个罪名就会接踵而来。

1976年,正当农村大忙季节时,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及其亲信却把县委常委、部局领导、公社书记统统集中起来″爬坡“,一连”爬“了20多天。有些干部惦记着地里的庄稼,着急坐不住。他们却讽刺说:”这回可把这帮老猫憋得吱吱乱叫。“公社书记在县里”爬“过之后,还要回去领着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全体党员”爬“。结果生产无人管,庄稼撂了荒。……不少人气愤地说:”大干大猫,小干小猫,不干不是猫,不如干脆撂挑。“

″东丰经验“的鼓吹者用强迫命令代替思想工作,用打骂惩罚代替说服教育,甚至不顾党纪国法,私设公堂,非法审讯。永合公社是他们树立的所谓抓阶级斗争的”先进单位“。这个公社以大办”不法人员学习班“为名,把顶撞干部、搞家庭副业生产、到自由市场上出售农副产品的社员都列为”不法人员“,轻则辱骂体罚,重则严刑拷打。仅永合、新兴、永生、永泉、东宝安等五个大队,三年时间就有174名社员被送去″办班”,有137人挨打,8人被打死,13人致残。

″东丰经验“的鼓吹者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名,搞教师和农民、大夫和赤脚医生、干部和社员“对流”。把定额管理、按劳分配诬蔑为″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把加强经营管理诬蔑为”管、卡、压“,把搞多种经营诬蔑为”走资本主义歪歪道“。……那丹伯公社那凡伯大队靠山近水,副业生产门路广,过去劳动日值都是一元多钱。如今,副业生产被砍得精光,劳动日值只有二角九分。

1977年11月,东丰县新一届县委召开了农业劳动模范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基层干部说,东丰县从1957年秋天以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时为止,基层干部大挨整就有六次:第一次是1957年,当年东丰县粮食减产,没有上级要求的那么多产量。秋收后上面就派来工作组,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集中起来反“右倾”、反“瞒产″。当时的增福农业社的党支书就因为产量报不上去,被抓起来关了半个月。第二次是1958年。那一年刮共产风、搞浮夸,谁不虚报成绩就说谁”右倾“,就拔谁的”白旗“(即撤职)。在一个晚上的全县电话会议上,一次就宣布拔了几十面”白旗“。为基层干部说句公道话的一些国家干部也被撤职了。第三次是1964年的”四清“,基层干部搞人人过关,有事无事打三竿,没有谁能躲得过。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县基层干部全部成了”走资派“,靠边站,不少人被反复批斗。第五次是1969年秋后整党,把好多已经恢复工作的基层干部又当成”走资派“整了下去。那丹伯公社那丹伯大队党支书张庆林说,他们生产队是全公社粮食产量最高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一元四角。但是那一年,哪个队增产整哪个队,他被扣了六条罪名,党籍也被开除。第六次是1976年。”四人帮“在吉林省的代理人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令东丰县的大批基层干部停职”爬坡“,非得自觉地爬到”民主派“、”走资派“的高度不行。全县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因为”爬“不上坡而被撤职的就有347人。

东丰县基层干部还有一苦:工作上光有照办的义务,没有自主的权利。

猴石公社富民大队党支书陈永奎说,前些年,你想自己安排生产,不行。从种什么、种多少、什么时候种到怎么种,甚至作物品种、株距、行距等,都得听从上级安排。永合公社党委书记说,永合公社保安大队第二生产队1977年多种了点谷子,谷苗都长到一寸多了,上级认为这不符合“玉米当家”的要求,硬叫毁了30多亩谷苗改种成了玉米。结果改种的玉米错过了节气,没收成,全扔了。小四平公社小四平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徐维新说,他们在1968年种了1500棵苹果树,到1971年结果了。可是,上级有人硬说他们不是以粮为纲,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批了干部一顿,还非叫拔了不行。亏得一伙贫下中农团结起来顶住了。这片果树1978年收了21万斤苹果,价值占全队总收入的40%多。东丰镇公社忠厚大队党支书彭金民说,忠厚大队第六生产队的土地因为在道路边,被上级看中了,非叫修梯田不可。可是,那些地不需要修梯田,当时冰冻三尺,也不能修。但是,上级硬是让修,还调来外队劳动力支援。结果,土地被整得坑坑洼洼,把生土全翻了上来,弄了个大减产。

