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朱冼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了这样一条意见：“我过去写的书，被批评得一塌糊涂，书也不能卖了。我在书中认为我国人口多，主张少生一些，多教一些，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又好象是对的。有一次在北京碰到胡乔木同志，他问起我的书。连部长都认为应该卖，但书店这一关却通不过。”（见四月十二日《文汇报》，参照《解放日报》四月二日发表的座谈会记录），朱冼同志的发言中还有这么两句：“新华书店收到一封读者的批评信，从此我的书就不卖了。这封信比毛主席的话还厉害，毛主席还说有问题要商量商量办。”
听意见不应该全凭一面之词，时隔半月，在市委召开的谈出版界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新华书店的上海发行部副经理出来说话了，《解放日报》记者这样介绍了他的谈话要点：“他提到科学家朱冼批评新华书店不发行他的著作问题，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他说，一九五二年，新华书店代销朱冼着的现代生物丛书，很多读者对这本书有意见，批评国营书店为什么出售这种书？当时请示出版总署，决定暂时不公开代售，到了一九五三年出版总署又研究，认为这本书所谈的问题是学术思想问题，仍旧继续代售。”
在介绍他的这段发言前面，报纸给按上了一个小标题：“批评发行工作不大公正。”作为一个第三者，我倒想出来说几句自认为“公正”的话。
这位副经理一上来就说朱冼的批评不完全符合事实，可是从他的谈话里，却有凭有据的证明了朱冼的批评是合乎事实的，这也可以算做是副经理的“内部矛盾”吧！朱冼的批评不完全符合事实之处，那就是他提到的新华书店收到一封读者的批评信，而副经理说是：“很多读者有意见。”可能是新华书店只转给了朱冼一封读者来信，因此他只知道“一封”而不是“很多”。不论是一封也罢，很多也罢，发行机关怎么能仅仅根据读者来信而做出“不公开代售”的判决呢？即使那个时候党中央还没有明确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个发行机关竟有这么大的生杀予夺之权，总不能说是正常的现象吧！尊重读者意见是好的，而且是符合群众路线的。不过新华书店这样来走“群众路线”根据“读者意见是很多”，便草率决定某种书刊不得发行，就不知该有多少书列入被禁之列！因为“读者来信”中，教条主义者有之，庸俗社会学者有之，一知半解、断章取义者有之；例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如果按照某些“读者来信”中所指出“侮蔑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意见办事，那也只有禁止出售之一途。正是由于这样来理解“读者意见”，曾经有一个时期，报纸上批评到那一本书有缺点，新华书店门市部便非常灵敏地把这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判它一个“长期管制”。就是从这个指导思想而来。特别是科学性质的著作，老实说：出版社的编辑未必全部懂得，恐怕发行机构就更难有人懂得了。从出版总署研究朱冼的著作，研究了一年，才弄清这本书原来谈的是学术思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既然不懂，又不肯发售的著作，这只能说是头脑闭塞，独断专行。如果别人提出的批评确实不符合事实，那是应该立即申辩的；如果确实错了，就勇敢的承认下来，不要拿“很多读者意见”作为挡箭牌！而且这件事的错误是一九五二年上犯的，那时候我们的水平都不高，许多事情的处理难免简单化，再加上社会上流行着一种片面性的见解，比如一谈到人口问题，就容易被人指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其实这种人也并未真正研究过马尔萨斯的著作）。那时候避孕和人工流产都视为违法，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发行机构顾虑重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谁也不会追查谁的责任，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的负责同志不必为此事战战兢兢，急于给自己辩护。应该从过去的粗暴行为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硬说人家的批评不完全符合事实并不能真正解脱自己。
同时，我也要给这位副经理辩护几句，在处理朱冼的著作这件事上，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是不负直接责任的，主要是当时的出版总署干涉太多，管得太死（贸然决定停止出售朱冼的著作，就是由出版总署下达的决定。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这一点，我相信副经理的声明是合乎事实的。在下面直接负责行政工作的同志，当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开展以后，他们往往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有些错误是他们自己要负责的，而有的错误其实是从领导他的上级机关而来的。提意见的人不会划得那么清楚，因为他们不知内情。在这种情况下，被批评的人满怀委屈，哑巴吃黄莲，照单全收，这种态度不能做到明辩是非，似不足取；另外一种是一股脑儿推给上级机关，自己不过是等因奉此，无可奈何：这种态度也不能说是老实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上面机关有错，但直率的指出，不要为长者讳；如果自己也有错，这一部分错误就应该勇敢的挑起来。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的副经理如果能在他的发言中多检查一下上海新华书店工作中的缺点，那就更加全面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解放日报》
注：朱冼同志《一八九九-一九六二》是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对卵巢离体排卵及柞蚕育种等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他的一本科学著作被新华书店停止发行，就因为书中宣传要控制人口增长。他死后葬于龙华革命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革命派掘毁，并在墓前开他的批斗会。一九七七年平反并重建陵墓。
补注：此文发表时，报上已有人批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毛泽东当初还说这篇小说不错嘛。可是不久，不但将这篇小说定为“恶毒攻击党组织”的大毒草，作者王蒙因此被划为右派，发往新疆充军。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