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12
关于林昭和她的时代起码有三个问题：林昭是谁？林昭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她与那个时代为什么构成冲突，构成了怎样的冲突？
我想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林昭是谁？如果用最简单的一两句话来回答，林昭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女学生，她在1958年也就是反右运动的后期成了右派，在1960年中国大饥荒时代，她被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子所波及（不是主动卷进去的），成为一个“反革命”。1968年当“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她不是被法院而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了死刑。这就是林昭的履历。但是，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理解林昭，她首先不是一个政治反抗者，而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更加明确的身份，她是一个诗人，对文学有着强烈兴趣的学生。她一生中从事过的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北大文学刊物《红楼》的编辑。这是她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
她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如果用几句话来回答，林昭所处的是一个“抒情时代”。在这里我想说的“抒情”是什么意思呢？革命就是最大的抒情。暴力革命尤其是抒情中的抒情，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浪漫，充满了幻想，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林昭生活在一个急风暴雨、雷霆霹雳的“抒情时代”。这个“抒情时代”是不容许有中间地带、灰色地带的，它的颜色是单一的，不允许人们擅自在这个中间画出五颜六色的图画。“抒情时代”的最大特点，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高调的理想主义，它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理想，要在人间建立一个天堂，或者说，一个完美的乌托邦。毛泽东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抒情诗人，也曾经是中国那一代唯一的桂冠诗人，其他人的诗都是附属于他的，他是那个时代唯一可以随意挥洒自己才情的桂冠诗人，他是“抒情时代”最高的、不可替代的代表。林昭对这个“抒情时代”曾经充满了向往。她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强烈地向往这个“抒情时代”，并且介入了这个“抒情时”代，甚至不惜与家人决裂，投奔到这个“抒情时代”的宏大叙事里面去。但是她慢慢地就发现了，自己骨子里面的那些东西和“抒情时代”是有抵触的，人性深处，或者说她天生的气质，所以她最终被甩了出来，被这个“抒情时代”毫不留情地甩出来了。
我想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林昭为什么跟那样一个“抒情时代”构成冲突？构成冲突的最主要原因，虽然她是个诗人，但在本质上她是一个带有强烈生活情趣的人，一个叙事的人，对生活有着非常敏感、非常柔软的追求，她不是一个可以抛弃自己的个人生活完全融入宏大的革命叙事当中去的人，她内心深处有很多属于个人的部份，非常私人的部份。过去我们看着林昭，主要是她已露出的个别诗文和片言只语，我最初关注她大概十来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理解的林昭几乎是政治性的，是以斗士的面目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对林昭了解的加深，其实，真实的林昭是生活中的。就是她私人性的文字和公开发表的文字也有很大的差异。她在书写那些与毛时代的抒情诗格调相似的文字时，这从1957年之前她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诗篇可以看出，她也完全是用那个“抒情时代”的相同语言表述的。但是她在私人书信里面，包括她写给好朋友倪竞雄的书信，包括写给中学同学陆震华等人的书信，这些私人文字既有跟那个“抒情时代”关连的一面，但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些很干净、很纯粹的文字，还是家长里短，关于她个人的思考、个人的生活细节。