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第二次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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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结婚的喜日选择在1979年的旧历年年初五,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刚刚度过六十个春秋,头上两顶帽子刚刚宣告摘去(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在1978年年底宣告作废,另一顶右派帽子则在1979年1月8日连根拔除)。非常高兴,也是非常巧合的是,在大喜之日的前两天的早晨,广播电台的本市新闻节目里,报道了上海市委公布的给部局级的右派分子改正的二十四位同志的名单,快要做新郎的王若望也在里面。快近中午,新娘来了,她欣喜地告诉我听到了早晨的好消息,我说:这是给我们喜上加喜呢。我们热烈地拥抱了一会儿,表示对这个天上传来的福音的祝贺。

新娘小名羊子,大概属羊吧,比我少了一轮生肖的序列,还得加四、五样小动物。她是1963年的大学生,分派在外省某机车厂做技术员,我们相距一千多公里,是怎么结识的呢?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年正逢着文化大革命,她所在的工厂停止生产闹革命,大中学生纷纷外出串连,她不大喜欢赶时髦,凑热闹,而回到上海老家探亲,闲得无聊,想看看书,所有的书又已毁灭或被没收。她母亲向女儿推荐我,说什么到王若望那里,听他空口说白话,没有书本一样能学到点学问。她母亲是我父亲的学生,我跟她自小同过学。这样,我们两人就认识了。

头一次见面,她母亲陪着,我们的谈话有点拘谨;第二次,我们的谈话就活泼多了,首先谈论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我记得很清楚,她那次就敢于把最犯忌的想法向我透露,说什么江青和叶群是凭着手段上去的,做这样的女人,我们女同志也瞧她不起,云云。我听着她这么讲,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真担心她在另外场合也这么说真话。我郑重地告诫她:往后再也不许说这样冒犯的话了,无论是对谁。

她漫不经心,但又胸有成竹地解释道:“是的,这个我懂。因为形势迫使我们天天说假话,我心里太闷了;有许多乱麻似的思想困扰我,总想把压在心头的话对谁一吐为快。我知道你,我预先对你作过一番了解,我对你说不会出乱子。”

我问:“你对我的调查知道些什么呀?”

“你是我父亲的天然盟友!”可不是吗,她父亲也划为右派分子,但我们互不相识,岂不是天然盟友?她接着说:“妈妈告诉我关于你的经历,你是经历过好几次磨难的长辈,是善于苦中作乐的老干部,是吗?”

我苦笑着说:“不要随便相信一个人,话到舌尖留半句,这个世道千万别忘了老祖宗教给我伲的处世哲学。我几次吃亏栽筋斗,就是忘了这样的教训!至于我,既不去争一日之短长,也不随世沉浮,更不低头哈腰求人怜悯,故仍能泰然自若。”

我们的接触,是从谈政治开始的,她妈妈授意她到我这儿来学点什么学问,开宗明义第一课就是那种杂文式的内容。这是没有一点学术意义的学问,在那个时代,只有叛逆式的言谈倒真包含着某些真理。

正是这些真理伴随着令人颤栗的危险。这种一同冒险,一同在钢丝上跳舞的危险,把我们两个人拧在一起,心与心的接近特别快,各自了解对方的长过程几乎在五分钟里就完成了!

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各人读过的书,也谈到大家关心的历史掌故,她也问起我的妻子李明同志怎么死的?我讲了头一次结婚的经过,讲了她是在我戴上右派帽子后思想不通,得了精神分裂症,郁郁而死,简直是我把她害死的。我带着无限哀思、无限沉痛的感情讲到我的妻子李明:六岁做童工,十五岁参加左翼戏剧活动,成了工人业余剧团的女主角,后参加共青团,在延安跟我相爱,她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模大会上选出的劳动英雄……当我讲到她临死时的凄惨情景,我肝肠欲裂,泣不成声;羊子也哭了。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想到爱情上去,正如她妈妈根本没想到她会充当媒人的角色一样。

