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见天地万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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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思之先生九秩大寿而记

编者按:张思之(1927年11月12日-)张思之先生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曾为鲍彤、魏京生、王军涛等著名异见人士辩护,被称为“人权律师”“中国律师界的良心”,海外媒体誉之为“中国第一大律师”。张思之先生堪称当代法律职业人的至高风范。

“两案”辩护是张思之一生中最具标志性案件辩护之一,它让张思之的名字和新中国法制进程史中的一座里程碑紧密相连。他“在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做着叛徒的吊客,还做着异端的辩护,一生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成就了他作为一名中国律师的良心和荣耀。

2008年,张思之获得了该年度的佩特拉ㆍ凯利奖。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

此篇为余世存为张思之老九秩大寿而作。

思之先生相识满天下,我应该是在他熟人圈外的忘年交吧。这几年跟他的几次交往可以一说。

最早知道思之先生是王俊秀先生的推荐。我和朋友们做汉语奖的时候,非典那一年,俊秀热情而郑重地推荐了思之先生。俊秀还动手写了颁奖词,我几乎没怎么改动就用了;那一年得奖的还有毛喻原先生。那时毛先生也不认识思之先生,后来他们相识,而且关系极深。

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跟思之先生见的第一面。估计是笑蜀带着我去见他算第一面吧,似乎是2003年底,当时笑蜀“法治推动转型”的思想正浓,身体力行的结果是要像外人那样请一个“我的律师”以防备公权力和恶势力对他的骚扰,他找的是思之先生,拉我去做见证,希望我写篇文章。在劲松附近见到了张思之。当时主要是他们谈话,聊天,我在一边听着。回来后我也写了文章,慷慨激昂一番,似乎只要有外界来找我们,一句“请找我的律师”就可以解决问题。今天回看这些历史,真是令人唏嘘了。

我的《非常道》出版那一年,一些老先生的聚会,见到了思之先生。我们聊起来,他问我有个山东作者的作品看过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下次带给我。下次,思之先生把书给我时,才知是五卷本的回忆录。他说送给我了。思之先生送我书也奇特,他送过我一本美国人写的谈精神病患的书,还送给我几本杂志和什么书。开始时我还以为其中有深意,后来明白他的深意不多,有时候就是随手散书而已。

我也送过思之先生书。有一次说到他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研究手相,我说正好我手里有一本研究手相的书,就送给他去做人情了;后来他曾告诉我,他的美国朋友给我算命,“跟你的朋友余世存说,过了今年的中秋就转运了。”这大概算是还了人情。

有一年,我被诊断出得了痛风。从医院出来,有人告诉我思之先生也有痛风,可以向他请教饮食注意事项。我打电话给他,他哈哈大笑,似乎有同病相欢之态,他说没什么可怕,就是注意鸡汤一类的不要喝,“那个东西,厉害啊,我有一次没注意喝了一口,当天晚上发作,走不了路了。”

总之,跟思之先生最初几次见面就有熟悉之感,我们在一起,跟他和很多人在一起一样没大没小。章诒和先生有几年经常出面组织朋友们聚餐,她的方式是众筹和独筹相结合,这不多的朋友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就有思之先生,我参加了几次,跟思之先生就更算熟了。对他最初最深的印象是,他每次见面都要跟人鞠躬,“哎呀,是世存先生,好久没见,您老人家可好,我给您鞠躬了——”他弯下腰去,前段认真,后半段自己都忍不住笑了。我后来写大时间,有人说我写的不是对易经的研究,我写的是中国人的农事诗;我在大时间里意外发现生命与时间的关系,写到思之先生出生时间的否卦和萃卦时,都吃惊于此时出生者的才华、坎坷。当时,他们也有孩子气或说痞气的一面,赤子的一面。孙文如此(列宁称他天真如赤子),思之先生也如此。我跟他说您跟郭沫若同命啊,他说跟这个人相提并论不行啊;我说孙中山、尼赫鲁跟您同命啊,他就开心地笑了:那怎么敢当,他们是大人物……

“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这是很多人引用过的颁奖词。当年萧瀚先生得知思之先生颁奖,也一口气写了回应文章,“最伟大的律师在中国”,萧瀚先生还征求我意见,这样说是否合适。当然合适。时至今日,已经有不少国人知道,以思之先生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律师在当代的贡献。

据说很多人惊艳汉语贡献奖颁奖词,一些人读了给思之先生的颁奖词,把功劳记在我头上,说是没想到我对思之先生的理解那么深刻,我不得不一再澄清那是俊秀先生的作品。还有一些人想都没想地约我单独写一篇记思之先生的文章,我只能遗憾地交白卷。我们都知道思之先生一生的成就需要有相应的汉语文字来记录存照。我后来知道孙国栋先生在整理思之先生的口述时,很是安慰,有国栋先生那样的至诚君子来记录思之行迹,最合适不过的了。

