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09-3-27 08:33 | 作者: 鲍昆
一九五三年出生，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影像视觉文化批评和策划、策展摄影活动。八三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任教七年，九○去德国。九三年回国从事广告业。二○○二年至○五年出任CCTV摄影栏目执行主编。是二○○五武夷山国际摄影周、二○○六桂林国际摄影大展、二○○八北京摄影季的策划人与二○○七广州国际影像双年展的学术主持人。
一九七一年，前两年那狂躁动荡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大批中学生和大学生，也以到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理由，早就被遣散到边疆和各个贫困地区“锻炼”，北京安静多了。但是，许多“插青”还是以各种理由，又返回了北京，养病就是最合理的理由；回来的“插青”和一些留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于是开始了他们独特的精神生活。读书、学艺和游山玩水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普通的平民子弟并不拥有这种生活，他们没有支撑这些活动的能力，也没有这种贵族式的兴趣；热衷于这种生活的，多数是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处于青春期的这些年轻人，在北京的郊区寻幽问古，遍访青山。当时，近处著名的去处有卧佛寺、圆明园和颐和园，远处的是潭柘寺、戒台寺、鹫峰，再偏远的就是沟崖、龙门涧、上方山云水洞和十渡等地了。后面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在当时，还是人迹罕到的清幽去处。
七月十六日，一个艶阳高照的夏日。北京十三陵水库的水面像镜子一样平静，我和从山西永济插队回来的原二十八中的老戴正在那里游泳。平静的空气，平静的阳光，让人慵懒。我们俩游累了，上岸躺在大坝上晒太阳。忽然，大坝上的广播喇叭咝咝啦啦地响了，看来要广播了。下午的广播时间还没到，有些突然。不一会儿，喇叭里传出那熟悉的高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下面广播新华社重要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们看着高悬在头顶上眩目的太阳，怀疑自己的听觉出现了幻觉。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美帝国主义——美国侵略者，要来中国访问？我和老戴都惊呆了，面面相觑。可是广播喇叭中那高亢的声音一再重复，证实了消息的权威性，不容我们再怀疑。
太神奇了，我们天天怒吼诅咒的美帝国主义总统就要来中国访问了？而且他的助理居然已经来过北京，还走了？接着，更多的问题和疑惑，开始在我和老戴之间出现。这对抗美援越有什么影响？对台湾问题有什么影响？是为了抗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吗？这对这么多年的反美立场意味着什么？再往深，往远——，我们难道和这一百年多年来的宿敌化敌为友了吗？我们不是一直斥责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上搞修正主义的和平竞赛吗？那不是投降主义吗？老戴和我，都是那时候爱读书的人，也是属于那种爱掰持问题的“有思想”的年轻人。但这个消息，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和判断能力，一种莫名的兴奋也开始在心底涌动，感到这个世界可能要有变化了。
在那个年代，从小被灌输的革命思想和对领袖的忠诚意识，已经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完全依附在一种集体的、社会的观念之中。不过，年轻人求知的天赋，却仍像魔鬼一样驱动着我们。实际上，即使在狂躁的六十年代末，在最急风暴雨的时期，年轻人思考社会和历史的愿望，也从未停止。就像一九六八年的遇罗克们一样，无论出身什么样的青年人，大家都从不同的立场、身份和态度，思考和汲取着知识，希望对这个世界更多地做自己的判断。
在一九六八年，我已经接触一些以读书为乐的中学生圈子，读书的范围从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二战历史，到内部出版的白皮书，不一而足。甚至连《赫鲁晓夫讲演录》这样的政论书籍，我也半懂不懂地读过。这些书，给了我们许多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但自己其实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书中那些故事和言论，只是给了我和朋友相互之间炫耀知识的资本而已。我们阅读的眼光和立场，往往是先判定言论者的身份和他的立场，然后据此做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这样，对于赫鲁晓夫，我们事先已经认定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背信弃义的修正主义者，至于了解他的言行，不过是在验证我们理想的纯洁性，再次证明他就是一个“坏人”而已。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相当封闭，完全是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里完成的。
