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普京拥有不少支持者，因为他支持反腐，对外强硬，有时又不按常理出牌。这些中国支持者们认为，也不断在强调，普京是一个在俄国深得人望的政治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俄国重新成为在世界上能大声说话的强国。俄国人摆脱了苏联后时期的彷徨和失落，对国家的未来又重新获得了信心和希望。情况究竟如何，不妨从俄国和俄裔学者对普京时代的俄国犬儒主义研究中去探寻一个究竟。
在一些俄国和俄裔学者那里，在“苏联后”时期（尤其是在普京时代）的俄国，犬儒主义是一个透视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特殊窗口。这个时期的俄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不断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不同的群体从不同角度得出“找到出路”、“时好时坏”和“很难预料”的概括性结论。在一些人看来是好的，带来希望和克服犬儒主义悲观情绪的发展，在另一些人看来，恰恰是一种机会主义、只图眼前利益、急功近利、无信仰或理想追求的犬儒主义，这种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继承了苏联时代国民人格分裂的那种犬儒主义。尽管许多俄国人都同意，犬儒主义是社会的道德和国民性病灶，但是他们在一些有关犬儒主义的主要问题上仍然意见分歧：哪些社会现象、民众意向和选择是犬儒主义的？哪些政治、经济因素造成了什么犬儒主义的负面国民心态、素质和行为？对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俄国（裔）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不同看法中包含了对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多种评价，也包含了他们对犬儒主义的独特认识。
1.犬儒的顺从和犬儒的反抗
马克•列波维特斯基(Mark Naumovich Lipovetsky) 是俄国最有影响的文化史专家之一，在《俄国犬儒的轻率魅力》（The Indiscreet Charm of the Russian Cynic）一文中，他对“苏联”和“苏联后”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犬儒主义作用做了比较研究。 他认为，在今天的俄国，民间犬儒主义仍然是对官方权力犬儒主义的一种应对方式，它还是无法摆脱苏联时代无权者的那种既不满又顺从的大众犬儒主义。他以2012年的“暴动小猫”（Pussy Rioters）对俄国官方犬儒主义（official cynicism）的示威行动为例说明，无权者的犬儒主义并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反抗。
“暴动小猫”是一支俄罗斯女性主义朋克乐队，乐队成立于2011年8月，由约12名成员组成，成员头戴颜色鲜艳的头套，并在露面时只使用化名。她们经常在各大景点举办有关俄罗斯政治生活的行为艺术表演，都未经政府批准。这些表演编辑成视频后在互联网上公布。2012年2月21日，乐队的5个成员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的祭坛举行了一场反对普京和俄罗斯正教会的名为“朋克祈祷——圣母啊，赶走普京！”（”Punk Prayer – Mother of God, Chase Putin Away!”）的演出。表演被教堂安保人员制止。3月3日，其演出视频出现在互联网上后，乐队的两名成员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和玛丽亚•阿廖欣娜被控犯有扰乱公共秩序、冒犯宗教信徒和“流氓行为”等罪名而遭到逮捕。3月16日，另一名成员叶卡特琳娜•萨穆特瑟维奇也被逮捕。8月17日莫斯科塔干斯基地区法院作出判决，分别判处3名成员2年徒刑，罪名是在教堂实施“流氓行为”。10月10日，上诉后，叶卡特琳娜•萨穆特瑟维奇因缓刑而被释放，另外两名成员维持原判。
列波维特斯基认为，“暴动小猫”的玩笑和讽刺并不具有政治反抗的意义，它只是在政权允许的范围内犬儒式地搞笑一下罢了。“暴动小猫”的朋克式滑稽虽然在中国人看来已经非常“大胆”、“出格”和“不安分”，但表演者们还是出于自我审查 的意识，把表演限制在“艺术”的范围之内，以此来自我保护。后来只不过是因为“轻率”和“不小心”，才不慎越过了红线，但在国外却被当成了一次勇敢的反抗。实际情况是，压迫性制度下的犬儒表演并不从事积极的抗争，犬儒者只是在消极嘲讽，但权势是不在乎嘲讽的，“你笑你的，我干我的” 。而且，你笑得知道分寸，越过分寸不要怪我不客气。我可以让你笑，也可以让你不笑，你必须心里有数，不要让我老提醒你。犬儒的笑总是一种时刻在进行自我审查的笑，“有节制”的小品、相声、二人转或别的幽默表演都是典型的犬儒之笑。
列波维特斯基讨论普京时代的犬儒主义，运用的是《苏联大百科全书》里对犬儒主义的定义。苏联百科全书里有关于犬儒主义的知识，这说明，苏联-俄罗斯人对犬儒主义是有认识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对犬儒的定义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犬儒的来源首先是权力的犬儒，其特征是掠夺性的统治群体公然以无道德的手段行使权力和达到自私的目的，如法西斯、个人崇拜，等等。其次是个人化群体的反抗观念和行动（如破坏公物），这些个人和群体忍受着不公和无权的制御，忍受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伪善，但却毫无改变现状的希望，因此陷入了精神空虚的泥淖。”按照这个对犬儒主义的认识，“共产主义道德”反对任何形式的犬儒主义。
然而，从二十世纪70、8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道德”在苏联已经不能起到抵制犬儒主义的作用，相反，它正是产生犬儒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口头上高喊共产主义道德的当权者们经常恰恰是最没有道德的。他们只不过是在用主义的幌子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欺骗民众。统治者这种无道德的伪善和欺骗成为权力犬儒主义的主要特征。民众心知肚明，知道当权者在欺骗他们，是在跟他们玩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善和欺骗把戏。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公开戳穿这个把戏，所以只能默默忍受。而且，他们还知道，要想在这样的制度里安身立命，尽可能为自己捞取一些好处，他们自己也必须戴上假面加入这个欺骗游戏。因此，他们虽然鄙视和看穿这种假面游戏，但仍然会认真投入、假戏真做。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却仍然心知肚明地坦然为之。当权者们知道民众心知肚明，民众也知道当权者们知道他们心知肚明。但大家都在客串一个所有人都坦然为之的假面游戏，编织起一张笼罩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大网。