后来,她厂里提出“生产闹革命”了,她才悻悻地去了远方,跟我偶有通信。1967年年底,她给我寄来了贺年片,那一年通行的贺年片都印着最高指示,她却不买,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张书签,上面印有鲁迅头像,和两行对联:“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知道这副对联是鲁迅题给瞿秋白的,羊子独独给我寄这张书签贺年片,我赞赏她独特的审美眼光,还引得我想入非非,我猜想“得一知己足矣‘,是不是嘤嘤求偶之意,只有找爱人,才用”得一知己’吧,后证明我误会她了。她当时实际是个“斯多葛”派,却向往罗曼?罗兰与魏尔维达?梅琛堡的亲切关系,模模糊糊地视我为理想中之人。我在写回信中,把语词的亲呢程度稍稍加温若干度,而对方来信也不表示反感。不过始终回避“恋爱”、“爱你”那样的词汇。

所以,至今回忆起来,当初谁追求谁是说不上的。可以说双方的感情是同步增长、相互默契到了寻不出时间差的地步。当我们正式相爱了,她还解释说,当初她寄那张书签时完全没有往这方面想,只是因为她很厌烦千篇一律的贺年片,看到这一张偏偏不印最高指示,才选择了它的。我说我的爱心就是你寄的这张书签挑逗起的,是她先向我求爱之意,似乎这伤害了她的自尊,她挖苦我:“那是你自作多情。”于是为了弄清谁是爱情的发动者而发生了口角。不过这种闺房争议,只会增加生活的情趣,不会损害感情。让这笔历史的糊涂账永远糊涂下去吧,只要我们相爱就行了。

这个年月,我是当作牛鬼蛇神靠边站,白天关在牛棚里,晚上就谈恋爱(书面上的,有时她又回沪,我们就相约在儿童乐园里谈)。精神上获得了某种平衡,倒也自得其乐。她寄给我的信往往给我子女拆开,大人的私生活在儿女跟前还是需要保密的,我就通知她寄信给魏绍昌转,老魏跟我关在同一牛棚,从那以后,他成了我生活中的“红太阳”。

1968年8月突然宣布将我隔离,一个人关在文联的贮藏室里,这对我是一场无情的打击,又想到这给羊子的打击一定也大,我必须把想法写信告诉她;我失去了自由,叫我怎能跟她通信呢?为着达到这个神圣又是紧迫的目的,我调动了全部的聪明才智。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要我跟王西彦一同到街上贴大字报,我欣喜地想,这下机会到了,我先把信写好(通知她不幸的消息,并安慰她,我没啥问题,顶多两个月就能出来),用饭米和纸头糊了个信封,但是没有邮票呀。我忽然记起,哈华同志有一天手持小红本在主席像前请罪念语录,不小心小红本掉在地上,从塑料封套里落下好几张邮票。我用什么办法弄到他的邮票呢?我正在为此事焦心,一位造反派通知我,说有外调的找我谈情况,叫我出去。我走出门去几步路,就说。啊呀,我忘了带语录,边说边往附近的牛棚走去,我在门外对哈华嚷嚷说:“你的语录本我要用一用。”哈华说:“我也要用呀!”这一下僵了。我放低声说:“只消十分钟。”

他把小红本给了我,我第一个动作就是翻看塑料封套,好几张“八分”的赫然在目,这时候“八分‘邮票的价值一下子涨到了珍珠宝贝的水平。九点敲过,造反派开门叫我出去扛梯子,并且抱了一大捆大字报纸头;接着,满头银发的王西彦做我的搭档,我比他年轻力壮,我一只手拎着浆糊桶,并且肩扛着梯子的一头。他在前边,架着梯子的另一头,这时我心里最焦虑的是生怕造反派跟在后边做监工。可喜的是,那个造反派小伙计不愿到马路上晒毒日头,他没跟去。我跟西彦架着梯子出大门后,走一段路就有一个立式邮筒,我在后头吆喝:过马路去,到茂名路去贴,他顺从地听我的指挥,我肩上架着梯子,用快步子走近邮筒,眼明手快,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封煞费苦心制作的信扔进了邮筒,这才松了口气,往下贴大字报的劲头一点也没有了。我把大字报贴得很高很高,而且把页数也贴颠倒了,只有戴着望远镜,才能发现那上面的差错。为了补偿我偷了哈华的邮票的过失,十一年后我们结婚时,给哈华同志送了双份喜糖。

