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总算是比较重视对孩子的家挺教育的。大孩子十二岁了，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第二个九岁，小学二年级。他们常把学校的成绩单给我看，看到大孩子有了较多的“五分”，我就鼓励他一番，同时刺激一下老二，教她迎头赶上，多得几个“五分”。这就是执行表扬先进，开展竞赛的方针，用意并不坏。
后来，我又把这个经验加以发展，吸取我们在工厂里实行的奖励先进的办法，谁的“五分”多一些，就能得到奖励，而且订出了具体的条例。比如说：一个月之内三门主要功课都有“五分”者，即买一个玩具或一本笔记本；要是只有一门功课是“五分”，其它的只有“四分”者，只能吃几块糖；有两个“三分”者不予奖励。
果然，这个办法颇有效验。他们俩都很用功。过去下课回来，一吃完饭，就溜出去玩耍，自从实行这个条例以后，他们俩有一股竞赛的热情，很少出去玩耍，并且对老师批分数也特别认真起来。老大头一个月果然得了三个“五分”，其它都是“四分”，这种成绩是以前所没有的。老二得了两个“五分”，其它都是“四分”，她也有了很大进步。为父的看到儿女颇有长进，也感到既光彩又自得。于是马上给大的买了一本漂亮的笔记本，给老二买了一个小玩具，结果是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实行到第三个月，老二到月终就鼓起嘴，不肯把成绩单拿给我看，而且哭了一场。原来她未能争取到三个五分；而老大呢，却吵着向我要钱，因为他这个月三门主课的平均总会都是五分。这时我倒踌躇起来了，如果再给老大买东西，势必造成他们二人的不团结；老大吵着要钱时的那副神气，也使我嗅出味道不对，好象欠了他的债，向我讨债来的。可是立法的我，怎么可以毁法呢？我还是按着条例给老大买了一个价格较贵的玩具，给老二同样买了一本笔记本。虽然有点平均主义，但是为使老二不至趋向消极，在孩子身上犯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什么坏处。谁知纠纷闹得更大了，老大闹着说他不喜欢这玩具，他要另买一支钢笔；老二要他的玩具玩，老大硬是不给，而且还讽刺她：“这是爸爸给我买的，你不配玩这个。”过去给孩子买玩具都是公用，自从实行奖励制度后，玩具也“过渡”成“私有财产”了。
这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这种“物质奖励”办法应该从根本上加以审查。审查的结论是：这个办法简直是“利诱”，使孩子们努力用功，目的是为了得到微小的眼前利益，这样就会使孩子们变成为只顾个人利益的渺小人物。这么一想，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决定宣布撤消这个奖励办法。
这是半年以前的事，但由于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清除。这个月老二得了三个“五分”，便噘着嘴向我提出抗议：“轮到我得了三个”五分“，爸爸又不给我买东西了，我要你买，我要你买！”
作于1958年某月某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