列波维特斯基引用《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犬儒词条，似乎是为了表明，一个社会可以有关于犬儒主义的知识，知道犬儒主义的害处，却照样上上下下奉行犬儒主义，不仅如此，还装出在反对犬儒主义的样子。这种明白人的知行不一，根本不在乎真实与虚假的道德区别，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性的。这样的犬儒主义从苏联时代到苏联后的普京时代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今天的俄罗斯似乎已经用“道德”代替了苏联时代的“共产主义道德”，但权力的犬儒主义和民众的犬儒主义却是照样在支配俄罗斯的社会文化。
俄国社会学家列夫•葛德考夫（Lev Gudkov）在《俄国犬儒主义：僵化社会的病症》（Russian Cynicism: Symptom of a Stagnant Society）一文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他指出，“犬儒主义标志着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过去的信仰和规范遭到了破坏，社会里正在开始出现深层的社会文化变化，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发生了冲突。但是，犬儒主义本身却并不是一种新制度关系的因素。犬儒主义并不产生变化，这是犬儒主义与观念创新、突破、发现不同之处。只有新观念、意义、道德观才是决定社会和文化进程未来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而犬儒主义则不是这样一种积极因素。犬儒主义充其量只是暴露主流观念的虚谬，或者不过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流行看法。”在民间扩散的犬儒主义没有定向，随时在变换怀疑和不信任的对象，它没有自己要坚持的原则，因此实际上是一种貌似激进的机会主义。
葛德考夫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前苏联的“公共伦理”，那是一个苏联正面临社会危机和面临转变的时代，他从大量的研究证据中发现，“苏联人对主流道德观失去了信心，……千百万苏联人在政客越来越严重的（权力）犬儒主义面前感觉到无助”。 葛德考夫指出，这种无助和彻底失望是普通苏联人犬儒主义的主要原因与表现。权力的犬儒主要表现在政客们为一己私利公器私用，最后毁掉了任何一个公正社会都必须尊重和依靠的“权威公器”，包括制度、理念、权力、道德、价值观。犬儒主义的政客们凭借手里的权力，要么公然破坏法制秩序，无视起码的道德准则；要么便是口是心非地对待法制和道德，说一套做一套。公然破坏是“无道德”（amoral），而口是心非则是伪善，二者都是权力犬儒主义。对权力犬儒主义，普通民众唯一可能的反抗便是反感、厌恶和彻底不相信，这是一种绝望而无效的彻底看穿，它不抱改变的希望，只是以笑话嘲弄来获得一时的纾解和消气。
葛德考夫指出，苏联政客的犬儒主义对社会的腐蚀和败坏也同样发生在今天的俄罗斯社会里。今天在俄罗斯呼风唤雨的是像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这样的政客，他们虽然精明强干、有能力也有煽动力，但却毫无道德，无所不为，民众不信任这样的政客和公众人物。日里诺夫斯基是俄罗斯下议院副议长，其所属的自由民主党在俄罗斯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多数党员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里诺夫斯基经常是普京的喉舌。他为人粗暴强梁、仗势欺人、不讲道德，从他在2014年4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演便可见一斑。怀孕的女记者杜波维兹卡雅（Stella Dubovitskaya）问，对乌克兰禁止俄罗斯男性入境，是否应制裁。此问题并未偏向乌克兰，却让日里诺夫斯基勃然大怒，骂她是“女同志”。他挖苦乌克兰爱国女记者法拉恩（Irina Faraon），说她“对俄国充满仇恨”，但“喜欢俄国人”，“因为她是色情狂”。接着又嘲笑杜波维兹卡雅“也是一样”。一名男记者指摘日里诺夫斯基说：“她是孕妇，你为何攻击她？”日里诺夫斯基答：“怀孕就不该来工作，应在家带小孩”。又称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也有不少孕妇，“都是毒虫”。他又把两名男助理推向杜波维兹卡雅，要他们“狠狠强暴她”，又喊：“基督复活了！快亲她。”一女记者痛批日里诺夫斯基“太侮辱人”，日里诺夫斯基说：“你为何插手？你是女同志吗？走开。”
像这样的政客活跃在俄罗斯的政坛上，让许多俄罗斯人对政治和政治人物极端失望，失去信心。这种犬儒主义也让许多民众对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前景不抱希望。葛德考夫指出，民众的犬儒主义是因为俄国政治、社会现代化受阻和开倒车而引发的。俄罗斯人不是不曾有过希望，只是由于希望幻灭才转向厌恶、愤怒和冷嘲热讽。他们讥讽和嘲弄所有那些他们信任过并期待有改革作为的政治党派和人士——民主派、自由派、普京的执政党。他们都不断向民众保证，要比苏联时代给人民多得多的权利和自由人待遇，但是，现实太令人失望。葛德考夫的民意调查发现，民众的愤怒和敌意与他们的挫折感、自卑和无能为力感成正比增涨。他们看穿并且不相信的既包括政治领导者和权威人士（看穿他们的伪善），也包括所有被权威利用过的美好价值观念（道德价值虚无主义）。接受民意调查的民众有的表示，他们对其他“正常”国家里发生良性变化仍抱有希望，但他们认为，俄国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些正常国家中的一个。
葛德考夫所做的民调还显示，俄国社会意识和观念中犬儒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鄙视所有的公众人物和权威——不仅是政府人员和政治人物，而且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学者、公职人员、工商人士，甚至教会神职人员。在许多民众眼里，这些都是口是心非、道貌岸然、道德低下的人，都在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威、名声、职权谋取私利。俄罗斯民众眼里的这种精英群体集体道德沦落，令人想起了中国类似的情形。被民众视为无道德的，不仅是权贵、富豪、商人，而且还有教授、医生、僧尼、主播、作协和科协的文化人。据2009年中国一家杂志的民意调查结果，最讲诚信的三个群体是农民、宗教职业者和性工作者，其可信性远高于科学家、教师和官员。
这种情况证实了葛德考夫的结论：“民众怨愤并不只是俄国才有，这是任何一个不能成功过渡的国家都有的社会因素”。当然，这还只是犬儒社会比较表层的现象。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就俄罗斯而言，那就是从苏联时代培养起来的“苏维埃人”（Homo Sovieticus）已经形成了一种延续至今的普遍犬儒国民人格。这种犬儒主义特别适合于压迫性国家里的民众生存。他们非常善于运用奴性生存策略，将之美化为一种识时务和精明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以此为耻，反而自以为得计，以此为荣。这种犬儒主义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包括对自己和对国家低期待、伦理双重思维、机会主义、夸张地表现对政权的忠诚。葛德考夫指出，俄罗斯正处在一个“不成功的过渡”之中。遥遥无期的改革让许多俄罗斯人看清，政府的改革承诺只是拖延的托辞，是不立刻行动、不马上兑现的借口和幌子，所以永远停留在“过渡时期”。“过渡的改革”失去了号召力，变成一种口惠和说辞，对俄罗人斯不仅毫无行动的推动力，而且成为他们嘲笑和讽刺的对象。