羊子接到这封信紧张了一阵,她真的相信我在那信上的良好宣告,她苦苦地数着两个月难耐的日子。过了两个月音讯杳无,她一反寻常,一贯坚持爱而远之,只爱恋而不结婚的羊子,突然急于要见到我,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要来探望我的话,身份不明确。她独断独行开到了一张结婚证明信(那年头乱作一团,盖章人竟未看出她的对象是知名反革命,之后谁都不晓得她开过结婚证),可怜的羊子以为从此可以家属的身份合法地探望亲人了。她很快到了上海,打听到我被关在石门一路交响乐团,几乎每天都去到门口,傻乎乎地等待我解除隔离重返自由。……直到几年后,我转移到第二看守所去了,她每年探亲总还要到那个大门口去静站几十分钟(她以为我还在老地方关着),这时她苦恋着一个头上有两顶帽子、下面有六、七个孩子的半老头子。这事终于被父母发觉了,引起的高压、责难、谩骂是可想而知的。羊子的妈妈想出的最佳方案是赶快替女儿物色个好对象。对象也有了,据说还是著名科学家的儿子,会两国外语,长得一表人才。为着缓和家庭压力,她答应与这个一表人才见面,地点在北京电影院门口,她提前去了,没去看熟悉的介绍人和未见过面的一表人才,却走向南京路王家沙后面,那里是‘交响乐团’所在地,不过牌子已摘去了。她在大院门外徘徊。里头什么交响乐也听不到,只听得样板戏里的李玉和押进牢狱时唱的戏文,和老娘哭哭啼啼的唱腔。她不敢闯进去,但又不忍心离开这个关着心上人的地方,她想像牛鬼一定关在楼上,也许能从楼上的窗子里看到王某的面影吧。她移动着沉重的步子绕着那大院转悠,抬头探望院里的高楼,直到脖子都痠了,还是没见老王的头像。一共转了多少圈子,已经在这儿翘首盼望了多长时间,她全然不知。最后,她失望地、没精打采地又走到北京电影院门口,原来相约的人影子都没有,她才意识到已经错过原定时间一个多小时。

她回到家中,对父母说了两句谎:“我去了北京电影院,他们没去嘛,叫我跑了个空。”

我后来被关押到南市看守所,罪行是现行反革命。由于心里有个羊子的可爱的形象,在那里面的日子变得好过多了,我常常做著有关她的梦。但在里边岁月越过越长,我的心也越来越凉了,计算着她的年龄也在增长了,三十五,三十六了……我预计到她不会等待这么长的光阴,我决定在心里斩断这根困扰人的情丝。但是心灵的搏斗往往以失败告终。

林彪的摔死,使我有了转机。我的罪状里有一条是攻击林彪的,市公安的办案人员中有良心的同志想开脱我,说我攻击林彪如今不能算有罪了,可以考虑教育释放,公安局去征求文联工宣队的意见,遭到机关极左派的抵制,不同意放我。又拖了一年多,才放了我。我看到家里孩子们都长大,他们看见父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走几步路都气喘,苍老而颓丧,仿佛行将就木的样子。我的心真的像一口古井,掀不起一丝波澜,更别提已死灭了的爱情。我估计羊子一定成了家,所以连写封信告诉她我已出狱的消息,也觉得是多余的了。

我的小儿子已是初中毕业,他告诉我:爸爸关进去以后,羊子阿姨还是来,一次探亲来一次趟,我这个算盘就是她给我买的;上初中那年我的书包也是她买的。他的阿哥补充说:羊子阿姨来的时候总要买些点心给我们吃,还叫我怎样拆洗被窝……后来,她家里来了人,说羊子阿姨不安好心,不要让她再进你家的门;可是她还是来,我们不好意思撵她走,也不好意思把她家里人的话告诉她,她在炉子上给我们烧饭,饭烧好了,我们背着她把饭锅端走了,不给她吃饭,来表示我们不欢迎她再来,她是流着泪出门的。