不过吊诡的是，当时由于毛泽东亲自下令，将原来只局限于处级干部以上才能阅读到的《参考消息》，完全开放到全国有党支部一级的单位，人们可以随便阅读，这实际上就将这份四开四版的小报完全大众化了。这份完全是境外报刊文摘的报纸，自然受到了新华社编辑的严格控制，所有的消息都经过极其严格的筛选，但它毕竟是“原汁原味”的境外言论，有心计的读者还是可以从中读出许多消息背后的含义。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居然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几天后，就从塔斯社的一则在外访问的勃列日湼夫因中国事件急促返国的消息中，读出中国出事了。而那时距我们正式传达和公布这个消息还有很长的时间。另外，除了编辑从境外左派报纸摘登的赞颂中国和毛泽东的消息外，对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一些军事报道，还是相当真实的，所以这份报纸对很想了解中国之外世界情况的人，是非常有价值的。
尼克松要来中国的消息，让我们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很快也把对这个事件的理解纳入了我们的思维定势。那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势力，不得不正视我们中国的存在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核武器的大国，而且也拥有了航天技术。再说，中国支持的东南亚三国的武装革命斗争，也一定是迫使美国人必须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了的原因。这是我们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后的第一个结论。这让人兴奋，因为它证明了我们的存在，证明了我们正义事业的胜利。后来，新华社那篇关于这个重大事件“言简意赅”的报道正式公布，各个单位又举行例行的“吹风”会议，领导们一级一级向群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请尼克松”。对这一切，我们有一种朦胧的心理满足，那就是那个神秘的美国终于可以接触和了解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本杂志是我们这些青少年极其喜爱的，就是《航空知识》。这本专门介绍航空技术的科普读物，实际上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它替代了因中苏关系紧张后越来越少见的、以翻译介绍苏联的科技进步的一本大开本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航空知识》里丰富的航空武器的介绍，和各种航空航天飞行器研发进展的报道，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刚刚成功实施之后，《航空知识》杂志就作了大篇幅的深度报道，这也打破了我们原来对前苏联科学技术优势的神话般的迷信。我当时对美国的两个成就极其崇拜，那就是阿波罗登月和F–4鬼怪式战斗机；对后者，我还自己按《航空知识》上登载的三维模型图纸制作了模型，挂在家里。我当时是一个飞机模型爱好者，美国的战斗机系列，从F–86开始，到后来最新型的F–104等，我都全部制作了模型，然后把它们用线悬挂在家里，与苏制的米格系列对峙，就像一个空中的战场。我觉得它们凝聚着人类发现和创造的力量，也构建了我对美国认知的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潜藏在心底的神话。现在，谁也想像不到当时一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居然是通过这样一个路径。
记得在那个广播后不久，《参考消息》接着后续报道了国际传媒对这个事件的跟踪新闻和分析。魔术师般的基辛格博士，带领他的团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传奇之旅，更加深了此事件的神秘性。后来美国白宫神秘兮兮的态度，也让这个事件十分吊人胃口。跟着，就是人们的期待了。这个事件是中国七十年代最重大的几个事件之一，后来证明它为这个东方古国的一系列巨变埋下了伏笔。
在人们等待那个历史性的会晤时，又发生了一个彻底击碎我们信念的事件，就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出走。记得那是一个初秋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正在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电影学院门口干活，为修建防空工事挖土方。我的同事张海涛趁旁边没人，紧张地对我说，“中央出事了，林彪叛逃了”。我当时手中的铁锹停在了半空，惊得呆在那里，忙问，“哪来的消息”？他说，“昨天晚上一个老干部来我们家说的，没错。”张海涛的父亲是文革前计委劳动工资局的局长，是中国沿用多年的八级工资制的设计者，也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余秋里抛出揪斗的所谓“黑帮”。如果没有文革，这人有可能提升为计委副主任。揪出批斗后，他因被医生确诊为罹患肺癌，所以没有去干校，在家养病。那时我经常去他家和他聊天。他是一九三七年从香港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学生干部，参加过抗大学习，后在晋察冀边区平西支队负责敌工工作，是中共党内有文化的干部。他经常对我讲党史和它们在北京山区的战斗生活，所以从他那里来的消息应该是不会错的。在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然后，心中的精神建筑也轰然垮塌。我现在回想那一刻，甚至还能听到那垮塌瞬间的轰然巨响。多少年来建立的精神信仰，就在这一刻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后来我问过许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九一三林彪事件，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几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彻底瓦解了，也就是说，那以后，人们在接受各种信息和分析信息时将不再有一个固定的解释系统了。
