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蒋介石:为革命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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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金融史上,100年来几起几落的中国股市似乎不值一提。以1872年第一支华商股票交易计,至今140多年,其中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关张的。在开张的四五次中,崩盘就有四五次,疯狂不计其数。股市是冒险家的乐园,革命家审时度势,也会借股取利,为革命服务。投奔革命的蒋介石就曾经发过股市财,当时的蒋介石还算年轻有为的80后,跟现在的80后一样撞上了历史机遇。

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中,孙中山无疑是最有金融眼光的。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曾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杨荫溥在《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交易所总论》中为此说:“我国之证券交易法,颁布于民国三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拟具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而当时部批,仅准证券一项,因未举办。”

很多人误解革命就是造反,但现代革命跟造反的区别是,后者是“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前者可以是一种“创业”“雄图”和“野心”交织的政治游戏。要加入政治游戏,革命者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没有钱寸步难行。对国民革命的追随者来说,在革命低潮之际,不仅革命经费无着,就连革命者过日子都拮据了。孙中山为此命令“本党同志”投身证券交易的金钱游戏。《陈果夫年谱》1920年《先生二十九岁》条下:秋,国父为筹措革命经费,策动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与筹划者,有蒋公及张静江(人杰)、戴季陶(传贤)诸先生。蒋公嘱先生组织茂新号,担任五十四号经纪人,以其盈余为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之用。

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困难,共谋生财之道,有孙先生指令,更加名正言顺,他们就跟日本某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为此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社团谋划其事,并与大买办虞洽卿攀上关系,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理事17人,共分为10万股,向日商抵押7万股,对华商抵押3万股,共计股东572户。蒋介石和陈果夫等以友爱公司的名义购买了400股。

蒋介石在6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此事说:“拟与果夫订定友爱公司资本共银5 000元,先由中正全部垫付。先购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400股为基本。定为十股。丰镐房七股,果夫、夫、干夫各约一股,推定果夫为义务经理。”

蒋介石等人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和经纪人。当时交易所的买卖由经纪人代办,经纪人交足保证金,在市场上代客买卖货物赚取佣金。蒋介石等人的经纪牌号是“茂新号”,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为此又成立了一家叫“恒泰号”的机构,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股东17人,蒋介石作为“恒泰号”股东入了4股,代号是“蒋伟记”。在股东合同中,蒋介石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二字。

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投入股票的行踪和心情:7月5日:“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经营踌躇也,晚间不能安眠。”7月6日:“晚在寓商量茂新公司组织法。”7月7日:“到茂新及冶诚处。”

但茂新号开业不利,蒋介石首战告亏,亏本1700元。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预演时的股票收盘价为29.9元,一周之后的7月4日,收盘价达到42元。就在这个价位上,蒋介石的同事买进了。

蒋介石为此郁闷:“益钦来舍,知上交所股票涨至四十二元,甚惊骇。即往茂新处访友梅,乃悉前托代买股票,均四十二元之价购入,不胜忧虑。初做生意者不可靠也。果夫来会,其形容甚悲伤,甚至含泪而诉,乃至其不能做生意也。”

几天之后,股票价格突然下跌,蒋介石更加恐慌,“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大落,亏本至七千余元,乃知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亦一大半。星象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在股市中,人性人心求助各种神秘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股市仍能够创造奇迹,仍有魅力。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说:“经由张静江老先生的介绍,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应为‘恒泰号’)的四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的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应为‘高抛低吸’),如同老手。”

一如今日劵商,蒋介石的证劵团队不乏一流的头脑。其中陈果夫随机应变,很快扭亏为盈。由于交易所的股票上涨很快,蒋介石的股票每股价格是30元(银圆),短短几个月间飙到了50元,年底的时候到了120元。第二年年底的时候更是最到200多元的高位。茂新公司挣了几十万元。

而上交所的股票也一路攀升。蒋介石等人的协进社还持有上交所的3万股,他们除了分给社团中重要社员1.5万股外,卖掉了其余的1.5万股。后来又将日本商人方面做押款的7万股全部赎出,并卖掉了3万股。