孩子这样对待羊子,就象刀子扎在我心头。孩子们如今在讲述已经过去了两三年的往事,还带着讨厌的语气,我能责备孩子们吗?但我的心却从此不的平静了。早已幻灭的情感又被孩子的陈述唤醒了,我决定写封信向她表示谢意并且为孩子们的无理向她表示歉意。后来,她回上海,来看望我。我们在儿童公园里又碰面了。因为我的家她不能去,她的家我不能去,我们被社会抛弃在街头,我们在街上谈情说爱足足有十二个春秋。至今还记得在我们之间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我以为你早已建立小家庭了。”

“没有。我还是我。”

“你年纪快四十,不能再耽误了。”

“妈妈和同学也曾东介绍一个、西介绍一个,我都应承着跟这些人敷衍一番,也谈谈个人的思想和志趣,可惜我一个也看不中,有的太浅薄,有的流露出找对象只是为了完成人生的使命,更多的人很庸俗,他们看中我仅仅因为我的容貌不丑,又是大学生,偏偏缺少对女性的尊重,缺少真正的爱,所以我一个一个都回绝了。”

“你的条件也太苛刻了。”

她痛苦地说:“因为我有认真的爱情,有过初恋,‘曾经沧海难为水’”呀!怎么冒出这一句唐诗来呢,她念出这句唐诗不是脱口而出,似乎是长久的心里背熟了的。她又说:“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也成熟多了,也冷静多了。正因为曾经真心地爱过,发掘过被爱者的心田,如今一旦迫着我走近另一颗心,我不自主地与原先的‘他’作比。相比之下,觉得还是原先这位‘残山賸水’好一点。门前的桃花已开过四次,要我回到1968年那样爱你,恐怕困难,但我说话是算数的,只要你活着,无论你头顶双料帽,我都无所谓了。根据我的人生观,我将以昔日的情人、今日的友人,友善地伴送你到人生的终点。”她依然倔强地保持着女子自立的信条。

在另一次赴约之前,我注意打扮自己起来,打扮的重点只需带上一顶帽子,就可以掩盖住花白的头发,还有一个好处,鸭舌帽往下拉拉,不易让人认出我来,这时候,鲁迅的一句诗“破帽遮颜过闹市”倒成了我的生活写照。打扮好了,我又迹儿童乐园的一棵大树下,等待她的到来,由于我的破帽遮颜,她差一点没认出我来。我向她讲了我的不值得爱的因素:年龄差距大,头上有一顶半帽子,还有一群儿女,我的收入一个月只有五十元……

她说:“我们何必谈到结婚呢?不提它不照样可以保持纯洁的友谊吗?罗曼·罗兰和梅琛堡的友谊就是如此,梅琛堡年龄比罗曼·罗兰大五十多岁,罗曼·罗兰写给她的信完全是情书的格局,你就象梅琛堡那样对我,不好吗?我不打算结婚,但不能没有‘得一知己’那样的友谊,我生活里缺少的就是这个。”

我说:“不要这样,你妈妈会骂死我、怨恨我的。我们这儿毕竟与法国不一样呢!”

她又说:“你讲的那些不利因素,比如一顶半帽子啦,那是外加的东西,与你的品格,灵魂无关,正象我的父母拚命反对我跟你好,是外来的压力一样,我才不把它当一回事咧。你今天戴了顶真实的帽子,一下变得年轻多了,而你说的一顶半帽子,它是虚的,它是意念里的东西,有的人看着它害怕,有的人看着它丑恶,有的人看着它就象你戴的真帽子那样美丽。你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你提出其它的几条,比如说钱啊、儿女啊,唉,今天你对爱情的看法怎么也变得这么庸俗了!”

“是的,我的观点又落伍又庸俗,我实在当不成罗曼·罗兰那样的角色!那是理想主义”

“不,我要你做梅琛堡,记住!”

