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张思之先生九秩大寿而记
编者按：张思之（1927年11月12日－）张思之先生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曾为鲍彤、魏京生、王军涛等著名异见人士辩护，被称为“人权律师”“中国律师界的良心”，海外媒体誉之为“中国第一大律师”。张思之先生堪称当代法律职业人的至高风范。
“两案”辩护是张思之一生中最具标志性案件辩护之一，它让张思之的名字和新中国法制进程史中的一座里程碑紧密相连。他“在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做着叛徒的吊客，还做着异端的辩护，一生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成就了他作为一名中国律师的良心和荣耀。
2008年，张思之获得了该年度的佩特拉ㆍ凯利奖。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
此篇为余世存为张思之老九秩大寿而作。
一
思之先生相识满天下，我应该是在他熟人圈外的忘年交吧。这几年跟他的几次交往可以一说。
最早知道思之先生是王俊秀先生的推荐。我和朋友们做汉语奖的时候，非典那一年，俊秀热情而郑重地推荐了思之先生。俊秀还动手写了颁奖词，我几乎没怎么改动就用了；那一年得奖的还有毛喻原先生。那时毛先生也不认识思之先生，后来他们相识，而且关系极深。
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跟思之先生见的第一面。估计是笑蜀带着我去见他算第一面吧，似乎是2003年底，当时笑蜀“法治推动转型”的思想正浓，身体力行的结果是要像外人那样请一个“我的律师”以防备公权力和恶势力对他的骚扰，他找的是思之先生，拉我去做见证，希望我写篇文章。在劲松附近见到了张思之。当时主要是他们谈话，聊天，我在一边听着。回来后我也写了文章，慷慨激昂一番，似乎只要有外界来找我们，一句“请找我的律师”就可以解决问题。今天回看这些历史，真是令人唏嘘了。
我的《非常道》出版那一年，一些老先生的聚会，见到了思之先生。我们聊起来，他问我有个山东作者的作品看过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下次带给我。下次，思之先生把书给我时，才知是五卷本的回忆录。他说送给我了。思之先生送我书也奇特，他送过我一本美国人写的谈精神病患的书，还送给我几本杂志和什么书。开始时我还以为其中有深意，后来明白他的深意不多，有时候就是随手散书而已。
我也送过思之先生书。有一次说到他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研究手相，我说正好我手里有一本研究手相的书，就送给他去做人情了；后来他曾告诉我，他的美国朋友给我算命，“跟你的朋友余世存说，过了今年的中秋就转运了。”这大概算是还了人情。
有一年，我被诊断出得了痛风。从医院出来，有人告诉我思之先生也有痛风，可以向他请教饮食注意事项。我打电话给他，他哈哈大笑，似乎有同病相欢之态，他说没什么可怕，就是注意鸡汤一类的不要喝，“那个东西，厉害啊，我有一次没注意喝了一口，当天晚上发作，走不了路了。”
总之，跟思之先生最初几次见面就有熟悉之感，我们在一起，跟他和很多人在一起一样没大没小。章诒和先生有几年经常出面组织朋友们聚餐，她的方式是众筹和独筹相结合，这不多的朋友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就有思之先生，我参加了几次，跟思之先生就更算熟了。对他最初最深的印象是，他每次见面都要跟人鞠躬，“哎呀，是世存先生，好久没见，您老人家可好，我给您鞠躬了——”他弯下腰去，前段认真，后半段自己都忍不住笑了。我后来写大时间，有人说我写的不是对易经的研究，我写的是中国人的农事诗；我在大时间里意外发现生命与时间的关系，写到思之先生出生时间的否卦和萃卦时，都吃惊于此时出生者的才华、坎坷。当时，他们也有孩子气或说痞气的一面，赤子的一面。孙文如此（列宁称他天真如赤子），思之先生也如此。我跟他说您跟郭沫若同命啊，他说跟这个人相提并论不行啊；我说孙中山、尼赫鲁跟您同命啊，他就开心地笑了：那怎么敢当，他们是大人物……
“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这是很多人引用过的颁奖词。当年萧瀚先生得知思之先生颁奖，也一口气写了回应文章，“最伟大的律师在中国”，萧瀚先生还征求我意见，这样说是否合适。当然合适。时至今日，已经有不少国人知道，以思之先生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律师在当代的贡献。