中美之间开始对话，以及林彪九一三事件，为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人思想精神的变化作了最重要的铺垫。可以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顺利完成了他的访华之旅。中国的门打开了。以后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事件，让中国人又进一步大开了眼界。中国的乒乓球外交、庄则栋的美国之旅；杨振宁、李政道、牛满江等人被毛、周等人的接见；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允许五十年代从东南亚归来的华侨再次出境；中国各种不同级别贸易代表团的出访，这都给中国人吹来了强烈的外来之风。想像中的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在从这些地方出访回来的人的口中具体化了。北京为了迎接尼克松的访华，还进口了大量的丰田小轿车作为出租车。北京以前基本没有出租的汽车，只有可出租的带篷的三轮摩托车，每公里行驶费是四毛钱。日本丰田车的出现，一下子让北京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感觉。尼克松来华时候正是严寒的冬季，正好那年北京的雪很多。北京市政府就临时制造了许多扫雪车、铲雪车，都是利用解放卡车改造的，在车上加上了可以滚动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铲。这些车被喷上鸭蛋青色，每天在主要街道上活动，很有点节日彩车的感觉。不过，随着尼克松的访问结束，这些车辆立即奇迹般的消失了——把加上去那些部件拆除之后，这些重新又去拉货了。但这些摆设了几天的各种扫雪机械车辆，也为人们了解现代技术世界增加了感性的实物认识，因为发达世界就是这样的。
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林彪事件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老干部们开始活跃，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和毛泽东的批准后复出，而邓复出后开始的“整顿”，又带来的是全民对于发展生产的振奋，谈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开始公开化和合法化。另一方面，由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权力的窥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政治斗争渐趋白热化。面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发布了打压江青的讲话，于是在老干部和民众中，公开地议论江的“女皇梦”变得相当普遍。那时我们朋友之间的聚会，交换这些消息成为主要内容。在工作单位，我的师傅们虽然不敢地指名道姓地公开议论，但黑话般的相互接茬儿，时常引得大家会心地一笑，出了单位，利害关系没有了，就更肆无忌惮了。就这样，民众民间言论的禁忌开始打破，这是对后来改革开放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社会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中，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开始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众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到了“广阔天地”之后，等于放出了笼子的鸟儿。没有人管理他们，除了农村生产队能以口粮施加一点限制，让这些青年人为生存有些许顾忌之外，思想和精神上有着巨大的自由。一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比如干部子女，并不为生计发愁，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返城“休息”。这种休息，其实是一种赋闲的精神活动，因为那时并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于是开始读书、闲聊、逛街、遛公园。也有一些青年，继续“破四旧”时养成的暴力生活习惯，成群结伙地啸聚街头，从打架、玩女人到以吃“佛爷（小偷）”为乐，真是为所欲为。正派的年轻人，则是进行读书和各类艺术活动，形成很多小圈子。这些圈子的成份主要由插队知青、留城工作的青年工人组成。
从一九七一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之间，北京青年人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文革旗手江青对于艺术的爱好，实际上倡导和推动了文艺的群众性普及，其中最具规模的，是举国上下，样板戏演唱蔚然成风。北京几乎每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都有像模像样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些宣传队都是由各个单位里选拔出来的俊男靓女组成，排练的时间投入和密度都非常高，基本属于半脱产，大型的国营单位则是完全脱产。宣传队一般都有乐队配置，乐器多少，则根据各单位的财力情况而定，但无论如何，一般都有一架手风琴、几把小提琴，至于竹笛和二胡这样便宜的乐器，肯定都有。大型企业，西洋管弦乐则一应俱全。