2.苏联犬儒和苏联后犬儒
马克•列波维特斯基在《犬儒理性的魅力：苏联和苏联后文化中的骗子》一书中指出，苏联时代培养起来的“苏维埃人”，其人格和精神实质都是“苏维埃骗子”（Soviet trickster）。 他说的骗子不是那种骗财诈色的罪犯，而是在压迫性制度下带着政治假面，当明一套暗一套的双面人。“苏维埃骗子”的文学原型来自苏联文学家伊里夫（Ilya Ilf）和彼得罗夫（Yevgeni Petrov）的小说《十二把椅子》（1928）中的奥斯塔普•班得尔（Ostap Bender)。《十二把椅子》的故事在苏联和俄罗斯都家喻户晓，而“奥斯塔普•班得尔”在俄语中也成为“身份骗子”和“假装面目”的代名词，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在中文里是“精神胜利可怜虫”的代名词一样。奥斯塔普•班得尔不是“苏维埃人”，他出生和成长于沙俄时代，在苏联新政权下，他不得不以新的面目（有欺骗性的假面）来适应新的生存需要，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自我改造”。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里有许多这种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新的政治环境里，戴上面具变换自我，并非一定是真的已经被改造，而只是学会了玩一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不得不玩的“把戏”。由于奥斯塔普•班得尔世故圆滑、精明机灵，善长苏维埃成功人士的那套恭维、谄媚、说假话、势利，他成为苏联人犬儒公民人格的文学典型。
“苏维埃骗子”在苏联后的俄罗斯并没有绝迹，而是有了新的面目。这是苏联国民分裂人格和犬儒主义的延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阿列克赛•尤恰克（Alexei Yurchak）是一位俄裔教授，他在《完蛋之前一切皆万岁：最后一代苏联人》（获2007 年Wayne S. Vucinich 图书奖）中，分析了苏联社会文化中的分裂人格：一个人可以一面参加共青团的会议，一面在桌子底下偷偷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尤恰克称此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表演性切换”（performative shift）。 在会议上开口发言，是正儿八经马列主义，私底下却并不信这一套。这两种状态可根据需要随时切换，套上和取下假面都极为方便，不觉得麻烦，也毫无内疚。在1970年代的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官话和空洞的套话。运用意识形态话语不过是一种仪式性的表演，以表现自己的政治忠诚。至于这种忠诚是否真的有信仰的内涵，已经不重要了，或者就算重要，也因为太多人戴着这个假面而无法验证了。
从1970年代开始，在苏联，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以前不允许，也不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如列宁格勒的“西贡”知识圈（以那里的一家咖啡馆而得名）、理论物理学家聚会、像美特客(Mitki,一个活跃在圣彼得堡的艺术组)那样的地下艺术等等。这些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是一些“局外人”，他们与当局和政治异见者同样保持距离。“局外人”拒绝随大流，但却不像政治异见者那样疏离和批评官方政治。不同的“局外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共同政治见解或主张，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善于对现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符号夸张地表示认同，乃至“过度认同”。
俄语中的“过度认同”（Styob或stiob）一词是从动词stebat （stegat 的同义词，意为用鞭子抽打）而来。这是一种有破坏效果的嘲弄。这是一个俚语说法，人们更熟悉的汉语说法也许就是“恶搞”，所以姑且叫它恶搞。美国俄裔女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一书里解释说，“恶搞（stiob）是一种搞笑的，政治不正确的话语，利用引文和粗俗、不正规的说法，不触犯禁忌（除非特别顶真的管制），但从来不脱离俄国-苏联的语境。……恶搞诉诸熟悉化而非陌生化的效果，把每一个事件危机转化为玩笑的机会。……恶搞介于‘同语重复’（tautology）和 ‘戏仿’（parody）之间，但避免任何政治讽刺或社会批判，用令人惊骇的语言避免与令人惊骇的事件正面冲突”。
恶搞是对权威话语的一种滑稽挪用，夸张地运用于那些被权威高高捧起的象征符号和仪式，将之置于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是一种板着脸的搞怪。这使得它对权力压迫或迫害有某种自我保护的能力和自我辩解的可能——瞧，我是在用您的话说事，如果不准确达意，请多多包涵。恶搞不是反主流，而是不入主流的入主流，是一种不恭顺的顺从，一种阴阳怪气的附和，因此是一种典型的阳奉阴违式的犬儒。阳奉阴违（如“文革”中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阳奉”其实是在支持它所“阴违”的那个权威的合法性，使得阴违不具有实质的反抗意义。
纽约大学俄罗斯和斯拉夫研究教授波伦斯坦（Eliot Borenstein）在《重新介绍俄罗斯》（Reintroducing Russia）一文中称styob是“起侵蚀作用的反讽”（corrosive irony）。 “恶搞”不一定有颠覆的意图或目的，它甚至可能是为了恭维，但是这种恭维让人有“讽刺”之感，觉得又像是在挖苦和侵蚀它在恭维的对象。波伦斯坦以一位俄罗斯文化中人的身份说，“styob是一种俄国式幽默，以过分认同某对象来嘲笑它。……西方人看不清styob；在西方对俄罗斯的论述里是找不到styob的，因为西方人不能确定那是一个玩笑”。用我们熟悉的大众文化术语，这是一种相当隐蔽的“搞笑”或“恶搞”，文化外人看不出来，但文化中人就定能体会，并觉得滑稽可笑。西方人看俄罗斯人的“过度认同”，难以辨别那到底是在谄媚当局还是在嘲讽它的意识形态。同样，西方评论经常也看不清中国式“恶搞”的性质。
