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1-9-29 21:14 | 作者: 常罡

常罡,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少年进厂学工;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糸;1985年入美国伊利诺大学音乐学院读研究生;归国,任教中央音乐学院十二年。1983年起,发表音乐译述与短、中、长篇文学作品多部。

现移居美国,研究并收藏中国古代文物,著有《海外拾珍记》。

1

我仍然记得那件精巧的乐器摆在东四信托商店货柜里的模样:黑皮盖盒,打开,乐器被卸成三段,分卧在内衬红色丝绒的凹槽里,管身乌黑,镶满银灿灿的按孔和键纽,令人心动。

笛管胶木制做,按键纯铜镀铬,标价四十元。

店员说得天花乱坠。这叫加膜笛,西洋长笛和中国竹笛的结合,星海乐器厂发明创造。笛身三段相插,按键设制和西洋长笛相同。在第二截管端,设有一可旋转套管,转至有圆孔处,便可贴上笛膜,吹出中国竹笛的声音,弥补了竹笛须指按半孔才能演奏半音的缺点,更能随意转调。套管转过去,圆孔堵没,又变回长笛音色。

东四信托商店位处东四南大街把口。旁边有一小门脸,正是星海乐器厂的修理服务部。店员的知识,应当是从那儿淘换来的。

我小时吹过两天竹笛。这草根大众的玩意儿,外观简陋,沾嘴就响,显得无奇可道。而这加膜笛,远看似雕錾精美的镶银神杖,擎笛吹奏,会招来多少青睐的目光和暗暗的赞羨.只是那标价,在当时一角钱可餐便饭的中国而言,确是一笔不小的款额。

那时父亲随文化部艺术院校下放在河南新县,家事由母亲一人做主。我几次向她诉求:姐姐已经有了一把小提琴。初中快毕业的我,也应该学一件正规的乐器。母亲持家尚俭,虽说对音乐并不懂行,但作为资深的小学教师,深知子女艺教的重要。一天晚饭后,她终于松了口,答应抽空儿先去看看再说。

灯熄人静时分,我躺在自己小房间的床上,思来想去,睡不着。我起身,跪坐在床上。窗外月色,夜蓝星稀,老树枝干丫叉。鬼使神差地,我竟平生第一次做了个揖,想了想,又向东西南北各拜了一拜。并不知拜谁,只希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帮我一把,以无形之手推着母亲去信托商店看看,并且,带那枝加膜笛回家。此时在我的小小世界里,寰宇同此笛凉热。

捱过战战兢兢的期盼,最终如愿以偿,是几个星期之后了。母亲在暮色中推开家门,我一眼就看到她手拎的书包里,斜躺着那只长方形的黑皮盖盒。

那些日子,早上一睁开眼,便觉得有什么好事在等待着我,趣味盎然,隐闪幽光。其实,这就是那黑管银笛的幻象。睡前,我小心擦拭笛头、笛身和笛尾,分段放入盒中,轻蒙上一块旧丝手绢,扣上盒盖,放在枕边。

几十年来,这种加膜笛我仅见此一支。也问过音乐同行们,没人听说过,就连最爱琢磨旁门左道的音乐学院长笛教授朱同德先生——曾向我演示如何在长笛上同时吹出两个音——也没听说过。想来这大概是北京星海乐器厂试制的唯一一支,因不被音乐界接受,才辗转流落,来到我的身边。

家里又先后为我买来练习用长笛和演奏用长笛。来到美国,为了自娱,又购进一支雅马哈金嘴长笛。虽如此,对这所谓加膜笛,始终未能忘怀。毕竟,它是我拥有的第一件像样的乐器。我在它身上熟悉了长笛的指法、呼吸和运舌的基本技巧,体验过演奏的愉悦。因为它,我萌生了少年时代第一个梦想:成为交响乐团中的一名长笛手。每当音乐会开始之前,吹上一串弧线划过的半音阶热热身,执笛走上台,面对仰慕的观众,态度简慢地坐下来,翻检一下架上的乐谱,和旁边的同事低语几句……

我自幼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氛围中长大的。若要学中西绘画版画雕塑,应该能找到一位一流的名家为师。跨界去寻找一位音乐界中又管乐门下又长笛一小类的老师,在当时文艺演出单位大多人去楼空的北京,对我而言,着实不易。

母亲要为另一所小学里的一位青年女教师介绍对象。一问,她居然曾在少年宫学过长笛。双方见面那天,她来我家,极力否认具备长笛老师的资格,但简单讲了讲指法,并要我只取那段有吹孔的笛头,就像吹酱油瓶子口,口唇微笑,气沉丹田,找着寸劲儿,吹响,要平稳,连吹至少一个星期。她让我把手放在她那苗条的腰肢上,一吸气,腰围竟像生气的青蛙一般鼓胀起来。加膜笛,她试了试,高音不太好吹,便建议练一段时间,买支正规的长笛。

双方互见,印象不佳,她就没有再出现。

我开始摸索自学的历程。

凭着竹笛的基础,我很快就吹出曲调,练习音阶,指法也逐渐熟练起来。苦于找不到长笛教程,只能逮着什么就吹什么:毛主席语录歌,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电影插曲,新闻纪录片的片头音乐,小时听过的民歌,等等。最重要的练习曲是样板戏,特别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音乐,我简称之为“红”、“白”,每天必吹。

下午一放学,我打开收音机,准能寻出一个非“红”即“白”的频道。调好音量,然后从头到尾,躲在乐队音屏的掩护之下,不管高音低音,弦乐管乐,独奏齐奏,我都掺和一回,艰难的地方便糊弄过去。滥竽充数是个贬意的成语,其实那感觉,妙不可言,心潮随着乐曲起伏澎湃,俨然已被乐队全体认可并被接纳为一员了。

我并不满足于此。会读五线谱之后,从新华书店买来一本“红”的总谱。翻开,如同剖开了乐队的腹腔,我看到了五脏六腑的秘密排列。我把长笛声部的分谱抄下来,脚踏节拍,进入,让出,休止,竟更添奇趣,好似大家集体绘画,轮番上阵,待到你时,立即出手,把你那若干色彩精确地点抹到预留给你的部位上。我有时羞于承认、又不得不承认,正是最初这种闻之简单、听似直白的革命音乐语汇,教给了我音乐的最基本的东西。

有个同学的亲戚,借给我一本长笛初集教程,法文本的,条件十分苛刻,只借一天。抄是来不及了,我照谱一条条吹下来,竟势不可挡,于是信心大增。

离我家不远的一处院落,天天传出小提琴练习曲声。那是一位拒绝插队、待业京城的社会青年,怀着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在苦练。我们相识了。他的表弟志在美术,很想拜一位美术学院的老师。我答应一定成全这事儿。表弟便把姐夫,总政军乐团的长笛邵老师,介绍给我。