像东郊七九八厂和七七四厂（现在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七九八艺术区”），就都有这样的规模配和阵势。这些宣传队，角色除了京剧需要的生旦净末丑，还有歌手舞蹈若干，以备独唱独舞之需。每年，各地区、各系统还要举行文艺汇演、调演，兴师动众。这些宣传队还有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向专业化看齐，像“样板团”一样地演样板戏，那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这都使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了文革中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我所在单位西单商场的宣传队，规模就有四十多人，他们几乎有一半的工作时间用来排练节目。对于这些队员，除了能歌善舞之外，还要求政治上根红苗正；个别出身成份有瑕疵的，也是政治上狂热追求进步的人，所以你有宣传队的身份，还意味着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们单位对面是北京电话局宣传队，人数更多。由于电话局下属单位多，演出任务就较多，他们出来进去大客车接送，非常气派。我当时在学习吹黑管，和他们非常熟，因为他们乐队里有两个人会吹黑管，经常在一起交流。那时的北京电话局是半军事管制单位，有些机要部门的意思，管理很严。不过这些宣传队员们，则像是笼子里的鸟儿，自得其乐。说心里话，他们的手艺都非常粗糙，乐队齐奏时，杂音跑调不断，因为都是自学，无师自通。但那个宣传队真是一个欢乐窝，俊男靓女正值青春，宣传队也就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大熔炉，绯闻自然也不断。
一九七○年至七六年之间的文革时期，一方面是上层对阶级斗争的不断推动，一方面是底层工人群众的自娱自乐，而且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样板戏的普及，推动了民间的音乐、戏曲和曲艺等艺术的活跃，许多年轻人都学习乐器演奏，从时髦的手风琴、小提琴，到管乐的黑管、双簧管、小号，甚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吉他，都成为青年人业余生活的时髦爱好。一九七一年，我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十七元零八分，跑到王府井宏声乐器行，买了一把十六元五角的吉他。那时候，音乐爱好者们相互交换各种练习曲曲谱，小提琴练习曲，从马扎斯到帕格尼尼，应有尽有。北京故宫163的筒子河畔，每天晚上都聚集一些音乐爱好者，他们那铜管长号和双簧管的吹奏，为文革北京沉闷的夜晚添加了不少浪漫。一些公园的幽静之处，也是许多乐器演奏爱好者常去之处。北京城里如此之多学习乐器的人，很多都是希望可以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能被各种部队和地方演出团体接受，穿上最为风流的军装。当然也还有我这样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绝对无望的人，纯粹是希望在这些活动中寻找青春的慰藉。
在那一段时间里，音乐活动的活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带动了民间中的音乐欣赏。一些文革破四旧时未被砸烂的旧唱片，也开始四处流传。这些唱片既有文革前发行的苏联和国产的美声独唱、交响乐，也有伪满和民国时期的流行歌曲，甚至李香兰的《何日君再来》。年轻人之外的中年人，由于命运已经确定，面对前途渺茫的生活，就更加在音乐的世界里寻求安慰。我曾接触过几位中年朋友，喜欢和我大谈巴赫和梁祝，那神情，像是在他们面前的黑暗中点亮了一支蜡烛，他们的眼中映射的光芒，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还有一次，朋友带我到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拜访一位弹钢琴的中年工人。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是记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同一般的气质，他带着眼镜，很斯文，可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工人。看他弹琴，就像见到萧邦。在优美的琴声中，他还对我大谈人生哲学，记得他有一句话影响我很久。他说，“你需要不断地接触‘高级的人’，才能让你的生活充实”。他说的“高级的人”，决非现在世人眼中有权势的人，而是指站在精神高处的人。这句简单的话，在那个压抑的时代，听起来显得很悲壮，让我立时激情澎湃，感动了很久。有一年的春节，一个从北大荒兵团回来的大朋友，身穿兵团发的颜色不正的“假军大衣”，肩上背着一把吉他，在一群朋友的拱卫下，自弹自唱起苏联歌曲“第聂伯尔”。在北京安静的黑夜中，吉他浪漫的琴声和他略带忧伤的歌唱，几乎让大家都滚下热泪。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同单位的师傅。我当时工作的西单商场，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按所卖的商品分成许多商品部，他是文化部卖乐器的售货员。他因为长年接触乐器，弹得一手漂亮的月琴，也能吹一些管乐器。我经常到他的柜枱“起腻”，其实就是想看那些乐器。我们后来渐渐熟悉起来，他经常在下班后到我家来找我瞎聊，但没有乐器的聊天实在是没什么感觉，我有些不太耐烦，觉得有些浪费时间。他看出来了，显得有些忐忑，但还是默默丢丢地来。终于，在一次他到访后我送他出门时，他忽然紧紧地拥抱我，而且神情慌乱。我对他的举止莫名其妙，一把推开了他。对于我的“愤怒”，他惊呆了，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眼中忽然湿润，然后扭头离去，从此再没有找过我。对此我一直云里雾里。直到很多年后，见到老同事，才知他早已离开人世。他们还告诉我，他好像是一个现在所说的“同志”。我听后一震，忽然想起他还养花。他有一个袖珍的花房，在他卧房的窗台上伸向室外，养着若干仙人科的植物。在北京灰冷的冬日，那个小玻璃房子里的红色仙人球，像火一样可以灼伤路过人的眼睛。