不管有心无心，恶搞的“过度认同”都能产生荒诞可笑的效果。有的过度认同可能是“认真”的，并不是为了制造可笑的效果，但由于认同过度，也同样会有滑稽和可笑的效果，例如，2014年陈光标“纽约慈善行”时自称雷锋，他自己说，与雷锋相比不过就是少了一个题词。又例如，2014年2月20日，安徽籍青年张艺冬在安徽合肥某医院接受了微整形注射手术，整容成“雷锋脸”。3月3日，他召开新闻发布会，身着军装，以雷锋形象公开亮相说，整容能使他“照照镜子就想起雷锋，起到督导作用”。2014年8月15日 《市场星报》报道，8月14日上午张艺冬来到涡阳县公安局义门镇派出所，申请改名为”雷到底”。这样对待雷锋，看上去虽然是一本正经，但却因过度和反常而显得十分可笑。
文化研究者经常把“恶搞”视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其实在1970、1980年代的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大众后现代”的新生事物。尤恰克认为，“最后一代苏联人”（大多出生于1960年代初）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而自然地从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到苏联后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1970到1980年代文化的悄悄转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青团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共青团本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准备可靠接班人的，但正是从共青团系统出来的人物成功地扮演了苏联后的大亨（oligarch）角色。共青团所起的是助产婆的作用，它帮助诞生了那些善于在后来国家资本经济中浑水摸鱼和拥权自肥的能手和干将。
俄罗斯寡头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前苏联时代的组织体系内部，比如共青团（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和科研机构（别列佐夫斯基），而其中一部分人的“第一桶金”来自俄罗斯1991年实行的第一轮私有化。这些体制中人在他们效忠的政权倒台时并没有挺身而出“誓死捍卫”，相反，他们倒是充分运用了体制残留的资源和人脉发了大财。
俄罗斯19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方案是免费发放人人均等的票券和有利于国有企业内部人方案的结合。这样做，在形式上塑造了人人有份的公平起点，却又给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国企经理和职工）以一定的自由可以选择多少股份出售给外部人，以换取迅速推进私有化的政治妥协。这一轮私有化结束后，一些了解企业内部情况又掌握金融资源的人们又得以用很低的价格购买大多数个体外部人手中的私有化券：因为对后者而言，单张票券的实际价值微不足道。尤其是一部分前苏联晚期国有企业的所谓“红色经理”因成功搜罗到大量私有化券而致富，成为寡头阶层另一个重要来源。
从高调共产主义一下子“自然过渡”到贪婪的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在苏联-俄国才有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原本看似“永远”的东西其实是会一下子就崩溃的。在苏联制度（突然）崩溃之前，人们都似乎相信它会永远存在下去。可是，它突然崩溃的时候，却并没有多少人感到意外和吃惊。尤恰克在《完蛋之前一切皆万岁》中写道，许多苏联人“很快发现了一个奇特的事实。苏联的崩溃似乎发生得很突然，但苏联人好像对此早有准备似的。这些年来，一个奇怪的吊诡越发显露出来：在崩溃发生之前，这个制度的崩溃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却并不显得令人惊奇”。
苏联制度崩溃后，俄罗斯寡头阶层最初发家的方式（如同中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直缺乏社会认可，而此后又广泛采用黑势力和非法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执行合约，缺少社会和法律两重意义上的合法性，使得新兴的大资产阶层在重新整合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非常脆弱。这让普京政府有机会运用国家机器全面钳制这个阶层，以“贪腐”、“逃税”这样的罪名来打击、整肃自己的政治对手，并争取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痛恨贪腐和政商勾结，所以大多数都站在政府这一边，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抱着旁观和观望的态度，看一幕幕恶斗恶的“好戏”。民众自己并没有参与政治行动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只能游离于事件之外，看狗咬狗表演。这种犬儒形态的观望态度在强人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反腐时刻是常有的。但是在俄罗斯，它还有特定的历史渊源。尤恰克称其为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不搭界”（living vnye，“活在外面”）特色，即犬儒式观望或旁观。
早在苏联时期，犬儒式观望或旁观就已经相当普遍，旁观者疏远官方统治意识形态，但那并不是真的政治反抗或政治“异见”。犬儒观望同样与政治异见“不搭界”。正因为犬儒并不真的是持反对立场，所以才能玩世不恭，满不在乎地表面认同他们心里未必赞同的东西。波伦斯坦指出，恶搞的过度认同也是一种游离式的旁观，它“并不以异见的面目出现。苏联的异见者是一本正经的，有他们那一套一本正经的道理。但是，异见者的一本正经（并不讨人喜欢），政治异见虽有反苏维埃的内容，但用的却是苏维埃的形式”。与政治异见不同，游离在外的 “不搭界”既疏远官方统治，又不与政治异见者沾边。这是一种“局外人”的生活态度，官方意识形态也好，政治异见者的民主和人权要求也罢，都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个路过看热闹的，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打酱油”的。这种犬儒心态在当今中国也很普遍。
“不搭界”从社会中游离出来，独身自处，不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或信念。而是根本没有信念、信仰或立场。“不搭界”纯粹是逢场作戏，幸灾乐祸，有机会甚至还可以顺手牵羊，捞上一点好处。这成为犬儒主义的入世哲学。马克•列波维特斯基在《俄国犬儒主义的轻率魅力》中把这种苏联后期社会文化中的“不搭界”与苏联后期“灰色经济”中的“走路子”（blat）视为同类的现象。Blat指的是“哥们关系”（old brother network），类似于中国1980年代的“倒爷”。有背景的生意人，他们的资本不只是金钱，而且更重要的是路子。他们乘经济改革的顺风船，既无政治立场也无政治理想，他们对经济改革需要配合怎样的政治改革毫无兴趣，更不想与积极参与政治争论的任何一方有“搭界”的联系（他们是最奉行“不争论”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趁着有机会就好好地捞它一把。“背景商人”都在不同程度受官方保护，也为这种保护付出高额的酬劳。他们是政商腐败的一部分，他们自诩的“在商言商”是一种伪善、功利、有奶便是娘的犬儒主义。