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有一次跟她最要好的朋友倪竞雄在信里讲，听说你们那个地方出产丝绸，不知一般的多少钱一尺？质料花色如何？特别对防雨绸兴趣更大，如果这种雨衣的确很好，她很想买一件。她对这种似乎与那个“抒情时代”不大搭调的日用小物件都是非常喜欢的。包括丝绸的东西，其他好玩的东西。还有一次她在土改工作队，母亲给她寄了一件新的丝绵背心，冬天给她御寒用的，她竟把这件丝绵背心拿去卖掉，卖掉的目的是什么？因为那天是周末，她要跟她的好朋友去吃小吃，几乎把所有摊位上的小吃从头到尾都尝一遍，最后都吃撑了。她后来想起那天吃小吃的情景，写信的时候，还沉醉在一种开心的回忆中，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她想要的。所以，我在她的私人文字和她的公开文字中看到的了潜在的冲突，只是这种冲突还没有暴露而已。私人文字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真实的林昭，公开发表的文字一开始也不是不真实的，而是真实的，至少当时看起来是真实的，她确实非常想融入到那个“抒情时代”当中去，愿意跟那个“抒情时代”合而为一。但是她内心那种太强大的生活化的、叙事的底色，使她跟“抒情时代”的冲突将越来越大，这一点随着时间就会凸显出来。
这种冲突到1957年夏天就完全摊牌了。但是在1957年之前的8年当中，林昭已经开始跟这个时代发生零零星星的冲突了。甚至可以说，1948年就已经发生过一次冲突了。林昭早在1940年代后期就是一个左倾的小青年，她在高中读书时不仅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而且正儿八经加入了地下党，那个时候当然是冒着杀头的风险。1949年前夜，她所在的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组织上安排她撤到上海去躲避，另外跟她同一个支部的几个人都撤走了。她居然未执行这一个组织纪律，没有撤走。最后国民党没有来抓她，她安然无事，但从此之后她就不是党员了，因为她没有执行党的纪律，这就成了她的一个政治污点，她成了组织不信任、不喜欢的人。她后来跟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冲突，都跟她这一次没有执行命令有微妙的关系。后来她就再也没有能回到党组织里面，虽然她一度很想入党。
另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之后不久，大概是1950年，她已经在无锡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她在这个新闻专科学校前后只有一年，其中半年都是在外面参加土改工作队，真正读书的时间很短。她在土改工作队发现了那些南下干部的个人品质有问题，这个发现让她非常的吃惊，原来她心目中的共产党员是她舅舅那个样子。她舅舅许金元，1927年是中共江苏省委的常委，被国民党枪毙的一个烈士。她的母亲是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强人，苏州最大的汽车公司董事，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也是民盟苏州支部的重要成员，所以民盟让她出来竞选“国大代表”，可以说是国民党时代的地方精英。但是她母亲是一个很左的人，暗中替共产党传递情报，经常保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林昭受她母亲和母系的家庭影响，对共产党向来就有好感，自己少女时代就加入过这个党。但是她发现共产党阵营中的一些干部，到了革命胜利南下了以后，居然换老婆，把乡下的黄脸婆抛弃了，在工作队找一个她这个年龄的人。林昭生于1931年，1950年她19岁，和她一起的很多是19岁左右的小姑娘，那些漂亮一点的小姑娘都被工作队的南下干部（指导员、队长们）盯上了。其中一个她的顶头上司，她所在那个队的指导员，就娶了与她同一个小组的漂亮姑娘。她不仅在私下谈话中对这样的现象表达了她的不满，而且在一些半公开的场合明知她上司会知道，也会在那里说，上司的报复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950 到1951年，林昭就开始受到打击报复，说她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说她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毛病，其中一条毛病今天听起来很荒诞，说她爱流眼泪，说她感情脆弱，爱流眼泪就是感情脆弱的表示，进入革命队伍怎么好爱流泪呢？她在千人大会上被点名批判。我们今天无法理解千人大会点名批判是什么概念，但是在1950年到1951年，一个一心向往革命、追随革命的年轻人，在一个区的千人大会上，那么多同事、同学、熟人都听到她是一个反面典型，她是一种什么滋味。她当时在私下的信里面说，她回去以后痛哭，特别委屈特别伤心。她这样的事见了很多，不是见了一个，而她的毛病还是改不了，她的朋友说林昭的嘴巴就是不饶人，林昭这个人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看见这样的事，她就要说。