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关于《七十年代》一书(广州日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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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9-8-28 12:00 | 作者: 北岛

一、相对于80年代的文化人,您觉得您这一代70年代文化人记忆里多了些什么,有哪些责任在里面的肩膀上?

北岛:我看很难简单用年代来划分文化人,十年一拨还了得,又不是鱼。这种媒体的简单划分很成问题。说来这本书所截取的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即70年代。作者的年龄在50岁到65岁之间,基本上是所谓“红卫兵一代”或“知青一代”,他们在70年代初还是青少年。这本书主要记述的是他们各自的成长经验,这成长经验非常特殊并且有共性。让我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一下。

早熟与独立。由于“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深入中国社会的底层,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其中的一员。要知道,当时最小的只有15岁左右,远离家园,独自面对生活的压力,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这对今天的年轻一代是很难想象的。

游历。刘禾在关于地下文学和《今天》杂志的回忆文集《持灯的使者》的序言中写道:“《今天》诗派以及其他诗歌潮流的经验澄明,诗人或诗歌在‘游历’的形式下交换及流通,不但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是理解中国七十年代前后地下文学的关键环节。这种‘游历’不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成不可少的传播手段,它根本上是创作的源泉、出发点。”游历,可以说成了这代人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经验最直接,往往会从根本上动摇任何权威和教条。

读书与思考。由于“上山下乡运动”,这一代都没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靠的是自学,读的都是课本以外的“闲书”。而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往往与获取知识的方式有关。七十年代是一个禁书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阅读的时代。

专制与个人。读过《七十年代》这本书,你会发现其实那时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乐趣,跟一般人的想象完全不同。这或许是个悖论,在一个高压的时代,个人能量反而会被激发出来——外在压力越大,个人变得越强大,强大到非战胜他所处的时代不可。

二、李先生序言里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问题:7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得成了文化明星,有的成了娱乐明星,他们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吗?您自己觉得你们是知识分子还是明星?

北岛:李陀在序言中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答案已在提问中了。在商业化浪潮席卷之下,文化明星和娱乐明星应运而生,他们早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意识,忙着做秀赚钱通过媒体占领主流话语市场。我们在这里说的明星,是和消费主义时代的产业密切相关的,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

三、能否以您自己为例子给我们的读者谈谈7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问题?

北岛:知识分子分化,这是个太大的题目,我在这里只能简单说说。首先我以为由于随着国内外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加上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个人阅历,分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在这种分化背后有两个潜在因素,一是视野,二是良心。我觉得各方的争论往往过于平面化,缺少向上的精神维度。总体来说,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

四、相对于50年代以前的知识分子而言,70年代知识分子与他们发生了那些根本性的改变,共同点和区别在哪里?

北岛:我认为这样的比较很困难,也容易简单化。我倾向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史这一大背景下来进行反省,而《七十年代》一书正好提供了很好的角度,比如,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与权力及主流话语的关系,等等。我想现在是为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定位的时候了,但愿这本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五、这本书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7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件而言,您认为有哪些记忆我们的读者不能忘怀?

北岛:70年代充斥了很多大的历史事件,在这些历史事件背后是每个人的生活。《七十年代》这本书,采用的是一种集体的个人回忆方式,聚焦在70年代,每个人讲述各自的故事。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每个人的回忆用大量的细节,构成了我称之为“历史的质感”,这种质感往往会在官史或正史的叙述中,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或简化。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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