在英国任教的俄裔政治和社会学教授阿丽娜•列德尼伐（Alena Ledeneva）, 在《俄国的人缘经济》一书里揭示，依靠“路子”的人缘经济（关系经济）一直存在于苏联的人际关系之中，并非只是出现在苏联的衰亡时期（理论界“新左派”所持的观点）。 在苏联后期经济改革中，“人缘经济”愈发成为一种特色，它经常是一种既不合法又不违法的经济。由于国家仍在实行“社会主义经济”，这种异类经济有时会遭到来自官方的谴责或限制，但是，官员们能从这种灰色经济中得到好处，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对它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犬儒主义态度。上上下下的官员们一方面大声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又在非社会主义的灰色经济中渔利自肥，由他们执行的整顿管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普通民众看在眼里，心里明白，知道这不过是装装样子。他们根本不相信政府官员会动真格的，这种不信任和不相信符合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习惯性怀疑，自然也就又成为弥漫扩散于社会之中的大众犬儒主义的一部分。
3.来自苏联时代的犬儒主义惯性
苏联犬儒主义的制度性原因是政府权力用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进行高压统治，民众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每天看到的都是虚伪、欺骗、不道德、无公义、没出路、无希望。在苏联后的俄罗斯，虽然以前的意识形态已经放弃，但是，犬儒主义的制度性条件依然存在。葛德考夫认为，苏联后俄罗斯的许多不同形式的犬儒中，“统治者的犬儒”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仍然是最突出的两种。它们都是来自苏联时代的“惯性”所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种“惯性”：一、持续的犬儒文化心理；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专制司法和官员任用制度。
首先，俄罗斯人持续的犬儒文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佛里达•吉提斯（Frida Ghitis）在《俄国人走出冷漠和犬儒了吗？》（Have Russians Moved beyond Apathy and Cynicism?）一文中指出，苏联崩溃后，俄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或对民主未来抱有太热切的希望，他们仍处于一种习惯了的漠然状态，苏联的政权并不是因为人们受到某种新政治理想或观念的鼓舞的而被推翻的。和东欧国家一样，这个政权的垮台是因为一直被鼓吹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给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而且破产了。1991年末，当苏联的旗帜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俄国人感到的是沮丧、疲惫和失败”。
许多俄罗斯人曾经为这个败落的政权浴血战斗过，他们曾被允诺和保证，说是会有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一次次失望，直至对希望本身也不再不抱有希望，因而陷入一种犬儒主义的无动于衷和冷漠麻痹之中。他们当然也不是一点都不希望，但即使并不太高的希望也会显得过于奢侈。戈尔巴乔夫之后的叶利钦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一个充满勇气，带给人民信心的领导者变成了一个酒鬼，令俄国人感到难堪。俄罗斯经济改革在西方专家的失策建议下误入歧途，浑浊不清的变革大潮造就了少数亿万富豪（大亨）和一次次吞噬了普通俄国人的积蓄的经济危机，粉碎了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叶利钦的最后杰作就是让普京成为了他的总理，普京很快进入了角色，为苏维埃帝国剩下的版图开始找回它的尊严。他用铁拳粉碎了车臣的叛乱，抓住 国际油价高涨的机会用石油和天然气的高额收入稳定了经济。然而，他也营造了一个腐败和威权的新帝国。在这个新帝国里，少数“大亨”（寡头）可以敛取巨额财富， 但绝不不允许挑战普京的政治权威。
普京用俄罗斯的能源外汇稳定了俄罗斯的经济，增强了俄罗斯的国力，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面前，俄国民众似乎真的有了摆脱冷漠和犬儒的机会。他们用选票为普京按他的意志改造制度开了绿灯。俄国上演了民主选举的戏码，但是媒体 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向普京，而他的竞争对手则完全在公共视线内消失了。俄国公众对此眼开眼闭，默认接受，这是一种新的犬儒主义。由于宪法有限制两届总统的规定，普京把总统职位让给了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自己担任了总理。但是，2011年9月，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宣布，他们将互换职位，民众的犬儒主义的极限也似乎受到了挑战。许多俄国人觉得不能再这么观望下去，如果让普京得逞，那么他将成为俄国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拥有最高权力的绝对统治者，世界上还没有过这样的民主。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似乎也给俄国人带来了新的政治信心，2011-2012年许多俄国人走上街头，他们的抗议没有能阻止普京成功当选并担任他第三任的俄国总统。俄罗斯人再一次陷入了普遍的绝望、冷漠和政治犬儒主义。
其次，俄罗斯人的犬儒主义惯性与这个国家没有得到改变的专制司法和官员任用制度直接有关。葛德考夫认为，这种惯性存在于苏联后的武力压制和胁迫性制度之中——公检法和警察，“这些都与苏联时代没有多大变化”。葛德考夫指出，这种制度性特征的延续存在反映了一个令许多民众失望的事实：俄国当局的治国理念仍然没能摆脱苏联时代阴影。苏联时期的政府权力过度依靠暴力，对社会进行严厉的微控，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的思想和行为操控。当时所使用的理由是维持稳定、有效动员民众建设“新社会”（社会主义）、实现美好未来（共产主义）、时刻准备打仗、应对紧急突发状态。苏联崩溃以后，政治制度失去了来自革命时代诸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决”这样的意识形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专制，只能是“赤裸裸的专制”。这样的专制既不承认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又无法提供群体认可的价值共识，它空洞地诉诸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一种为权力而权力、为统治而统治的统治。
