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般居民的支付水电费，水费和电费采取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收电费大都是按各户实际耗电量收费，即所谓“硬碰硬”，用多少，付多少，一点也不含糊；至于收自来水费，则采取按人口公摊，即按照“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比较优越和科学呢？所有上海人都会做出一致的正确的答案，不用笔者多说。
为什么收电费和收水费实行不同的制度呢？归根到底，在用电上，是由于上海各家各户差下乡都装有小火表的缘故。而个别的里弄，尚有几户人家共享一只火表者，其收费办法就不得不像自来水那样，只好实行公摊法，或按灯头之多少收费，其不科学与收水费是差不多的。由于自来水表的装置比较复杂昂贵，故此没法给客户装小水表，所以只好实行公摊法。在人们的心理上，就觉得付电费精神愉快，心悦诚服，平时用电也比较注意节约，但自来水既是公摊，有的人就认为自己用水很节约，而别人用水很湏费，所以付款时很别扭，总感到好象代别人付费一样。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由于按人口公摊，谁用水省，谁用水浪费，无法分辨。因此，有的人也就大手大脚，认为浪费点无所谓，反正出在众人头上。
由水费的公摊法，我忽然联想到过去的一些事情：本来各厂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商标，并注明何厂出品；但曾经有一时期，有许多种日用品，既没有厂名，更没有商标为记，唯一的印记是“中百公司监制”（其它产品有否类似情况，因没调查研究，不敢妄言）。再如：报刊登出的文章，仅注明集体执笔，或某大学某研究小组集体创作，却隐其作者姓氏，使若干年后的文学史家，要浪费许多考证功夫；还有报载的戏曲或电影广告，只注明某剧团公演或某电影制片厂出品，而没有创作者、导演和主要演员名字。
从这些事例中，倒使我悟到了一些颇有意思的大道理：设立一种规章制度和取消一种规章制度，不能仅凭主观的愿望，它是要受当时当地的生产条件和技术装备等等的制约的。如果有这样的好心人，想把水、电费的收费办法划一，他就行不通。——当然，这样的傻事并没发生过。
小火表的优越性，在于随时随地精确地反映实际情况，它不仅反映一般，更注意反映“个别”和“少数”；它注意到集体利益，但决不抹煞个体利益。它反对“大约摸”和差不多，而能毫厘不爽地了解到小数点。它反对大呼隆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能始终贯彻个人负责，落实到户。小火表之为用大矣哉！但愿人人手里都有个小火表，以便随时随地如实摸清情况，结合贯彻个人负责制，作到明察秋毫，赏罚分明。
补注：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的《文汇报》，这篇千字文是在我刚刚摘去右派帽子，头一次允许在报上刊登文章。此文与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口大锅的历史》，一同被当时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和文教书记张春桥定性为大毒草，发动了打棍子扣帽子的大批判。柯在一个动员大会上指出此文是企图以个人利益对抗集体主义，抹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政治判决，又骂作者又在翘尾巴，与党唱对台戏等语。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