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09-3-27 08:34 | 作者: 朱正琳
一九四七年生。在贵阳上中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六年在校被打成“反动学生”，七一年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狱，至七五年获释，七九年获平反。八○年考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研究生，八三年毕业。曾任《东方》杂志副总编，著有监狱回忆录《里面的故事》。
仅从我个人命运的角度看，是可以清晰地断出一个“七十年代”来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我锒铛入狱，一九八○年九月我考上北大，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两者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事件。当时我在贵阳。
正题：生活在别处
一 被抓
七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七○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几十辆军用卡车载着一排排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士兵，押着刚刚在“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的几十名囚徒，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缓缓驶过，然后直接驰向城郊的刑场。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站着一些沉默的看客，我也在其中。
“军事管制”，我们那个小山城里的气氛确实有几分肃杀。从广东方面调过来的军队接管了从“西南的春雷”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制止住了“派性斗争”。全副武装的军车和士兵在大街上游弋早已是城市的日常景观。有一则当时流传的笑话说，一对恋人在公园里一时斗气，也招来了“武装干涉”——背着枪的巡逻兵走过来问道：“你们为什么屁股对屁股坐着？”那对没好气的恋人反问，这么坐著有何不妥，士兵的回答是：“这里是公园，没有事不准进来！”讲这个笑话要学着模仿粤语腔的普通话，其效果不亚于如今的某些小品。
有朋友私下里曾自嘲说：“其实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吓，因为我们就是吓大的。”据我观察，受惊吓多了，彷彿便会从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种冷幽默。就说这示威性质很明显的“游街示众押赴刑场”的景象吧，那几年人们也好似见惯不惊。每年春节前照例会有一批，民间竟冷言称之为“杀年猪”。不过，“杀年猪”理应是在年前，历年皆是如此。唯独这一年却选在了大年初一。再不怕吓的“看客”想必也会有些震骇。至少我是。当时我想，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幕写下来。
我当时其实也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网之鱼。几个月后，一个几乎天天与我在一起厮混的哥们被抓了，我和另外两位哥们的时光似乎就只能用来等待被抓。因为我们认定，那位哥们被抓的原因是伙同我们仨偷书，在各大中学校图书馆偷书。当然，也风闻，我们几个人被卷进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但我们自己心里却清楚，除了偷书我们没干过别的。几十年后我的说法是：“我几曾有过‘反’的壮举？”
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又有一个哥们“进去”了。在“外面”的两个人便约定，如果再有一人被抓，第四个人就去自首，以便案子早日了结。那时候我们俩都已随各自家里的老人“疏散下放”到农村去了。俩人又约好“倒流”回城市，东家借一宿西家住一晚地“打游击”，一边担心夜里遭突袭“查户口”而被遣返，一边却又在等待甚或是期待（！）被抓归案。虽然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干的那点事算不了什么，不至于会被判刑，所以还是早了早好。当然，入狱之后就明白了，我们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尽管在拖了四年多之后我们确实都获释了，但我在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我相信，要判我们个十年二十年的，也绝不是什么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事。关键只在于我们赶上了什么样的“形势135需要”。
在别人家借宿一般只能晚上悄悄“潜入”。那些年，我们的朋友大都住在父母家里，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户主呢。因此，我们曾有过许多漫长的白天。两个人时常在街头并排行走，很少停步也很少交谈。从大十字到大西门到紫林庵到喷水池再回到大十字，这一圈下来，过去了半小时。再走一圈，又过去了半小时。有时候我一个人走，速度就会慢一些。走走看看，那行径也就更像一个城市流浪汉。我不逛商店，那年头物资匮乏，商店也没什么好看的。与所有无家可归百无聊赖的人一样，我会对墙上的文字感兴趣。一字一句地读了许多有朱笔划勾的法院“布告”，从那种千篇一律的抽象词句，我也曾推想出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们的人生故事。还读了许多当年时兴的“安民告示”，内容庞杂琐碎，从居委会通知开会到失物招领或寻人启事，不一而足。其中常会有一些遣词造句令人意外的，当时会引发一笑，但事后却大都忘却。只有一则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贴在医院门口的。抬头照例是：“最高指示：安民告示”。正文的内容则是：“请自杀者家属自带急救药品。”
几个月“流浪”下来，消磨了我对“流浪”一词抱有的全部浪漫情怀。以至于后来我“住进”看守所，倒好像松了口气，于是顾影自怜地幽了一默：“这回好了，不会再有查户口的了。”不过，我那几个月的光景也并不像如今煞有介事地说起来时那么惨淡。人毕竟年轻，经得起折腾，再加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眼前那点颠沛倒也不怎么当回事。用古话说，我当时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用今天的话说，无需借助电脑，我当时就拥有了一个虚拟世界。记得入狱前的最后一段时日，我一直背着一本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写的《西方的没落》“转战南北”，正读得踌躇满志，自以为有希望解透中国的“文化宿命”（斯宾格勒语）哩！