从这以后,我们就维持着西方称作‘精神恋爱’的关系,是的,她有着男性的刚毅性格,她生起气来我只得听从她,结果,我就成了她想象中的梅琛堡——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而羊子呢,则成了充满着朝气,又有点任性的男性诗人。罗曼·罗兰与梅琛堡的通讯集(她爱不释手地保留着一本,未被抄没),就成了指导我如何写情书的范本。

“四人帮”粉碎的喜讯使祖国大地的一切生物从冬眠的泥层下苏醒过来了。羊子兴冲冲地从千里之外赶回上海,对我讲了许多兴奋的乐观的话,并且肯定地预言:“你头上的一顶半帽子很快就要卫星上天。”

“不是卫星上天,是如来佛把孙行者头上的紧箍圈回收到天宫里去了。”我这么说,两个人在迎接未来的解放里陶醉了。

有一天,她约我一同到她妈妈那里去,我有点惴惴不安,我把内心的复杂矛盾的心情告诉了羊子,她竭力撺掇我,鼓励我,说:“我已经把妈妈说服了,而爸爸是听从妈妈的意志的。妈妈同意接待你这个稀客。”

我往她家里走去时两只脚是沉重的,比出庭受审还要勉强。我跟羊子的妈妈怎么说呢,真羞于启齿呀!我的聪明才智这时候不够用了,要不是前边有一位铁女人象解差一般押送着我,我真想半路里溜走。

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踏上她家的门。她母亲慈祥地,宽容地瞟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这一阵身体还好吗7‘这句并无内容的话却表达了十分丰富的含义,过去的冲突、怨恨、忧虑,被这一句话全冲光了,我的紧张的羞愧的耽心完全成了多余。她,原谅了一个不老实的、辜负了她美好心愿的’伪君子‘。

我和她父母没说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什么话,她母亲准备了丰盛的家乡菜招待我,我跟羊子一同喝了酒。从她家里出来,她妈妈背着羊子轻轻地说了一句:“你们结婚吧,两个人都老大不小了。”我还带点醉意,吟诗《小宴》一首记下当时的心境:

十年不见老同窗,夤夜冒雨拜萱堂。
几番过门不敢入,多次倚栏梦高唐。
前尘姻缘谁作伐,今生欢爱惜春光。
小宴相对酒如蜜,一对情痴蒙恩放。

从她家里辞别时,我们结束了三年多的精神恋爱,双方都同意结婚,去领结婚证时,羊子建议我把头发染染黑,我就同意了,但她还是没勇气走向婚姻登记处。我,也是如此。多亏刚刚办了结婚登记的女儿。女婿熟门熟路,在他们的引导和鼓励下去区政府进行登记。羊子一言不发,歪着半个身子只说了一句:“我同意的。‘由我的子女向办理登记的女同志讲述了我们在患难中相爱的故事,使得这位上岁数的女同志十分激动,说,老年纪续娶的,只碰着子女到我这里反对和抗议,甚至还来捣乱,现在是你子女来向我求情,太稀罕了。打破惯例,当天她就发给我们金光闪闪的双喜证书(一般得三,五天以后才颁发)。

我们的婚礼很隆重,文艺界老朋友和一同关在看守所的难友以及三十年代一同坐过牢的老难友全来祝贺。巴金送了一份厚礼;著名戏剧家石凌鹤和黄彬琳还做了一首贺新郎词写成堂幅立轴赠我挂在新房里:

大地春回再,庆新婚,飞觞称颂,月圆人爱,曾是程门扬雪处,立尽残更不怠;千百遍,低回帘外,只得夜阑子旧梦,更何堪窜出千年怪。才气盛,因遭害。飘流恨海情何耐;陷囹圄,人亡家破,白头以待。煮饭浆衣抚幼小,还不尽相思债。骤听得惊雷天外,苦尽甘来,今日是,看光华日断千山彩。双战友,红花戴。

我在这儿顺便声明的是:我迁就了羊子的审美观,同意把头发染黑,以致在我参加四届文代会时,我荣幸地排在中青年作家队伍里,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果然恢复了青春,惧的是我的假象毕竟经受不起检验。为了清洗掉头上的污染,自1989年起,已恢复旧观,希故旧友好勿误会我是伍子胥过昭关。

《青年一代》(上海双月刊)1985年1月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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