她不仅在私人的场合说，而且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她也会讲到土改工作队里面看到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她在感情上拒绝一些有身份的人对她的追求，这也很容易遭来打击的。这一切都让她在1949年后“抒情时代”到来不久，就开始对那个时代感受到了一种不适应。她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甚至可以说有一点脆弱的人。她的爱哭是有名的，一直到北大读书她的同学都说她爱哭，她喜欢流眼泪，比较感性。所以我想说，林昭骨子里面不是一个政治型的人，她其实是一个生活型的人，她是一个感性的人，她后面的反抗和批判，更多的也是感性的，是直觉的，是审美的，而不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甚至不是政治的。但是在一个不容许有任何怀疑，更不容许有任何批判何况反抗的“抒情时代”里面，任何不去适应或者迎合这个时代的人，注定都要成为它的对立面，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可以站立。
如果林昭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叙事时代”。这个时代是琐碎的，是消费主义的，是物质主义的，林昭要是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她可能不会坐牢，更不会被枪毙，因为她其实并没有想跟自己生活的时代构成对抗。从她的主观意愿出发，她只是想按照自己感性的理解去生活，但是在那个时代不容许她这样做。所以，她最终就被这样的时代一步一步甩出来。1954年她进入北大读书，除了功课以外，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校园文学活动当中，成了当时北大校园文坛最活跃的、也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人之一。她能成为当时北大《红楼》杂志的编辑，意味着在北大校园文学圈子里的地位。因为那个时代，能够变成纸质印刷品是很稀罕的，这是学校出钱、北大团委主办的一份文学杂志。她在这份杂志里是很活跃的一个人物。
直到1957年5月19日，那天就要贴出那张最有名的大字报（《是时候了》那首诗），那天林昭和那首诗的作者之一张元勋，她们《红楼》的那一批编辑和作者到颐和园去游玩。游玩的过程当中，她是拿照相机的，那天所有照片都是她拍的（所以合影上没有她），留下了他们在大难来临之前最美好的回忆。她爱摄影，她喜欢很多美好的东西，她爱吃，爱玩，爱跳舞，爱穿好看的衣服，爱猫，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昵名，就叫“小猫”，或者叫“猫”。她写给好朋友倪竞雄的信最后署名的地方，有时候画一只猫，有时候写两个字：“小猫”。从她1950年代初使用的信纸、和她的笔迹，也可看出她那种对生活的热情。她写的信不是我们通常——可能那个时代的纸很难得，能够写字的纸也不容易——她是随意抓到什么纸都用来写信的。有的纸，薄得现在都不能动，一动就要碎掉似的。很薄很薄的纸，而且是不成张的纸片，不知道她哪里找来的，她却可以写成跟蚂蚁那么大的字，密密麻麻的，而且双面都写，里面很多字写得小小，你会看到她跟朋友之间有说不完的私房话，那些私房话才是一个少女内心的自白，是她与好朋友之间的私下闲话，透露的是她心灵的秘密。在这种密密麻麻的家长里短、琐碎叙事后面，我们可以隐约感到她跟那个“抒情时代”是难以兼容的。那个时代要求革命，要高歌猛进，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而她最关心的不是外面的那些东西。所以，我感到，她正式发表的那些文本，未必能够更真实地代表她内心深处的那个真实的林昭。我把林昭看作是一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高调的理想主义者，那个时代是高调理想主义的，而林昭恰恰是一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她对生活的热情其实更高于她对革命的热情。
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今天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林昭真是一个充满人性的人，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她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敏锐的触觉。她不是那种我们熟悉的镜头里面喊口号的形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抒情时代”本质上就不是一路。她后来被甩出来，是出于她人性的必然，是跟她的本性吻合的。这种吻合，我想说，来自于她的家庭教育，和她所受的学校教育，或者说跟她成长的那个时代环境相关连。