我顶着寒风,骑车来到车公庄军乐团所在地,走进乐声回荡的大楼,从一层正厅的大穿衣镜中,看到背着长笛抖抖瑟瑟的我。

邵老师听我吹奏,稍加指点。高音要飘、要亮,低音要结实;单吐要有弹性,就像大提琴拨奏,双吐要像机关枪射击,哒卡哒卡,火花四溅。又说,人民大会堂外交国宴,都是军乐团小乐队奏乐助兴。宾主一撤,“我们就开过去了。那叫丰盛。”一个战士学员推门探头。排练的时间到了。

我往外走。一位高大的圆号手,昂首执号,黄澄澄的号身在楼道的阳光下闪耀。他那悠远宽舒的法国圆号声,令人如置身冬日群山之中。

部队传达室的电话很难打通。打通了,很难传达到邵老师耳边,传到了,又很难和他约定上课时间。车公庄路远,径自闯去,又每每扑空。几次下来,只好作罢。

姐姐的好友侯珍,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千金。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一位相声演员,那时正苦苦地恋着她。受她之命,为我引荐了本团临时任用的长笛李老师。

两个月后的一天,去回李老师课。他正在愤怒地练习,情绪很是激动。据他说,自总政军乐团转业,一直没得到与他才华相符的安置,才屈尊来到煤矿文工团乐队,一支连双管编制都凑不齐的破乐队。现在又借口他晚来早走,无故缺席排练,刁难他,向他发出最后通谍:准备曲目,团里要听听他的演奏水平,通不过就走人。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老师。

沈瑞奉阿姨,中央乐团合唱团的元老,是解放前父亲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她的女儿金红,一个粉嫩脸色、喜气盈盈的女孩儿,好像已被分配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上班,正巧也在学长笛,师从中央乐团的女长笛张老师。张老师位居乐团第二长笛。偶尔,首席李学全老师不在,她一挪身,也坐过首席。沈阿姨跟张老师打了招呼,让女儿带我去见见她,看是否愿意收下我。

张老师家在和平里中央乐团楼区。金红引我进了灯光昏黄的楼门口,沿着蒙尘的楼梯上到四层,敲了敲当中一家的门。

我站在金红身后,心跳得厉害。和平里,中央乐团,那会儿,在我们这些真诚得可怜的业余音乐爱好者心目中,是高高在上、光环缭绕的圣殿,也是森严冷酷、对你的艺术生命操掌生死大权的私刑法庭。

门一开,便有厨房饭菜的温热摸在脸上。张老师就像我远远在台下见过的一样,中等身材,不好看,也不难看。她让我们进来,说了句“你来吧”,便继续忙里忙外,喝令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儿子写作业,进厨房掀锅盖,“哗”地拧开水龙头……

我在门厅里,开始吹新近在练的莫扎特《C大调长笛协奏曲》。她时或过来说上一句“口型不对”,或“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我乱了方寸,心里委屈,越发显得笨拙,手指打战,舌动不灵,高音声嘶力竭,低音虚浮无力。我停下来,换吹另一曲。金红也是头一次听我演奏,微笑着,大概也在替我难受。儿子从里间慢吞吞蹭出来,准备吃晚饭。我想是告退的时候了。

张老师从厨房里探出头,叫金红下星期二来回课。金红走进去,小声和她说什么,应该是关于我的事。她出来时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夜幕笼罩的乐团楼区,家家窗帷透出柔和的灯光。远处似断似续的钢琴声,如暗夜中零零碎碎的冰块儿。前面就是金红家的楼。我像个被逐出家门的人,情绪低落,前途一片混沌。金红也是我那丢人一幕的目击者。我一向自认有几分才情的。可那会儿我觉得,在这个女孩心目中,我连一丁点儿威信都没有了。处在少年维特那个年龄,我任性,敏感,看了几本书,刚刚知道到大师多少有些古怪,离明白古怪却未必大师这一步还有一段路。我竟连“再见”都没心思说,低头就走了。

一路上,想到读过的那些伟人传记,想到罗曼·罗兰笔下那奋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想到成功的那天,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张老师自然也在场,悔恨得根本就不好意思来见我,那悲壮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

我有了第一位真正的长笛老师,是在1973年。我已在郊区清河镇的北京绒毯厂当了一年多学徒工,父亲也随中央美院干校回到北京。美院图书馆的刘谦叔叔,见父亲来借什么“长笛教材”,一问之下,立该答应带我去见一位“长笛专家”,他在部队的老战友,空政文工团管弦乐队的苏老师。

苏老师少年参军,在宣传队里吹吹唱唱。五十年代,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学习。让他选专业,大概也是出自吹过两天竹笛的缘故,他选了长笛,主课老师就是中央乐团长笛首席、中国第一长笛李学全。

苏老师课徒极严。有时回课没回好,苏老师气得就摔长笛,猛地举起,使劲下放,轻轻搁在床上。他教我要把握音乐史上不同时期的时代风格和不同作曲家的个人风格。古典乐派,要从容、典雅、礼数周全,切忌油腔滑调;浪漫时期,敏感、神经质、又富于梦幻之美;苏俄老毛子的音乐,那是俄国熊大肚囊里吼出来的,他们十冬腊月敞着怀,胸脯上肉厚毛多,蚊子落上去也叮不着……

我摘出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少女》的旋律吹给他听。他说:“想像海边的少女,法国的,独自一个人,远远地,看不真她的面貌,影影绰绰的,身姿那么美,手脚那么美,一句话,倩影。”他把这两个字写给我看。“可你吹得像是革命妇女的大脚。”

有时,兴致来了,他会和我吹一些双长笛重奏曲目。两支长笛的声音,像两条柔朗的光柱,在黑暗中交叉编织出纹理和图形。

他藏有全套东欧长笛学派的教材和相当多的长笛曲谱,供我随意取用。如果说以前,好似蘸着小碗里的水擦擦身,那么现在,我可是纵身畅游在江河之中了。

他为我讲授和声和复调的基本规则。告诫我,最初训练,要用规则捆住手脚,而最终创作时,一切规则都是可以打破的。父亲那时在译康定斯基的《色彩论》,这与他对色彩学的议论如出一辙。

这样愉快的教学生活,一直持续到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前夕。苏老师心血管不太好,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无力旁顾了。

2

北京绒毯厂在远郊清河镇。骑车上班,自城里出德胜门,还要骑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第一次骑车去厂里,骑了不知多久,眼看到了厂门口,几个人单腿站定,互相看着,可就是没人抬腿下车。腿骑僵了,劈不开叉。

入厂报到的那天晚上,大雪纷飞。安顿好宿舍,我取出心爱的长笛。轻轻一吹,如同特务发出接头暗号,呼唤周边潜伏的同伙。

果然,正吹着,敲门声响了。门一开,进来两位师傅,年纪不老,介乎中、青之间。领头的自报姓周,问了问我的情况,又让我吹了两曲。市纺织局每年要组织文艺汇演,通过审查的节目还能参加五一、十一在中山公园的游园演出。他说届时要把我从车间里调出来,脱产一个月,参加厂宣传队的排练演出。