当然，偶尔有些日子，也会有“临时的固定住所”，我便也能享受独自在家的感觉。例如我被抓的那天，就是住在我哥从朋友那里暂借的一间小屋里。一大早，我刚打开《西方的没落》，就听见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赶紧把书塞在被子底下。开门一看，是我哥当时所在单位——杂技团的军代表带着七八条大汉来了，其中赫赫然有表演拉大弓的大力士在。那位军代表告诉我说，我哥出了车祸，要我赶紧跟他们去看看。消息太突然，我一时竟也相信了，一边跟着他们往外走，一边问：“人在哪家医院？”回答是：“在市公安局。”我当然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等着的不就是这一天吗？那位军代表看我已识破了他们的意图，竟没敢把我往市公安局带，而是就近带我到了一个区分局，然后打电话叫市局来提人。事后想起来觉著有几分好笑：我真有那么危险吗？还有，我至今没想通的是，为什么市公安局就不直接来抓我？
我有幸成为我们四人当中的第三个被抓者，免除了能否痛下决心去“自首”的考验。出狱后我方得知，最后剩下的那位哥们还真是如约去自首了，倒让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立即对他进行搜身检查，随后就把他轰出了公安局。听办案人员的那口气，大约是抓与不抓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上，哪里容得你自己来决定？果然，过了几个月才又趁其不备把他抓将进去。
此前的风闻立即得到了证实，我们的确是卷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拘留证上写得明明白白。在公安局先呆了三天，接受昼夜兼程的突击审讯，之后才被送到看守所拘押。这三天审讯，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交代不出来，又不敢抗议，所以也只能翻来覆去地说“我没有罪”。没想到预审员一不耐烦竟问了我一句：“你说你没有罪？那为什么大十字（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单单抓了你？”这一问可把我给咽住了，当时竟无言以对。让我郁闷许久的是：这话本来该我问他，怎么他却抢在前头问了我？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法律学教科书上接触到“无罪推定”的概念，这才明白我的郁闷也不无道理。那个概念有一条简明的定义是：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就是说，控方才有义务证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该由我问他：“大十字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抓，为什么单单抓了我？”但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自然没法对当时的“公检法”说。当时实行“三堂会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并成一家联合办案，谁向谁证明去？在公安局里有一位年轻的预审员甚至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吗？我们这是专门给地狱发放通行证的地方！”我当然记得这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军官鸠三的台词。但他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且表情生动夸张，让我惊奇不已。更让我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笑。想来当时的我，只怕也是一脸的严肃！
二 案由
有一个梦在我出狱后一直在追逐着我，时至今日也仍反复出现——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了？8943.总而言之，我是又进去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梦，在梦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就发生在我已出狱多年的当下此刻，我的有些反应因而会与时俱进，譬如这几年我在这样的梦中就会焦急地寻找手机。但有一种焦虑却是始终如一的，我总是立即苦苦思索：我们的案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这事怎么就没有个完？
说实话，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显然是有人代劳，把几十个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逼供诱供透露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有一个工人组，还有一个学生组，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因此“破获”了不少“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这种集团被命名为“读书会”或“马列小组”。我们那个山城虽小，却也没人敢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新动向”。至于我们几个人的“入选”，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但我们的“地下书库”却不容抵赖地成了天赐的“铁证”。替办案人员想，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们所偷的书，在当时当然全是禁书。不禁又何必去偷？况且，当时又有几本书没有被禁？这已然足以构成一条“罪行”，何况我们所偷的量还不小。据公安局收缴后的统计是三千余册，其中文学书籍不在少数，尤其是翻译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几个毛桃小伙恐怕也就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说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湼夫、托尔斯泰……我们那一代人都偏爱的俄罗斯文学。其实这种偏爱本来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期灌输的结果，但到了文革时期再坚持却就成了叛逆的姿态。