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改革陈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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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人纪念传统的五一节,跟往年不大一样,对少年儿童来说未免有点扫兴,几条热闹的大街,外滩,打破了历年的惯例,马路两边挂着长条的看不到头的彩色电灯没有了,在高大的建筑物上光明如同白日的灯火装饰也不再高悬楼际。简言之,今年仅五一节,政府下令不再张灯结彩了。

除了少年儿童的以外,所有的上海人对这一改革却感到欢快和佩服,就我这个老上海而言,除了欢快和佩服之外,还要加一层感慨。

在我们中国,要改革掉实行了几十年的老风俗,老排场,老习惯(包括流传已久的老口号,成了“经典”的老的四字箴言之类)总要遇到种种阻拦,不仅出现“凡是”同志,还有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这场革命就好比五四时期宣传妇女放足,用白话作文那样,是非利害明如日月,但还是有不少反对者大喊破坏了什么堂堂中华的精神文明,国将不国,那股激愤的表情,简直痛不欲生。就以今年五一节不再张灯结彩来说,少年儿童就少了一项“看花灯”节目,心里不免嘀咕,还有一些人则感到如此纪念劳动节,前两年已经免除了夜晚放焰火,如今晚上五色彩灯又取消了,这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共同节日不够尊重,而且无以表现社会主义繁花似锦悦目景象云云。所以谁要跟这股习惯势力作斗争,立志改革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陈规陋习,就要有一股非凡的勇气,需要有拨乱反正的革命精神。在此举世深感能源可贵,燃料不足的经济环境中,不再无谓的浪费掉讲排场的、专为娱乐和装饰用的几百几千万千瓦的电力,这是何等的英明措施啊。过去几年中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改革,上海市民中对今年的五一节如此俭朴,不事铺张,同声赞许;这是一项德政,只有懂得经济,深知能源可贵,一心当好家,治好国的领导人才想得这么周到。

由此还联想到我们的外交部在两年以前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过去几十年中实行的惯例,每遇外国首脑来访,一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各国驻京使节。在国际通例中,举行国宴是不可少的,但要大摆百桌筵席,招待所有各国使节,实在大可不必。过去我们那么做,是考虑到我国是个泱泱大国,不可小器;其次考虑到我国固有的“礼多人不怪”的优良传统,又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过实事求是的来分析,那种大摆筵席不仅是大浪费,而且在全国干部中,持续宣扬了大吃大喝之风,对内对外,都没有好影响。不过一下子要改掉这个可以“为国增光”的大场面,没有拨乱反正的革命精神,没有实事求是地检验一切陈规陋习的勇气和决心,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要消除陈规陋习颇不容易,而消除以革命的名义通行多年的陈规陋习则尤其不易。即以宣布废止“四大”而论,这个大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经过血淋淋的实践的检验,证明着这四样东西比一般的陈规陋习为害还大,但这四样东西却沐浴着两道神圣的光圈:一个光圈是享有崇高的威望的人制订的,一个光圈是它已载入国家大法中,并在四届人大又得到确认。改革掉“四大”要遇种种责难和阻碍是可以想见的。

以革命名义建立的陈规陋习之不易废除,其要害就在于“以革命的名义”上,换言之,也就是貌似革命,——或曰革命得很,其实是不利于国计民生,不利于四化。“四大”就属于这一类。此外,如“以粮为纲”啦,“阶级斗争为纲”啦,“下放劳动,改造思想”啦,……等等,也都属于这一类。

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反对辫子,反对妇女放足,反对自由恋爱和白话文者,往往是清代的遗老遗少,他们是保守的极右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顽固地反对思想解放,大喊“思想解放过了头”,反对用实践检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四字箴言或陈规陋习,依然是顽固的保守派,不过我们这里称之曰“极左思潮的流毒”而已。

如今以“革命的名义”掩盖的极左思潮仍有待于肃清。这好比如来佛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圈一样,禁锢人们的头脑,窒息人们的自由思想。须知,打破如来佛紧箍圈、紧箍咒,即使大闹天宫的大勇士如孙悟空者,在摆脱紧箍咒带给他的痛苦上面都表现出那么无能。故我国目下真要给人民兴利除弊、必须打破“以革命的名义”为护符的陈规陋习,必须大智大勇,敢于批判掉紧箍咒和行之多年的各种金科玉律、条条框框,要有拨乱反正的革命精神,真正关心民间疾苦,熟悉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要做革除陈规陋习的有心人。

从今年的五一节蠲除挂灯结彩一事,举一反三,便产生了上述一系列的联想。此事对上海市民来说,是一致欢迎和佩服,欢迎自不待言;这里说的“佩服”,却是称赞敢于改革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传统习俗的决策人。

一九八0年五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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