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那个“一言堂”素有“上海一霸”之称。他本来叫“上海一把手”，后因其霸道十足，一音之转，便成为“上海一霸”了。
不过有的人也许受过[一霸“的恩泽，或者不知其作恶多端的底细，在”四人帮“粉碎后快二年的岁月里，还在报上刊出他的照片，在某些文章里还把他称为”老一代的革命家“。
我在这儿专门介绍这个上海解放后第二任市委书记称霸的若干事实，以正视听。
门下大弟子
一提到罪行累累阴狠毒辣的张春桥来，人们就会想起他的恩主，“上海一霸”来。在一九四七年前小小的一个报社编辑，怎么几年内连升数级，红得发紫，青云直上呢？原来一手拉着他步步高升的，就是这个“一霸”。
一九四七年，石家庄刚解放，由“一霸”首任该市市长，张春桥自《晋察冀日报》调去石家庄办报，不久即提升为报社社长。一九五五年“一霸”到了上海，张春桥又成了他不可须臾或离的亲信人物。张在上海，旋又升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委员，“一霸”的政治秘书、市委常委和文教书记等职，大有“万千宠爱在一身”之势。“一霸”与张春桥之抱成一团，渊源久矣！外界说张春桥乃“一霸”一手栽培的门下大弟子，深得恩公衣钵，并不为过。
张春桥后来攀龙附凤，又勾搭上江青。江青身居北京，怎能觅得上海这一宝货，而为后来结成“上海帮”打下基础呢？这倒不是她慧眼识英雄，他们之间的结合，又得力于“上海一霸”，是他从中拉拢说合，把“江南第一左派”推荐给女妖的。很遗憾的是“霸”早死，否则“四人帮”里又多一员“老将”，“文化大革命”中更要表演得淋漓尽致！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若干单位贴大字报揭露“一霸”之劣迹，张春桥竭力为之辩解。认为他的恩主早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话倒泄漏了天机，他确是他们帮中的一员大将。
“霸道”举例
要论“一言堂”，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典型人物，“一霸”可当之无愧。蛮不讲理，凭个人好恶滥用权力整人，迫害人，在华东他是首屈一指。故“上海一霸”同时也有霸道排行第一之意。他在市委内实行的党法和家法便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专制政体的“大法”，不过他以共产党领导人之名，实行的是专制、法西斯之实。
原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同志，他是一九二五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革命事业作过重大贡献，话剧《东进序曲》里那个跑到国民党挺进军司令李长江那里进行谈判，以凛然正气压倒敌人的新四军代表，就是陈同生同志。他对党忠诚，正直坦荡。他知道张春桥的底细，在执行政策上也常与“一霸”有不同意见，因此一直受到打击，被斥为“右倾”，张春桥则官运亨通，连升四级，视陈为眼中钉。
文革初，陈同生同志就惨遭迫害致死，至于怎么死的，至今情况不明。
上海地下党的老党员顾林宝（现任华通开关厂党委书记），他在党代表会上批评了“一霸”有点自满，不爱听下面的批评意见，就这么一句平常的没什么份量的话，“一霸”闻之勃然大怒，竟通知公安局将他拘留，关在独身监房达八年之久，一直到放出来以后，顾才得知这是“一霸”关照公安局这么干的，上海人民电台台长苗力沉、副台长陈浩天，因批评“一霸”不重视广播工作和压制批评，就被宣布为“反党小集团”，开除党籍，陈浩天同志忧愤成疾亡故。同济大学校长薛尚实，乃二十年的老革命家，由于他批评“一霸”的家长作风，“一霸”又伺机把薛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株连多人。
跟“一霸”朝夕相处的几个部长，除张春桥、马天水外、其它如宣传部部长彭柏山，学校工作部部长、后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市委秘书长王尧山、工业部副部长周克等，都先后受到极残暴的打击，弄得家破人亡者有之，夫妻一起宣布为反党、开除党籍者有之，逮捕法办者有之。与其共事者，不能不产生人人自危、伴君如伴虎的恐怖心理。
以上只是择其尤者略举几例，如果篇幅允许，我可以开出一长列被害者的名单来。“上海一霸”在制造寃、假、错案和陷害老干部的业绩上，创造了两个第一的记录：开国后迫害老干部，他下手最早；被害者的人数最多。另外，他在培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金棍子”，“黑秀才”方面，成绩也属全国之冠。
有人说“一霸”打击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那么残忍、毒辣，恐怕是迫害狂的缘故。单从变态心理来分析，未必全面。须知，“文化大革命”前的那条“左倾”路线早已形成，“一霸”不过是这条路线的急先锋。他的丧失人性、把好同志和广大知识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来打，当时还被称赞是“党性强”呢（故那种“党性强”也就成为毫无人性的代名词）！他正是由于这一点被吹捧为“好学生”，傲然不可一世，后来又勾结上江青，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粗暴践踏文艺的“宿将”