当然，那年头你只要自己摆个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过，叛逆在我们也确实是自觉的，从偷读禁书到“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偷禁书就是一种证明。一旦开了偷戒，自然就远远超出俄罗斯文学这种过去曾被允许阅读的范围，文革前被禁读的各种“内部读物”更是我们的首选。一个个充满油墨香味的书库，让我们对“书香”一词有了一种自定义的“质感”。那些已然粘结在书架上的“内部读物”种类之繁多，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有了“关门读禁书，其乐也融融”的一段时日。此外我们还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总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时倒成了我们的最爱。只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想起来，这种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饥荒反应。当几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时，你的服从与不服从，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了一种生理反映。
我们所偷的“内部读物”中有一些比文学书籍更为“敏感”的理论书籍。举例说，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著作、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的论文集，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等等。这可就够我们几个哥们喝一壶的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时，裁定书上139还留着一条“思想反动”的“尾巴”，其根据就是那些书，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其他文字落在办案人手里——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已养成不写日记、不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有趣的是，举例用来论证我们“思想反动”的书倒不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理论书籍中的一种，而是一本写纳粹德国历史的内部读物——《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不知道办案人员选此书为例的理由是什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信手拣了一本。顺便说一句，到一九九○年代以后我才了解到，该书当年也是奉命翻译，主要译者多为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我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
偷理论书籍当然不是为了收藏，我们当时确实也有一种“理论兴趣”。那种“理论兴趣”的来源，除了年青人一般总是产生的尝试运用理性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那个时代特产的“政治关怀”。按当时的说法，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都相信当时盛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只有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历史的总体进程，才能在实践上辨明“我们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理论指导实践”嘛！而且，这种“从理论上”的认识还须达到“哲学的高度”。我自己对哲学的特殊兴趣有一半就是从这种看法而来，另一半也许才可归因于个人气质。我们的理论阅读大多是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开始的，读着读着就产生了读《资本论》的雄心。但列宁说“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于是开始啃黑格尔。这样一种阅读先是让我坐了牢，到后来却又让我考上学——一九八○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不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算是“历史的误会”。
现在想起来，有一个事实颇耐人寻味：我们的“政治关怀”个个像政治家或毋宁说是一个革命家的关怀，没有“公民”的概念，当然不可能有“公民”的关怀，尽管我们的个人权利已被剥夺殆尽。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种关怀，人生就毫无意义。这固然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那个“血色浪漫”的时代氛围使然，但也许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一点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有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有时候可以讽刺地解读为“无出路，毋宁死”。以此观之，当年搞运动整人时总是有所谓“给出路”政策，只怕也是深知此理。但对于年青人来说，对“出路”的理解往往会“大而空”，所以“广阔天地”能给予极大的心理满足。不相信这是条出路的人于是只能“生活在别处”。我们的大关怀怕是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意思。当然，“超现实主义”在这里纯属字面上的借用。
伟大领袖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是，直面现实而产生了怀疑。怀疑意味着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从来就被归因于“敌对势力”的影响。按那种逻辑，凡开始独立思考的人，大体上就不再是“自己人”了。前述“中央精神”里断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指的就是在一代青年中出现了独立思考的“动向”。从这一点上说，可以认为那个“断言”非常准确也非常敏锐。当时独立思考的倾向确实已呈蔓延之势，“思想者”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读书讨论也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现象。几十年后有人把那种现象概括为“民间思想村落”。借用这个概念，可以说我们那几个哥们就组成了一个“村落”，与我们“同案”的那些人也许另有其他几个“村落”。