我跟思之先生深一些的交往是我的“中年丧乱”之后,孤魂野鬼的日子过得一蹋糊涂。重新回到北京谋生,很多人都很关心,陈冠中先生还介绍我去某某媒体谋职。一次聚会,章诒和先生倒是既安慰又鼓励,“世存,守着自己,人生长着呢,咱们是写字的,还是要靠自己写出的文字立身……”而在一次一老板朋友请客时,思之先生对老板说,“我们世存哪,你得用点心照顾一下,我对你没别的要求,你就照顾照顾世存……”我在一边听得很是羞愧。

后来的日子证明了章诒和的话,我们走上了以文字报世的路,就要承受这条路的荆棘、光荣和孤独。我也因此“大隐”在北京,几乎跟外界失联,专心于自己的读写,并在中年人危难中,在精神文化领域实现了一个现代人的“突围”。

这些“突围”的欢乐难以言喻。身体与心灵、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技术与精神,都有了头绪,穆旦的诗差可比拟,“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我手里,我只觉得它来得新鲜,是浓烈的酒,清新的泡沫,注入我的奔波、劳作、冒险。仿佛前人从未经临的园地,就要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的时空四象观念、新正义论、地球太极论,等等,都在这段日子里涌现。

也因此我在有限的跟朋友聚会的日子里不免张狂。一个人对身体有重大感觉的时候是几大坎,一是青春期来临的时候,但那时只是身体本能自身的开放,等到身体意识到自身的能耐与限制时,就是中年来临了。传统文化对此一大坎有过经验的研究,认为这个时候一旦身体上出现重大感觉,不仅是青春时代成为过去,而且可以以此预知寿命。一次聚会时,我装作很郑重的样子对思之先生说,哎,经过研究发现,我这个人大概能活到84岁。思之先生张口就说,好啊,等你84岁走了,我来给你写悼词。我说,好,就这么定了。一边的人看我们一老一少这么胡言乱语,不禁都笑了,其时思之先生已经有85岁高龄。

我跟思之先生单独相处的时候不多。算起来,跟他有三种相处状态。一是众人都关注的在场,我们玩笑的多,夸饰的多。二是众人在场我跟他私语的时候,我们谈论起历史和当代的人物,思之先生经常铁口直断,他对人物细节极看重,这个学者那个作家有什么问题,他一个细节就说明了,这个人糊涂,说文革有什么好;那个人好热闹,可惜了文笔。三是我们老少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仿佛成了一个人,多有沉默、中断,聊天随想随说,无想则为空白;这个时候他的苍茫、孤独、失望等情绪也表露无遗,我知道那也是我的心境。国是、人事,都如此地不成器,令人叹息。四顾苍茫,一无凭借,我们还得活着体味自己的无助、无力。

今天想来,我可以安慰思之先生的,并不是历史转型的完成,而是文明较之以前的历史更多了流动性、不确定性,思之先生一生见证了历史主体性、绝对性的丧失,一定懂得意义和文明幸福的生成。企图安顿挣得现世的名利以自娱自乐,企图以历史的中间一环为借口而任性流失,都是不负责的,都是历史中的罪错者。虚云有联: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毓鋆也自夸:四十四年间经二帝五朝,历八雄十代。那么思之先生呢,八十九年间经七朝两制三地,看尽多少小丑、罪恶者、仁者志者和英雄美人。我相信,他对自己、历史的领悟一定如网络时代的文明精神: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我们早用自己的人生实施了审判。

跟思之先生一起,免不了喝酒。付可心等人会拦阻他,馋着他,他的孩子气就出来了,老小孩的可爱也在这里。他成了我们的开心果。我有时候也会说,你这杯酒就不要喝了,由我代喝了吧。他就眼巴巴地看着我把眼前的酒端起来,不断地咂嘴。有时候他胆气大一点,哎,世存啊,酒是替不得的哟,只能自己完成义务啊。在我结婚的宴会上,思之先生隆重出席,他一口气连干三大杯,让在场的朋友们欢声雷动。

跟思之先生一起饭醉的次数多了,我有时候也会拉他进入我的思绪。“张老,你看咱们总是这么大吃大喝不好吧?”他很认同,还给我举例,德国人以国宴请他,非常简单,一色拉蔬菜,一汤,一荤菜而已。“他妈的,我们中国人真是糟蹋着吃喝,我们真是在饭罪。不过,世存,今天的菜不错,咱们还是得吃好啊……”