提及厂宣传队,有两位人物不得不记。一位即是邀我加盟的周师傅,另一位则是不再要我的老白。

周师傅,人称小周,厂宣传队乐队队长,热情人,拉手风琴。他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那些不幸的人,酷爱文艺,其爱之深,远远超过许多专业音乐人,就是手技跟不上。他那架手风琴混在乐队里,不是演奏,而是戳戳点点。看起来娴熟自如、轻巧似燕,其实碰响的音键和正在演奏的音乐,基本上没什么关糸。有时情绪一来,他还要,用今天的话说,“倾情演绎”,力展风箱,百音杂出,那就更吓人了。

他对大齐奏这种演奏方式情有独钟。几年来,无论什么音乐,厂乐队一直保持着大齐奏的风格,即所有乐器一起上阵,无论肩颈、不分腰身,从头到尾如水桶似的一般粗。这应当说和小周师傅的音乐趣味和他个人的演奏习惯有着直接的联糸。

老白,人随和,好脾气,北方口音,省份不详。原在保卫科,后到厂工会负责文体宣传工作。他和舞队美人小唐争论舞蹈动作的编排,把人家气哭了,骂他“臭老白”。以后大家也就这么叫他。

老白练过打拳,又擅舞蹈。如果哪个男角色误场,比如像《洗衣歌》里的班长什么的,他都能挺身救场。普遍认为,他的舞姿仍带有武术拳脚的流风遗韵。

他的看家本领其实还是破案。厂办公区被撬,他也来到犯罪现场。四下扫一眼,根本用不着思索,脱口就来了一句:“这肯定是人干的!”把在场的警察都镇住了。

他对我挺好,就是对我的自由散漫、胡为乱作不满意。在我三番五次的缠磨下,他好不容易从厂里批下一笔钱,要为乐队购买一只崭新的星海牌长笛。这事自然交给我去办。

我揣上钱,专程去了趟王府井星海乐器店。一进店,哟,长笛旁边摆着一支短笛!盒子比眼镜盒大不了多少,笛身只有钢笔粗细,长仅拃许,分成两截,周身也满镶银键,简直像微缩的长笛。它是交响乐队的最高音,乐器武库中最微型的袖珍枪,作品里应用不多,平常难得一见,属珍稀品种。

我当即作出决定,放弃购买长笛,改买短笛。

回来向老白汇报,他打开盒一看,愣了,说:“让你买长的,你咋买了个短的!

我劝慰他,短笛也属于长笛家族,可以称之为小长笛。表现革命或反革命的狂风骤雨,那尖利呼啸,全靠它了。我保证,在北京所有业余宣传队里,拥有短笛的,就咱们一家。

老白根本听不进这一套,说:“爹和儿子能是一回事吗?你让我怎么交待!”

由于“小长笛”事件,加上车间领导屡次反映,这批学徒工表现不好,整天捣蛋生事,早恋三角恋也闹得沸沸扬扬,绝不可放纵。因此再逢五一、十一的文艺汇演,老白就不从车间调用我了。不过,也无所谓。以蹩脚的抒情诗风来形容,那时,“我的心,已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我想闯闯专业团体的大门。

厂里一般的工人师傅们,不太欣赏我的笛声。有的见我练习,就说:“又这儿张羽煮海哪,龙女儿下凡找你来了啊!”这是旧戏文里的神话传说。有的挺烦我:“吹得跟夜猫子叫似的!”那会儿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可是根据我的体会,工农兵大众最喜闻乐见的,要数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男女芭蕾舞演员舒臂举腿、甜蜜接吻的那一类镜头。我借着银幕反光,在黑暗中瞅瞅左右,那一双双大眼小眼,都一眨不眨紧盯着看。真应了从那时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也是。宿舍楼里,有上中班的,有上夜班的,练长笛打扰别人休息。后来搬进机织车间宿舍,八个上下床位,其中七个被四位家在外地的老师傅及箱子包袱麻袋占定。其余空间,则充溢着从四口烟袋锅儿里吞吐出的烟雾。回家吧,路上来回,要花费三个小时。有一段时间,我很为找不到合适的练笛场所而劳神。

清河镇周围,一派郊区景色:农田、河流,小树林。春夏秋三季,每逢天气晴和,我便独自去河边柳林中练笛。空气和阳光中,飘动着草木炊烟、农肥和田野的醉人芳香。夕阳时分,落霞余晖,心间淡淡的,是对未来的惆怅和青春的忧伤。

入厂之初,我们这拨学徒工被分配在准备车间。一年之后,为了严加管束,把我们调到机织车间,学织色彩绚烂的床上毛毯。按说换换织梭,查查经线,属非重体力劳动,可干起来,才领教个中厉害。毛纺不似棉纺,织线粗,两只织梭对穿,两分钟就打完了。人必须站在那儿看着,趁梭线未完时立即换梭。一天八小时,如入站笼,无一刻能消消停停坐下来。这工种最主要的职业病,恰是静脉曲张。此外,人歇着,不能让机器歇着。故分白班、中班、夜班,俗称三班倒。我痛恨夜班。中医认为,人要睡子午觉。夜班起床,恰在睡梦沉酣的子夜时分。尤在冬夜,外面寒风刺骨,被褥烘暖如春,但你不得不起来。那滋味真难受。无怪乎审问恐怖嫌犯,克敌之术,据说便有一招不许睡觉。熬过夜班,脸色发绿,两腿打软,哪有精气神去演练长笛。因此,泡病假的技巧,便凸显出其无比的重要性。

厂内厂外的伙伴们各有招术,彼此切磋。有的吃一小片麻黄碱,以求心跳过速;有的量血压时,面对大夫,全身暗中绷紧,连双脚都要勾弓起来,脸上却还要轻松微笑,那劲儿是十分难拿的。更多的则在体温计上打主意。有的偷偷以体温计触接暖气管,可温度不好控制,往往一窜就到了四十多度,人早就该烧糊涂了,如何走来医院!往回甩的话,一是众目睽睽之下,动作太大,二是弄不好就甩到无体温去了。最终攻克难题的,还是我的好友宁林琢磨出的一个绝招。他单传予我,至今秘不示人:将体温计夹在腋下,小伎略施,便要多少度是多少度,简便易行,当着大夫的面都可以操作。中国人聪明才智,全世界承认,只是被世道逼得,都没用到正处。

凭着宁林秘法,我泡病假的天数累积愈多,最后混了个“吃劳保”,即只拿一半工资,回家长休。我终日逍遥自在,读书,学音乐,十分充实。直到考大学的前半年,才又回厂上班。

故宫神武门外,筒子河边,有一条树木夹掩的空地。每天清晨至暮晚,总有各色人等在那里演练,吹拉弹唱,无所不有,被我们称之为“神武门文工团”。周日从厂里回家,我也常去那里。谱子往树杈上一挂,面对青绿的河水,开练长笛,也心存以乐会友的意思。

刚开始去,比较矜持,互不过问。时间长了,便彼此打探交流起来。有个单簧管,小吃店的服务员,说专业团体一律要考视奏。于是在几个人围观下,我把他正在练习的莫扎特《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凑和着吹下来。他评论说:“够省级歌舞团水平”。

