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我国，给公家或私人办事都得研究“关系学”。由于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消极的反面现象，人们只是以讥嘲的口吻谈论“关系学”，还不见有人把它作为社会现象，以科学的态度从事研究。这里只是简略地写下我对这门新“学科”的初步研究成果，无以名之，故名之曰“初探”。
“关系学”不是研究一般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专门研究公对公、私对公和上下纵横之间的营私舞弊，贿赂送礼，假公济私，敲诈勒索，徇情枉法等等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现象及其根除的途径。严格说来，用“关系学”这个名称不很贴切，应称之曰“公害学”。封建社会也有“关系学”，不过那个时代这门学问比较简单。如《红楼梦》第四回，老门官对新到任的贾雨村宣讲的“护官符”，也就是封建朝廷“关系学”之要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关系学”，按照《共产党宣言》里的分析：“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党的优良传统又经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的严重破坏，再加之各种物资的匮乏，特殊化和干部终身制的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统得太死等等，“关系学”正是这些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消极因素的集中表现。所以在现时的“通路子”，“开后门”，“找关系铺路”的行为里，有的是运用封建性的熟人、亲戚、老首长的“面子”（也就是特权），有的则是运用“经济规律”，用送礼、请客，投桃报李等等“现金交易”。两者平行，交替运用，这就是我国现时的“关系学”不同于封建社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且举一个实例：
1980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揭露的袁培玉，曾任某部团政治处副主任，文革期间当过北京市八里庄派出所和朝阳分局预审科的军代表。这官儿并不大，但他打算遗弃妻子，另取其妻之妹。为了把其妻之妹的农村户口弄到朝阳区落户，真是挖空心思，施展了全副本领：一个中学校长为他开假证明；用三吨化肥买通了江苏丰县和河北涿县的公社关系；然后向朝阳公安分局的几个老部下那里“卖交情”，把户口迁入了北京；为了安排她的工作，又到接收部门找人疏通；接着向法院申请与他的妻子离婚，又辗转找关系给高级法院副院长疏通。总计此人为达到停妻再娶，把小姨子的户口迁入北京的目的，共需打通九处人事关系，而每个关口竟都是通行无阻。从这里看出，袁培玉是精通“关系学”之要领的。袁培玉的非法行为可以归结为：干部的特权＋封建关系＋资本主义的物质交换关系。不过他的这一图谋最后还是彻底破产了。因为老谋深算的袁培玉在熟练地运用“关系学”方面，却没有把被遗弃的妻子的反对，人民群众的舆论，执法如山的法院工作人员的因素考虑在内。这也说明，在我们的社会里同时也存在着消除“关系学”公害的社会力量，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力量。
从网络的角度加以探究，“关系学”是由若干“关系户”形成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看不见的网，而构成“关系学”网络的核心人物，往往是有的当权者。因此，要消除“关系学”这个公害，必须同反对干部的特殊化和特权结合一起进行。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特殊化和滥用权力问题，那么要消除“关系户”网络是不可能的。
上海就有一个周励青的，是一个大型机械厂的供应组组长，经他的手跟全国各省市“关系户”非法交易（除西藏、新疆外，共有一百零五家工厂和工商业领导部门），开后门调出的钢材就有两千四百吨，各种汽车四十一辆，冷冻设备九十六台，机电设备三万三千套。中国的名山大川他都游遍了，来回一律坐飞机，每到一处都是按国宾规格招待。有一次荣归故里，共有四辆汽车前呼后拥。有一次他去武汉，飞机场就有两个公司派了汽车迎候，两个“关系户”都争着要他去高级宾馆入席。他到海南岛逛了一趟，回来时海南军政部门所送礼物，民航机都超重了，不得不把两麻袋花生米分给司机和接待人员。他在老家造了一幢西式的楼房，各处送给他的副食品和绸被面、衣料等就折价数千元。周励青得以放开手脚把偌大一个厂变成他营私的企业，最初就是他给厂领导送电视机、送雕花家具等打开关系的。他笼络自己所在部门的全体人员，许诺可以用公家的钢材去办各人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如用钢材去换取大面积的房屋，为子女的户口迁入城市铺路等等。这个网络以物资作为纽带（代公为私的物资不限于他本厂的产品），以周某作为核心，形成一个横行全国的“关系户”的网。