据说很多人惊艳汉语贡献奖颁奖词，一些人读了给思之先生的颁奖词，把功劳记在我头上，说是没想到我对思之先生的理解那么深刻，我不得不一再澄清那是俊秀先生的作品。还有一些人想都没想地约我单独写一篇记思之先生的文章，我只能遗憾地交白卷。我们都知道思之先生一生的成就需要有相应的汉语文字来记录存照。我后来知道孙国栋先生在整理思之先生的口述时，很是安慰，有国栋先生那样的至诚君子来记录思之行迹，最合适不过的了。
二
我跟思之先生深一些的交往是我的“中年丧乱”之后，孤魂野鬼的日子过得一蹋糊涂。重新回到北京谋生，很多人都很关心，陈冠中先生还介绍我去某某媒体谋职。一次聚会，章诒和先生倒是既安慰又鼓励，“世存，守着自己，人生长着呢，咱们是写字的，还是要靠自己写出的文字立身……”而在一次一老板朋友请客时，思之先生对老板说，“我们世存哪，你得用点心照顾一下，我对你没别的要求，你就照顾照顾世存……”我在一边听得很是羞愧。
后来的日子证明了章诒和的话，我们走上了以文字报世的路，就要承受这条路的荆棘、光荣和孤独。我也因此“大隐”在北京，几乎跟外界失联，专心于自己的读写，并在中年人危难中，在精神文化领域实现了一个现代人的“突围”。
这些“突围”的欢乐难以言喻。身体与心灵、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技术与精神，都有了头绪，穆旦的诗差可比拟，“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我手里，我只觉得它来得新鲜，是浓烈的酒，清新的泡沫，注入我的奔波、劳作、冒险。仿佛前人从未经临的园地，就要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的时空四象观念、新正义论、地球太极论，等等，都在这段日子里涌现。
也因此我在有限的跟朋友聚会的日子里不免张狂。一个人对身体有重大感觉的时候是几大坎，一是青春期来临的时候，但那时只是身体本能自身的开放，等到身体意识到自身的能耐与限制时，就是中年来临了。传统文化对此一大坎有过经验的研究，认为这个时候一旦身体上出现重大感觉，不仅是青春时代成为过去，而且可以以此预知寿命。一次聚会时，我装作很郑重的样子对思之先生说，哎，经过研究发现，我这个人大概能活到84岁。思之先生张口就说，好啊，等你84岁走了，我来给你写悼词。我说，好，就这么定了。一边的人看我们一老一少这么胡言乱语，不禁都笑了，其时思之先生已经有85岁高龄。
我跟思之先生单独相处的时候不多。算起来，跟他有三种相处状态。一是众人都关注的在场，我们玩笑的多，夸饰的多。二是众人在场我跟他私语的时候，我们谈论起历史和当代的人物，思之先生经常铁口直断，他对人物细节极看重，这个学者那个作家有什么问题，他一个细节就说明了，这个人糊涂，说文革有什么好；那个人好热闹，可惜了文笔。三是我们老少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仿佛成了一个人，多有沉默、中断，聊天随想随说，无想则为空白；这个时候他的苍茫、孤独、失望等情绪也表露无遗，我知道那也是我的心境。国是、人事，都如此地不成器，令人叹息。四顾苍茫，一无凭借，我们还得活着体味自己的无助、无力。
今天想来，我可以安慰思之先生的，并不是历史转型的完成，而是文明较之以前的历史更多了流动性、不确定性，思之先生一生见证了历史主体性、绝对性的丧失，一定懂得意义和文明幸福的生成。企图安顿挣得现世的名利以自娱自乐，企图以历史的中间一环为借口而任性流失，都是不负责的，都是历史中的罪错者。虚云有联：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毓鋆也自夸：四十四年间经二帝五朝，历八雄十代。那么思之先生呢，八十九年间经七朝两制三地，看尽多少小丑、罪恶者、仁者志者和英雄美人。我相信，他对自己、历史的领悟一定如网络时代的文明精神：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我们早用自己的人生实施了审判。
三
跟思之先生一起，免不了喝酒。付可心等人会拦阻他，馋着他，他的孩子气就出来了，老小孩的可爱也在这里。他成了我们的开心果。我有时候也会说，你这杯酒就不要喝了，由我代喝了吧。他就眼巴巴地看着我把眼前的酒端起来，不断地咂嘴。有时候他胆气大一点，哎，世存啊，酒是替不得的哟，只能自己完成义务啊。在我结婚的宴会上，思之先生隆重出席，他一口气连干三大杯，让在场的朋友们欢声雷动。
跟思之先生一起饭醉的次数多了，我有时候也会拉他进入我的思绪。“张老，你看咱们总是这么大吃大喝不好吧？”他很认同，还给我举例，德国人以国宴请他，非常简单，一色拉蔬菜，一汤，一荤菜而已。“他妈的，我们中国人真是糟蹋着吃喝，我们真是在饭罪。不过，世存，今天的菜不错，咱们还是得吃好啊……”
酒一度是我和思之先生的话题，他经常会告诉我谁谁谁那里有好酒一类。有一次去看他，他故作郑重地说，“哎呀，最近蒙受重大的损失！”我问何种损失，他说董酒的朋友要送他一箱酒，结果他那几天不在北京，人家联系不上，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你说，这是不是我的重大损失。”