如果一定要为那种独立思考倾向的蔓延划定一个起始时间，大概可以定在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一九六八年底。曾经的红卫兵小将们被连哄带吓地赶至远离运动中心的边远地带，忽然从“毛主席身边的客人”（沿用当初的说法）变成了一种“边缘人”（借用现今的说法），落差是大了点。运动初期被煽风点火引发的那份狂热自然会渐渐冷却，何况大部分人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狂热过。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著名“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即给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毛主席都说话了，他们不敢不去。当时我已从一所中专退学在家，去火车站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目睹了难忘的一幕：知青专列启动的那一刹那，车上车下突然哭声大作，竟形成轰然巨响。那景象，倒让我想起了杜甫的《兵车行》。如今话说当年，知青们爱说起的是那些虚掷了的“激情”，其实自始至终与“激情”作伴的还有或显或隐但却更为实在的恐惧。为逃避上山下乡，天知道那些“思想落后”的学生们曾想出多少怪主意。我就曾见过不止一人用医用导尿管把葡萄糖水从尿道输进膀胱，以期造成体检时出现糖尿病的结果。还见过更极端的事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们几个人对现实的怀疑其实还要早于文革时期。说起我们的“村落”，至迟在一九六四年即已形成。在这个村落里来来去去的当然也不止我们四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村落在那时候也远不会是一个孤例。文革的来临并没有点燃我们的激情，我们几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逍遥派”。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人退了学，两人从中专，一人从普通高中，另一人也想方设法逃离了做知识青年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入狱之前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了单位，成了在社会上“鬼混”的社会青年。当年的“社会上”，差不多就等同于“社会之外”，离牢门是只有咫尺之遥！
就我所知，被定为我们这一案总头目的人所在的“村落”好像比我们的“村落”要大一些。他是中心人物，受人崇敬，有些人竟称他为“中国的马克思”。今天看来，这个称谓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表现出“村里人”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的闭塞和狭隘。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这种称谓的“村落”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这个称谓表明：第一，“村落”里的人都是胸怀天下的，想要解决的是（如前所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村里人”都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必须达到马克思的那种理论高度，才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第三，“村里人”因此自觉和不自觉地期盼中国能出一个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第四，说到思想家，“村里人”首先想起的总是马克思。
我们当年那种“独立思考”的局限性由此也可见一斑。我们确实拒斥了当时官方对现实生活做出的一切理论解释，然而从思想方法上说，其实还是逃离不了官方理论之窠臼。长期吃精心配给的“偏食”，似乎能养成一种单一排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总是容易倾心于“德国式”的玄奥，而不太能接受“英国式”的浅白。这种倾向曾严重妨碍了我的阅读。我记得，我曾接触过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的作品——《资本实证论》，结果却因嫌其“浅白”而没有读下去。尽管庞巴维克是奥地利人，我还是读出他缺少德国味。呵呵！考虑到这些年我读哈耶克所感觉到的兴奋，当年我之错过庞巴维克，还真当引为憾事。
我当初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在入狱前的那一两年，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胡乱读书，意思是打破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中心线索的所谓系统阅读。并且还常常彻夜不眠地用笔清理自己已然乱成一团的思想，企图做理论突围。那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笔写的东西往往被付之一炬。纸片灰飞湮灭，头脑里也难留下痕迹。对斯宾格勒一见钟情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头脑彷彿已被看不见的遥控器锁定了接收频道，有些信息就硬是进不去了。思想的牢笼是所谓“灵魂工程”之杰作，囚禁人的，哪里会只是某种理论？
后来我还了解到，我们那位“总头目”确实读过不少书，且多才多艺。据说他曾上过几年大学，后却因学业之外的原因（我猜想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退了学，在一家工厂做了工人。文革初期他在街头贴过两张大字报，文采出众，见解不凡，一时颇有影响。此外，还听说他精通美工，拿着他自己伪造的火车票在全国旅行，列车乘务员从未辨出其真假。这一点我在监狱医院住院时得到过间接的证实。他当时也生病，比我先住进了那家医院。据医护人员告诉我，他用透视胶片作材料为医护人员手工绘制那年头买不着的扑克牌，其精美程度绝对超过厂家印制的。他的此类传奇故事，让我想起的当然不是马克思，而是梁山好汉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本是一介书生，却已沦落江湖，又竟然满脑子想着“中国向何处去”。多么奇特的人格，多么奇特的年代啊！他的案情很重，病情也很重，肺结核大咯血，但却显然还是赢得了医护人员的尊敬，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之处。只可惜他终于病死在那家医院里，没能等到一九七五年结案。据我所知，这一案被关押的人员在结案时全部获释——有人代劳把那个“集团”解散了！