那里还是信息中心。考团门道、经验心得、演出消息、乐界的轶事新闻,都可以在那儿听到。比如:刘诗昆被释放出来,第一天回中央乐团,殷承宗想试试他在狱中几年,这本事生疏了没有。结果老刘一遍就把《黄河》胡掳下来。手被打坏,纯属谣传……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之前,中央乐团紧张排练贝五。那天,李德伦李大爷迈上指挥台,环视全体,深深呼吸,一击重拍,结果只有弦乐犹犹豫豫发出点声儿。一看,今天准备排练的不是与命运搏击的第一乐章,而是行板的第二乐章……广播交响乐团演出《北京喜讯到边寨》,首席小号觉得,指挥袁方袁老师,不知怎么的,今天对他格外关注,凝视着他,目光深情而执着,右手的指挥捧,随着欢快的节奏,不断向他点刺。他也感奋莫名,那一场吹得,真是酣畅淋漓。事后才发现,原来他的裤子拉链没拉上,从里面露出一角白衬衫……

乐友们经常相约合奏。我向苏老师学过和声,便担任配器分部。听到自己编排的声音奏响,感觉好极了。我们也曾泛舟昆明湖上。一把吉它,三、四支木管,尽情吹奏《外国名歌三百首》中的爱情歌曲,那会儿叫黄色歌曲。七十年代的颐和园,没有那许多游人,水净风清,云天淡远……

有一阵子,随着上演罗马尼亚电影,罗马尼亚音乐也流行起来。我把《云雀》和《霍拉舞曲》揉搓在一起,中间再嵌上一段唢呐曲《百鸟朝凤》的翻版,以长笛模拟各种禽鸣鸟叫,颇以炫技为得意。

至于考团,我先后投考过二炮文工团和工程兵文工团。回回得到主考的慰语勉励,却均未修成正果。通过考团改变命运、脱离工厂的心思,渐渐淡漠了。

3

家里有一架爷爷传下来的老式留声机,手摇上弦,竹针划唱,配有专剪竹针的银质夹剪。标牌为一只大狗蹲在音响喇叭前,据说是德国造“胜利牌”。唱片也有好几大摞,均是78转的德国老唱片,插在凸印精美的仿皮唱片套里,如今也属于古董珍品了。记得有比才《卡门组曲》、斯特劳斯《无穷动》,穆索尔斯基《荒山之夜》和格拉祖诺夫《第一序曲》灌在同一张唱片的正反面,还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等等,指挥都是昔日的大师,有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金属唱头沉重,转起来轻噪沙响,似有唱片屑末从一圈圈细纹里刮卷出来。

写出这些名作的作曲家们,我最初不甚了了。他们的音乐,毫不晦涩艰深,绝无故弄玄虚。我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孩子,一听就懂,就着迷,触发良多感受。我能看到《荒山之夜》里威风凛凛的魔王和好笑的乱舞群魔在黎明前溜走,城堡和街道慵懒地慢慢醒来,薄如轻纱的早雾,天边现出一道晨曦,教堂的钟声荡漾……两个维也纳妇人欣快地走在午后的林荫道旁,快乐地琐碎闲谈,时而高挑眉毛故作惊讶,时而点头随声附和,这是我从舒伯特可爱的小品《音乐瞬间》里听来的……的确,真正的大师不会莫测高深让你不懂,反而生怕你不懂。音乐,看不见摸不着,叙事言情状景,其绘声绘色竟绝不亚于文字和图画,叫我感到不可思议。

中学同年不同班的宁林,家住灯市口内务部街,离我们本司胡同很近。他父母是驻苏使馆的外交人员,长年不在家,家里有电唱机和不少苏联唱片。有的唱片封套上标着汉译的曲名和作曲家名,估计是他父亲的手迹。那电唱机很神奇,苏联进口货,可以悬放一叠唱片,放完一张,唱头自动移开,一只机械手臂将唱片拨下一张,唱头回移,播放。

宁林本人对音乐没有太大兴趣,倒喜欢我们家那些外国画册。我俩互通有无。我设法夹带画册出门,去他那儿偷看,他则放唱片给我听。要知道,画册里可是有外国赤身女子的。我们都爱看,看了又看。当然也深知事关重大,因此阅图的姿态还是稳重端庄的。

宁林家的唱片多是苏联乐团灌制的各类俄苏作品,也有些西方古典和浪漫乐派的作品,没有什么糸统。普罗科菲耶夫告别古典的《古典交响曲》,就是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的。老普以孩童般天真烂漫的心,在与慈祥的古典老人嬉戏玩笑,令人莞尔。还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黑夜的密林深处,唯有一点光亮在前方若隐若现、飘忽不定。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循着这点希望摸索前行。我大为感动:这不正是我学长笛的写照吗!

印象最深的是一首三步舞曲。舞曲嘛,通常是兴高采烈的。可这首作品,好听是好听,那音乐形象却颇为怪异。先是巴松阴鸷的独舞,刚愎自用、不可一世,示范似地踢踢腿,再踢踢腿;接着,一个群体有气无力地随之起舞,张张面孔都是苍白、惊悸、强作欢颜,在一记记重鞭的驱赶下,脚步收煞不住,被轰过来轰过去。

几年后,我上了音乐学院,才知道这叫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二华尔兹舞曲》。读了当时列为内部阅读的伏尔科夫的《见证》一书,再看那别有用心的C小调——音乐史上许多寓意深刻的作品采用之,皆因其调性,宛若岁久年深的银器,银泽乌暗——我愈加相信,这首舞曲是独裁者和他治下臣民的画像。老肖的反骨和异见嘲讽,先装入华尔兹的小口袋,再塞进旋律和管弦乐配器色彩的夹层里,混过了党的审查。

多年来,也听过一些诠释不同的演奏版本,大都将巴松独奏的速度稍稍提快,阴森一变而成诙谐,群舞则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这倒也没错。音乐生来就具有这种妆点眉唇、抹脸就变的特性。

1973年9月,尤金·奥曼迪率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像一场拉上窗帘的内部观摩,知者不多,聆者更少,在今天却被称为“破冰之旅”。其实,这个美名真应当移赠给先其一步访华、并且是1949年后西方交响乐团中第一个来华演出的伦敦爱乐乐团。我不仅在厂乒乓球室的黑白电视上看到他们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和贝七,还弄到了一张当日上午的排练入场卷。

我早早骑车赶到天桥剧场。那是个黄晦的风沙天。伦敦爱乐的音乐家们从大客车上鱼贯而下。这些血色充沛、容光焕发的英国人,彬彬从容,衣着随意雅洁,女士们经过时带起的香风分外提神,置于正被文革揉搓着的中国人当中,犹如鲜艳的水果与青黄不接的土豆摆在一起。他们似从另一种生活里走来,离我这么近,又那么遥远。

