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别姬”难过“霸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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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宣部长丁关根的文艺讲话

左祸来自中宣部

中台文化合作,由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在法国坎城荣获金棕榈奖,对所有华人来说都是引以为荣的头条喜讯。谁知这部影片命运多乖。北京电检处经审查已通过,公映的版本经过剪裁,故事尾巴又改过了,首都首映式定于七月二十八日举行。票已售光后,电检处又收回成命,理由只有一条:奉上级指示。只因为友谊电影院已售出影票,上面怕观众闹事,恩准只放一场,而且还规定了三不许:不许称首映式(改称“与观众见面会”),不作广告,不作宣传。这是中共以意识形态的政治干涉文学艺术的一贯做法。这时,爱国主义,民族荣光一概不要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又占了上风,只有“霸王别姬”定性为“大毒草”,才有如此霸道的硬的一手。

八月五日《世界日报》转载《南华早报》讯:邓小平身体检查皆属正常,可以在家中看连续剧和电影。为了证明他神志清醒,还举出事实说,邓也看过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并有正面评价,就是因为这样,才解除了高级文宣干部对这部电影的禁令。

如果这条消息是有根据的,那么宣传部门下的禁令应该撤销了,何以还发生上述的不愉快事件呢?

八月号《争鸣》刊出“文艺创作的新禁令”一文,其中摘录了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文艺政策“新禁令”。这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联署下达的重要文件,标题为“丁关根同志最近一次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内部谈话要点”,其中好几节分明是从看了“霸王别姬”而激起了反感而发。邓大人所指“高级文宣干部”,原来指的是他。

在改革开放声中,中宣部长明令禁演国际上得大奖的影片,这是一件引起举世震惊的大事,表明十四大以后新上任的宣传部长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在他以前,文化宣传两个部长因左王声名狼籍同时下台)。这位丁部长连邓大人的“正面评价”都相应不理,可见此公何其霸道也!

丁部长说:“一些以所谓表现悲剧人生的影视作品,其中的主人公被编剧和导演随便用一下蒙太奇手法,整个新中国的四十多年历史就被完全否定了。一部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剧中人物的经历先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然后是三年困难时期,再后就是文革,往往都是文革结束了,作品也结束了,连个光明的尾巴也没有。”

往下,丁部长也承认,“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年曾经因为一些过左的做法,连续几次不应该用的政治运动给中国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悲剧性的经历,但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大大提高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已经从根本上落实了?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但我们一些影视工作者往往不愿意歌颂光明。也许这些影视工作者主观上并不是想与我们党的文艺政策对立,而仅仅是因为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影响,片面相信只有所谓悲剧作品才有艺术感染力,但我们仍然可以批评这些人至少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老毛文艺思想的翻版

从这套大道理可以看出,这位新任部长仍继承了毛的文艺讲话的论点。丁部长承认毛领导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给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带来伤害,并指出这是“过左的做法”,但他忘掉了一点。引导毛疯狂地迫害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正是“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阶级斗争为纲的经典著作。还记得延安时代的故事吧。毛先发表了这篇讲话,紧接着就在文艺界揪出王实味和丁玲等来批斗,王实味的人头落地,其罪状就是他没去歌颂延安的光明面,却写了延安党干部的醉生梦死。丁君有所不知,恰恰是毛的“文艺讲话”是左祸的集大成著作和总根源。

毛就说过:“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划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丁部长的谈话继承了毛的观点,连以下一段话:“一部艺术上超凡,而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的文学艺术作品,要比逃到海外的那些反共政治家们的所谓理论文章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危害大得多”,也是转抄自毛的论点:“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有艺术性,就愈危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由此可见,到了九十年代,丁部长宣示的文艺政策仍然亦步亦趋地紧跟毛的集左论之大全的经典,没有什么新意。十四大前夕,在一片反左声中,罢了文化部、中宣部两“之”的官(王忍之、贺敬之),人们以为将由李瑞环出任意识形态的领导。

没料想爆了个冷门,由一位不是宣传口的人物丁关根执掌中宣部。人们指望新任中宣部长能够拨乱反正,改弦易辙,看了丁部长的这篇内部谈话以后,不免令人大失所望。

丁部长责备作家懒得写“改革开放十年来的进步现象”。这种“要求”也不是丁部长的新发明,原是一九六二年柯庆施提倡“大写十三年”的翻版(柯曾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书记,是与康生齐名的酷吏)。他当时提出这个口号,那理由与今天的丁部长所阐明的“左论”如出一辙。

毛泽东给作家们限定主题、题材,限定主旋律,柯庆施、丁关根二人又限定写作的年代。可见中国作家们允许动笔的空间、时间和自由度是非常狭小的。当今,丁部长又另外增加了一个限定,即限定作品的尾巴必须是光明的。可以说,作家的创作自由从里到外,从头到尾都被剥夺得精光。