当年毛左分子当道时,整天喊叫要抓阶级斗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生产云云。但是从以上叙述来看,破坏中国农业生产的罪魁祸首不是毛左分子臆想中的阶级敌人,而是他们自己。现在人们回顾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好像是精神病患者发病的失常表现,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有了这一条“政治正确”,谁敢不从?那些至今对毛崇拜不已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按照毛左的路线走下去,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比朝鲜还好吗?从以上所报道的情况来看,至少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来说,毛非但不是什么“大救星”,而是货真价实的“大灾星”!执政党的“伟光正”也绝对是笑谈:连最原始的农业生产都搞得“马尾穿豆腐一一提不起来”,遑论其它!

且看毛左分子是如何在广大农村胡作非为的:

建设“大寨县”运动中的悲剧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进入了“建设大寨县”的新阶段。1975年10月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到1980年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这是一个“高指标”。

对付高指标,各地都有现成的“经验”。这次会议结束时统计,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一一即“大寨式的县”316个。197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再统计,又建成123个。1977年“学大寨”出现“新高潮”,各地又报上来有284个县建成“大寨县”。这样,从1970年算起,八年时间已建成“大寨县”723个!也就是说,原来规划到1980年完成的“高指标”任务,提前三年完成!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1977年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的“汇报提纲”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了″大寨县“,而全国农业生产并没有明显提高。

在已建成的“大寨县”中,有207个县粮食亩产没有上“纲要”(即1957年公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规定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亩产要达到500斤,长江以南亩产要达到800斤。)

“汇报提纲”的结论是:″建设大寨县中有虚假现象“。

搞浮夸,虚报粮食产量,争得了“大寨县”的美名,社员却为之付出了“苦干了,高产了,还得饿肚子”的代价。这种例子俯拾皆是。

第一个大寨县山西昔阳县从1973一1976年共虚报产量2.3亿斤,占同期总产量的24%.湖南省安乡县一直受到当时湖南省委甚至党中央领导的关注,是全国第一批″大寨县“之一。可是,1978年安乡县被揭发,为骗取荣誉,连年虚报产量。……

甘肃省礼县是1975年宣布建成“大寨县”的,当时,这个县名满全国。1978年,礼县又名噪一时,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突出加以报道。不过,这时礼县是为反面教员的″假大寨县“被揭露了出来。

1975年,当礼县宣布建成″大寨县“时,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只287斤,当年吃了国家480万斤返销粮。群众气愤地说:”辛辛苦苦干一年,吃粮还要国家管,这算什么大寨县!“

打着“批修”、“批资″的幌子,批干部,整农民是这个”大寨县“的第一条”成绩“。”四人帮“在这里的追随者说:”民主派的特征是老、旧、右,这种人县上有,公社有,大队也有,要搬掉。“……于是,便在全县开始”拔钉子“,”搬石头“。

1976年8月,″四人帮“在礼县的追随者派他的一个亲信到罗坝公社梁坪大队”拔钉子“。他在这里蹲点近一年,用”民主派“、”生产党“的罪名先后撤换了大队、生产队干部25名。一个生产队长请假上山砍柴,就被当成”小生产“的典型批斗,并鸣枪三响,对参加会议的群众实行威吓。大家气愤地说:″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干部,明明是一帮土匪!”

原来好端端的一个礼县被搞得天昏地暗。他们却无耻地吹嘘:“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礼县。”

他们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来提倡,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现金按人口、劳动比例分配“的办法,吹嘘它可以”缩小贫富差别“,″避免两极分化”,强行在全县四百多个核算单位中推广。这种″吃大锅饭“的分配方法使一些一年不投一个工的人,照样可以分得口粮和现金,而许多终年辛劳的社员多劳却不能多分,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祈山公社何台大队搞了这套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后,倒真是贫富差别不大了,到”四人帮“垮台时,全大队每人平均欠外队粮食409斤,欠国家货款65元。大家清一色地”吃粮靠国家,穿衣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在这样一个生产逐年下降,社员日工分值平均不到两角钱的条件下,他们竟然提出要研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了。群众气愤地说:这是”叫化子共产主义!“