酒一度是我和思之先生的话题,他经常会告诉我谁谁谁那里有好酒一类。有一次去看他,他故作郑重地说,“哎呀,最近蒙受重大的损失!”我问何种损失,他说董酒的朋友要送他一箱酒,结果他那几天不在北京,人家联系不上,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你说,这是不是我的重大损失。”

我们当然不仅仅只是吃喝,从现实到思、史、诗,都有过碰撞。一次,我和思之先生到朋友家做客,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也在。思之先生比刘泽华先生大十来岁,两人有很多可聊的,我也加入进去,聊起了雷海宗、穆旦等人。后来我问了刘泽华先生一个问题,先生治史一生,可知今日中国跟历史上哪个朝代接近?我时时会向师长朋友问难,至今犹记曾问一个尊敬的女性,你为什么不是昂山素季?我相信我的问难不是给人难堪,而是一起切磋我们遭遇的问题。

刘先生对我的问题沉吟多时,回答不出。他叹气,当今社会跟历史相比没多少可比性。其时我的时空四象论初具形态,尚未跟历史相对应,因此我也赞同刘先生,今天的中国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形态。但刘先生的反应给了我表达的底气,我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在两位老先生面前口出狂言的,估计仍是用我早年的次法西斯理论来解释社会巨变的契机:一在外力的挤压,一在时间的浸蚀。次法西斯,较原型法西斯后来居上,这一专制形态虽仍运动不断,但对稳定的看重远重于对原则的坚守。原则也好,愣头青也好,都会被维稳的机制校正,等等。据在场的米嘉先生说,他看傻了,“你当时喝嗨了,对老先生们说,你们不用说了,听我来说……你呱拉呱拉说了一二十分钟,老先生们像小学生一样听你讲演,靠,你当时那气势……”

我相信我那时确有炫示才思的一面,我想在老先生面前报告一下并不是只有他们“民国人”有格局气象,当代的生活也能成就一些东西。这就像我跟思之先生最初几次见面就因为穆旦而心有汇通一样,忘了我怎么说起穆旦的,思之先生说他也喜欢,可惜他写不了那样的诗,他还说他和穆旦都算学生军。的确,五四,穆旦,思之,我,这些时代和个人串在一起,仍能见出某种东西来。

思之先生的交往是多的。章诒和先生提起他时,会摇摇头,这个人,大才,就是被应酬耗费了时间。因此,在为思之先生祝寿写这篇小文时,他的中风病倒和应酬过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和很多朋友都希望思之先生健康长寿,这希望更多有私心,即希望他能够继续承担这个时代的重量,希望他能在场为我们这些不免苟且者见证。我们都是“啃老族”,一个时代社会、一个共同体的尊严、良知、正义,我们没有去扛,我们就以老先生们的在场为安慰。无论是思之先生,还是资中筠先生、钱理群先生、江平先生,都被我们和各类媒体“啃老”过。在跟钱理群老师聊天时,我谈起新正义的退场原则,钱老师极表赞同,他自己也很快“退场”,进养老院以争取个人的生活。

印象里我还没有来得及跟思之先生讲退场原则,只跟他讲过一个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身心相貌负责,估计他听了心花怒放,因为他自己是个“帅哥”不说,他自己的穿着极为整洁得体。章诒和就夸他是一个“漂亮的人”。但遗憾,思之先生想退而难以退场,太多的人、太多的案件需要他,需要他去做“狮子吼”,需要他去做“中流砥柱”。他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只能牺牲掉自己,去为大家、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有一次他还骄傲地对我说,“嘿嘿,这次辩护,在法庭,我一直站着,两三小时一直站着……”

但思之先生还是没能扛住,或者用毛喻原先生的话来表示,疾病是上帝的使者。上帝都对我们压榨老先生看不过去了,于是派来了中风使者,我们才饶过了思之先生,让他回到自己的生命中,让他回归到安宁的旅程。

现在转眼就是思之先生中风两年,按中国人的算法,他也很快可以过九十大寿了。朋友们想着为他庆生,我想起思之先生,曾经跟他开过玩笑,“哎呀,思之令人老啊。”内心里不免激荡而如浮一大白。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文字为思之先生祝酒祝寿。

希望他在安宁的日子里收获,希望他在黑暗的日子里“我心光明”,希望他在宅男的日子里欢乐,“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希望他在入静的时刻去耕耘人类的清晨,使人成为一个全称……

思之先生曾在我面前学舌一些人的腔调。有一次他称道我的本家流沙河先生,他说这个人了不起,智慧,说流沙河接电话是这个样子的,“喂……啷个啊,你找流沙河啊,流沙河身体不好,他病了的……”思之学着一幅有气无力的四川腔调,笑了,“狗日的,他装病,不想被人打搅。”

2016年9月8日写于北京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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