关于光明的尾巴,五四时代即由胡适先生首先提出,大意谓:我国旧小说总喜欢以大团圆结束,这是反映中国市民的只求圆满、融通的庸俗心理,故中国不会有希腊的悲剧,不会有莎士比亚悲剧。丁限定作品的尾巴必须光明,恐怕比市民的庸俗心理更等而下之,因为他是服从一党之私,企图用虚假的光明面掩盖中共的腐朽和丑陋而已。丁部长举两件事例证明近十年来的进步:一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是知识分子政策基本落实了。且慢作乐观的肯定,我只须举出众所周知两个社会现象就把丁部长的光明面扳倒了。大陆有几千万农民在各大城市盲流觅食,还有几百万人拼了命争取出国的移民潮,这难道是“人民生活大大提高”的迹象吗?当然,有一小部分既得利益的官员,太子公主党,以及拿外资进行贸易的中间商是发财了,试问,这是黑暗面还是光明的尾巴呢?

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条,限于篇幅,不再举例辩正,这里只是寄与厚望:既然丁部长认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做得好,那么对王若望等人今年七月公开呼吁立即释放傅申奇、张先梁、杨周、王辅臣、鲍彤、刘刚、任畹町和王军涛、陈子明等,从旁美言几句,促其早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一件顺应民心的好事,其效果远胜于几十份红头文件和十多篇社论也。

既然丁部长以文学上未有光明的尾巴而忧心忡忡,何不将上开这些知识分子精英从黑牢里早日放出来,主动积极地创造光明的尾巴,在现实生活中变黑暗为光明呢?只要这些知识分子精英仍然关在狱中,还在说“根本上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那就是欺人之谈。如丁部长接受海外人权团体和王若望普遍的呼吁,既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又扩大了尾巴的光明结局,而且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名声,这才是一举两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良策。

左王的临终嘱咐

丁部长还介绍了一位不久前去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给自己撑腰:“现在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和电视剧,很多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让人看来看去无非是得到这几个印象:(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二)新社会不如旧社会;(三)中国不如外国;(四)大陆不如台湾、香港;(五)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如果再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以后拥护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会越来越少。”

这五个“不如”颇符合实际情况,这是中共末日临近、气数将尽的无可奈何的哀鸣,他在临死前对中共的没落作出了全面的客观的总结。既然此公生前不能挽救中共的颓势,他的接班人就能改善一丝一毫吗?我们不妨照着此公的谆谆告诫行事,把五个“不如”前后的两个名词来个颠倒,观众立即就会指出:“共产党又在骗人了!”中共向来靠说假话混日子,这正是拥护共产党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如果丁部长把此公的临终嘱咐传达下去,结果会适得其反。

丁部长不肯指明发出五不如的哀鸣者的名字,翻翻月历,合格的人选只有两人:一为王震,他是一个武夫,只会粗话骂人,另一名叫胡乔木。能概括得如此全面,有条有理,我考证一番认定非胡莫属。原来新任的丁部长继承左王的衣钵,他所以不讲出名字,实因此公有左王之称,说出大名大概会减轻“临终遗嘱”的分量。

与“五不如”属于同一性质的内容,在丁部长的谈话里还提到流行于电影界的两句顺口溜:“电影要想得大奖,就得骂骂共产党”。这句颇有讽刺意味的谚语,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大陆的民心所向。

于是忙坏了领导意识形态的高层领导,想出办法来力挽狂澜。什么办法呢?还是老掉牙的反对文学艺术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同之处,是找了扫黄运动作陪绑,加起来称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内容是反‘两潮’。”从那规定思想战线斗争口号的声势看,似乎又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了。

反“两潮”遇上“两难”

反两潮不能齐头并进一起搞,丁部长觉着难于下手,他说:“对于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文学艺术作品存在着‘两难’:一是批判的标准不易掌握;其中牵涉理论问题,政策问题,牵涉一些党内同志如何统一思想问题,甚至牵涉国际影响问题;二是处理起来不容易下手。”

知道有“两难”,比起老祖宗老毛来,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老毛发动政治运动是横冲直撞,说干就干,从不考虑有什么难度的)。我以为:“两难”里头最难的一点,便是批判的标准。谁来作批判?丁部长作了如下的预告:“中共今后还会有专门文件,对此作尽可能明确的规定。对明显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发现,即不准出版,不准发行,已经上市的则限令收回。对于擅自出版、刊登、发行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单位和个人,也要象对待黄色作品一样,采取经济制裁手段,罚金一定要重。当然,三中全会以前的文艺领导发生过的过左的做法现在不能效法,对于仅仅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品,只能采取政治手段和经济制裁手段,而不能动用专政手段。”

其实,什么叫黄色作品,中共从来没有过明确的标准,因“黄色”的定义因人而殊,因地而异,因岁月演进有宽有松,并不象丁部长说得那么简单。本人在《文汇月刊》著有“黄色的变迁”一文,有所论列,此处不谈也罢。