反题：生活不在别处
三 犯人格
铁窗，在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字眼。所谓“诗意”，大体上可以借用电影上常见的那种英雄形象来表达——双手抓着铁栅栏，面带着坚毅从容的微笑，他正在思念高墙外的亲友和同志云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代英雄”，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当然不会是比尔。盖茨或约翰。连侬。当年我们心目中的偶像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和《革命烈士诗抄》等书中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俄罗斯从十二月党人到老布尔什维克几代革命者的囚徒生涯曾给我们带来多少审美满足？因此，我甚至曾经产生过某种大不敬的想法，觉得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坐过牢，乃是他们革命生涯的某种缺憾。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天气晴好。在公安局接受昼夜兼程的三天审讯之后，我被押送至看守所。至少是可以暂时摆脱无休止的审问了，我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用放松二字来形容。说我坐牢是梦想成真恐有嫌夸张，但当我走进那道高墙时，却确实是隐隐感觉到一种“今日到此一游”的兴奋。穿过一个宽敞的水泥地院子，来到狱警的值班室。我正有如一个旅游者一般好奇地东张西望时，却猛然听得一声断喝：“跪下！”声音是从值班狱警的牙齿缝里迸出来的。他说的是粤语腔的普通话，我没听明白，而且我万万没想到他说的是“跪下”这两个字，所以一时没做反应。那位狱警怒了，又大吼一声：“跪下！”我有些慌张，却还是没听明白，这时候从大门口把我押解进来的那位狱警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叫你跪下。”他说的是本地话，我听上去却简直就像是吴侬软语。我于是扑通一声跪下了。那位值班狱警好似余怒未消，瞪着眼睛补了一句：“你不老实我铐死你！”说着手往墙上一指。我看见了，墙上挂着一串乌黑锃亮的手铐，从上往下地一副套着一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竟然想起了“猴子捞月亮”。其实我已惊慌得不成样子了，狱警把我带向囚室时，我随身携带的行李散落得一地都是。进了号子，我就像一个散了光的手电筒，好半天注意力没法聚焦。待到稍稍缓过气来以后，我才开始想：我究竟怕的是什么？这是我铁窗生涯的第一天，狱警们给我上了第一课。
第二课是同号子的犯人们给我上的。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入狱之初，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差不多成了一种焦虑！罚其实一般也并不可怕，就是给你戴上手铐。戴上手铐的确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但这些都有办法解决，而且事出无奈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问题在于，据说你要是不向狱警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我见过那种认错求饶，那可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娇耍赖地求。借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场“秀”。犯人不仅要装得很诚恳，更重要的是要装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话其实就是那么几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干部，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你饶了我吧，给我开了吧，我受不了啦！哎哟！好疼啊……”关键在于态度。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弱者，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有老犯总结说，这就叫作“见佛要拜，见官要赖”——八个字许是传之久远的一种百姓生活准则。更进一步的总结则是“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这话当然已属牢里自创的格言了。
我的焦虑很快就解决了，因为不到半个月，铐子已经上了我身。理由是随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老犯们的说法是，这是惯例，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已然铐上了，我的心反而就放下了。戴铐子的痛苦我还能忍受，在公安局受审时我已曾领教过比这厉害得多的反手紧铐。一时间我倒轻松起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候那班老犯们却着急了，可着劲儿地敦促我去向狱警求饶——“你不求，莫不成要干部（犯人对狱警的称呼）来求你？”他们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种焦虑。听上去他们是在关心我，但那种焦急却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是在替“干部”担心，担心“干部”怎样才下得了台。或者说，那种僵局让他们感到莫名的紧张。
