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学坊 2020-02-03

易于愤怒的性格,使学者成为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
公共批判的守护者

文 | 斯蒂芬·穆勒-多姆
译 | 刘风

公共领域是一个舞台。只要登上这个舞台,就必须预想到会招致观众的不满。1953年,24岁的大学生于尔根·哈贝马斯初登这个舞台,也曾有这样的经历。1953年7月底的一个周末,阿佩尔将海德格尔最新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递到他手上,书中有海德格尔1935年在弗莱堡大学的讲座内容。阿佩尔特别提醒哈贝马斯注意其中一段文字,在未加任何评论重新发表的这个讲座内容的末尾,作者讲到“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之前一直对海德格尔有高山仰止之感的哈贝马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篇每个细微的修辞都浸透着法西斯主义的讲稿”让他越读越愤怒,于是,他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文章。从文章的独特文风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不止是一个海德格尔门徒在知晓他所敬仰的思想家——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有如此投机主义的行为后的震惊。“针对同样的事件,1935年呼吁实施暴力,而今却谈的是保护、纪念、守护、仁慈、爱、谅解、谦恭……他的呼吁随着政治环境至少变了两次颜色,而呼唤让人回归本真、对抗沉沦的思想巨匠却面不改色,岿然不动。1935年的演讲无情暴露了他那时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哈贝马斯在文章中主要表达了对人们面对这段近期历史的“交际性沉默”的失望,由失望而盛怒。

哈贝马斯写下了他内心深处“无以复加的震惊”。文章写完后他只给乌特看过。两人内心都清楚发表此文可能对哈贝马斯的声誉造成的损害,大概,他们对此举将对哈贝马斯的学术前程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有过交谈。那个时期,若跟人提及不久前他们还是希特勒忠诚的“民族同志”(Volksgenosse),还行“德意志问候”礼就是无礼和冒犯。一场丑闻是不可避免的。哈贝马斯把文稿寄给了卡尔·考恩,考恩将文章冠以《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的标题,刊发在1953年7月25日《法兰克福汇报》周六增刊《图片与时代》上。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除了海德格尔行话、其精英主义思维姿态,以及他对西方传统的民主平等主义的厌恶,让哈贝马斯大跌眼镜的,主要是前文所述他关于纳粹主义运动“内在的真理与伟大”的言论。早在1933年之前,海德格尔就公开赞同“民族革命”,这位国社党党员明显被希特勒迷住了。他显然浮想联翩,正如雅斯贝尔斯猜想的那样,“想引领领袖”。哈贝马斯的批评,主要并非针对他对纳粹主义抱有的好感、幻想及背后的政治错误。同样他也不想公开指责他的哲学思想。让他愤怒的是:事情过去将近18年,战争结東整整8年后,海德格尔竟然愿意只对讲稿稍作润色,不加任何评论地发表;就是说,对事件中让人费解的部分和自己过去的致命政治误判只字不提。关于犹太人大屠杀,海德格尔始终缄口不言。对于哈贝马斯这位浸淫在海德格尔——1889年出生,自1928年起在弗莱堡执教——的精神世界中成长的年轻哲学学子,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看似英勇无畏的对批判性自我反思的拒绝,是否确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内涵有关联性。他在文中质问:“难道有计划地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如今这已世人皆知——也能用存在主义历史观解释为是注定的错误?……难道澄清过去的责任,让人们铭记历史,不是思想者最重要的责任?——然而恰恰相反,事实是,广大民众,尤其是那时和现在负有责任的那些人继续坚持复辟路线;事实是,海德格尔发表了他18年前关于纳粹主义的伟大和内在真理的言论……看来,是时候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了。”

不过,哈贝马斯显然不想彻底告别海德格尔的“第一哲学”,因为他严肃地提出了如下问题:通过批评是否能使它得到拯救;是否能将这位黑格尔以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基本本体论的真理内涵,与其错误的世界观及对此在分析的政治曲解——一种“试图同时从此在存在的历史性和整体性意义上来论证人作为此在的此在分析”——切割开来?他认为,海德格尔哲学的缺陷在于:一方面,他的“存在的遗忘”的诊断忽略了其理论前史,这其中包括基督教平等与自由理念发轫于此的上帝观念;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发展的辩证可塑性并未显现出来,而正是这一辩证法赋予了那种旨在通过客体化来统治的思想以独特的合法性……此外,还有海德格尔的根本性误导。他抛出了决定地球命运的技术与现代人相遇的言论。1935年,在那种技术决定论还在大行其道的状况下,他在演讲中发表上述观点,无形中必然导致下意识的误解,使其克服技术化生活的本意在实际执行中被歪曲。”

