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金融史上，100年来几起几落的中国股市似乎不值一提。以1872年第一支华商股票交易计，至今140多年，其中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关张的。在开张的四五次中，崩盘就有四五次，疯狂不计其数。股市是冒险家的乐园，革命家审时度势，也会借股取利，为革命服务。投奔革命的蒋介石就曾经发过股市财，当时的蒋介石还算年轻有为的80后，跟现在的80后一样撞上了历史机遇。
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中，孙中山无疑是最有金融眼光的。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曾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杨荫溥在《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交易所总论》中为此说：“我国之证券交易法，颁布于民国三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拟具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而当时部批，仅准证券一项，因未举办。”
很多人误解革命就是造反，但现代革命跟造反的区别是，后者是“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前者可以是一种“创业”“雄图”和“野心”交织的政治游戏。要加入政治游戏，革命者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没有钱寸步难行。对国民革命的追随者来说，在革命低潮之际，不仅革命经费无着，就连革命者过日子都拮据了。孙中山为此命令“本党同志”投身证券交易的金钱游戏。《陈果夫年谱》1920年《先生二十九岁》条下：秋，国父为筹措革命经费，策动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与筹划者，有蒋公及张静江（人杰）、戴季陶（传贤）诸先生。蒋公嘱先生组织茂新号，担任五十四号经纪人，以其盈余为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之用。
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困难，共谋生财之道，有孙先生指令，更加名正言顺，他们就跟日本某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为此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社团谋划其事，并与大买办虞洽卿攀上关系，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理事17人，共分为10万股，向日商抵押7万股，对华商抵押3万股，共计股东572户。蒋介石和陈果夫等以友爱公司的名义购买了400股。
蒋介石在6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此事说：“拟与果夫订定友爱公司资本共银5 000元，先由中正全部垫付。先购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400股为基本。定为十股。丰镐房七股，果夫、夫、干夫各约一股，推定果夫为义务经理。”
蒋介石等人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和经纪人。当时交易所的买卖由经纪人代办，经纪人交足保证金，在市场上代客买卖货物赚取佣金。蒋介石等人的经纪牌号是“茂新号”，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为此又成立了一家叫“恒泰号”的机构，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股东17人，蒋介石作为“恒泰号”股东入了4股，代号是“蒋伟记”。在股东合同中，蒋介石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二字。
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投入股票的行踪和心情：7月5日：“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经营踌躇也，晚间不能安眠。”7月6日：“晚在寓商量茂新公司组织法。”7月7日：“到茂新及冶诚处。”
但茂新号开业不利，蒋介石首战告亏，亏本1700元。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预演时的股票收盘价为29.9元，一周之后的7月4日，收盘价达到42元。就在这个价位上，蒋介石的同事买进了。
蒋介石为此郁闷：“益钦来舍，知上交所股票涨至四十二元，甚惊骇。即往茂新处访友梅，乃悉前托代买股票，均四十二元之价购入，不胜忧虑。初做生意者不可靠也。果夫来会，其形容甚悲伤，甚至含泪而诉，乃至其不能做生意也。”
几天之后，股票价格突然下跌，蒋介石更加恐慌，“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大落，亏本至七千余元，乃知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亦一大半。星象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在股市中，人性人心求助各种神秘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股市仍能够创造奇迹，仍有魅力。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说：“经由张静江老先生的介绍，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应为‘恒泰号’）的四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的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应为‘高抛低吸’），如同老手。”
一如今日劵商，蒋介石的证劵团队不乏一流的头脑。其中陈果夫随机应变，很快扭亏为盈。由于交易所的股票上涨很快，蒋介石的股票每股价格是30元（银圆），短短几个月间飙到了50元，年底的时候到了120元。第二年年底的时候更是最到200多元的高位。茂新公司挣了几十万元。