那时候，在样板戏的普及之外，绘画和摄影活动也很炙热。隔一段时间，各个单位都要举办文革成果汇报展览，展览内容，往往都是群众创作的绘画以及书法、摄影作品。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文革开始时暂时瘫痪之后，很快就转换身份，成为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和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并基本按年度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这个文革中形成的临时体制，给民间绘画等艺术活动留下了不小的空间。一些艺术爱好者可以利用它提供的方便，比较安全地从事绘画等艺术活动。另外，绘画普遍被认为是个技术性极强的艺术，尤其是油画。是技术，就得练习，所以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在业余时间学习画画，特别是画油画。北京的公园，是这些人写生的好地方，那些背着油画箱的身影，在很多公园里都经常可以看到。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理论体系，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东西，所以当时北京的绘画爱好者们，学习和谈论的都是俄国和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绘画。苏里科夫、列宾、列维坦、希施金，这些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最著名的画家，是年轻绘画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些文革前《美术》杂志介绍的中国画家，也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像靳尚谊、罗工柳、詹建俊、闻立鹏等。还有北京画院的张文新、军博的何孔德、美院附中的王文彬、青海的朱乃正，都是年轻人追捧的人物。每次绘画展览之后，我们都会对自己心仪的画家津津乐道，对其新画作品头论足，谈他们的色彩，他们的素描。
一九七四年，我所在的西单商场新楼建成，需要墙上装饰绘画，于是领导决定由商场美工组完成。但那么大尺寸的油画，美工组无力独自完成，正好我们美工组里有两位由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老师，于是由他们出面请美院附中的卫祖荫老师来帮忙。这期间，我还借机参观了另一位美院附中老师王文彬作画的现场，他正在给北京饭店画一幅以长城为题材的巨画。王文彬在文革前以画作《夯歌》闻名，他画中那灿烂的阳光感觉，让许多一代年轻画家非常仰慕。记得见到他时，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就像见到一位圣人。那段时间还去了总政歌舞团，见到了以画作《四个姑娘》著名的温葆，以及现在还活跃的王怀庆。
为了更多地了解绘画历史，当时一个重要活动，是朋友之间交换借阅画册，也经常到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阅览和借阅，并用油画棒临摹。当时中国画家对俄罗斯绘画以外的西方绘画情况知道有限，所知道最多的也就是法国的印象派绘画。再后的，就是德国女版画家凯绥？5柯勒惠支了，因为鲁迅先生曾极力推崇她，她的左派色彩也符合文革时的环境，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至于其他，如康定斯基、蒙克等，是有所耳闻，但不熟悉。不过对于印象派，很多人非常热衷，但决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是只从绘画的技术技巧方面注意和欣赏。像雷诺阿、毕沙罗、莫奈，都是从技巧上理解，认为他们能够那样科学地观察和再现对象，是现代绘画在技术上了不起的革新。至于马奈和高更，就有些费解了，对梵高，则是他发疯的传奇故事让大家钦佩，却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去学习他或者模仿他。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的时候，我才见到来看画展一位年轻人，手里提着一幅他模仿梵高笔触的习作。我吃了一惊，觉得新的时代真地来临了。
摄影在那时候是一个相当普及的爱好。由于当时中国封闭的环境，中国的照相机工业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国内市场机遇，照相机工业在文革中获得了高速发展。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以至于在文革末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收入较好的干部、知识分子都拥有照相机，已不鲜见。一些有条件的单位，都养着专职的宣传干部，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摄影。在部队，许多团一级的单位都有专职的摄影宣传干事。在城市里，摄影的业余爱好者就更多，去公园照相，是当时一项高尚的时髦。春节下乡回来的知识青年，一项重要度假内容，就是去各个公园或天安门照相。当时还在起步发展的保定胶片厂，以及河南南阳的第二感光胶片厂，因为生产质量很不稳定，大量的残次品以“处理品”的名义抛向市场以挽回损失。这些“处理品”的胶卷四毛钱一卷，在前门大栅栏和西单、王府井几个照相器材店售卖，大量等待购买的人经常拥堵在那里，“处理品”一来，马上一抢而空。后来随着产量的加大，情况才开始好转。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拍摄的难以计数的大量摄影作品，差不多都是用这种“处理品”拍摄的。