对蒋介石等人在股市中套利,至今仍难查清楚数字。有人估算,蒋介石等人在其炒股生涯的前两年可获利800多万。有人说,跟今人炒股一样,蒋介石入过股的机构远非两家三家。也有人认为,到1920年年底,蒋介石等人获得270万元。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4万股应缴钱外,仍余32.5万元,全部归戴季陶、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又4万股股票因涨价至120元,共值480万元之全部股金,亦全为他们三人所获。

这些获利的一部分就成了革命党人后来的军费,还有一部分寄给了辛亥革命牺牲同志的遗孤家眷。这种投机交易来得太快,以至于革命者们乐不思蜀。当戴季陶劝蒋介石南下革命的时候,蒋介石恼怒地说:“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

连革命者都投机了,这种疯狂像瘟疫一样蔓延。大家纷纷效仿趋之若鹜,交易所如雨后春笋遍布上海滩。到了1921年,全上海有140多家交易所,当时人描述说,“报纸广告栏中,几日间有一交易所出现,十日间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 。市场完全失控,大小商人买空卖空投机成风,交易所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仅仅两年时间,民国史上的“信交风潮”就发生了,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

陈果夫回忆说:茂新的股本,由10000加至15000元,慢慢地又增到30000元。每天开支不到30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30元以上,最好则有2 000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而蒋介石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感慨:“尔来公私交迫,几欲远避尘俗,高隐山林,独善其身,然而不可得也。”他还感叹:“商家之析利,心计险恶,令吾心甚难过。夜间忽又变卦,市侩诚可诛哉!”

好在市场低潮,革命迎来了高潮。蒋介石走投无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与人合谋要挟上交所,最后虞洽卿拿出6万元摆平,黑帮老大黄金荣在蒋介石送了门生帖后也给他送了路费,蒋介石才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继续革命。股市的疯狂算是锻造了一个革命家,成就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大国领袖。

有人戏说,从蒋介石的炒股经历中,可以总结四点:1.不要炒股。2.不要透支炒股。3.透支炒股失败后如果不加入黑社会,后果会很悲惨。4.过于激烈的股市暴跌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中国的股市规范一些,又如果蒋介石成了近代中国的“巴菲特”而不是“亚瑟王”,那么现代史会完全两样。

遗憾的是,蒋介石对自己的股民生涯讳莫如深。《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1921年1月10日条下收入《与张人杰书》,原文在“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与“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之间,加上删节号,经查原文删去的,正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12个字!40年后的1961年,陈立夫在美国计划写回忆录。“驻美国全权大使”叶公超在一次酒宴场合建议陈立夫,“应将蒋介石当年在上海经营交易所如何失败写进回忆录,才有意义。”这成了叶公超下台的导火索。

可见蒋介石直到晚年仍未直面自己的投机事实,这大概也跟他对商业或金融的本质或品性没有感觉有关。用股市的语言,他也只是一介股民,并未能精进成为一个看懂金钱博弈的“股者”。他也许没有想到,他这样没有吸取教训的投机股民,会制造更大的金融危机:抗战胜利后,他下令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但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他的金融改革(发行“金圆劵”)、政治权力干预(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等,无济于事,不到四年,上海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上交所再度关张。有人说,这个民国史上的最后一次金融危机是压垮民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蒋介石本人难辞其咎。

事实上,蒋介石跟大多数人一样,受制于人性的局限。我们看百年来中国股市的几次疯狂,当时人的评论对国人或人性的一针见血,让今人读来仍有会心,似乎说的也是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当下的社会。130年多前,1882年9月2日的《申报》评论说:“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100多年前,1909年中国人疯抢橡胶股票(橡胶公司股票),时人评论说,“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胶为何物者”,而且,国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而今人吴晓波先生的评论,似乎在为百年中国股市背书,股市的游戏,使“中国由一个野蛮的产业商业主义时代,正式步入更为野蛮的金融商业主义时代”。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等。微信公众号:yuge005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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