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力: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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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8-11-07 09:03 | 作者: 严力

1954年8月我出生在北京,同年就被父母寄养在上海的祖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那把火于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我爷爷家。爷爷是上海名中医,叫严苍山,曾在1927年与同仁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医学院,编写过中医教材的《汤头歌诀》。他喜欢收藏古字画。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一口气烧掉了上千幅,并让我们全家带着纸做的高帽子站在旁边观看。几个红卫兵还用叉子捅死了爷爷养的金鱼,砸碎了我养蟋蟀的瓦罐,当时我只有害怕的份儿。

短短几个月,爷爷家被抄了五次,有一次甚至把墙皮地板凿开。更可怕的是,来抄家的人中有人把蒋介石戎装照悄悄塞进一个抽屉。那抽屉我是知道的,只放着空白药方、切脉用的手枕和大理石镇纸,还有我的几颗玻璃球。这照片被翻了出来,后果可想而知。到底是谁放的呢?这谜团永远也说不清楚。正是这个情节,让我对抽屉感到恐怖,很多年后顽强地转化延伸成一种意象:“我拉开一个个抽屉/ 翻阅自己经历过的岁月/ 抽屉里那些曾经提心吊胆的地下诗稿/ 如今安静得能听见养老的声音/ 抽屉里还有一叠已成为古迹的粮票/ 自从它们成为古迹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虽然它被称作了文物/ 但绝不为这块土地上的农作物感到一丝骄傲/ 抽屉里还有两枚红卫兵袖章/ 一枚已生锈的半钢手表/ 几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 天安门悼念活动的现场照片/ 它们具有同样牺牲后的肃穆/ 抽屉啊中国抽屉/ 甚至在黑五类肉体上/ 所拉开的抽屉里/ 也必会有一本红宝书。”

我爷爷的一条罪状,就是给许多“坏人”看过病。他1967年底被关了起来,不久便在隔离室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被隔离前,他让家人把我从上海送到北京父母处。对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这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1967年的北京,所有学校都停课了。1968年5月6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父母紧跟着就被发配到湖南衡东县的干校。父母带走了只有10岁的妹妹,把14岁的我留在北京,为了他们将来回城探亲留条后路。

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与处境相似的孩子到处闲逛、打架,无所事事。我在了北京西城区社会路中学注册,由于学校停课,报到后就在学校的操场挖防空洞,说是为了防备苏联的飞机轰炸,再不就是学学毛语录或上街庆祝最新指示。

有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1967年年底,当时我家住在三里河计委大院,不远就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那天在俱乐部对面,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交换毛的像章,正好有人拎着只公鸡走过。一个孩子说那是去附近复兴医院打鸡血,即抽出鸡血抽注入人的血管中,据说可包治百病。另一个孩子说我才不信呢,如果打了鸡血,说不定会像公鸡那样早晨打鸣呢!把大家都逗乐了。

1969年夏天,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文体,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无人能回答未来在哪儿。那朋友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我认认真真把这首诗抄了一遍,经历过抄家的惊吓,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后我把它背下来撕掉了。

我们这些大院留守的孩子整天混在大街小巷,打群架,惹是生非。消息传到五七干校,不少家长专程回北京把他们带到干校,免得出事。就这样,1969年10月我来到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进衡东第二中学上初中,除了学语录和报刊文章,还学了几句万岁之类的英语,再就是每天到农田干半天农活或上山砍柴。

1970年的夏天我16岁,只身从湖南回到北京,回来不久,就认识了在白洋淀插队的计委大院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宿舍。1972年我因打桥牌结识了同厂技术员陶家楷。我先认识学光学仪器厂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我们打桥牌,开始与其他社会上的高手比赛,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潇洒,他往往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坐下与我聊文学,一直聊到衣服差不多干了再穿上离开。我为他买来白酒,他更来劲儿了。他聊的东西很杂很有意思,能背诵不少现代派的诗歌,主要是苏联诗人从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与我们有着相似的背景,感觉挺亲近。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就在这个时期,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岳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儿们。毛头有一笔财富令我羡慕,那是几个厚厚的几大笔记本,是他从各种书籍(包括黄皮书)摘录的诗句。每次借了一本,下次再换另一本。