在家庭中自己洗印照片，当时也是件时髦的爱好，洗印放大器材都是自己制作。自制的曝光箱和放大机千奇百怪，但却倾注了制作者全部的热情。我曾在同学和同事的帮助下，做了一架人见人爱的放大机，为此几乎动用了车、钳、铣、刨等全套金属加工技术。除了自己绘制图纸之外，我还通过放大样的方式，自己独立完成了这个放大机灯室的下料、阪金和焊接。那架放大机当时几乎可以和工厂出品的媲美，颇得朋友们的欣赏，也成为他们频繁借用的工具。
说起那时候的摄影，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文革“旗手”江青酷爱摄影，这使得当时的摄影活动附加了某种隐喻式的革命色彩。当时发行量极大的《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时常刊登她以“大海”和“峻岭”署名的照片。她那种样板戏式的戏剧风格的照明，成为一些爱好者羡慕的风格，而且也强烈地影响了我。我当时的工作是西单商场照相馆的照相员，时常忍不住拿眼前的顾客实践模仿“旗手”的用光方法，结果不断造成顾客的“退照”抗议。领导为此没少批评我，而我则倔强地认为顾客觉悟不高，不懂得这是江青同志提倡的突出革命形象的方法。为此，我也写过不少“检查”。所以，江青对摄影在中国的普及，不能不说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比绘画不利的是，摄影没有可资参考的“历史”来学习，除了文革前一些关于摄影技术的出版物，基本就没什么。个别老摄影家中还存着几本老的民国摄影杂志，但是印刷非常不好，数量也极少。国外的摄影杂志在北图有一些，但因照片要比绘画真实，所以管理者认为比较敏感，借阅也就很难。虽然有这样的困难，摄影的技术性毕竟要比绘画简单一些，不需要太复杂的技艺训练，上手还是要容易许多。那时候北京摄影爱好者的小圈子很多，成员多是自己周边的志趣相投者。我自己就经历了好几个圈子。开始的圈子是中学时代的几个同学，同时还和几个大学生来往。后来随着生活工作的改变，又与文化部廊坊五七干校的一些年轻人，构成小圈子。他们每周末返回北京时都会聚会，当然也会谈论交流其他各种话题，成为一种简单的“沙龙”。这样的摄影圈子，后来比较成气候和出名的，是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北影宿舍的池小宁家。由于都是电影专业人士的后代，这伙人对摄影理解自然要比其他圈子要深入一些，他们不但定期学习交流，而且自办展览，组织集体郊游，采风拍摄。那个院子后来诞生几位著名人物，例如陈凯歌、田壮壮和池小宁。不过陈和田并未参与摄影活动，圈子里的主要人物是池小宁和年龄大一点的陈凡。池小宁周边聚拢了一大批热爱摄影的年轻人，他们甚至请来了老资深摄影工作者狄源沧先生定期讲课。狄源沧是建国以后少有的既掌握外语，又热衷于摄影理论的人，而且他长期从事摄影刊物的编辑，理论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狄源沧为这伙年轻人带来各种历史和国际的摄影信息，这在当时就属于非常有系统的知识传授了。不过，狄源沧也受那个时代的禁锢，所掌握的国际信息基本局限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不可能十分全面和系统。即使这样，对于这些饥渴的年轻人们来说，这些知识也是有如久旱的甘霖。在后来的一九七九年的四月影会活动中，这一群人成为重要的力量。
从现在快节奏的喧闹生活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最近几年，知识界经常梳理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思想历史，尤其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无疑，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因为变革的快感几乎覆盖了那十年的每一天。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从七十年代走来的，对于那个前十年，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其归纳进文革的历史，色彩自然是黑暗的，好像那只是一个政治权力争斗的年代。但是，在我的回忆里，那个年代要复杂得多。还在一九六七年破四旧的暴力运动未完结之时，文革前出版的那些抒情流行歌曲，已经开始在“老兵”（老红卫兵）们的室内悠扬地飘荡了；文革前的印刷读物，虽然受到“焚书”的命运，但一直在民间被大量地保存和大规模地流传——无数的碎片重新汇集起来变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心灵暗河，在千万的青年人心中演绎着文学光辉中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映照着黑暗却并非虚无的生活。“罗亭”、“安娜？5卡列尼娜”、“奥勃洛摩夫”、“于连”这些人物形象，仍像鲜血一样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体里涓涓地流淌和活跃，积蓄着他们迟早一定会爆发的青春力量。也正是这些能量的积蓄，才让一九七六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悲壮地演出，才导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井喷式的爆发，让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有历史的依托。所以，我们回望令人动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涌动的阵痛。因为，一切历史都有其成因。历史也从未间断。
二○○八年八月八日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