我终于屈服于他们半哄半吓的压力，开始向“干部”求饶。像一个不会演戏的新手，那么简单的台词我都背不下来。老犯们就着急地在我身后提词：“你说我错了……你说我再不敢了……”。结果是他们小声说一句，我就照着大声说一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这样的表演当然不合格，但我居然还再接再厉地表演了十来回，不用说是在老犯们的鼓励下。十来回也没什么进步，所以狱警每次总是没听我说完便扭头走了。按老犯们的看法本来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铐子，我那一次却戴了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头上我还没来得及求呢，给我戴铐的那个狱警那天当班，一大早就径自地走来给我开了，而且什么话也没说。我想他是厌倦和我这样缺乏训练的新手做游戏了。但不管怎么说，老犯们认为不求不开的铁律这一回也被打破了。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秀为什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什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出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噗哧一下笑出声来呢？自己表演时知道，犯人们是不敢笑，可狱警们呢？噢，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多年以后我才琢磨出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四 等
看守所里的日子一天酷似一天，除了例行公事一般的吃喝拉撒睡以外，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等著有一天铁锁响牢门开，狱警站在门口喊：“某某，抱上你的铺盖卷，出来！”即使等来的不是自由，至少也是案子有了一个了结。看守所本来只是一个中转站，按说不是久留之地，“嫌疑人”在此被拘押理当有一个法定的且为时不长的期限。但我们那个年代不兴这一套，一旦进得那道门，“等”就很自然地成了无限期的。而且时间一般会偏长，长得严重超过囚犯们的预期。
打个比方说，你彷彿被困在了一辆因“临时停车”而无限期晚点的火车上。你已经横下心来准备等它几十个小时，结果竟然等了一个月甚或是一年的时间也还是不见动静！不过在你看来，这种一动不动的状况依然是“临时”的，你不太可能会有“长期打算”。你也许会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以打发时光，但你的心思其实一刻也没离开“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这一个问题。再补充两点，这个比方就会更贴切一些。第一，你呆在这车上是强制性的，没有可能下车去另作选择；第二，在这种无限期的等待过程中，基本无任何信息。？没有人给你解释车为什么停下了，也没有人会告诉你“快了快了”。因此，“无限期”在你的感觉中差不多就成了“无尽头”。这样一种感觉，在那班屁股都彷彿坐生了根的老犯口中变成了一声长叹：坐牢坐牢，越坐越牢！
我刚进去的时候，同号子里的人报出来的“牢龄”就让我心惊：十三个人中，五年以上的就有俩人，一年以下的只有一人。还听说了更惊人的例子：看守所里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当时已经被关了整整十年！后来这位“杀人嫌疑犯”终于获“无罪释放”，所长以此为例来教育我们说：“我们党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嘛，某147某被我们关了十年，问题查清楚后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再后来我从那个郊区看守所转监到了市看守所，才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有一位老革命在那里已呆了足足十五年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件事他没法说清楚，所以有狱警打趣他说：“你的问题，等台湾解放了再说吧！”
有限期的等，你可以数着未来的日子等，等一天就少了一天。无限期的等，你就只能数已经等过了的日子，等一天就多了一天。这样一种等的焦灼感是不难想像的。入狱后有好长一段时日，我只要一听到大墙外有汽车声就激动不安，想像着是不是我的预审员来了——那光景，就好比盼情人！哪怕只是来提案呢，至少也说明“案子在动了”！那些老犯看上去好像是比我要淡定得多。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也只不过是比我更有判断力而已。其实他们机警得像狗一样，睡觉时都竖着耳朵。他们的耳朵能听清楚墙外的车是否在看守所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是，他们才开始集中注意力做进一步的“监听”，并且总是能准确地判断，是来提案了还是来放人了，抑或只是来了个新犯。至于说是哪个号子发生的动静，当然就更不在话下。渐渐地我自己也成了老犯。我于是明白，那种等的焦灼感，像是时间疗不了的伤，不可能因时间长了就结疤或变得麻木起来。它总是那么尖锐。而且，那种近乎信息真空的状态似乎还有一种放大效应。
我刚入狱的那两个月，按规定号子里须搞所谓政治学习。每天让读读报，至少还能从字里行间获取一丁点关于时局形势的信息。从那种大形势来分析案情动向，虽然有点用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但至少还是能捕风捉影地引出一些话题。后来大概是出了个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缘故吧，忽然间就完全松弛下来，政治学习的要求不再被提起。而且，为了封锁林彪事件的消息，有一年多没让我们看报纸，也没让九一三之后被抓的新犯关进我们这些老犯的号子。“里面”和“外面”于是彻底隔绝开来。号子里只见走人不见来人，终至于只剩下两个人——我和一位年届六十的老农。据说他年轻时跑过马帮，也曾十分了得。但在这个号子里，他却从来是异常沉默，人道是“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话又说回来，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胜过天下最恩爱的夫妻，又哪里还有多少话可说？所以，我和他常常是各据一个角落，似睡似醒地坐着，头往下垂且越垂越低。时间长了我便有些恍惚，觉得自己真是坐上一辆永远不会到站的火车了。
我那五尺见方一尘不染的囚室，好像是时间里的一个空洞。我有理由担心，我们可能是被外面的世界忘在这个洞里了！等了近两年的时间，不见有人理我。我开始沉不住气，反复恳求狱警帮我催案。一般情况下，这种恳求照例都不会有回音，但我却终于碰上了一次例外。所长答应了我并给了一个我绝对意想不到的回话：“你的事情有点麻烦了！我打电话去找你的预审员，他们说他调走了。我问这个案子现在归谁管，电话那头说：‘我自己都没人管！’”
听到这话，我的感受就不必细说了。没过多久，我开始称病绝食。三天之后我的预审员来了，敢情他其实没有调走？隔着风门（牢门上开的一个小窗）他劈头问了我一句：“怎么样？”我又一次觉得这话本该我问他。这一回我没让自己被噎着，利索地回了一句：“不怎么样！”他突然脸一沉，说：“我们知道你很顽固？8943.”没等他说完，我爆发了：“没错！我就是顽固，你重判我吧！我不求从宽，但求从严，行不行？赶紧派辆车来，把我从这里拉走。没有小车来辆大卡车，没有汽车来辆手板车。实在不行你就给殡仪馆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辆拖死人的车直接把我拖到火葬场去？8943.”我简直就是怒不可遏。他也没等我说完，转身走了。两天后果然来了一辆车，把我送进了监狱医院。