我们当然不仅仅只是吃喝，从现实到思、史、诗，都有过碰撞。一次，我和思之先生到朋友家做客，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也在。思之先生比刘泽华先生大十来岁，两人有很多可聊的，我也加入进去，聊起了雷海宗、穆旦等人。后来我问了刘泽华先生一个问题，先生治史一生，可知今日中国跟历史上哪个朝代接近？我时时会向师长朋友问难，至今犹记曾问一个尊敬的女性，你为什么不是昂山素季？我相信我的问难不是给人难堪，而是一起切磋我们遭遇的问题。
刘先生对我的问题沉吟多时，回答不出。他叹气，当今社会跟历史相比没多少可比性。其时我的时空四象论初具形态，尚未跟历史相对应，因此我也赞同刘先生，今天的中国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形态。但刘先生的反应给了我表达的底气，我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在两位老先生面前口出狂言的，估计仍是用我早年的次法西斯理论来解释社会巨变的契机：一在外力的挤压，一在时间的浸蚀。次法西斯，较原型法西斯后来居上，这一专制形态虽仍运动不断，但对稳定的看重远重于对原则的坚守。原则也好，愣头青也好，都会被维稳的机制校正，等等。据在场的米嘉先生说，他看傻了，“你当时喝嗨了，对老先生们说，你们不用说了，听我来说……你呱拉呱拉说了一二十分钟，老先生们像小学生一样听你讲演，靠，你当时那气势……”
我相信我那时确有炫示才思的一面，我想在老先生面前报告一下并不是只有他们“民国人”有格局气象，当代的生活也能成就一些东西。这就像我跟思之先生最初几次见面就因为穆旦而心有汇通一样，忘了我怎么说起穆旦的，思之先生说他也喜欢，可惜他写不了那样的诗，他还说他和穆旦都算学生军。的确，五四，穆旦，思之，我，这些时代和个人串在一起，仍能见出某种东西来。
四
思之先生的交往是多的。章诒和先生提起他时，会摇摇头，这个人，大才，就是被应酬耗费了时间。因此，在为思之先生祝寿写这篇小文时，他的中风病倒和应酬过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和很多朋友都希望思之先生健康长寿，这希望更多有私心，即希望他能够继续承担这个时代的重量，希望他能在场为我们这些不免苟且者见证。我们都是“啃老族”，一个时代社会、一个共同体的尊严、良知、正义，我们没有去扛，我们就以老先生们的在场为安慰。无论是思之先生，还是资中筠先生、钱理群先生、江平先生，都被我们和各类媒体“啃老”过。在跟钱理群老师聊天时，我谈起新正义的退场原则，钱老师极表赞同，他自己也很快“退场”，进养老院以争取个人的生活。
印象里我还没有来得及跟思之先生讲退场原则，只跟他讲过一个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身心相貌负责，估计他听了心花怒放，因为他自己是个“帅哥”不说，他自己的穿着极为整洁得体。章诒和就夸他是一个“漂亮的人”。但遗憾，思之先生想退而难以退场，太多的人、太多的案件需要他，需要他去做“狮子吼”，需要他去做“中流砥柱”。他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只能牺牲掉自己，去为大家、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有一次他还骄傲地对我说，“嘿嘿，这次辩护，在法庭，我一直站着，两三小时一直站着……”
但思之先生还是没能扛住，或者用毛喻原先生的话来表示，疾病是上帝的使者。上帝都对我们压榨老先生看不过去了，于是派来了中风使者，我们才饶过了思之先生，让他回到自己的生命中，让他回归到安宁的旅程。
现在转眼就是思之先生中风两年，按中国人的算法，他也很快可以过九十大寿了。朋友们想着为他庆生，我想起思之先生，曾经跟他开过玩笑，“哎呀，思之令人老啊。”内心里不免激荡而如浮一大白。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文字为思之先生祝酒祝寿。
希望他在安宁的日子里收获，希望他在黑暗的日子里“我心光明”，希望他在宅男的日子里欢乐，“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希望他在入静的时刻去耕耘人类的清晨，使人成为一个全称……
思之先生曾在我面前学舌一些人的腔调。有一次他称道我的本家流沙河先生，他说这个人了不起，智慧，说流沙河接电话是这个样子的，“喂……啷个啊，你找流沙河啊，流沙河身体不好，他病了的……”思之学着一幅有气无力的四川腔调，笑了，“狗日的，他装病，不想被人打搅。”
2016年9月8日写于北京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