“一霸”之“霸气”十足，在践踏文艺园地方面更有突出的表演。他手执板斧，见到美的、真的、善的就砍就砸，恍如拿电话机的成吉思汗再世，暴戾恣肆到了极点。他不懂音乐，下令电台不得再放轻音乐的就是他。他的一句话枪毙掉的优秀的话剧就有好几个，如安徽省话剧团的《黑手》（那沙作）曾参加华东话剧汇演，这个戏反映农村现实斗争，很有深度，评委会一致认为是好戏，并打算给予评奖。“霸”去看了，并没看完，一口咬定说不好，并通知剧团要做深刻检讨才允许回去。此戏在一夜之间从香花变成了毒草，剧本作者还挨批斗。得了个二十年右派帽子的“评奖”。还有一个叫《布谷鸟又叫了》的话剧，在上海人艺演出，无论是戏剧界和广大观众都认为是好戏。“一霸”独具“左眼”，又说不好，明令禁演。初露头角的姚文元连忙撰文攻击这个戏是大毒草，作者就此戴上右派帽子。还有于伶的多幕话剧《七月流火》在《剧本》月刊发表后，全国有十二个省市的话剧团都准备上演这个戏，这个“霸”竟然把他的霸道推行全国。由张春桥按照他的“全国一盘棋”的圣旨，分头通知北京、广州等地，通令禁演这戏。此剧上影厂已准备将其拍成电影，将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电影剧本《吉鸿昌》，上海电影厂准备开拍了，由于“霸”心里有鬼，当年吉鸿昌之死，“霸”有难言之隐，他吭了一声，这个戏便禁止拍摄了。直至“四人帮”粉碎后，这部电影才告上马，还得了“百花奖”的头一名。
还有显示他霸气凌人的两个故事，一个是郭沫若出国回来，路经上海，郭在宾馆里约请上海人艺的导演和演员，一同商量《蔡文姬》之演出。脑神经正常的人，对此只会表示赞许。“一霸”得知此事却大为恼火，在电话里质问上海人艺，说什么郭沫若到上海，不通过市委就找“人艺”的演员，这是目无组织的表现。有一次田汉同志到上海来，基层的剧团团员热情地找他谈话，田汉过庙而不给土地爷烧香，这是对“霸”的“霸权”的大不敬，“霸”又是勃然大怒，说田汉到上海来，不先到市委联系，在下边挑拨上下级关系，使市委很被动。哈巴狗张春桥看到主子生气，他的狗胆也壮了，在一次文艺界大集会上，竟公开点名大骂田汉同志，说：“田汉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么多人排队找他，果真是祖师爷吗？他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杀气腾腾，声色俱厉，活活画出一幅大狗叫，小狗跳的滑稽场面。（以上这些事实，不知何故，在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传里皆未提及）。
一九六三年元旦，“一霸”又提出了文艺要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即只能写全国解放后的题材），并发动当时各报刊大事宣传鼓吹。结果，解放前的革命战争，地下党的活动也不能写了，舞台上只能演十三年之内的故事。这比消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曲还要彻底。
他提出这个左倾口号，是为了抵制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所阐述的方针，那是真正恢复双百方针的讲话，并对老早宣布为毒草的两部电影《洞箫横吹》、《柳堡的故事》和一个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恢复了名誉，作了重新的评价。上海也有几个文艺界代表参加。这几位代表回沪以后。“一霸”和张春桥强令不许传达，并在一次会议上，声色俱厉，追究对广州座谈会精神的传达。已经传达了文艺界团体，传达的同志挨批写检讨，据说是肃清流毒。为了跟周总理唱对台戏，他也就喊出了“大写十三年”这个古怪的口号。
儌天之幸，我跟“霸”打过三次交道，最早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他那时手中无权，虽对我积怨在胸，奈何我不得。以后在上海与彼相值，他大权在握，曾两次遭到他的迫害（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对他的凶恶面目早就领教过了。后来看到报端还在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戴在“霸”头上，并且还把“一霸”的左倾措施当做祖产供奉起来，当做宝贝，尤其不能容忍！所以我有义务把“霸”的狰狞面目勾勒出来，公诸于世。
《民主与法制》一九八0年十二月
补注：由于对文艺上“左”的一套批判不够，未曾加以彻底否定。时至八四年，上海滩上有人还在鼓吹“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来并不错云云，而且写入印成铅字的报告中，可以说是上海滩的怪事一桩。本文发表时仍讳其名。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