岳重19岁那年(1970年)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就没再动笔。物以类聚,我们这帮人常聚在一起,其中有从农村回来等待再分配的,也有像我这样在工厂上班的。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写诗的,把这些内心的秘密锁在抽屉里,或与小圈子中的同伴们分享。

1972年某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他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后来才知道此画的作者叫彭刚。当时在北京的圈子包括张朗朗、张寥寥、鲁燕生、鲁双芹、彭刚、刘羽、陆唤兴、申丽玲,以及晚几年出道的画家张伟、李姗、唐平刚等。我们互相借书,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大家都没钱,有点儿钱就凑起来买酒,只要酒够多,总会有人喝醉,但更多的时候是酒不够,喝一会儿就没了,很扫兴。

1979年我开始画画。最难的时候根本买不起画布颜料,就用酱油、红药水和紫药水代替,朋友们送来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木条钉画框。这方面给我帮助最多的是石京生,他在美术公司上班,每天画的都是政治宣传画,那是个倒胃口的活儿。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家庭。全中国城市的孩子都住在父母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基本如此。住在父母家,就意味着全面的管制,写几首诗往往不太受注意,但大张旗鼓画画就不行了。面对着那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画,他们就发愁,进一步担忧这是否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在与针锋相对的角力中,他们最终说服了自己:这总比出门交不三不四的朋友要好些。有一次,妈妈发现找不到更换的床单了,发现是我把三条床单全当成画布了,她说:“你不能让我们睡在你的画上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她这幽默的表达,意味着谅解和宽恕,让我记一辈子。几个朋友听说床单可当画布用,就把家里的床单偷出来送给我。

我发现在我的工厂宿舍地下室就是图书馆,于是撬锁取书,每次三五本。阅读推动了写作,相辅相成。我最初写诗为了悼念爷爷,他是自杀的。现在想起来,自杀成了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割腕的、上吊的、跳楼的。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满脑子是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包括我“创造”的一种: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1973年秋,应芒克之邀,我求人开了三天病假,加上星期天,和芒克一起来到白洋淀。乡下的荒凉反倒使我精神一振。芒克和老乡们的关系很好,有好几家人请我们去住,最后还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在淀上划船,芒克讲起当地知青的故事。我望着湖水蓝天,想起马雅科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芦苇呈黄绿色,在风中起伏,我突然有一种想写情诗的冲动,却转化成一首与阶级意识相关的《穷人》,经不断修改最后是这样定稿的:“无数块补丁,/一左一右,/在月光下劳动,/好面熟的风,你补着残破的天空。”进村前我看见穿各种补丁衣衫的农民在地里捆干草,地平线像一根无限长的扁担,扁担上是正暗下来的天空的份量。

那时白洋淀两派武斗刚结束不久。有一天,我和芒克与村里的朋友在淀上划船,突然两只船包抄过来,上面是持枪的军人,原来他们是在收缴流失在民间的枪械。此后我们再也不去划船了。趁芒克与老乡叙旧的工夫,我独自跑到密林里或山坡上写诗,在那儿的感觉太棒了。大自然带来的原始动力正改变我的写作,有时粗糙,却指向内心。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地震棚。我下班后常到芒克搭的渔船形地震棚去串门。我们正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那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芒克有意把地震棚搭成渔船形,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好白洋淀的福生来北京办货,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无非就是扯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工作,我正好刚发工资——40块零一角,买了个闹钟,剩下的支付来回车费。

福生让我作为女方亲眷,为他妹妹扛嫁妆送到男方家去。这可把芒克乐坏了,他不断地在送嫁妆的队列前后吆喝。我这个城里人首次参加乡下婚礼,还扛着个木箱走在队列最前面,真有点不好意思,低头往前猛走,差点闯进别人家,引起一阵阵哄笑。芒克就借机跑到前头,让我跟住他,他在我耳边不断嘱咐:“如果新郎家对你招待不周,倒茶递烟不及时,你就可以扛着箱子回来,他们就只能再来求你,你就是大爷!”芒克越说越高兴,一路上至少重复了三遍。

虽说是参加喜宴,我目击了农村生活的艰难。那年白洋淀干过淀,新蓄水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只好到天津等地打鱼,这样的收入不稳定,时常会断顿。与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时,他们那一声声叹息触动我的心。