礼县还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破坏集体林、牧、副业生产,禁绝社员的家庭副业。1976年秋天,罗坝公社王河大队的果树果实累累。″四人帮“在礼县的追随者派他的一个亲信来到这里,把大队、生产队干部叫到一起,气势汹汹地说:”先进的大队房前屋后的树都砍了,你们王河留着这些资本主义的尾巴,人心向不了农,劳力归不了田。你们不砍,我带人砍,要全部推光头,彻底解决!“他不顾队干部的劝阻,第二天带着二十多人的砍树队上了山,八天八夜,全队一万四千多棵果树和用材树,不分集体个人,一扫而光!砍完树的当天晚上,王河大队许多人家没有冒炊烟,有的关起门来大睡几天不上工。

礼县农村被这么折腾的结果是造成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大倒退。1976年,全县许多社队社员超支,分配不能兑现,一些社队的集体经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1973年冬,中共甘肃省委前负责人到礼县转了几天,召开了一个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礼县现场会。第二年,为了显示这个现场会在礼县取得了“辉煌成果”,他硬是把全县粮食总产量报成2.8亿斤,虚报了5800万斤。他在礼县的追随者拿着刊载这个假数字的报纸到下面“落实”产量,把5800万斤的空额硬性摊派到各个公社。谁不接受,就反谁的“右倾”。

一时间,礼县表面上赫赫有名,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文章都在吹:礼县“社社队队在大干,社社队队在大变”。但是,当人们来这里参观时,都只能走一条固定的″参观路线“,群众生活困难的地方,他们划为”非开放区“,禁止参观。对于参观者必然要到的一些”先进单位“,他们就从其他社队抽调许多劳力来大搞所谓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制造”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假相。

甘肃省安西县曾经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农业生产全面连年下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天灾,但不大,主要是县委主要负责人搞一言堂,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的“人祸”。

1973年夏天,中共十大开会前夕,记者到这个县采访将出席十大的一位农民代表,他是一个“学大寨”先进大队的党支书。此人作风霸道,社员没有不怕他的。村里“铁姑娘队”几个小姑娘穿了件花衣裳,在一起比比看谁的好看。他知道了就拍着桌子骂起来:“这还了得!一脑子资产阶级臭美!”当晚就开会批判几个小姑娘,天快亮了还没散会。小姑娘们哭了大半夜,他吼了大半夜。记者住在隔壁房子里,听了大半夜,感到他做得实在太过分了。采访结束后辞行时便向他说了几句,不要这样随意批判人。谁知这位党代表没听完记者的话就说:“你这上头的同志就不大懂了。做农村工作就得这样,社员个个像我骑的马(他的确有一匹高头大马,外出开会,巡查工作都骑着),你夹不住它,它就不给你好好跑!”听了这话,记者实在不敢相信这些话竟是出自一位全国党代表之口。到了县里,记者向那位外号叫“胡司令”的县委胡书记反映看法,认为县委要对此人严格要求,促其提高思想水平,改进作风。谁知胡书记听罢哈哈大笑,说,“好狗日的,看我过几天怎么去收拾他!”听到这里,记者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这样一位大书记能帮助好那位小书记吗?

安西县早就普及了机器播种,但是怪得很,1973、1974年,县委负责人花样翻新,要退回到犁开沟、手溜种的时代,说这样种得深,抗旱能力强。实际上马拉12行播种机一天能播三四十亩,能保证及时下种,而且播得均匀。人播的结果,拖延了播种期,造成大面积缺苗减产。导致社员的年平均收入,从1973年的126元降到1975年的93元。相当多的生产队分配兑现不了,社员干一年分不到现钱。

大家看到了吧,上有“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下有土匪恶霸,胡作非为。中国农村二十多年处于苛政猛于虎之状态,谁之罪也?我认为,对此,人民有充分的理由问责执政党!从以上新华社记者报道的情况来看,使广大农民身受其害的根源在于人民公社的体制。这种体制是谁以什么方式推行的呢?这种体制给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的灾难几乎是即时而来的一一1958年农村全面实行公社化,1959年即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延续三年之久,“非正常死亡”达三千万以上。悲催的是,几千万饿殍都未能唤醒“毛主席、党中央”,只能等到毛去世,“四人帮”垮台三年之后,这个体制才开始坍塌崩溃。这让世界人民怎么看待中国人民呢?勤劳?智慧?勇敢?

有些事实有些常识不用动脑子也能看到想到,可是有些国人就是视而不见见而不思,你能拿他怎么办?

“人应当像人,不要成为傀儡。”让我们记住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吧!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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