打那以后我就没安宁过，几乎不停地在折腾。从医院回来后又先后三次称病绝食，其中一次还加上了打腿自残，且都弄出了些动静。一次被转到市看守所，送进病号监，另外两次都获“保外就医”。那种折腾当然也堪称“费尽移山心力”，闹出来的故事后来149在对年轻后辈“痛说革命家史”时倒是派得上用场，但其实那点动静从根本上说是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我动，案子并没有因此而“动”。我的生命之旅依然处于“临时停车”的状态。我还在等。
合题：理论是灰色的
五 梦魇
在大牢里我曾做过这样一个奇梦。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庙门前，意识中觉得那庙叫作“革命大圣庙”。门柱上有一副门联，上联云：诚惶诚恐群众在上，下联云：莫逆莫违历史如天。门楣上的横批则是：南无阶级斗争。梦很清晰，我至今还记得夜半惊醒时我立即反复默记和玩味那副对联的情景。因料想别人会觉得难以置信，所以我后来在说起这个梦时一般会声明，我醒后很可能对那副对联做了加工。不过，这一点在这里并不重要。
我自己对这个梦的简单解读是：这是一个与理论纠缠的梦，生成于那些年笼罩着我整个意识的一种“理论梦魇”（姑妄名之）。革命、群众、历史和阶级斗争，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把它们拼接起来反复论说，确实已构成了一个笼罩性的恶梦。在这个恶梦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彷彿成了一个有着自己意志的怪物，人倒是历史（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实现自身意志的工具。不巧的是，这头怪物似乎还刚好是头嗜血的怪物，因为“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黑格尔语）。理论的困扰因而已变成一种道德困扰：人是否能够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善与恶？
把这样一种梦魇带进牢里，历史那尊怪物彷彿就现身了——你孑然一身直接面对着的专政机器正代表它在否定你呢！那种“否定”力量的强大，让你不可能怀疑它的正当性。因此你很容易产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严重地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真的全部错了：所有自己认为好的，可能都是坏的；所有自己认为坏的，可能都是好的。而且，你觉得自己正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地球照样还会转动下去，历史照样还会大踏步地前进。即使你负隅顽抗，不承认自己在道德上低下，你也必须承认你是被历史无情地抛弃了。被历史抛弃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差不多就等于你从此不再存在。但是，“生活却还在继续”，这话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我的困扰确实非同小可。
看守所是书的禁地，所以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不读书的时光。入狱前开始进行的“理论突围”自然是难以为继，“思而不学则殆”啊！不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即使是牢里那么乏味且近乎停滞的生活，也会给人受用终生的教益。那种漫长的“等”虽然说不上任何外在的“进展”，但似乎也能在人内心里积累起某种效应。上述那个梦其实就是一个例证。梦境虽恶，但那种反讽的意味却也透着一丝亮光。长话短说，我在那些单调的日子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教益是：不需要有历史观，我也可以判断善与恶。而只要还能做出这种独立的判断，我作为人的生活就仍在继续，或者借用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我就能够“活出意义来”。获得这种教益之后我做出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以“历史”或“历史必然性”的名义作的恶，也同样是恶。
六 出狱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我蒙恩获释。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我努力的结果，裁定书上写得很明白：“教育释放”。不过，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我所受的“教育”倒也刚好有如上了一个大学。从无字句处读书，我们这一代所谓“老三届”的中学生，那些年大多可以像高尔基一样，每人写一本《我的大学》。出狱后我多少有点惊奇地发现，我与狱外的朋友们所受的“教育”似乎还是同步的，彼此依然心气相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自己做出了鲜明的善恶判断，而并不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持。是啊，有眼睛的人就能看得见的事，还需要论证？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人心思变的气氛，而且直接诉诸行动的冲动很强烈。有些朋友向我出示他们连夜手抄的广东李一哲写的大字报。有些朋友则告诉我，他们找到了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英译本，正在抓紧译成中文。还有些朋友来找我商谈，直接提出应该有所行动。我想，他们相信我，是因为考虑到我已经坐过牢，是一个“老反革命”。
紧接着就是伟大的一九七六年到了。确实有人开始有所行动。市中心街头出现七君子的大字报，要求转向经济建设，搞现代化，一时反响热烈。北京爆发“四五事件”后，第二天街头就出现了“坚决支持首都人民革命壮举”的大幅标语，消息显然是从收听“敌台”得来。七月四号，一帮一直在自学英文的朋友悄悄聚会，纪念美国独立革命两百周年……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景象自然又有不同。短短两三年间事件不断，看上去像是所有的“村落”都动起来了。
我们那个山城比较小，到一九七六年似乎已实现“村村通”，几乎所有的村落相互之间都有了交往。一个村落在行动，其他村落多半会知情。也许是整个社会氛围让大家都意识到，是该公开行动了。于是，所有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村落就都很自然地开放了边界。用现在的话说，一个民间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当然，那个时候产并没有“村落”的概念，大家都以朋友相称，只不过那一两年间朋友圈子明显在迅速扩大。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几件事，就都是我的朋友们所为，而我自己也都曾介入其中。介入的程度有深有浅，但肯定都不止于道义上的支持。