葛德考夫还指出，“犬儒主义深嵌在普京式权力结构之中，这是一个至上而下的垂直结构，上面委任下去，下面听从和效忠上面，官员们无须特别能干或专业。这是一个逆向选择的机制，被挑选出来加入权力结构的是那些最没有原则，最具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人员。那些有幸在各级权力中成为官僚的人员不仅享受种种好处和待遇特权，而且心理上也能特别得到满足，因为他们占据着别人羡慕却无缘染指的职位。但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制度性恶果是，政治体制本身不断在遭受人员素质的损失，无论是议会还是政府成员，总体而言都是如此。”被选拔的人都是一心讨好和巴结上司，他们的成功全在于上司的赏识和信任。他们只对上司负责，完全不需要为民众负责，他们基本上都是口是心非的平庸官僚。
这种选拔制度的后果是腐败丛生，每天都有腐败的丑闻，民众开始感到愤慨，但后来渐渐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只剩下麻痹冷漠和机械的习惯性犬儒反应：“天下乌鸦一般黑”、“反正好不了了”。除此之外，民众要么敢怒不敢言，要么就根本不去多想，也无从多想。他们抱的是看热闹和看笑话的心态，把腐败当成是荒诞世界的常态。当腐败人物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痛快，甚至还会称之为“大快人心”，但他们对制度性的反腐并不抱希望。他们有自己从犬儒主义早已形成的看法和结论：打击腐败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其实是打击政治对手的方便借口，普通民众未必能从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有人在腐败问题上栽跟头，是因为有腐败之外的其他原因，像是跟错了什么人、得罪了什么人、与不该作对的人作对，或者根本就是“倒霉”和走背运。这样的反腐不能终止腐败，因为它的制度土壤还在，所以对它不能也不必寄予实质性改变的希望。
4.政治专制与民众生存策略的犬儒主义
俄罗斯社会里的犬儒主义有着长久而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允许存在针对执政者的有效制度性遏制和权力平衡。由民众的力量来对政府权力形成监督和进行约束，一直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的长期无法实现使得许多人最后选择放弃，而代之以政治犬儒式的“政治现实主义”，那就是期盼和支持国家主义的强人政治或精英寡头政治。
有的俄罗斯人因为反对普京，曾经把民主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开明的“寡头”身上，但这是一种两害取其轻，甚至饮鸠止渴式的期待。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体系里，“寡头政治”作为一种少数富人掌权的制度是各种政体中最差的一种。因为这个少数人的统治集团内部会有足够的串谋，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广大公众的利益。亚理士多德同时也正确预见了寡头政治本身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俄罗斯尤为明显。俄罗斯寡头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主张（他们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功利犬儒主义的产物），在叶利钦时代，这个阶层经常把叶利钦作为自己内部冲突的协调人，而在普京时代，普京自然成为对他们最有权威的人物。在普京用查税官来对付石油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没受他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并把他投入大牢的时候，寡头阶层中的重量级人物没有一个出面公开为霍多尔科夫斯基鸣冤或者提供支持。这不仅说明寡头之间的政治联盟非常脆弱，而且体现了专制统治一贯的犬儒主义伎俩在他们身上非常有效。专制犬儒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将人性恶和人性弱点利用到极致，因此把人性的优化视为它的天敌，也会竭力堵塞人性优化的可能和途径，如自由的教育、民主、宪政、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普京对付俄罗斯寡头们，将对手各个击破，利用的就是他们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自私心理。这种统治手段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任何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犬儒社会里，都是非常见效的一招。
普京对待政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犬儒伎俩还不止于此。2013年12月，在冬季奥运会开始之前，普京突然宣布赦免霍多尔科夫斯基。正如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在 《被赦免囚禁的犯人》一文中所指出的，宣布赦免霍多尔科夫斯基（同时也提前释放了“暴动小猫”的成员）并不标志普京专制有了变化。她写道，“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普京在演变为独裁者的道路上，又取得了一项新的特权：他允许自己出尔反尔。过去，他让自己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命运拉开距离，还说案件是法院的事务，而他声称自己对法院没有影响力。克里姆林宫说，要得到总统的赦免，霍多尔科夫斯基首先需要承认自己有罪。然而，随着霍多尔科夫斯基一个接一个的刑期结束，总会有新的指控不断涌现。不过，普京在明显感觉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对自己的益处多过损失之后，就轻而易举地改了主意。毕竟，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手段是毫不掩饰的专制权力犬儒主义。
霍多尔科夫斯基重获自由，并不意味着反对派的胜利，也不表示俄罗斯人在普京之外有了别的政治选择。他那被普京恩赐的自由加深了许多不满普京的俄罗斯人的政治犬儒主义。霍多尔科夫斯基已经获释，普京的反对者并不能 说这是民主的胜利。令他们失望的是，普京“自动”表示大度，有了向世界显示他“开明”的机会。更令他们失望的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在重获自由的头两天里就已经表示，自己不会成为普京的替代者。在发表于俄罗斯独立杂志《新时代》(The New Times)上的第一份采访中，霍多尔科夫斯基承认，他同意在可预见的未来远离俄罗斯（他现在身在德国）。他还表示自己曾向普京承诺，不会挑战他的权力，虽然他会投身公民运动，但会远离选举政治（又是一种令人失望的政治见解）。玛莎•格森指出，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表态，“让许多俄罗斯自由派感到失望，也让他们失去了过去与其他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士共同追求的最后一个清晰目标”。
