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韦歌

他们把王若望带到公安局,羊子回家见到了公安警察,他们一一搜查,对她做思想工作,带走了好几大袋东西,还检了读者来信……

写作触犯中共连累家人

“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

这是一九六四年八月,王若望爱妻李明临终前,在病榻上忍痛对她所最敬爱的丈夫留下的最后一句带血带泪的话。然后,她就含冤离开了人间。王若望噙着热泪拚命地拥抱着她,不禁号啕大哭起来,叫道:

“李明呀!对不起,为了我的摇笔杆,牺牲了你的生命,这是我无法追悔的终天之恨呀!……”此时,他仿佛又回忆起初恋时那个年轻、活泼以及忘却一切忧患和愁苦的可爱形象,愈加感到悲恸欲绝。因为王若望的本意原是想通过发表文章(注:指一九六四年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一口大锅的历史”一文),来疗治她那颗破碎的心。在那人人自危的日子,大陆似已形成一种风气,作者若能获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等于登出一份通告,告诉人们,我已经不是党的“敌人”了。头戴“右派”帽子的王若望却万万没想到,正是这篇文章的公诸于世,最后炸毁了他的家庭,炸毁了李明的精神支柱,也炸毁了大陆中国刚刚升起的一点可怜的希望。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羊子[2005-7-24]注),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公开点名说: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像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我们党的,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市委书记在全市干部会上点了谁的名,这就等于宣布了他的死刑。

王若望的妻子李明当时正在会场里(她任职一间医疗机械厂的干部),这对她来说,就像晴天霹雳,似一把匕首扎在她心窝里。她精神上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亦受不了这个突然的打击,当她失魂落魄地鼓起最后一点气力,一路扶着墙回到家里来时,本来已经极度神经衰弱的她,实际上已陷入了“精神分裂”的病症了。

坚持真理继续写作

对于自己的妻子临死前说的那句话,王若望心中清楚,那是她完全违心吐出来的。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怒之声,亦是从另一角度跟迫害狂进行最后搏击的最强音,因为她知道他不能停笔。

“李明呀,这一点我没能照你的遗嘱办,如今,我又拿起了笔杆了。”他终于这样决定。王若望认识到,这才是他对爱妻及亲爱战友李明最好的报答和慰藉。

文化革命前期,王若望终于由“监督劳动”升级到正式“逮捕”,投入监狱。可历史真会嘲弄人,这次他被共产党关进的苦牢,原来又正巧是他以前被国民党关过的那个监牢。王就对审问他的党官说:“这里我好像来过。”审问官冷峻地瞧他一眼说:“那么你是累犯了,怪不得屡教不改。”王若望语含大义的俏皮话,只会使铐他的手铐收缩得更紧更痛,但在狱中,他始终没有低头,没有放弃写作,继续“摇笔杆”。

然而,他还有一大堆孩子在家中没人抚养,李明死前“为了我们的孩子,你……”那句带着血泪的话音犹在王若望耳边回响,怎么办?

老天不负有心人,说来离奇。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位陌生人,一个既年轻、身材高大又秀丽的女性,自动地环绕在王若望的几个孩子周围。自己虽然还是个姑娘,却分担照顾孩子,在上海期间,把王老夫妇遗下的几个子女,尝试着照料。原来,她还是一名铁道大学的毕业生,系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厂的技术人员。由于平素爱好文艺,又喜读王若望的书,无形中她早已成了王若望开放思想的追随者,她的名字叫冯素英,职业是个科技人员,因常常爱写点东西,还兼任武汉一家杂志的“特约记者”。她用的笔名叫羊子。

第二次结婚传为佳话

命运和正义将羊子推到王若望的家庭中,这完全像一篇虚构的爱情浪漫小说,然而它是现实的。王若望考虑到双方年龄相差数十岁。一度迟疑,可十多年来血与火的忠诚考验下,孩子们不答应(这时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分派在外地工作),子女们认定了,说羊子早就已像是自己的妈妈。在如此情况下,大女儿特地陪同苦恋十多年的老人,去婚姻登记处,对着经办人表明:子女赞成父亲和羊子阿姨正式登记结婚。经办人说:“新鲜,向来都是子女来反对父亲再婚的,而你倒自动前来鼓励父亲再婚!”这美丽动人的“第二次结婚”,当时在上海已传为佳话。