排练的最后,伦敦爱乐视奏了刚刚拿到分谱的《红色娘子军》选曲“快乐的女战士”。第一遍速度平缓,似老僧念经。第二遍即是原速。指挥普利查德爵士的手轻轻一动,整个乐团,还有这首我们过耳千百遍的乐曲,忽然声色光鲜、活灵活现起来。经过各个木管声部向上疾速掠过的音阶,如一刷飞抹,衔接得天衣无缝。单簧管跳动的乐句之间,划过长笛的三个装饰音。通常我们听到的处理,不过是长笛锐亮而短促的一闪。而伦敦爱乐的那位女长笛手,却将尾音略加延长,于是便有了银盏相击、余音枭枭的效果,顿显高妙许多。弦乐的音色,湛蓝纯融,极其抒情,从乐队的深处扶摇而出,令人心随之荡,神为之怡。

这一年的暮春时节,维也纳爱乐乐团也来到北京。电视台转播了音乐会实况。风华正茂的阿巴多,披头士盖耳长发,不时扭回头,鹰隼一般的眼睛闪动光芒,瞄着殷承宗兀自陶醉的脸。

随后而来的尤金·奥曼迪与他麾下的费城交响乐团,也经历了这首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沖刷。据说演出刚一结束,随团来华的美国音乐评论家勋伯格就对殷承宗说,这音乐简直是垃圾。不明白此人此话什么意思。也许吧,中国人能从这部作品中听到的民族苦难,他这双西方耳朵听不大习惯。说不定他听到乡间牧童的“短笛无腔信口吹”,也要用他的音乐理论套上一套。外国人奏中国乐,往往颇具异趣。外国人言中国事,则难免乖悖情理。

卡拉扬与柏林交响乐团是踩着七十年代的尾巴走来的。他给我这个音乐学院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不是因为他的指挥艺术,而是因为他那撒娇的作派。

最后一场演出,是与中央乐团联袂演奏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和贝七。上午排练开始,卡拉扬铁青着脸,拖着跛腿走出来,肩头一抖,后面立即有人从他肩上摘去披风。这几天他一直不高兴。一是抵达北京那天,舷梯和舱门没有对接好,柏林乐团的双簧管首席,兴许是要夺得第一个踏上中国大地的美名,抢先迈步,结果直接抵达首都机场的地面,紧接着一位大提琴手也下去了。二是他要求把下榻饭店的客人都赶走,让乐团人各一房,中国方面没能满足他。他誓言以后再不来中国了。排练前,据说李大爷已传话给中央乐团参演人员:好生小心。

排练贝七的时候,中间突然停下来。卡拉扬在说什么。夹坐在乐阵里中央乐团演奏员们面面相觑。原来他嫌中国小提琴演奏员的音量弱,音不准,要他们当众拉A大调音阶。我看见中央乐团的小提琴手们——恍惚记得小提琴家杨秉荪也坐在当中——如带枷示众一般,真地开始齐奏那属于基本练习的A大调音阶。在倒海翻江般的音乐过后,这音阶响起,显得那么孤弱无援。

实际上,外行也应当知道,现场拉上几遍音阶,并不能使音量和音准有所提高。卡拉扬之意,意在羞辱。羞辱他人,已尽失音乐本意,何况是羞辱接待国的音乐同行,这不仅失礼,简直是放肆。

那时,我已经学会不把外国名家当祖宗神仙供着。卡拉扬的音乐处理,就贝七而言,虽然不是我听过的最差的,也绝非最好的。交响乐的第二乐章,通常是最难出色的乐章。贝多芬则是个异数。所有他的重要的交响乐的第二乐章,都异常精彩,在第五、第六、第七三部交响乐中,甚至是最为精彩的乐章,听就要听他的第二乐章。贝七的第二乐章,暗自饮泣,痛步哀行。卡拉扬的诠释,那痛步哀行有些做作,似乎鞋底和鞋帮分了家,须得贴擦着地面费力前蹭。

再看到光碟封面上卡拉扬握拳闭目、沉思瞑想的神情,我常想,这个人,一生指挥过无数音乐史上的杰作,关乎人类的心灵,关乎高尚与尊严、困苦与辛酸的杰作。但是,他真听懂了吗?

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堪称七十年代中国音乐生活中的一次盛举。姐姐弄到两张票,专门打电话到车间办公室,通知我晚上去听音乐会。这是我打工数年间,接到的唯一一次电话。

首都体育馆里万人攒动、座无虚席。当晚的演出阵容,萃集了音乐界的菁华。演出开始前,刘诗昆也来了,在场地上走来走去,又坐下来在钢琴上敲砸几下。这大概是他出狱以来首次出台,被派了件小差事,担任童声合唱《酸枣刺儿》的钢琴伴奏。到底技艺非凡,他指下快速地走句,颗粒匀净,听着真过瘾。

的确,样板戏吃得太久了。这回换换花样,一下摆上满满一席海陆山珍。此次演出的版本——也许企图和“当局”暗中较劲——一反其时惯见的“重新填词”的做法,淳淳的原韵原意,无处不在的党的影子破天荒不见了,因之虽为史上旧作,却带着过去年代的风华与真纯,令人耳目爽然一新。我方才明白: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压根儿就不是为任何一个党写的,而是写给全体中国人的。我和姐姐的座位离乐队近在咫尺。我根本顾不上跟她说话,只激动得浑身发冷打战,真可谓上牙与下牙相碰,眼福俱耳福同饱。

聂耳和星海有个共同之处,两人在处理旋律上都很有办法。音乐中许多貌似深奥的东西都可以学得,唯独旋律的才华与生俱来,有就有了,没有也没辙,枪顶在天灵盖上也逼不出来。属于“没有”的我,在这方面深有体会。音乐史上成千上万的作曲家,音响赫赫扬扬,穷极新巧,却连一条令人缅怀的旋律也留不下来,真是无奈。

这次音乐会后,我想更多地了解这两位作曲家。父亲带我拜访了聂耳和星海生前的两位旧交,恰巧都是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

一位是与父亲同在美院美术史糸的许幸之老先生。他曾经跻身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界。解放之后的一个什么场合,江青正好坐在他身后一排,伸手拍拍他的肩膀,问还认不认识她。批判四人帮时,许先生就控诉道:“江青打我”。

他更是聂耳的挚友。《铁蹄下的歌女》即由他作词,聂耳作曲。聂耳在日本溺海,他伤心不已,坚信是日本特务暗下毒手。他对我做了个扼颈的手势,说道:“才活了二十四岁”,随后连连摇首。

另一位是美院雕塑糸的滑田友先生。滑先生巴黎留学时租住了一间小阁楼,床头墙上写有两行中国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晚上,已搬到楼下的前任房客来敲门探访,写字的便是他,名叫冼星海。星海见滑先生比他更穷,便送来薄毯御寒。他每晚在饭店拉小提琴,可挣得二十法朗,也每天分给滑先生十法郞.诚可谓患难之交。

我还跑到左家庄的中国音乐研究所,查阅了收藏在该所资料室里的星海乐谱手稿,并抄录了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回来用长笛一吹,纯是法国现代派风格。