几天后回到北京,我下班后常和芒克一起住在他的地震棚里。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让渔船像酒杯一样相碰,/当我们再次团聚时……”那段时间芒克写了不少诗:“我真希望让马车直接把太阳拉进麦田去。”而我也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穿著两只渔船的鞋在淀里走动,/没发现什么鱼来提出抗议。”因为没有鱼。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对我说:“哥儿们,你的生日让我忙坏了。”说着递过来一本棕色笔记本,厚厚的,原来他手抄了一本他自选的诗集给我作生日礼物,其中有他最新的长诗《我属于天空—1975》,最后还引用了我的一句诗:“轻轻地垮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在他选抄的诗句中有:“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当对面的山谷又送来了我的呼喊声时,/我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心。”“看,那是辆马车,/看看吧,那是拉满了庄稼和阳光的田野!”谢谢芒克,那是我二十三岁生日。记得北岛也有关于天空的诗句:“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

从1973年到1978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岛和多多来往,当时写诗的还有马佳、鲁双芹和鲁燕生。见到郭路生大约是在1976年前后,那时候他神经已出了毛病,经常住院,偶尔出来待几天,见面机会有限。

在与北岛交往中,最清晰的是1977年他过28岁生日,约我和芒克及另两个朋友一起去颐和园。那是8月2号,下着小雨,我们躲在颐和园长廊附近的小茶馆联诗。每人写一句,由芒克开头,交给我,我写好一句再传给下一位。我们一口气写了四首诗,感觉好极了。1976年夏天,北岛的妹妹因游泳救人而被淹死了。他伤心透了,借助这悲伤的动力,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我和芒克去他家安慰他和他的家人。从那时候起北岛就开始泡病号不上班,在家写诗看书。羡慕之余,我也如法炮制,小病大病都去看医生。

在我的读书清单上,诗歌部分大都是俄国的,有普希金、叶賽宁、马雅可夫斯基、叶普图申科,还有法国诗人波特莱尔、艾吕雅,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等。我偏爱洛尔迦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些诗句都抄录在多多的那些大笔记本上。多多富于雄辩,在争论中总是振振有词。有一天我们在北岛家争吵起来,起因是我和毛头对北岛的某一首近作的质疑。而芒克和北岛则认为这代表了意象选择的新方向,譬如北岛的新诗集《峭壁上的窗户》。我和芒克也常为诗争吵,吵过难免闷闷不乐,但很快就和解了。

1978年秋天,北京“西单民主墙”逐渐形成气候。一天,北岛和芒克来到我家,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份自己的文学刊物,人马齐备(我自然是其中一员),缺的就是启动资金。他们知道我刚从上海带回几张名家字画,或许有可能换成钱。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最后几幅字画,上面还题有我爷爷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后来他们通过别的渠道解决了资金问题。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儿们,造反挑头的或许有牢狱之灾,万一出事,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

年底,《今天》创刊号问世。芒克嘱咐我选些作品发表,而我的那些诗正在修改中,于是拖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我开始为绘画着迷,这显然受到我的女朋友李爽的影响。她自学成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当舞台美工。我常陪她去写生,也偷偷用钢笔画些小草图。我一边画画一边修改诗作,最终整理出七、八首,交给芒克,他从中选了几首,发在《今天》第七期上。

1979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我疯狂地投身艺术。那年6月底,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李姗、冯国栋等人参与的“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举办民间画展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无名画会”大多数作品是风景和静物写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很现代,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色调低沉灰暗,描绘了工人生活的艰难。那显然与官方美术的主流大唱反调。不久,我还在“西单民主墙”看到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墙上,虽说是风景写生,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这样的异类。这一切都令人我激动不已。

1979年7月某日,黄锐来到我家。他是《今天》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封面的设计者。他是敏感地走在中国艺术前列中的一位。黄锐原本是来选李爽放在我家的画,却看到满墙都是我近几个月的画作,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我也参加“星星画会”。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我确实乐坏了,刚画了几个月,被这个伯乐发现了,一高兴自然要喝了酒,但并没有把胃喝坏,把胃喝穿孔是1980年。“星星”筹备期拖得很长,从年初到年中,直到1979年7月黄锐和马德升最后拍板,先找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办展览。刘迅专程来到黄锐家,浏览了集中起来的作品,他很兴奋,当即表示同意,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已排满,要等到明年。而大家一合计,说不能再等了,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吧。时间定在国庆节前后。展览地点难定,一是西单民主墙,二是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有一天,王克平与朋友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是个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具有对抗的象征性——美术馆正要举办《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

