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08-11-14 11:02 | 作者: 蔡翔

1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调休,约了同事出门。天气很好,阳光穿过满街的梧桐树,一地斑驳的金黄。风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几分萧瑟的味道。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静,行人不多,车也少。有一种公交车,那时叫“长龙”,车身长长的,像是两节车厢拼接而成,每隔几分钟,就有这样的“长龙”开过,里面倒也不算太挤。自行车照例是多的,偶尔会揿几下铃声。

那一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已有两年,在一家工厂做工。我做工的厂子是一家铸造厂,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厂”。工厂很小,几百人,1958年“大跃进”,上海的一些三轮车工人转行,白手起家,所以厂房、设备都很简陋。在上海,像这样规模的厂子很多,还有比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当时,这些工厂大都属于“大集体”,它们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在于:一是家属没有“半劳保”,而“全民”厂的职工的家属看病是可以在厂里报销一半费用的;二是当时“全民”厂的职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5元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只有36元工资,那时叫“赤膊工资”。所以,这类工厂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对象也都有点困难。当然,还有比这更差的,就是所谓的“小集体”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产组”。

转过一个街口,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没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说不对啊,就都凑了过去。这一看,就吓了一跳,墙上大字刷着:“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们面面相觑,说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的样子;说不是吧……大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了一句:变天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的消息还是蛮闭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着报纸公开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听到“四人帮”这个说法,后来还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

第二天上班,厂子里就有了议论,然后照例是集中学习,听文件传达,谈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门,但也都是些上得了台面的话。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谈。一般都知道会有些变化,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谁也不晓得了。

我从农村回来以后,反而觉得城市很封闭。做知青的时候,有白天没黑夜的扯淡。谈些国际形势,说些国家大事,想着办法找书,然后讨论,人好像都是这样,没希望的时候,反而觉得希望很多。进了工厂,八小时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还在农村,也没地方可去,有书读的时候还好,没书读,就早早地睡觉。我后来发现,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恋爱的风气很盛行,一对一对的,吃饭结伴,干活相帮着,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着在农村的孩子,年轻人想着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什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着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什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着刷的。都是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这样。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讲和听演讲的,有撒传单和读传单的,也有单个或结着伙在那儿辩论的。工厂也和学校一样,有着林林总总的组织,工人不是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参加那个组织,回到家,说起来的,都是政治。工人有组织的时候,就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组织的时候,就变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厂子里,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这个时候,社会趋于安定,组织是早就解散了,工会也就发个电影票、自行车票什么的。厂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也都是些原来的干部。有些大厂,还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造反派”,像我们这类小厂,早早地就将这些“造反派”给开掉了。厂子里有个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来做过几天“革委会”领导。但是在我进厂前,就回到工厂,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工人对这些“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好感。一则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根基,尤其技术不行;另外他们有了权,胡来者有之,腐化堕落者亦有之。像那个“造反”搬运工,听说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错误”。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还是1976年,批判邓小平,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所以,1976年10月,我们厂里的工人表现得比较平静,甚至有点麻木。政治热情早早地耗尽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包括自身的命运。

先知先觉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们厂子里。当然,后来还是慢慢地“知觉”了,那是另一种叙事的力量。我们都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现代”,或者叫“个人”。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邓小平,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名词。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不能不谈“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

5 考大学去

1977年10月,也是一个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今天的《文汇报》。我说没有,反问他是否说要涨工资了。工友沈批评我目光短浅,然后宣布说可以考大学了。工友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可是他却发现我反映平淡。工友沈并没有气馁,只是一个劲地怂恿我,他说已经动员了好几个人,人多热闹,考不上也不丢脸。我说你疯了,咱们69届初中毕业生,拿什么去考,还是批判“四人帮”吧。最终我还是被工友沈说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大学梦的。

既然要去考试,就得复习,一说到复习,就懵了,无从下手啊,那时候,我哪知道该复习什么,又哪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书?不像现在,教辅书养活了多少人,那时可没有。不考大学,谁要教辅书。想起一个同学,他姐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那儿,是个淑女典范。就急急地跑去,大学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找出一大摞中学课本,说就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烟,把课本打开一看,天书啊。

闷了半天,去找中学老师。老师听说我要去考大学,不能说不支持啊,只是惋叹,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们早就听说了,也猜着了,八月份就内部办了辅导班,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子女亲属。我傻乎乎地问,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老师说,早就结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师就安慰我,说这里还有点复习题,我们自己拟的,你拿去看看吧。灰溜溜地出来,感觉还没跑,就被人家拉下了一大截。到同学家,长吁短叹,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都劝我,说:别灰心,说不定瞎猫逮个死耗子。我后来感觉我这一生,还真是只瞎猫,糊里糊涂就逮了几只死耗子,说个人努力,有一点,可大半还是命运所赐啊。所以我一直感谢我的命运。那时没有什么复印机,我那个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就帮我手抄。所以,我考大学有很多别人的鼓励和帮助。

后来就去考试了,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大清早地坐公交赶去,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语文考卷里要修改四道病句,语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病看得出来,十年“文革”,闲书读得蛮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写一个什么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厂子里的师傅,跟师傅混了那么久,动动笔就编了一大篇。历史好像没问题,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洒洒地就把纸给填满了,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不少自己的读史心得。还有地理,我复习的时候,到工会借蜡纸钢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国地图,然后油印了一大叠,这些手艺都是在“文革”中练的,没事的时候,看着地图像个大公鸡,就在公鸡身上填空,这一招,还真帮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话,也有些就是我们日常夸夸其谈的问题。考数学真懵了,第一道四则运算,小学学过,第二道说某公社养了多少头猪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计算,后半部分说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来了,后半部分实在搞不清楚。再往后,就是几元几次方程,复习的时候都看过,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净,算了算,一道半题,8分,临阵擦枪,即不快,也不亮。出了考场,几个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结束了,轻松了,就提议去喝酒。

这事就算过去了,录取通知来了,没我,也没我们厂子里其他人,很正常。日子还是一样地过。过了很久,通知又来了,扩招,有我,上海师范学院――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却是大专。别人都很羡慕,我却有点犹豫,只是不想做教师,在农村那会儿,老乡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觉得再真理不过。我有个邻居,四川人,老大学生了,跑来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小蔡啊,要搞四个现代化了,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啊。我说有你就行了。工友们也劝我去,但理由不一样,说赣大啊,想做工人,什么时候不能做,将来工人就是最底层的了,这几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顿开,提着箱子就去报到了。

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看见管理员,就恭恭敬敬地问,师傅,借书手续怎么办?管理员看了看我,说,同学,现在是大学生了,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心里格顿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变了。

那一刻,直到现在,也到永远,我是那么庆幸,也感到那么侥幸,磕磕碰碰地总算爬上了这辆开向四个现代化的春天的列车。

6 几句多余的话

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得很快,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现在都有了。房子大了,电器也很多,“可口可乐”是早就不爱喝了,邓丽君有时候还在听。我坐在现代化的列车上,一站,又一站。多多少少也分得了些好处。只是,我那个厂子倒闭了,工人失业了。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许多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我看了看司机,司机还蛮年轻,我想,他没在厂子里呆过。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着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着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也许,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蔡翔: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70年下乡,1974年回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神圣回忆》、《回答今天》、《何谓文学本身》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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