她的家庭背景，应该说出生于民国时代的一户好人家。她的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凭着自己的才华，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文官考试当中，获得江苏省第一名，被任命为吴县县长。那个时候吴县管辖的地盘就在苏州城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行政职务。但是她父亲是一个心思很简单的书生，当了一年多就被官场倾轧、撤职查办了，押送到镇江的列车上遇到了林昭的母亲。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是苏州有名的红衣女郎，年轻时就很活跃，热衷于社会运动。接下来，她父母的婚礼苏州合城轰动，当地报纸上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报道。林昭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出生，这个家庭里什么元素都有。既有像她母亲、她舅舅这样认同共产党理念的，又有她父亲这样很标准的读书人，又曾书生从政，在国民政府任职，三次担任县长，三次都以被抓起来告终，但每次都是无罪释放。她这个家庭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给她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家庭出生，她的思想演变最后也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
第二个影响她的就是民国的学校教育。她先后两次读的中学都是教会学校，她初中开始进入萃英中学，后来到景海女子师范学校高中部。她也是在这里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她的美国老师给她施的洗，这所学校是一所美国的教会学校。在景海，她不仅成为基督徒，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也是构成冲突的，恐怕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可以理解。那是一个很复杂的时代，也是一个多色调的时代，覆盖一切的“抒情时代”还没有到来。当时，各种不同的思想都在碰撞，林昭的生命底色中有很多复杂的元素，有基督信仰带给她的，有共产主义的红色思想，有民国最纯正、朴素的人道和人性的观念。她在学校里面是很活跃的人，参加过“大地图书馆”等社团，还创办过油印刊物。林昭后来并不赞同办地下刊物，是因为中学时代就办过这样的刊物，知道环境已经改变了。
到了1954年她进入北大以后，她慢慢发现，过去经历的那个时代已完全过去了。其实，她在北大在政治上是一个低调的人，是一个平和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更多的是关注文学，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但是她却在1955年批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中被“留团察看一年”，理由是说她的“恋爱观不正确”、思想颓伤、人生观消极。这跟她的爱美有关系。她曾经烫头发，把小辫子下面这个地方烫起来，她觉得好看；她在穿着上也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会穿一些碎花的衣服，有精致的裁剪，从苏州上海带回去的，这在当时的北大也是很稀奇的；她有的时候还会喝点酒。她喜欢的那些东西，包括她说话没有顾忌，有什么话都会直说，可能在同学当中也容易得罪人。与她成为右派有关系的，包括她同宿舍的女生的举报。
林昭即使到1957年也就是写了两首诗，一首诗是为沈泽宜、张元勋辩护的，主要是反驳江枫，也是北大中文系一个学生，叫《这是什么歌》。另外一首《党，我呼唤……》，其中有“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这样的句子，也只是表示了失望与忧虑。她的立场虽是站在右派的一面，但她自己所谓的右派的言论，今天讲得出来就一句话，可能就是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到1958年初她还是被甩出来了。林昭思想的真正转变发生在1958年5 月左右，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右派，还在北大，1958年5月4日她写给她妹妹的一封信。