根据访查所得,我写了仿雨果司汤达体的《星海在巴黎》。我的志趣出现向舞文弄墨偏移的苗头。

音研所资料室的管理员是位鬓发萧疏的老太太,她见这小青年啃两只苹果当午餐,怪可怜的,便问我吃不吃她从家里带来的饭菜,还给我端来一杯热水。十多年后自美归国,到芳嘉园王世襄先生府上,向他请教收藏明代家具的问题,才知那老太太原是王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先生。她竟然记得我。这段资料室的插曲,也许预示着我日后志趣上的再一次移情别恋,从写作转向中国古代文物。

姐姐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到北京,誓死不回去了。她接长不短就去协和医院,希望能查出个病,开出病退证明。我曾见她强嚥下一杯猪油,试图让肝功能转胺酶高上去。她向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老师学习声乐。家里自然全力支持她。请人将德国老钢琴调准了音,还斥“巨资”买来一台当时一般家庭中极少见的录音机,以便她能分析自己的发声方法。那录音机两只磁带盘,大如圆饼,音响效果不比唱机差,也用不着守在一边换唱片。

一个初秋的上午,我靠在庭院当中的竹躺椅上看书。秋阳透过葡萄架,斑斑影影筛洒下来。姐姐正在房间里放借来的资料带。忽然,传来从未听到过的悽美动人的乐声,我坐直身子,侧耳聆听。原来是吴祖强先生为弦乐改编的《二泉映月》,收音机里尚未广播过。瞎子阿炳悲天悯人的旋律,弦乐水墨浓淡般的柔溶音色,让铁石心肠也软了,人一下变得诗意而心地善良。

我听了一遍又一遍,至今听无厌时。这是好书、好画、好音乐共有的妙处:可以一生不断欣赏下去。我也用长笛跟着吹,又试着将长笛吹口向外翻,故意吹得撒气漏风,手指高打倚音,以模仿中国洞箫那太古幽远的声音,以与阿炳的吟唱相般配。吴先生的改编,完全忘我,因此十分得体。听得出来,他没有笑话阿炳音乐的褴褛衣衫,而是搀扶着失明的老人,体谅着他蹒跚的步子,改编的每一处细节,仿佛都在神魂梦会中获得老人的首肯。

在音乐学院第一学期的民族音乐课上,又听到阿炳亲手演奏的《二泉映月》的录音。我摒息静气。钢丝录音带沙沙遥响中,陡然间揪心一弓,恻然宛转,一声叹息,落在空弦上,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似看破红尘的寂寥,如问天问地的无奈。

全曲听似兴之所至一拉而成,实则阿炳有着极强的整体布局能力和清晰的层次感,如剥冬笋,不断从头剥起,却以一种隐隐加压的内在力度一层层推向高端。洗练的音乐素材,江南韵调,很容易记住,展开的手法却简单又不简单,背谱奏唱,稍不留意,就会错过转向下一层的那扇洞门,或恍若一门,顺势步入,又绕回原处。

阿炳的琴音喑哑且不太准,反倒殊饶民间艺人的本色风味,因此常恨时下的青年二胡家们营养太好,火气太壮,技术过于精准。在苦雨中淋一夜,别给饭吃,估计会好一些。

阿炳拉出长弓,有时会随着节奏一顿一顿的,非常像晚清大家任伯年笔下衣纹线条那富于音乐感的钉头顿挫。这或许是他街头演奏的手病,或许是在给出伴奏的效果。这位盲艺人的内心音响,一定比他那把胡琴能拉奏出来的,要宏富得多。

如今中国样样都追求“走向世界”,音乐大概也不免于此吧。其实阿炳的音乐早就“走向世界”了。他不曾“经营”自己,也不曾揣摩以投合“世界”的心思。他是从一条再自然天真不过的路上走出去的:叩问人类的心灵。曾听过若干瞄准“世界”的作品,听来听去,终感无动于衷,也就丢开了。我明白,他们是想说,请看,我的手段多么了得,标新立异,多么先锋前卫。但就像与一个人倾谈,总看不到他的真心,也许他根本就没怀着真心,只是一味花言巧语、虚矫颜色,谈来谈去,浪费时间,只好起身离去。

乐海漫游,浩淼无涯。我变得愈来愈杂食,欲尽有生之年遍嚐人间之美。我发现,西方音乐,我不会辜负作曲家们付诸其中的每一滴孤诣苦心,能够深深打动我,然而真能使我流泪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音乐。这其中不光有《二泉映月》那样的个创经典,也包括世代口口相传的民歌。那些贫苦的人们,不是为了炫耀才华,也无人支付委约酬金,他们扯开嗓子就唱,全是因为心里有话要说。

4

1978年初春的一天,我从工厂回到家里。父亲告诉我,报纸上登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糸文革后首次招生的简告。权衡我的优势劣势,他建议我报考。

刚刚在去年深秋,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志愿:北京大学或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糸。可惜,初中三年,除了三夏劳动、冬季拉练和为学校深挖防空洞之外,所学甚少。结果苍促上阵,踉踉跄跄蹚过数学的泥塘,一跤栽倒在“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中国科举史上最朴实大方的语文试题脚下。音乐学,则是位吊环运动员,一手抓住文史,一手吊牢音乐,在其间做出姿势,略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我从鲍家街中央音乐学院拿到招生简章,方知考试分为初试、复试、三试;每试两天,每天上、下午。每试发榜,榜上有名,才可进入下一试。考试科目有中外音乐史、乐理、和声、音乐听辨、古文、外语、视唱练耳、器乐演奏、音乐评论,还要交一篇音乐论文或一部音乐作品,简直要考生把十年文革中自学了些什么知识,彻底交待一回。三试通过,再参加全国统考的语文、政治考试,但由音乐学院自行出题。

父亲领我去见他在燕京大学的校友、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糸的赵行道伯伯,即后来谭盾同学的主课老师。我捧出为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谱写的音乐呈请他批阅。他在钢琴上大致摸了摸,又留神看了看一个出人意外的转调的部分,宽厚而温和地笑了,没有鼓励我献身作曲事业。

赵伯伯借给我音乐学糸的音乐史教材及其它必需的书籍,一一指出重点,并嘱咐我:音乐史的考试不会超出这套教材的范围,也不必担心和声学之类,入学后会从头训练。

考期渐近,时间紧迫。我梳理头绪,排出科目表。练一首较有难度的长笛曲;再读斯波索宾《和声学》,选做和声习题;读西方音乐史和中国音乐史,把以前那些耳熟而尚未能详的音乐家和作品,像晾晒衣服那样,依次挂在历史年表的标杆上。

我在厂里依旧八小时三班倒。机织车间里排列着百十台高大的毛毯织机,噪音震耳欲聋。我不得不戴上游泳时防水进耳的橡皮耳塞,以保护听力。和我开对台车的于师傅,一位好心肠的中年女工,知道我想念大学,每天一上班,就挥手赶我出去读书,她一人照管两台织机。带班长庄师傅批评我上厕所的时间过长,向来不声不响的她,还和庄师傅吵了一架。我得以夜以继日准备考试,多亏于师傅。

初试看榜,我是抱着视死如归的心去的。

进得原是清代醇王府的中央音乐学院,忽又胆怯起来。我坐在大殿前的汉白玉石阶上,歇口气,定定神。古槐的碧绿浓荫,遮住了雕梁画栋的飞簷。刚下过雨,青砖漫地上落满泛黄的槐花。

这时,同考的欧阳同学,推着自行车,兴沖沖过来,看来是中榜了。她朝我喊:“看见你名字了。有你!”