丁部长预告“文学艺术的评判标准。中央今后会作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我在这里断言:指望定出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这不是“尽可能”的问题,而是枉费心机的根本不可能。因为古往今来的文艺,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须知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真实的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有千姿百态,文艺的反映同样是万紫千红,别说设立几百种“标准”不能涵盖它,就是创造出上万个标准也不能概括其万一。

虽然企图探索文艺统一的规律的文学理论家不乏其人,他们皆从文艺的审美角度提出规律性的见解。但也只能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他们中更无一人有权用所谓统一的口径去束缚文艺家的手脚。

文艺本身既然没有统一标准,于是不得不强加上政治标准,如丁部长所指出的“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啦,“明显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内容的作品”啦。这依然是毛在“文艺讲话”中“政治标准第一”的教条主义在作怪。历史上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头将文学划分为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反动的等等,这一类政治标准不过是阶级斗争为纲践踏创作自由的原则,本来与文学艺术风马牛不相及。这种钦定的政治标准早就被文学界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目前只有丁部长和邓力群之流还在对它敬若神明。

不过丁部长倒有先见之明,他坦率地承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品,处理起来不容易下手。”按照丁部长引用的那两句顺口溜,试把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品缩小为“骂骂共产党”,作为一条批判的政治标准将如何呢?比如说,人们骂共产党某些干部贪污腐化(在文艺作品里叫反面人物),这不是明明白白骂共产党吗?

在影视剧里,描述农村干部摊派勒索,胡作非为,这不是骂共产党吗?丁部长如果禁之罚之,群众会骂你包庇贪官污吏,骂你只是给共产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保驾护航,丁部长将何以自处呢?可见政治标准定得越明确越具体越不好办。要想禁骂,就得从根本上消除造成骂党为时髦的社会条件。仅仅从文学艺术上去禁骂,必然引出更广泛更强烈的“回骂”。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互为因果的自找绝路的恶性循环了。

当年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倒说了几句内行话,他说:“作品的最好的评判是大众,党领导的个人爱好不能代表广大读者的评判。”

不必苦苦思索什么“明确的政治标准”吧,更不必考虑“下毒手”去给文艺家戴上镣铐吧!还是以群众的评判作为“标准”既省力,又不易伤害作家的积极性,评判比较客观公正。何必效法另一位胡同志,自讨没趣,自毁令誉呢?这回封杀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你自己也承认它在艺术上是不同凡响的,丁部长下了一手自毁令誉的棋。可不慎哉!

经济制裁的流弊

关于处理出版政治思想严重错误的作品的单位和个人,丁部长不同意采取专政手段,而改用经济制裁或行政处分。不用专政手段是一件好事,不过以前的历史记录,党的首长常常言而无信,能不能真正做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据我所知:上海的张士敏因刊出了《荣誉的十字架》,其内容影射劳模杨怀远,因而被押上法庭判徒刑并罚款,据说这是执行江泽民的旨意;朱熔基则认为劳模对号入座就判作者有罪,这个例子开不得,可见江泽民与朱熔基的评判标准就有分歧。还有河北的作家古鉴兹者,因写出了毛泽东生前册封的农业劳模王国藩(已蜕化为恶霸庄园主),他在乡间横行霸道,残害良民的种种劣迹(原剧未用王的原名),也被法院起诉,以诽谤罪论处。这一类侵犯作家创作自由的事件,在大陆不是“不容易下手”,而是下起手来很毒辣,也会引得民间“骂骂共产党”之风越刮越旺。做部长的不应该指责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家,应该反求诸己,或者挺身而出,纠正极左的错判,这才是精神文明的好领导。

至于采取经济制裁和“罚金一定要重”的新措施,这是配合拜金潮的崛起,对犯政治错误的出版界和作家的惩罚手段。如果承认定出批判标准的“两难”,无法可依的经济处罚肯定会制造出一片混乱。比如说:被罚的被告有没有抗诉和上诉权?

罚金的多少怎么规定?最后的终审权是最高法院还是中宣部等等,这都是复杂的法治面临的难题。不仅如此,经济罚款之门一开,中宣部、文化部各级干部纷纷投入拜金潮,积极主动去搜寻出版物中的甲、乙、丙、丁上纲上线的政治差错,给抓辫子、扣帽子的古风再添加一项“捞票子”,丁部长的新措施等于巧立名目,为自己的部下广开新的生财之道。就象公安局规定交通警的月度奖是凭上缴罚款单之多少而定,于是汽车司机、骑自行车的罚款单雪片似地飞来;文化部、宣传部的捞油水者将心怀感激,尊称丁部长为财政部长或财神爷,而受害者则骂你为阎王爷(毛泽东当年骂中宣部的话,可见带头骂共产党的还是老毛呢)或是霸王,他们对丁部长的评价标准就产生了如此对立的分歧。这首先说明了订出统一的政治标准之复杂性,其次证明了经济制裁属于邪门歪道,还是偃旗息鼓为好。

自己是头号霸王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曾告诫共产党里的大、小霸王:“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的霸王,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这段忠告值得我们三思呀!

《北京之春》1993年9月1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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