这封信内容很丰富。这封信讲到了到了1958年上半年，北大又出现了一个小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专门针对教授的，尤其是针对那些有名的教授。1957年下半年，反右主要打学生，1958年上半年，是要整教授，这个运动波及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王瑶、吴组缃、游国恩。她在信里说，批王瑶的时候，因为跟王瑶不熟悉，还没觉得怎么样，批吴组缃的时候，她就想去看望吴老师了。因为吴组缃给她们讲《红楼梦》，她的课堂笔记做得很详细，还带给妹妹看过的。但自己是个右派，又不敢去看望。接着，她的恩师游国恩也被批判了。游国恩最欣赏林昭，林昭本来是读新闻专业的，他希望林昭转到中文系来。但来不及转过来就发生了反右运动。当游国恩被批判的时候，她就有一点肝肠欲裂的感觉，她说自己眼泪都没有了，原来很爱哭，现在已经是欲哭无泪。她已经完全绝望了，看到局势一步一步的演变，她原以为反右搞搞就过去了，到1958年上半年的时候她还以为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她一直对毛泽东存有幻想。毛泽东曾经是她心目中的太阳和父亲，她当年在乡下最穷的时候，她都要卖掉新衣服去吃小吃时，还写信托朋友去苏州新华书店买四五寸阔、八九寸高的彩色毛泽东像——她上次在橱窗里看到就爱上了——要买却没有了。她对毛是很仰望的，甚至1957年之后都没有绝望，直到1958年才开始绝望的。这是她一生的转折点，是她后来一步一步走到1968年起承转合的一个关键点。
直到1960年，林昭走到这一步为止，仍然只是一个诗人，她只是写了两首长诗，一首《海鸥之歌》，一首《普罗米修斯受难日》，这两首诗还不足以让她被枪毙，她只是一个诗人，她的诗也只是私下流传。就是这个时候兰州大学的一批右派找到她，并且把她的诗刊登在油印刊物《星火》上。《星火》印出之前，兰大历史系学生张春元跑到上海见了她，看了她的诗这么有才华，就专程来见她。对于办油印刊物，她是不以为然的。办刊物算不了什么，她在国民党时代就办过，但现在不是时候，她认为风险太大，不仅对印的人是个冒险，对于一切读的人来说同样是个冒险。
林昭反对办刊物，也反对搞组织，对于政治的危险她当时是清醒的。但她跟《星火》这批人确实有交情，有来往，甚至跟顾雁有十来个月的来往。顾雁现在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退休教授，在物理学上还是有成就的，现在还在写物理方面的论文。可以说，他是林昭被捕之前来往最多的一个人。林昭给他的来信有跟他交男女朋友的意思。顾雁没有明确接受，也没有拒绝交往。林昭才华横溢，个性也是很强的，要表现自己，跟他在一起时，多是林昭在那里说，尤其她那时处于落难状态，更加希望自己的才华能有人来分享。她写的文章都想拿给顾雁看。林昭进监狱之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研究白居易的《琵琶行》，分别时塞在他包里的。顾雁是学物理的，但是他也很有文学才华的，在被打成右派以后把法文的一篇小说翻译成了中文。他其实一天法语都没学过，就是根据他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父亲带回的教科书自学的法语，再根据辞典翻译出来的。他寄给他爸的朋友傅雷看，傅雷看了以后就给他指出了一百多处错误，说你翻译的这篇小说正好我以前练笔的时候也翻译过。傅雷约顾雁去见面，顾雁不去见，只是通信。顾雁现在讲：我如果去见了，傅雷也卷入《星火》了，他说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多危险，不想牵连傅雷。我们知道傅雷虽然没有被顾雁牵连，照样幸免不了自杀的下场。无论波及的，没波及的，命运都差不多，在那个时代。
在和顾雁交往的这个过程，林昭给他写了三四十封信，林昭以后在狱中见到北大学生张元勋，说我一生中要编三本书，其中一本叫《情书一束》，长期以来，人们无法理解，所谓“情书一束”到底写给谁的情书？顾雁一语道破，他说一看见这句话就知道，“情书一束”就是写给他的信啊，大约有三十几封。当年林昭之所以被捕，就是因为这一批信惹的祸。
1960年，张春元、顾雁他们创办《星火》，其实只是油印了二三十份。这是目前看到的，几乎是大饥荒时代唯一一份民间的、对那个时代提出了公开、直接批判的地下刊物，迄今还没发现第二种。林昭的那首诗也登在上面，事先她并不知道。但是光是这首诗，还不至于牵连到她。但是很快，其他人抓走之后，警察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在顾雁家对门，一个郊区小镇，警察都租了房子，观察了他一段时间，一直等到10月才下手。这个案大概5月就破了，10月才抓顾雁，在顾雁家的阁楼上抄出了林昭写给顾雁的那些信。所以林昭也在苏州被抓了。
其实10月之前，顾雁知道自己要出事的时候，已经专程跑到苏州林昭家里去过，说把我们所有来往的东西，一个字都不要留下，全部烧了。但是顾雁回来烧这些信的时候，觉得烧了太可惜了，太才华横溢了！结果舍不得烧。看来看去，家里有个阁楼，就把它藏在天花板上，自以为藏得很好。
林昭是1960年10月被抓的，起诉书有两份。其中有一份起诉书更真实，可以了解那个时候的林昭。这份起诉书上有一句关键的话，说林昭被捕之后“仍然狡辩，企图推卸罪责”，这句话非常关键，这句话是真的。林昭被捕之后确实不承认罪责，因为她跟《星火》真的就只有这么些关系，没有更深的关系，这件事是真的。但是警察岂能放过她？所以还是把她一直关押到了1962年，从1960年的10月关押到了1962年的3月。