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处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然后由大家分发油印的请帖,并分片张贴手绘的海报,我和王克平负责大学校园和主要路口。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克平骑车去海淀区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下去,贴完天已擦黑,没吃没喝,我提议在外面随便吃点什么,克平说还是省点儿吧,于是各自回家。

9月27日一早,我们把作品悬挂在中国美术馆围墙栏杆上,并在树上挂了个捐款箱,有不少人往里投钱。观众越聚越多,其中包括文艺界美术界的名流。美院附中的学生利用课间休息边看边临摹,“四月影会”的朋友们拍照助威,池小宁甚至用16毫米的摄影机拍纪录片。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了,当场表示支持说:“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江丰为人正直,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刚恢复工作,在美术界有很高的威信。他还问起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晚上没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能存放在美术馆。江丰马上答应,并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副馆长、著名女画家郁风下来看了一遍,大赞说:“有些作品就是参加国际展览,也不逊色。”

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响街头秩序为由禁止我们继续展出,并贴出相关的《布告》:“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通告》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内,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处理。此布。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章)北京市东城区城建局(章)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赶到美术馆东门厅,里面有五十多个警察,我们的展品全部被扣。王克平到附近一个研究所借用电话,先打给人大法制委员会一个熟人,他回答法制委员会只管制定法律,具体执行他们无权干涉。他又骑车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徐意。她天生爱打抱不平,马上拨电话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值班负责人态度坚定,坚决要取缔这个展览。徐意说,她希望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随后她又打电话给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面调停。

我们马上找来白纸写成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声援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长椅上。突然出现了一帮捣乱的小青年,满嘴骂大街,动手动脚。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这些流氓是警察带来的,并指着一个警察,他果然像教练一样站在后边抽烟。

在关键时刻,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聚在赵南家开会,向北京市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否则将在10月1日上午组织抗议游行。刘迅代表北京市委出面斡旋失败。10月1日上午9点30分,大家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先举办抗议集会,然后从那儿出发,终点是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在北京市委大楼前再次举行集会后,宣布解散。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大家饿坏了,一起来到附近的东风市场二楼西餐厅欢聚一堂,除了“星星画会”的成员外,还有一些民刊的朋友,总共二十来人。当时由我来保管露天画展的捐款,总共有三百多元钱,这顿饭花了一百多元。在欢庆之余,其实大家心里悬着:谁能保证明后天我们中间哪个人不会失踪?

黄锐有一天通知我说,《今天》将办诗歌朗诵会,10月21日在玉渊潭公园。这是《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第二次朗诵会,第一次是在79年的4月,那次是芒克通知我的,他还调侃说就在咱们认识李爽的那片小树林。那是1978年秋天,我和芒克一起约了李爽,说要看她画写生。李爽说,另一个画家唐可能也会去。等我和芒克来到玉渊潭河边,发现只有李爽独自在画写生,这是个正面的信号。芒克鼓励我再单独约她,她果然没有拒绝。玉渊潭公园对我们这群地下文人来说是一个风水宝地,游泳滑冰写生谈恋爱,现在居然办起朗诵会。

第二次朗诵会比第一次更热闹。黄锐画了一张抽象画做幕布,很显眼很另类。听众有七八百人,芒克和北岛微笑着与各种人打招呼。这种场景不适合用绘画来表达,最好是摄影,可惜我没有相机(不久我用我的一张画跟一个法国人换来个照相机)。那天回家凭冲动试图画抽象画,浪费了好几块纤维板,都不成功,也许我还没找到画抽象画的音乐感。不久,黄锐画了一组抽象画《春夏秋冬》,或许就是玉渊潭朗诵会那幅画的灵感的延续。

“星星画展”于当年11月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开幕。由于展览往后拖了两个月,大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加上一些新成员加盟,整个阵容比在露天展时更成熟更多元化。应观众的要求,展览延长了三天。“星星”事件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于中国美术界形成的冲击,意义深远。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距露天展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1980年年底,《今天》被迫停刊。

严力:1954年8月生于北京。是先锋艺术团体“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成员。1985年到纽约留学,于1987年在纽约创立“一行”诗刊。出版多种诗集、小说集,并举办过数十次艺术展览。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目前定居在上海和纽约。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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