我很木然,并无振奋的感觉。前面的道路依然曲折,一关落马,前功尽弃。如果败北,那还不如第一关就趴下,免得多受罪。

待到二试看榜,我鼓起勇气绕到榜前,正定睛在名海中寻找。欧阳同学又过来了,说:“甭看了。有你!”

二试与三试之间,按规定要交文章或音乐作品。旧作《星海在巴黎》便派上用场。

那天早上,我拿着誊清的文稿,慢慢悠悠进了音乐学院。迎面碰上音乐学糸徐士家老师。他问我怎么在这儿?我说来交文章。他急了,说今天是三试的古汉语考试,已经开考啦!

我飞奔上楼。惊喘未定,借了枝笔,便埋头答卷。所幸还算顺利。

器乐演奏排在最后一项。我吹了一曲德国作曲家维茨格的《林中小溪旁》,获八十分——音乐学院老师们打得八十分。我默默感念,这长笛跟了我这些年,算对得起我了。

终考之后,已是仲夏。很长时间没有音讯。据传,优秀考生太多,招生名额有限,正在向文化部申请扩招。

最终揭晓的前几天,我实在坐不住了,便来到音乐学院探听消息。正好在楼道里看见赵伯伯从作曲糸办公室里出来。没等我开口,他就说:“我去帮你问问。”他进了音乐学糸办公室。不一会儿出来了,还是那么宽厚温和地笑着,悄声说:“有你!”

我差点儿笑出来,心想:怎么都这一个词儿!

我推车走到大街上,心醉了,有些头晕眼花。俄国作曲家斯克里亚宾,据称乃一通灵之人,写过一部交响乐《狂喜之诗》,历来歧解纷纭,颇具神秘色彩。在赵伯伯告诉我被录取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悟解了些许。斯克里亚宾试图表现的,应当是人的那种陶然销魂、呻吟呢喃、欲仙欲死的魂灵状态。那是人类美好情操的极致。

第一个学期末的一个晚上,我悄悄回到厂里,为了看望于师傅。我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只打听到她所在的乙班轮到夜班,半夜一点钟上,早晨八点钟下。我找到厂里熟人,在宿舍的空床上胡乱睡下来。淩晨时分,我穿过熹微静暗的厂区,来到车间。

于师傅的织机在最边上一排。我走过一台台织机,先和其他师傅们打打招呼,停下来聊上一会儿,打算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于师傅。音乐会最重要的曲目,总是留在最后嘛。

等我走到于师傅身边,天已放亮。她或许误会我了。印象中,本来就讷于言辞的她客客气气,怯生生的,问一句答一句。下班铃声响了。她喃喃地,收拾起饭盒和茶缸,向我点点头,就朝车间外走。车间里噪音大,她越走越快,消失在下班的人流里。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很懊悔,百口莫辩。我想我错了,应当一进车间就先去于师傅那儿……

我从没问过于师傅的正名。她一个女工,男师傅们却都笑叫她“老二”。我不知道那厂子如今还在不在了,更不知道于师傅——也该年愈七旬了吧,能不能原谅她这好心坏事的徒弟。

5

回想起来,我在音乐学院最爱上的课,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是和声、对位、曲式、配器四大件,也不是中外音乐史、音乐美学等主科课程,竟是属于副科的钢琴课。

家里原有一台古老的德国钢琴,老到上面还有放烛台的架子,但象牙贴皮的琴键,看上去依然整洁悦目。为了学习和声,我曾对着教程自学弹奏。现在可好了,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们,正在那儿敞开手臂,笑脸相迎。

在音乐学院,钢琴共同课教研室的老师们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她们担负着除钢琴糸以外所有糸学生的钢琴教学。我统计了一下,这些老师们均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都是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第二,都曾有过成为钢琴家的梦想;第三,这梦想都破灭了;第四,都把梦想破灭后遗存的激情,一古脑儿倾注到学生身上。不管你是指挥糸的还是作曲糸的,不管是学提琴的还是学二胡的,统统要训练成钢琴家。

这些老师们,尤以教学严肃认真而名闻遐迩。一次,指挥糸邵恩同学上钢琴课,大概因为昨晚熬夜用功,忽然感到面白气弱、一阵眩晕。任课的李老师连忙扶他躺下,凉水浸湿手帕,敷在他的额头。过了一会儿,邵恩觉得好多了,才继续上课。结果事后被传成:李老师上钢琴课把邵恩上昏过去了,冷水泼醒,醒来接着上。

为我指定的钢琴老师名叫梁美,个子不高,肩披外套,挟着琴谱,走路风急风快,一激动脸就红。笑容开心绽放,但一般不大爱笑,嘴角一动就算笑了。

第一次见面,梁老师打量打量分配给她的这几个年纪和水平都参差不齐的学生,说:“行了,往后你们几个就交给我了。”让我心里一哆嗦。

中国古代音律学上有“三分损益法”之说。梁老师的教学方式,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损益教学法”。简言之,就是在损你的过程中让你受益。她模仿你的缺点,学得特别夸张,无比难看,以此使你明白。随时打压你的自满情绪,让你甭指望夸奖,这堂课只要不挨批,就应该感到幸諨.久而久之,我们做学生的也习惯了,甚至不骂还不行了。同学老戴,有一回课后乐呵呵对我说:“今天梁老师又损了我一通儿。”言下,相当地受用,浑身舒坦。

还别说,梁老师的“损益教学法”很见成效。老戴,年近三十才学琴,手指软似面条,走在琴键上慢条斯理、一摇三晃。经过梁老师的高压调教,蹬弹跑跳,利索多了。老修,指端粗大,硕如肥肠,弹一个音,必定擦响邻旁的音,天生是为了弹奏现代不协和音乐才来到人间的。可他特别喜爱轻盈美丽的乐曲。他的琴房在钢琴糸办公室旁边。一天午后,钢琴糸师生开会。他则在琴房里练习灵巧生动的钢琴变奏曲《夜莺》,只听钢琴糸糸主任周广仁先生在隔壁扬声问道:“那是谁呀,还不过来开会!”一时传为美谈。

我呢,偏爱气势辉煌的作品,上来先唬住再说。见别人弹什么宏伟壮丽的,难度大的,就想弹。梁老师总说我“好高骛远,贪多嚼不烂”,还说我弹得“海得都没边儿了,怎么这么灰土狼烟,飞沙走石的”!

她知道我弹得不怎么样,可学习刻苦,对钢琴满怀炽热的爱,有时也就允许我自选一、二曲目,但要报请她批准。

学年期末考试,我大胆冒进,准备弹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第二乐章。几番央告,梁老师勉强同意。同时声明:你砸到台上,我可不管!