普京以他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强硬反腐使许多俄罗斯人觉得他是继斯大林之后的又一个“硬汉”领袖。但是这样一个领袖并不能改变俄罗斯政治制度本身的腐败，这是一种比官员贪图金钱和女色更严重的腐败。葛德考夫在《俄国犬儒主义：僵化社会的病症》一文中对此写道， “政治制度选择人员材料中的次品，调动的是人性中最低下的本能和对他人的羞辱”，这种依仗“绝对权力”的政权对社会造成的一个严重不良影响就是“社会价值遭到彻底破坏——伦理价值、宗教价值和公民价值无一幸免”。他还指出，“今天，这种权力结构的后果就是负面地、不断地使正常伦理价值失效，不只是道德伦理，而且更是政治必须限制使用暴力和防范专制的基本伦理。”
葛德考夫认为，今天俄罗斯社会中的“民众犬儒”（mass cynicism）是政府犬儒主义（governmental cynicism）消极影响的产物。他写道，“当民众不能自主，也不能独立的时候，……社会退回原始的状态。政府犬儒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产生的犬儒思维和犬儒意识极具毒素，人们最后会因此而失去对政治和社会制度腐败作出反应的能力，把忍受专横的威权统治，陷于冷漠麻痹不能自拔当作一种宿命。久而久之，这样的民众犬儒主义就会让整个社会变得不思进取，而只是安于现状——这是惰性十足、停滞不前的社会的病症和特点。”
司法不公，公器私用，不公不义的现实长期得不到改变也没有改变的前景，这使得许多人对法律和法治既不相信，又觉得滑稽。政府权力犬儒主义地对待法治，把法治用作管制社会和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用法治来维护人民的公民权利和看管政府和官员的权力。政府越强调法治，人民的公民权利就越没有保障。这种“乖讹”（incongruity）让所谓的“法治”成为一个笑话，也加剧了民众对法本身的大众犬儒。
徒有其名的“法治”使得民众对“法”完全失去信任，葛德考夫认为，“这种大众犬儒主义在对俄国司法制度的深度不信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也是司法制度以犬儒主义对待法治所造成的。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有法不依，法律规定的和实际执行的根本就是两回事。以机会主义和无道德的态度对待法律，不利于自己的，有法也不执行，有利于自己的则过度执法或不通过正当立法程序，随意立法，有的法朝令夕改，有的则是选择性地执行。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民众相信，公检法是为限制和惩罚他们而存在的，是政府用来对付老百姓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公民鄙视法律，鄙视一切与正义、是非有关的观念。”其后果是严重的，许多人把法律的不公和伪善当作自己不守法的理由和借口，既然法律只惩罚好人，对坏人无可奈何。那么只要不被抓住，任何违法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葛德考夫指出，“民众眼里的社会秩序一方面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又是残酷和强制的，这就造成了群众犬儒主义和无道德，也使人们普遍认为，生活中强权说了算，在社会关系中起作用的唯有暴力。暴力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压迫关系。”
5.多形态的犬儒主义
俄罗斯社会中的犬儒主义是多形态的，不同的阶层和行业会有不同的表现。对此，葛德考夫写道，俄罗斯社会中“犬儒主义蔓延，犬儒主义针对的对象发生变化，研究者应该把这些看成是一个信号，说明不同群体或社群的价值体系是多样化的。同时，在本该稳定的社会或国家里，有传统代表性的道德规范，以及人们对稳定的看法都在丧失以往的意义和重要性。价值观念正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价值和信仰“被等同为统治者用来维护霸道权力的空洞伪善说辞，用来强加于被统治者，并压迫他们。”
在一个犬儒主义蔓延的社会里，需要区分不同种类的犬儒，因为每一种犬儒都有它自己针对的对象和主要表现形式。最主要的区分是有权者（政府）的犬儒和无权者（民众）的犬儒，但在这二者内部又可以区分成不同的种类。例如，民众选择犬儒，有的是为了分一杯羹，有的沉默，有的嘲讽，有的冷漠，有的势利。对普京的专制统治，有的人追捧，有的人眼开眼闭，有的人不满而无反抗行动，有的人则一 心过小日子，两耳不闻窗外事。
马克•列波维特斯基也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犬儒主义是一种生存策略和应对权力犬儒主义的方式。苏联社会中的犬儒主义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伦理缺失或道德沦落，不仅仅是许多个人的寡廉鲜耻、藐视道德、无礼、强梁、暴戾（中国关注道德危机的批评者们讨论的往往就是这类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具有普遍社会特征的意识状态，一种“明白人的错误意识”。列波维特斯基引述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对犬儒主义的定义：犬儒是一种“经过启蒙的错误意识”。但是，他同时指出，“斯洛特迪克对苏联的经验几乎什么都没说，因为他考察犬儒主义，是把犬儒主义视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而压迫性制度下的犬儒主义则要复杂和隐蔽得多。 列波维特斯基认为，西方思想家对苏联的观察经常会雾里看花，凭印象随意解释，例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9年在《论青年的犬儒主义》（On Youthful Cynicism）里就曾断言，“苏联青年精神饱满，充满了热烈的信仰”。
列波维特斯基认为，斯洛特迪克对犬儒主义的批判对俄罗斯人认识犬儒主义有用，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批评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将斯洛特迪克的一些理论思考运用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从而指出了一种在苏联早就存在的“权力逻辑”。齐泽克曾经是一位共产党员，在《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书里，他针对那个他所熟悉的制度写道，斯大林时期的那种“信仰”不但不能解决，而且会加剧犬儒主义的问题。