今年六月,我有幸在朋友的介绍下,见到了他夫妇俩,我亲眼看到,在这又一次政治灾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相敬相爱,互相支持,实为一对新时代的模范夫妻。在我向王老作首次采访时,羊子深怕打扰我们,故意礼貌地回避到另一卧室中去。但是第二天清晨七时,羊子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王老昨天一夜都非常激动,对于海外同胞对他的关心,深表感谢。同时,对于昨日自己接受访问时所说的话,又有一些重要的补充,遂嘱羊子立即再与我联系。由于我时间紧迫,我就邀羊子,索性马上到我宾馆来一起共进早餐。心想,这不也是对王若望夫人……羊子的一次访问吗?本文“王若望夫人谈王若望”就是在这种偶然的机缘下做成的。

虽然已事隔半年了,可是那场急骤的一月风暴,并未在羊子的记忆中有半点褪色。

“那是一月十三日中午的事了。原本一位很爱护王老的朋友,知道一号文件出来,要我陪他看评弹,看上海评弹团,那个评弹团的主角对王老也很崇拜的。这个朋友生怕王老紧张,一直陪着他。中午十一点多,纪委组织部来电话,要王老下午三点半到组织部,有事情要告诉他。我们当时没什么预感。”

惯经风浪的王若望,就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第二度被开除出党。相对于另外两位出党的同路人,王若望的恶运更显得接踵而来。他竟然被抄家了。

被搜家起因

起因要远溯到王若望太太曾在路上围观上海大学生的示威。羊子忆述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学生示威高潮之日,他们去看电影《芙蓉镇》,回家时得见示威场景。

“当时游行队伍中有一位研究生,一路陪着看,了解游行的情况特别详细,第二天就跑到家里告诉王若望,介绍情况,王若望根据这些素材写成文章。”

这篇文章后来刊在香港的《信报》。对学生游行,王若望是支持的,学生不过是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罢了,又不会搞得天下大乱,怕什么?

“我说,你这个手稿,我给你抄一下。我抄好以后,一式两份,一份投搞,一份留存。万一被发现了,我就说这是我写的,因为我是一家杂志的特约记者。当时是开玩笑说的。誊好以后,我就说这底稿要毁掉,他说,我来毁。这就留下了祸根,他没毁,也没撕,就丢到旁边。他东西太乱了,一放,往后就忘了。好了,一放就是一个月,我们的保姆,看见字篓一满。就放到一个大的塑料袋里面,拿去卖。这时候,他把底稿都忘了。到了一月十六日,阿姨想着快过年了,便把废纸拿去卖。王若望也很懒,有东西寄来,封套也不撕,就丢下,变成一麻袋东西,全是王若望王若望……。”

收废品的老工人,非常“尽忠”,一看见王若望的名字,知道他是新闻人物,立即向街道组织汇报,于是东西马上送公安分局。(后得知,是保姆唐阿姨与废品站老工人联手告密的结果 ̄ ̄羊子 于2011.1.18日注)

老工人的高度警觉性,看过《黑炮事件》的人,应该不会陌生吧?

二月十八日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突然有几个公安警察到家里搜查。开始来了三个人,王若望一看,还以为是来串门的。来人却邀请王若望到公安局去坐坐,谈一谈,他就走了。当时我上班,还没回来。“

到了公安局,公安人员拿出那篇写学生游行的文章,问王若望:这是不是你的底稿?王若望一看,追悔不已:哎哟。真该枪毙。太大意了,

“他承认了是他写的。他说,我年纪大了。你们对我怎样,我愿意忍受,可是这是我要写的,不错是人家跟我讲,可是人家还年轻,有前途,你们爱对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下面是羊子对于王若望被清除出党前后的忆述:

公安人员奉命搜查

公安人员除了盘问王若望之外,还留下多人在等羊子。羊子那天回家特别晚,六点后才回去。看见公安人员,还问:你们是来看王若望的?他们就说:我们是徐汇公安分局的,到这儿来有点事情。

“我还没想到有什么事情。只是问:老王呢?他们说老王到公安分局去。我就问,他吃饭怎么办呢?他们就说会安排他吃饭。当时是六点零五分。之后大家就没话说了,他们东一个西一个站着,也不说干什么。我开始感到有点不自由了。”

和气而冷漠的气氛僵持着,就在羊子感到不对劲的时候,外面进了三、四个人,一进来就说:我们要搜查。他们拿了搜查证,要羊子签字。

“我犹疑了一下,录象机的镜头一下子对准了我。我就说,我不签,等老王回来签。我在拖延时间,可是我又不敢问他们是什么事。后来他们讲了,好像是煽动闹事、造谣活动,那条例给我看了,说家属也可以签,我就签了。”

羊子把房间、抽屉都打开,让他们看。没什么东西的,看好了。哎,羊子忽然记起来,房间里有个“秘密文件”,那是各方好友寄给王若望的慰问信,羊子都将内容抄下来了。

公安人员慢慢地翻,有的翻信、有的翻杂志、明信片、通讯簿,都拿去。

“我想,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翻出来也不怕。谁知他们就翻出那篇寄给《信报》的文章底稿,是我抄的那份,我就说是我写的。那时候还不知道老王在公安分局已经承认是他写。他们就问根据什么写的,我就讲看完电影、路过人民广场看见示威,了解了一下。他们又拿出一份稿子来,问我是谁写的?啊,那是王若望的手稿,原来他没有毁掉,但我继续坚持是我写的,我说,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说:你是代人受过。”

接着公安人员一直在做羊子的思想工作,探听谁给送稿到香港,谈到晚上十二时多。羊子则不断为学生游行辩护,为投稿海外的行动辩护。

海内外关心王若望处境

十二点半左右,公安人员“鸣金收兵”了,东西带走好几袋,讲明将来送还的。还搜出十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刚得知王若望出党,写信来慰问,羊子请求他们不要带走这些信,否则就是害了人家了。他们说会酌情处理。

后来信息传来,最近数月,其中三人受到影响。一个是浙江的,曾参加杭州的学生运动,曾写信告诉王若望情况,后来受到调查,公安人员到他家,问他跟王若望什么关系。

另外一个是上海《劳动报》的副主编,叫忻才良,他在王若望出党前一个月,发表了王若望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纯粹是好人好事的报道,完全没有敏感的。后来这副主编就下来了。

还有一个上海的文艺青年李辛苦,是科技干部,本来说好要提拔他的,后来不行了。今年四月初他曾到王家,告诉王若望,领导突然叫他下去。这个人曾名列王若望的通讯簿上。

王若望接到的安慰和支持,是来自各方各面的,其中也不乏感人的事例:

一封来自北京的明信片,上写:“千万不要轻率地接受平反。”署名是“猫儿洞”。

一名华东师大学生,得知一号文件的内容后,立即表示要退党。

一国内读者多次汇款给王若望,一次比一次多,后来还寄了十公斤绍兴干菜。

海外来信中,有赞美王若望是“不折不扣的马列主义者”。

还有旅美作家聂华苓,她不知道王若望的地址,通过几次转接寄信给王若望,说:我很关心你的命运,对你的作品一直很注意,希望得到你的回音。王若望复信了,不过有朋友劝告他说:写信到海外,等于写给公安局,不过王若望还是写了,辗转寄去。

王若望被开除出党后,收到的海外支持确实是不少的,外国记者纷纷要求访问;美国的学者、专家一百多人联名写信中央,对开除三人出党提出抗议;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为了支持他们,从纽约自由神像跑到洛杉矶,募捐筹款。

一场开除出党、抄家传讯的闹剧,僵住在那个历史时空,也深深烙在羊子的脑海里。中国的政局正在变,王若望的命运又会不会再度反复?无论当局是否给他平反、王若望又是否会接受平反、一月中旬的这场闹剧,人民自有公正的论断。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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