上述案件是比较突出的，更多的是网络范围较小，在商品交换中，供给和需求两方给供应紧张物资的经手人的额外赠礼，如家用消费品和电视机，手表之类。至于以大吃大喝作为报答，则是常规礼仪，不足为奇。这个歪风邪气在各大城市颇为流行，采购员或推销员如果不学会这一套，外出就得处处碰壁。在这中间，陷得深的，摊子越铺越大的，就势必滋生周励青式的人物。故“关系户”的存在和得势，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腐蚀剂，是培养违法乱纪，损公肥私，敲诈勒索的温床。
这种性质的犯罪活动，除了罪犯本人的道德品质在起作用外，还有社会的经济的客观条件。那就是由于某些物资的严重缺乏。加上计划统得太死，商品流通限制过多，于是场外交易帐外物资（其实是代公为私的物资）的调拨就采取重赏“关系户”的渠道自动进行调节。估计今后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竞争等新的措施后，上述那种收买“关系户”的风气会起变化；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捣毁大大小小的网络，在新的措施实行后，它只是改变形式而已，而行贿受贿，私人赠礼，重金酬谢“中间人”等等仍旧会滋长蔓延。
“关系学”的运用，除了作为经济交换的一种手段外，比较普遍的是利用领导人手中的政治特权，打通上下之间的关系走邪门歪道以达到私人的欲求。这多半用在考场的舞弊，运动熟人让子女出国，不合规定的迁入户口或插队知青的上调升级、提干、招工、庇护犯了法的子女亲属，看内部电影；甚至向银行申请贷款、整顿验收、新产品鉴定、评定产品价格、通融分住宅，上级首长下来检查安全或质量等等，都需要用请客送礼来打通关系。如果说前面所谈物物交换带有双方依赖性质，偏重于横向的网络关系；那么这里所指的“关系户”则偏重于上下间的垂直关系，即无权者要求有特权者中徇情开绿灯，给予特殊的破格照顾，在上者可以只进不出，只要昧着良心盖个图章即可，换句话说，也就是以原则作交易。
请客吃饭，大吃大喝以及“吃客饭”在全国风行，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特别有效的“拖人下水”之一法。我们的祖先给灶君爷爷吃灶糖，其目的就是指望封住灶君爷爷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而我国还有一句谚语：“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有权的首长几杯酒落肚，一定乐意为东道主美言几句，高抬贵手，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瞒上欺下。国家的利益，党的《准则》，早已丢在脑后，不屑一顾了。
我们用“雁过拔毛”来形容这贪嘴的，捞油水中饱的拔毛者。不过需要附加两条备注：一条是，我国风行的“雁过拔毛”，多半是雁自己张开翅膀送上去让人拔的；第二条是，所谓拔雁的毛，并非拔自己身上的毛，那慷公家之慨，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也。只有为插队的子女上调，给农村公社的头头们送礼；给房管所分房子的人送礼等，这些才自己掏腰包。
这里还必须批判掉一些权威性的“指示”，这指示的大意说：不开后门的不全是好人，开后门的不全是坏人。有人就把他看成“开后门”合法化的根据。其实，毛主席讲这话是专对工农兵学员经推举进大学而言。当时有人向主席反映：其中有开后门进来的。毛主席才说：该大学生即使开后门进来的也不能算坏人。我认为，他不是全面的评论开后门，故没有痛斥开后门的危害性。由于讲得不全面，引起了极大的误解，有人就认为毛主席不反对开后门。
“开后门”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很少发生，十年浩劫时期才大大蔓延，特别表现得突出的是知青下放农村，家长为子女的上调呕心沥血，纷纷用物资送礼作为手段，“开后门”之风遂得以泛滥全国。
当我们研究了“关系学”这个公害以后，可以得出正确的认识了，那就是首先要着重指出：开后门严重地损害我党威信，腐蚀我党干部，是使党脱离群众的极坏的不正之风，必须坚决加以揭露和纠正；至于对开了后门造成的既成事实，应按照其情节的不同，后果的影响，分别轻重加以处理。
“关系学”可以说是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伦理学的边缘学科。如今加以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消灭“关系学”。不过这个痼疾根深蒂固，侵入各个领域，消除这一公害不是一朝一夕简单地下个通令就能奏效。恐怕要花若干年功夫，并且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把它从根本上铲除之。
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是旧社会的不治之症。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之久，还有此类“公害”存在，这是共产党的耻辱，是社会主义的黑斑。但社会主义制度与旧中国毕竟不同，我们正是要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运用强大的舆论力量，迅速荡涤掉沾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污泥！我们相信：这种社会的阴暗面是能够消除的。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新时期》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