齐泽克指出，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统治者其实并不真的是想要民众相信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民众只是装模作样地相信共产主义价值（犬儒式的假信仰），那才是统治者求之不得的，“民众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犬儒态度，那正是（苏联）政权所需要的——要是大家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了真，或者让他们有机会实现它，（对统治者来说）那才是最大的灾难”。例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是平等，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要是苏联人都真的坚持这样的道义原则，他们还会容忍实际存在的官贵民贱和无处不在的“官本位等级制”吗？岂不是又要发生一场革命？
列波维特斯基认为，齐泽克揭露苏联统治者用权力犬儒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左派批判。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对苏联统治者来说是一种威胁，这样的价值观并不支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个权力和那些官僚。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只是打着主义的道义旗号，但并不希望民众真的把这些道义诉求当作指导正义行动的信仰。当权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必须由他们自己代表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随便怎么解释都是正确的，决不允许有他人批评或异议。他们害怕民众真的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行动，希望民众只是在那里说一套做一套，是一些戴着假面装装样子，其实什么信仰都没有的犬儒之徒。犬儒主义是有利于压迫性统治的，民众越是什么都怀疑，什么都不相信，就越不可能对统治者形成具有真正威胁的集体力量。这样的犬儒主义往往是非假面社会中人难以察觉的。
这样认识苏联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便不再只是苏联民众个人的心态或处世特征，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用彼得•斯洛特迪克的话来说，是一种集体性的“经过启蒙的错误意识”——明白人的错误生存方式和状态。犬儒主义不是单纯的个人或群体道德问题，而是每个人成为犬儒社会成员，并在这样的社会里变成“正常”、“合格”成员和“自己人”的过程和结果。犬儒主义不再只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更是一种精神病态和人格扭曲的社会文化。犬儒的社会塑造了“犬儒的自我”，这个“自我”的特征是多重假面和因此形成的自我分裂。在正常的社会里，人格、价值、精神的多重假面和自我分裂都会被当作需要治疗的疾病，因为自我分裂使得个人无法在理性的公共社会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在犬儒社会里，多重假面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存，而自我分裂不是一种异常，而成为一种常态，一种集体性的，具有某国特色的国民人格。
社会历史学家希拉•费兹派屈克（Sheila Fitzpatrick）在《脱掉面具：20世纪俄国的本真与扮相》一书中提出，苏联国民性的人格分裂和假面从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革命给苏联人“划分阶级成分”，人人都不得不以最有利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成分面孔”时，就已经开始了。 俄国圣彼得格勒欧洲大学教授奥列格•卡克霍丁（Oleg Kharkhordin）在他的《俄国的集体与个人：实践研究》一文中则认为，残酷的暴力统治是造就假面社会更直接的原因。苏联社会中人的多重面目和自我分裂是斯大林残酷“大清洗”造成的恐惧后遗症。卡克霍丁指出，“苏联人的两面人生并不是迄今为止统一自我的痛苦分裂；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这种分裂是正常的人生状态，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这是因为，从降生到这个制度中，并在其中接受教育的一开始，统一的自我便不是一种正面的人生价值。当然，分裂的自我是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青少年时期的人比较理想主义，把真实的自我看得较重，而年龄越长，则越老于世故，越知道什么时候该戴上怎样的假面。政治的多变会产生多种、多重假面的需要，经验越丰富，才能越胜任假面的不断自我调整。卡克霍丁写道，“在‘个性’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必须的一步就是个人学会在亲密稔熟与公事公办之间熟练转换。”这完全是一种社会生活自我教育的结果，学校不提供这种教育，官方也并不直接强制民众怎么做，但每个人都会自觉地这么做，卡克霍丁称之为“非正式自我训练”（unofficial self-training）。
对俄罗斯人这种“非正式自我训练”和与此有关的种种犬儒主义，恐怕只有俄罗斯文化中人才最有深切的体会，也最有发言权。波伦斯坦教授以俄罗斯文化中人的身份，语带讽刺地评地说，西方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苏联后的变化，但是，站在俄罗斯文化之外，而且又缺乏对俄罗斯文化中人的透彻理解，“西方媒体在冷战后的几十年间对俄罗斯一直在瞎子摸象、隔靴搔痒。他们一直是在对几个猜得出来的老一套叙述结构作不断部分轮换：先是‘对共产党残余进行英勇斗争‘（叶利钦退休后销声匿迹），’俄国黑手党（mafiya）’(‘我们为什么要害怕俄国’)，‘普京在俄国有人望’（‘俄国在走回头路’），而最近，反普京示威游行（两种现成解释：‘互联网会带来自由’和‘俄国式的阿拉伯之春’）”。俄罗斯文化中的学者们对俄国犬儒主义——权力的犬儒主义和民众犬儒主义——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俄国非民主制度及其社会、政治文化比西方媒体老一套叙述结构所概括的要复杂得多。普京的中国支持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老一套叙述结构，其中之一便是，对内反腐对外强硬便是好的制度，就能鼓舞人民，给他们希望。这样的结论在俄国至今难以摆脱制度性犬儒主义的现实面前是否站得住脚呢？在武断下结论之前，不妨也参考一下俄罗斯文化中人对今天俄国犬儒主义的批评意见。
流氓阻止本号增粉 奥富兹盛典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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