凡至期末,功课多,作业重,要应付的考试科目也多。练琴的时间明显减少。梁老师立刻就觉察到了。几次回课,都不满意。

离考试只有两个星期的一天,梁老师通知我,要单独加课,地点就在共同课大教室。那儿也将是考场所在地,摆着两架三角钢琴。

梁老师比我还先到教室。谱架上摊开的乐谱,标着些记号,那是要警示我注意的。她让我先弹音阶。考试时要临时抽号,抽到哪个音阶,就考哪个。

我弹得不好。踩着阶梯急速向上,下来时却三步并作两步,连滚带爬就下来了。然后是巴赫的一首赋格。那最是要命,四个各行其是的声部,如同经纬缜密、花纹繁绮的织体,一个线头断了,连接都不知从哪儿接起。我弹得结结巴巴,比第一次视奏好不了多少。梁老师的脸色愈发让我不敢看了。

最后,梁老师说,弹弹你的《黄河》吧。我说还不太熟,刚把谱子摸下来。我开始弹,自己也觉得蠢笨,活像在冰上迈不开蹄子的老牛。梁老师叫我停下。她真动气了,问我:你天天怎么练琴的?就弹成这样,怎么考试!

我无言以对。她三下两下收起谱子,摔上门就出去了。

我无精打采地坐在钢琴前,不知如何是好。拨拉两下琴,停下,又拨拉两下,再随手即兴来一段符合我此时心情的伤感而抒情的旋律,让自己放松放松。我忽然感到有些异样,起身走到门边,推开门向楼道里看。

梁老师还站在楼道里,正略低下头,倾听教室里面的动静。见我出来,她也有些不知所措,嘴角一动,但很快恢复了镇定,问我:“你就是这么练琴的?”见我不吱声,她狠狠扔下一句:“那你就这么练吧!”说完,蹬蹬蹬顺着楼道走了。曾经染过,但很长时间没顾上再染的头发,发涡像一朵灰白的大花,随着步子一震一震的。

以后,随着年岁渐长,每当我想起梁老师走远的样子,就忍不住想掉眼泪。老师对我们实在太好了!

考试那天,梁老师也坐在考试老师中间。我没有让她过于失望。我特邀指挥糸王诺文同学在另一架钢琴上为我协奏。诺文的手指细长,如十根筷子。无论我快拉慢抻,他都能烘托着我。我自觉满意,以为弹出了黄河波涛宽缓涌动的意境。

有同学就去问梁老师,是不是弹出了一片片黄河水浪花儿?

梁老师笑了,说:“吹得比弹得好!”

同学们聚会,聊起来,一致同意:当初咱们这几块料,真够梁老师费心的。

梁老师后来移居香港,授琴课学。有一年,她带着她在香港的学生来考音乐学院钢琴糸。师生们又见面了。我们请老师饮宴,相约将每个人这些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呈献给她。我的长篇小说没敢让老师看,献上了译作《维瓦尔蒂传》和《萨蒂钢琴曲选》。她笑得合不拢嘴,说:“你们现在都成了教授,可在我眼里还都是孩子。”她取出送给我们的小礼物,每人一个:一只黑身白键、三角钢琴形的乐谱夹,供练琴时使用。

说来愧对师长。老师们好不容易把学生招进音乐学糸,自然对之寄予期望。糸里分派老师任班主任,关照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受雨果司汤达的引诱,我学过两句法语,因此入学考试的外语语种是法语。糸里便专门安排严安思老师——她是严文井先生的女儿——和曾经留学法国的钢琴糸教授洪士珪先生辅导我学法语。可我这没良心的,却与音乐学渐行渐远。个中缘故,除了我已移情写作之外,还另有原因。

早年,父亲致信徐悲鸿先生,愿从他学画。徐先生复了长信,劝父亲来中央美院做西方美术史论的研究。至于习画,可随时去他在美院的绘画工作室观摩研讨。父亲听从了徐先生的召唤。家中至今还藏着父亲的习作。在其中一幅碳笔素描上,有徐先生的一行小字:“画得慢一些。”那是画到中途,父亲为什么事起身离去,徐先生走过看到后,写下的批语。徐先生谢世,父亲习画也就中辍了。究竟是美术史糸的人,职有另专,加之运动迭起、世事磋砣、岁月湮漶,绘画之志,竟未能遂愿。

人之一世,当做想做之事。我不愿重复父亲的遗憾。对我而言,音乐学很了不起。作为记录音乐史的史官,作为音乐与受众之间的信使,音乐学必不可少。然而摆弄文字,比起音乐学来,能带给我更大的欢乐。写作之余,亲近活生生的音乐,演奏之,聆赏之,比从理论上去研究音乐,似乎更合我的心意。

是的,说一千道一万,欢乐,方是人生至崇目的。这孩童尽知的道理,如生一般浅显,如死一般深刻。我甚至从音乐里找到一位伟大的同谋:老贝,贝多芬。他的九部交响乐,是他一生苦苦思索的足印。最后一部合唱交响乐,我曾就其涵意遍诘周围的音乐人士。终曲的合唱乐章,自有席勒的诗歌为防护栏,故无人解得离谱;而前三个纯器乐的乐章,则又无人解得靠谱。以我的品度,老贝描绘人类的征战杀伐,讥谑人类彼此喋喋不休的歧见纷争和剑拔弩张的威胁叫嚣,惋叹——他一反常规,将行板乐章与快板乐章互换位置,其秘密即在让结构服从表达的顺序——人类精神流离失所地随波漂泊之后,在第四乐章中,倾尽失聪残躯的生命,讴歌万类所共求的、为博爱大同唯一立足之基的“欢乐”,呼吁人类别争别打了,何必那么互相过不去,既然都是为“欢乐”才来到人间走一遭,那就在“欢乐”中友爱拥抱吧!这是他的彻悟,可视之为他临终前对人类最后的忠告。

老贝相当于咱们中国乾隆、嘉庆年间的人。据统计,至今在这地球上,或这儿或那儿,每天总奏响着他的音乐。如果要我点出西方文化史上十位真正永垂不朽的艺术家,老贝一定在我前五个手指之内。不过,从目前为止的情况来看,人类还没打算听他的话,恐怕永远也不会了。当然,这并不妨碍某个个人在其一生中追逐小小的欢乐。

音乐学糸的老师们非常宽容,通情达理。这是那时音乐学院人的特色。我向时任副糸主任的于润洋先生吐露了我内心的苦恼与挣扎。于先生皱皱眉头,立刻就想通了,说:“总还是要毕业的吧。”

于是,也就任我自由发展。

作曲糸一位叶姓同学,行状清高,思想活跃,订阅了一份披着诗歌与文学外衣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刊物《今天》。我俩一起在东四一带一间寒冷的小平房里,见到了“今天”诗人芒克。他垂询并点拨了我们。

闲聊中,曾和北岛对了对时间地点。他说如果是的话,那应当在1979年的冬天。小平房在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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