当时把她放了。放林昭到现在还基本上是一个迷。为什么放她？过去说的那个原因是错误的。以前讲把林昭放出来是做诱饵，为了诱捕最大的那一条鱼，《星火》的中心人物张春元，因为张春元曾经脱逃；但现在看来不对，因为张春元在1961年下半年就已经被捉拿归案了。但是从林昭1961年11月写的一份《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里面反复提到她写有一部几十万字的“思想日记”，对自己的思想历程有更详细的反思，这本东西太宝贵了，可惜我们见不到。现在看到的几千字的这份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也很宝贵，这里面透露，林昭在1961年10月在监狱里的思想有反复。她当时对1961 年的政策变化有了好感，认为中国在1961年以后，就是说看到了那么多人在大饥荒中死去，当时刘少奇的政策占了上风，中国要搞政治改革了。她竟然使用了“政治改革”这个词，我不知道，有没有比她在1961年更早的使用“政治改革”这个词，她说共产党如果搞政治改革，她就重新拥护共产党，她要“尽一切可能热情赞助和实地促成党的治政民主化”。她对这个政权又重新产生一种幻想。我现在推测，她被放出来，是跟她当时思想上的这些检查，包括那个几十万字“思想日记”里面所讲述的自己思想反思过程，被当时的共产党监狱当局认为有悔改迹象，很有关系。
但是她在当年又被抓回去了。1962年3月放出来，11月又抓回去了，中间出来8个月。在这8个月里林昭为什么会变成跟之前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是现在关于林昭生平研究中最大的一个迷，是我理解不了的一个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她其实只是接触了2个人，一个叫朱泓，后来当过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80年代的诗坛上还有点名气的一个诗人。另一个叫黄政。三个人都是右派，他们结合了，创立了一个由林昭提名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这是林昭的第二份起诉书，1964年的起诉。林昭一共两份起诉书，第一份起诉书是1962年，当时林昭保外期间，上面一共3个人，有顾雁，有林昭，有梁炎武。其实林昭跟梁炎武是不认识的。林昭跟梁炎武都是因为顾雁的关系，顾雁既认识林昭也认识梁炎武，梁炎武是顾雁在北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学，留在北大做助教，这三个人在一份起诉书上，就是《星火》的事，起诉书说林昭“仍然狡辩，企图推卸罪责”。第二份起诉书是林昭一个人的，就是讲她搞“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所以她的罪就重了，都搞组织了嘛。按照前面第一份起诉书的话，主犯是顾雁，应该是顾雁判刑最重，是顾雁第一个名字，林昭第二个名字，梁炎武第三个名字，但是判刑的结果是，顾雁只判了17年，林昭判了20年，梁炎武7年。梁炎武的罪行只有2条，第一条是帮助顾雁搜集各省党政领导的名单；第二条就是通风报信。就是两条罪名判了7年。林昭单独有第二份起诉书，但到了判决的时候，判决书上还是3个人。顾雁17年，林昭变成了20年。
我觉得这个中间发生变化是难以理解。林昭从非常温和的，一直反对搞地下刊物、反对搞组织的人变成了主动去搞组织，这不是往枪口上送吗？而且她是保外就医，随时可以收回去的。再看她1961年10月在狱中写的个人思想回顾与检查，也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现在的推测就是：她发现上当了。
她不是放出来了吗？她说了这些话以后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发现现实并不是那回事，感到自己在狱中上当了，所以就变得更加激烈地要反抗。我问过顾雁一个问题，他怎么理解林昭的变化？跟他原来认识的林昭是不是不一样了？他的理解是，林昭发现自己放出来以后，张春元没放，顾雁他们都没放，她觉得出于道义，自己应该跟他们在一起，应该在监狱，不应该在狱外。所以她就以更激进的反抗姿态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林昭整个的反抗过程，她似乎并没有什么系统的对理论思考，对于政治制度，她没有特别深思熟虑的东西。她后来的那些思想的火花也都是片断的、即兴的，更多的是感性的。她自己说，我就是一个感性的反抗者，她确实不是理性的，不是靠逻辑推出来的，她就是凭自己的直觉，她从来都不是一个以权力为指向的政治中人。
在她的世界中，更多的是情感的、想象的、好玩的、趣味的，她一生中曾有很多的男朋友，在每一个阶段都跟不同的人有过情感的关系。顾雁说，林昭来信有意跟他做男女朋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是相濡以沫，将来要相忘于江湖。他说，现在就像洪水之后，两条鱼需要相濡以沫，将来洪水涨上来了，两条鱼还是要各自去游的。但是他们一直来往，直到被捕前不久。