而上交所的股票也一路攀升。蒋介石等人的协进社还持有上交所的3万股，他们除了分给社团中重要社员1.5万股外，卖掉了其余的1.5万股。后来又将日本商人方面做押款的7万股全部赎出，并卖掉了3万股。
对蒋介石等人在股市中套利，至今仍难查清楚数字。有人估算，蒋介石等人在其炒股生涯的前两年可获利800多万。有人说，跟今人炒股一样，蒋介石入过股的机构远非两家三家。也有人认为，到1920年年底，蒋介石等人获得270万元。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4万股应缴钱外，仍余32.5万元，全部归戴季陶、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又4万股股票因涨价至120元，共值480万元之全部股金，亦全为他们三人所获。
这些获利的一部分就成了革命党人后来的军费，还有一部分寄给了辛亥革命牺牲同志的遗孤家眷。这种投机交易来得太快，以至于革命者们乐不思蜀。当戴季陶劝蒋介石南下革命的时候，蒋介石恼怒地说：“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
连革命者都投机了，这种疯狂像瘟疫一样蔓延。大家纷纷效仿趋之若鹜，交易所如雨后春笋遍布上海滩。到了1921年，全上海有140多家交易所，当时人描述说，“报纸广告栏中，几日间有一交易所出现，十日间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 。市场完全失控，大小商人买空卖空投机成风，交易所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仅仅两年时间，民国史上的“信交风潮”就发生了，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
陈果夫回忆说：茂新的股本，由10000加至15000元，慢慢地又增到30000元。每天开支不到30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30元以上，最好则有2 000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而蒋介石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感慨：“尔来公私交迫，几欲远避尘俗，高隐山林，独善其身，然而不可得也。”他还感叹：“商家之析利，心计险恶，令吾心甚难过。夜间忽又变卦，市侩诚可诛哉！”
好在市场低潮，革命迎来了高潮。蒋介石走投无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与人合谋要挟上交所，最后虞洽卿拿出6万元摆平，黑帮老大黄金荣在蒋介石送了门生帖后也给他送了路费，蒋介石才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继续革命。股市的疯狂算是锻造了一个革命家，成就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大国领袖。
有人戏说，从蒋介石的炒股经历中，可以总结四点：1.不要炒股。2.不要透支炒股。3.透支炒股失败后如果不加入黑社会，后果会很悲惨。4.过于激烈的股市暴跌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中国的股市规范一些，又如果蒋介石成了近代中国的“巴菲特”而不是“亚瑟王”，那么现代史会完全两样。
遗憾的是，蒋介石对自己的股民生涯讳莫如深。《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1921年1月10日条下收入《与张人杰书》，原文在“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与“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之间，加上删节号，经查原文删去的，正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12个字！40年后的1961年，陈立夫在美国计划写回忆录。“驻美国全权大使”叶公超在一次酒宴场合建议陈立夫，“应将蒋介石当年在上海经营交易所如何失败写进回忆录，才有意义。”这成了叶公超下台的导火索。
可见蒋介石直到晚年仍未直面自己的投机事实，这大概也跟他对商业或金融的本质或品性没有感觉有关。用股市的语言，他也只是一介股民，并未能精进成为一个看懂金钱博弈的“股者”。他也许没有想到，他这样没有吸取教训的投机股民，会制造更大的金融危机：抗战胜利后，他下令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但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他的金融改革（发行“金圆劵”）、政治权力干预（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等，无济于事，不到四年，上海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上交所再度关张。有人说，这个民国史上的最后一次金融危机是压垮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蒋介石本人难辞其咎。
事实上，蒋介石跟大多数人一样，受制于人性的局限。我们看百年来中国股市的几次疯狂，当时人的评论对国人或人性的一针见血，让今人读来仍有会心，似乎说的也是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当下的社会。130年多前，1882年9月2日的《申报》评论说：“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100多年前，1909年中国人疯抢橡胶股票（橡胶公司股票），时人评论说，“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胶为何物者”，而且，国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而今人吴晓波先生的评论，似乎在为百年中国股市背书，股市的游戏，使“中国由一个野蛮的产业商业主义时代，正式步入更为野蛮的金融商业主义时代”。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等。微信公众号：yuge005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