由于上述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性视角,哈贝马斯修正了他向来对这位哲学代表人物所持的彻头彻尾的正面看法。从他那时还未完全定稿的关于谢林哲学的博士论文,以及1952年7月12日刊于《法兰克福汇报》的对现象学家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的新书的评论中,还能看出他此前对海德格尔的敬仰。他对兰德格雷贝1952年出版的《现代哲学》一书总体上予以高度评价。在书评最后,哈贝马斯还写道,“老教授们”的战后哲学得先提升到一定水平,方能“与海德格尔进行实质性讨论”。然而现在,在他心目中,海德格尔超群绝伦的“思想家”人设荡然无存,而成了在短暂历史时期内连续两次犯下过错的这代人的突出代表。两位波恩教席教授贝克和罗特哈克也属于这代人,哈贝马斯深知他们与纳粹的牵连。他父亲也属于这代人,可他私下不敢,也从未与父亲就这方面话题进行过对质。他选择了与德国哲学“教父”交锋,并且首次明确提到了他称为“公共批判守护者”的话题。从此以后,他将以越来越激越的姿态行使知识分子的守护者职责。

哈贝马斯的文章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反响。1953年8月13日,观念保守的《时代周报》文化编辑克里斯蒂安·E.雷瓦尔特在该报——这份报纸在总编里夏德·屯格尔执掌下已远离自由主义立场——上发文称,哈贝马斯已堪比有病态恐惧性格、喜欢公开非难他人的阿多诺。雷瓦尔特写道,阿多诺“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所有的所谓‘法西斯分子’,从理查德·瓦格纳到恩斯特·荣格,逐一实施新闻迫害”。雷瓦尔特指责哈贝马斯“满腔恶意”,是“迫害狂”。他还写道,遭到哈贝马斯指责的“这场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这句话,指的是“技术与人类的相遇”,实际上是对纳粹世界观的讽刺性批评。

8月29日,哈贝马斯接着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读者来信,对关于他文章的各种声音直接做出回应。此信不仅针对雷瓦尔特的文章,也针对这期间其他人发表的言论,包括记者、作家和时评人鲁道夫·克莱默-巴道尼和随笔作家及评论家埃贡·维埃塔。《时代周报》拒绝刊登哈贝马斯的读者来信。他在信中写道:“难道现在海德格尔只局限于用存在历史观来解释纳粹主义运动,而由此成了一个标志,我们普遍的复辟倾向的标志?……”他继续写道:“我的极受人尊敬的老师,罗特哈克教授,在一次颇具启发性的研讨课上曾说过,海德格尔必须不断地问:小苹果啊,你滚向何方?这是对一位致力于存在研究的思想家无奈处境的有趣描述;对他而言,所有的新,仅仅因了它的新,就会作为当下存在而获得权威尺度所具有的地位和威望。”所以必须要追同:“是否可以将有诱因所致,而非由于历史的、注定的条件而发生的过失,也全盘当成天命来接受?抑或其实是,那种情况下所发生的,始终是对真理的吁求,对于这样的吁求你或者能回应,或者不能回应。”薄格汉也在同期《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言辞犀利的读者来信。信中说,“战争已结束8年,精神上克服法西斯主义的最基本的思想条件都不具备”,这是可怕的。和卡尔·考恩一样,薄格汉也力挺朋友哈贝马斯。卡尔·考恩隆重介绍“这位接受了出色哲学训练的一代大学生的代言人”,称他为具有新思想观念的代表人物。两周后,考恩又发起一轮攻击。他在副刊撰文,概括了这一论争的始末,并在涉及罪责问题时引述了《存在与时间》中的内容。

海德格尔本人有何反应呢?这位平素憎恶“常人闲言”的哲学家,最终也以读者来信方式表态,来信登载于1953年9月24日的《时代周报》。他在信中对雷瓦尔特的解释表示高度认可,不仅遭指控的那句话,对雷瓦尔特关于他演讲的全部解释也一概表示赞同:“……他(雷瓦尔特)对我其他言论的阐释,也准确表达了我自1934年以来所持的政治立场。”他在文章最后写道:“现在很少有人能判断,那时在这样的讲座中什么可言说,什么不可言说。但我知道,听众中真正的听者准确理解了我所言说的。”三个星期后,海德格尔在巴伐利亚慕尼黑美术学院,在人数众多的听众面前,做了那场大受好评的《技术的追问》的演讲,并与维尔纳·海森贝格进行备受公众瞩目的讨论。汉斯·卡罗萨、恩斯特·荣格、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也光临讲座现场。海德格尔的演讲以“因为问是虔诚的思”这句讳莫如深的话收尾。当然这句话并不是针对哈贝马斯。

尽管当时舆论如此分裂,论争双方差异又是这样悬殊——一方是声名赫赫的思想大师,一方是籍籍无名的哲学学子,但哈贝马斯引发的这场论争标志着一个漫长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最迟至“1968”年将如火如茶地展开。子女辈开始公开向他们的父母师长发出诘问。这个年轻的民主政体国家将成长起来。