显然有一种希望在滋生，受到鼓舞的朋友们开始表达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朋友们不再只是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而是也开始关心自己作为一个人应得的权利，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表达的权利。我想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表达的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思想的牢笼虽然常寓于无形，但门上那把锁却始终是看得见的，那就是言论箝制。因此，先是有几位写诗的朋友几次上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位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办了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其间还有一位朋友，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访问美国”。
在那个年代，这些行动当然都会被视为某种政治行动，行动者们也当然都具有政治意识。尤其是“启蒙社”一帮人，成立了组织，组织名称又似乎超出了文学范围。而且，他们最初进京贴大字报时，北京西单民主墙还没有诞生。不能说他们就是西单民主墙的催生者，但可以断定是他们把民主墙带回到贵阳，让贵阳街头也出现了那么一块地方。不过，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其中不乏很有诗才的诗人。贴到北京街头的诗，有意无意地会选择一些政治性比较强的，那个年代的诗人不可能没有政治激情。但私下里他们写得更多也更好的是抒情诗，只不过在文革时期写那种抒情诗也是政治上的叛逆行为。一开始他们上京的动机只是想冲破言论禁区，公开发表自己的诗作。紧接着他们产生了进一步冲击结社禁忌的念头。在我看来，他们的结社说到底只是文学结社。但他们所受到的压力和鼓舞都来自政治方面，这使得他们曾一度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行动引为一种政治事业。话说回来，那年头除了政治还有什么其他事业？有人说，都是“启蒙”二字惹的祸。我倒觉得，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思想禁锢之后，“启蒙”二字只怕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而且，“启蒙”二字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文学社的名称？写到这里，想起一件小事。“启蒙社”的一位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一开口说的居然不是“同志们”，而是“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那是在公众场合最早恢复这种称呼的举动，值得载入史册。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在冲击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革命意识”，也即把整个社会生活都理解为“革命事业”，实质是“政治事业”的意识。
“五人画展”的几位朋友与启蒙社的朋友有着相同的动机：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冲击言论禁区。但他们想得更简单，满足于一次飞行画展。他们当中有后来很有成就的画家，也有自己不画画但为使这次行动更有成效而参与的朋友，比如一位自任的现场英文翻译。事实上在他们五个人背后还有一大群帮忙的朋友。展出的画中也有在主题上政治性（或毋宁说批判性）很强的，但更多是艺术观点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因此也可以说，展出的作品都是有意识地不尊奉“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这一教条的作品。他们当中有一位诗人还执笔用散文诗的形式赶写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艺术小词典》，相当于表达他们艺术观点的宣言。用现在的话说，他们的观点显然比较“前卫”。他们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政治性，因为明摆著有政治风险。不过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误解为政治家或革命家，而只是作为一个人在争取表达的权利。
至于站到天安门广场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访美”的那位哥们，也一点不是在“发神经”。他很清醒，并没有异想天开，以为自己因此就可以被美国方面邀请和被中国政府允许到美国去一游了。他也只是在作出一种表达。他想表达的是，中国的平民百姓与中国的政要一样有出国的权利，尤其要强调的是有到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去的权利。
民主墙遭禁之后，“启蒙社”也被取缔了。朋友们却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酝酿民间办报，构想街头竞选，商量进京声援魏京生……。一时思想非常活跃，但却没人认为需要先从理论上统一认识。以上各种谋划都胎死腹中，原因在此不值细论。到了一九八○年，终于有一件事成了：好几个“村落”的朋友聚在一起，办了一个民营的食品厂。与当时想做其他任何事一样，办厂的动机中也包含着政治意识，或曰理想主义：用实践去改变中国社会结构——这是多大的一件事！而且，民营办厂也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总之，他们当时都很少想到钱。他们当时开玩笑说：“这回好了，公安局要抓本市的反革命，只需把这个厂子围起来就行了。”后来这帮朋友分分合合，大都成了企业家，这里按下不表。
就是在这一年，我考上了北大。筹备办厂的朋友们前来道贺，
说出的话却是：“考上了？太可惜了！我们正要起事呢！”待到我入学之后，一位福建籍的朋友还果真就去了美国。只不过他不是去访问或旅游，而是去投亲靠友，奔着移民的目标前往。他从美国写回来的信说：“朱正琳走了一条中国传统的路，而我走的是我的祖先们开辟的路。”
完稿于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