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地方的党员与群众之间有一道墙壁；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唯有拆去这道墙壁才是。如果真有一道砖砌的墙或水门汀的墙在那里，只要“墙倒众人推”、倒也容易。问题是这道墙是用一种特别的材料造的，有时候看不见摸不到；有时候壁垒森严，寒气逼人；有时候拆去一道墙，又出现了一道墙，大有走进紫禁城的感觉。其所用材料，既非砖石，又非水泥，而是属于意识方面的产品，如唯我独尊，盛气凌人，相互猜疑，心照不宣之类。如同黑夜里行路，又逢阴雨天，有人会遇到一种神秘的可怕的“鬼打墙”一般，现在我们要拆去的墙，恐怕也是这一类神秘而又可怕的“鬼打墙”吧！
这且按下不表，我这里要说的却是另一种用木板做的墙，拆起来很容易。这道木板墙在哪里？就在某些专业公司里，以及公私合营的企业里，甚至在市人民委员会的某些局的办公室里。在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有趣的情形：就是非党的经理或副经理和共产党员的经理或副经理总不肯坐在一个房间里办公，当上级机关把他们拧在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之间就用一块木板墙隔开着。
这种统一的步调一致的安排，着实使我惊奇。有一次，我去问一位坐在板壁那边的私方副经理：“为什么把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弄一个房子呢？”这位私方副经理苦笑着说：“这是对我的[照顾”。“我又到板壁那边向共产党员的经理提出问题：”为什么你和他（我手指指隔壁）不能在一起办公呢？“公方经理脱口而出地说：”这样方便些。“
回答虽然只有五个字，却打开了这一板之隔的秘密所在。
原来，和非党的副经理坐在一个办公室，总觉得碍手碍脚，不方便，不如一个人独断独行方便；既然把他当做是“照顾”统一战线的摆设，给他单独弄一个房子，并在他的门口挂上一块堂堂正正的牌子：“副经理室”，也就很过得去，对外对内，都可交代了。而私方经理呢，他们本来对某些公方负责同志抱着敬而远之、若即若离的态度，既然你把我放在孤岛上，我也乐得清静，至少不必面对面的领略党员干部的尴尬面孔，很符合某些人的得过且过、少管闲事的哲学，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这两句诗倒恰当地道出了在板壁那边的私方经理的心情。当然，更多的私方负责人员的心情是：竭力想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但却感到插不上手。
“照顾”，这句话其实是形式，是某些党员干部敷衍党外人士的策略性的用语，表面上是对他的照顾，官冕堂皇；而内容的实质却是“这样方便些。”——这里体现了形式和内容的矛盾，方针和策略的矛盾，似乎很能表达辩证法的精神，其实却是表现出我们某些干部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不理解，表面服从，内心不服。由此我想起除掉一板之隔的有形的墙以外，真正的墙却是表面上敷衍得好听，骨子里却是不信任人的这种“照顾”。我们公方代表既然不给私方代表说实话，说心里的话，而是找借口，兜圈子，或采用若干策略性的用语，怎么能够要求对方推诚相见，肝胆相照呢？我们又天天希望资产阶级人士能够逐步改掉“两面性”的毛病，如果我们的公方代表自己就有内容和形式的不一致，方针和策略的“两面性”，这怎么能指望改造掉资产阶级人士的两面性呢？
在另一个单位里，我又直率的向板壁这边的公方经理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从我的问话的态度中看出我是不赞成“分居”的，他连忙解释道：
“两个人在一起，怕办公的时候相互影响，倒没有别的意思。”
这条理由也同样不能成立，因为两个经理互不见面，各居一方，对工作产生的影响要比在一个办公室里相互干扰的影响大得多。即使坐在一个房间里会相互干扰，至少使对方在了解你在进行什么工作，使他可以和你朝夕相处，学习一些处理日常工作的方法。公方代表有许多问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也可以和对方商量，在相互干扰中同时也有相互提高和切磋琢磨的好处。
我特地在经理室的门前站着，观察到了如下的鲜明的对比：在党员干部的经理室，半小时之内有四个人进来接洽公务，共收听电话九次；而在隔壁副经理（私方人员）的门前，半小时之内只有一个人推开了门，这个人手里提着开水壶。大约是进去冲热水瓶的，只听到一次电话的铃声。
这个统计数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如果他们两位撮合在一起，至少，这种忙闲不均的现象就可以有所改变。那四个人平时只尊重共产党干部的指示，而不愿踏进非党的副经理的门，这种自发的宗派主义也可以得到改变。
所以我主张：拆墙先要拆去这道有形的板壁，然后再努力消除意识方面的墙；而拆去这道板壁，也就表明着我们的公方代表有撤除一切墙壁的决心！
由于我所见者毕竟不能包括全体的一切，我相信：虽有一板之隔而双方相处并无隔膜者也属不少：（在这种单位，如能拆掉板壁则更好了。）我相信：由于房屋的限制，两个经理虽然在一个桌上办公．但同床异梦者也或有之，生活中的现象是异常复杂的；这都不在本文论列的范围之内，希望这些单位的同志不要多心，只要能了解我的这片苦心，就十分感激了。
补注：此文成为我的右派罪状的大毒草，当时我妻子李明任上海市电机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她在我被打成右派后，自告奋勇向党组织说明，此文中讲到公方代表的情况，是她供给我的素材，此文写好，她看过并表示首肯，李明愿意承担政治责任，为此机电局组织了对李明的批斗，她当时还是上海市委候补委员，不宣而告的撤销了她所有的职务，因她在延安时期曾被推举为劳动英雄，又是工人出身，侥幸未戴右派帽子，保留党籍。但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原载《新闻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