30年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牵连再度成为公共话题,特别是在维克多·法里阿斯和雨果·奥特的一系列著作的推动下。虽然这时哈贝马斯依旧指责,海德格尔刻意运用“通过提取本质进行抽象化”的哲学方法,回避谈论史上独一无二的灭绝犹太人事件,也继续批判他“把理论意识形态化”,但由于现在风向已变,到处刮着“鞭挞海德格尔”风,所以他也明确表示:“不可以,也不应该借追究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全盘贬抑海德格尔。……作为晚生的人,我们无法确知他们在政治独裁环境下的行为,所以对他们在纳粹时期的作为以及不作为,我们应尽量不做道德评判。”他警告人们不要过于浅薄地将人品与作品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他也不断申明这一观点,这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有关。实际上哈贝马斯从来都不讳言,海德格尔“转向前的哲学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他及其亲密同道者的思想中刻下了永远的印记。比如,海德格尔的嫡传弟子马尔库塞,就尝试使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哈贝马斯也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海德格尔克服意识哲学的事业。在1985年将讲座内容结集出版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他重提海德格尔生活与作品的联系这个话题,对于其晚期哲学突出强调的“存在离弃的状态”——存在意义的丧失——他做出如下解释:这并非表示海德格尔对他与德国这场浩劫的牵连的忏悔,相反,他这是企图自我解释、自我狡辩和自我剖白。他的晚期哲学是“经历纳粹主义的结果,是经历降临到他身上的历史事件的结果”。简而言之,与其说这是谴责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立场,毋宁说是谴责他1945年后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失。

没有榜样?当然,哈贝马斯不是第一个以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批评德国人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的“思想家”,更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哲学家。在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托马斯·曼,不过也应提到卡尔·雅斯贝尔斯。1937年,雅斯贝尔斯受到纳粹逼迫,提前退休,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战争结束后他参与了海德堡大学的重建,1948年应邀到巴塞尔大学任教。在海德格尔加入国社党之前一直与其友情甚笃的雅斯贝尔斯,很早就谴责德国人对待自己历史责任的淡漠态度。1946年他出版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全体国民为犯罪政权的政治罪责负有集体责任”。这本书,如前文所述,无疑令哈贝马斯印象深刻并启发了他。雅斯贝尔斯那时就已赞同哈贝马斯的说法:“若无对政治责任的清醒认识,那种可怕的土壤和环境——导致产生了建造集中营的政权和任何随意认定的少数群体在其中都可能被谋杀的社会——就得不到彻底根除。”

多尔夫·斯登贝格,《转变》月刊的负责人,在《转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对历史政策的看法也影响了哈贝马斯。《新社会》杂志上关于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讨论同样对他产生了影响,该杂志由尤金·考贡和瓦尔特·迪克斯于1946年创办,哈贝马斯经常阅读该杂志。此外,对于德国人对欧洲犹太人种族灭绝所持的冷漠态度,1949年底结束流亡回到德国的西奥多·W.阿多诺开始借助大众传媒频频发声,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这对哈贝马斯影响颇大。从美国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仅几个星期,阿多诺就通过发表时评,直指德国人的罪责问题。当时还不认识阿多诺的哈贝马斯,不会不知道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阿多诺1951年首次发表的《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的句子。也许哈贝马斯也听到了阿多诺4月18日在黑森广播电视台晩间直播室发表的演讲《复活的文化》,该演讲内容1950年5月刊载于《新社会》。阿多诺在演讲中批评德国人回避追问所发生的一切,这与汉娜·阿伦特同期发表于《评论》杂志的《纳粹统治的后果:来自德国的报告》一文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批评他们不反思产生极权主义的根源,而是一味肯定传统和过去。他在文章最后说:在战后德国,文化和学识的功能,就是“让人忘记过去的恐怖和自己的责任”。“文化被用来掩盖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汉娜·阿伦特也得岀结论:德国人的勤劳忙碌致使他们拒绝历史的真实;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对纳粹历史的普遍的淡漠,极权主义在民主政体中阴魂不散。盟国实行的“非纳粹化运动”,对待纳粹党员一视同仁,未加具体区分, 实际上他们中有些人是因情势所迫或者恐惧而加入,但一部分人确是出于信念而志愿加人的。另外,未经历“非纳粹化”的那些人,可能会结成政治上危险的丧失信誉者利益团体。阿多诺越来越频繁地公开发声,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责,他以对理性进行公共运用的方式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典范。这种知识分子类型想必吸引着年轻的哈贝马斯。批评海德格尔一文中的“批判的守护者”之语,甚至可能是他初次提到这个榜样。很快,哈贝马斯将试着走近阿多诺。

文章节选自[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著:《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一部分,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