《星火》一案一共逮捕43人，判刑25人，枪毙3人。这是一个大案，一直被遮蔽的大案，波及将近200人，林昭其实也只是一个被波及的人，但是她最后却变成了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最重要的反抗者，最重要的思想者。我觉得她最后变成决绝的反抗者，并且给那个时代下了一个定语，叫极权时代，跟她的信仰，就是教会学校给她的信仰维度是有关系的。她最后很多的用词，包括她语言的干净，都回到了民国，不再是“抒情时代”的那种词汇。所以看她在狱中所写的大量文字，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毛时代留下的痕迹。“抒情时代”给她的痕迹都褪去了，她回到了那个多元的时代。她的色彩还是叙事的、生活的，尤其是她最后的文字，几乎可以看作是她的绝笔，就是向她妈妈要吃的。
要吃的其实那些东西就隐含着她要死了。所以她说“斋斋我，第一要紧的是猪头三牲”：“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祭祀才用猪头、猪尾巴。那是1968年的1月14日，那一刻她要表达什么？除了想到了死亡的临近，她真的是对吃的充满了向往，狱中人的那种向往，所以她里面开了一锅牛肉、一锅羊肉、一只咸猪头……，还要吃什么、吃什么，一张信纸上都写满了要吃的东西。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跟时代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诗人跟一个“抒情时代”的冲突。她不是一个抒情诗人，骨子里还是一个叙事的、生活中的人，是一个追求平凡生活、追求人间生活的人，却不幸生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不容许一个人按照正常的状态生活下去，所以她最后被抛出去了。
1968 年，她被判死刑的4月19日和她被枪毙的4月29日，在那两天的《解放日报》上，我一点都看不到林昭要被枪毙的痕迹，也当然不会有痕迹。这两天的报纸上都印满了伟大领袖的语录和头像，那时报纸已经不再报道新闻了，完全都是口号和表决心。1968年4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时候公检法都不存在了——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林昭的死刑判决书上面也印了两条“毛主席语录”：第一条，“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最高指示；第二条，“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石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林昭真的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她是基督徒，所以她真的是带着她的花岗石头脑去见上帝了。上面写的也就是这样一条语录。这个判决书最后，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二款，根据劳动改造条例七十一条，判处林昭死刑。十天后执行了这个判决。那个时候外面正是“文革”热闹的时候，她是悄悄地给枪毙了。过去听说枪毙在龙华，有一个小孩子目睹了，现在看来不一定，到底枪毙在哪里还没找到一个确切地方，很可能就在提篮桥附近，或者就在提篮桥里面，因为提篮桥监狱里有一个枪毙犯人的地方。那个时代什么都顾不上了，法院的程序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游街示众、公审大会。
林昭的故事，表面上终结于1968年4月29日，但是林昭的时代其实没有结束，留下的另一个争议就是林昭到底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与其说林昭有精神病，不如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真正有精神病的时代。所谓精神病就是脱离生命常态，脱离社会常态的时代也是精神病的时代，她就是在那个一个时代里被枪杀的。假如她是在病理学上被论断为一个精神病患者，那把她送上刑场的那个时代就是更值得诅咒的一个时代了。如果她不是精神病，把她送上刑场，那照样是一个值得诅咒的时代。要回答她有没有精神病，那是病理学家的事情，但是把她送上刑场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精神病的时代。这个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如果林昭在大陆还没有到可以完全公开言说的时候，这样的时代就没有结束。只有到了林昭可以被公开言说，被公开研究，公开被拍成电影，可以公开讨论的时代，那个时代才真正的结束。甚至可以说，林昭真正活着的时代不是1968年4月29日之前，而是在她被枪毙之后，林昭的生命，她的精神生命才真正开始。林昭在生前并不有名，认识她的就是她的同学、熟人；林昭身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心她，关注她，认识她，所以她的生命是从她死后开始，是从她被送上刑场的那一刻开始。她的时代何时结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时代总有一天要结束。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