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旧什,总唤起怅惘,混杂着几缕酸楚、悔恨,想着时光若能倒流,我当这样或那样……像双手蒙住眼睛,看指缝中泄出的几丝光亮。但拿开手,光天化日之下,现实强横地站在你面前。你知道过去永不再来。但过去存在着,它不再来,也不再去,内在地固化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完满、自足,像普鲁斯特那间密闭的居室,无声无光,他在这里追忆似水流年。贡布雷的姑妈给他的小蛋糕,香味弥漫在这居室中。道群要我整理旧什新作,交他出版,又让我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去国近三十年,关山魂梦,鱼雁音尘,总牵扯着一团思念,总为“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往事怦然心动。

本文作者赵越胜

一、精神启航

这部集子起名《精神漫游》,这是八十年代,我在《读书》上所开专栏的名字,专栏中的文章都收在这部集子中了。翻看这些文章,老《读书》的那些朋友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

八十年代的《读书》是读书人的绿洲。沈公接手打理这片园地后,愈发草丰林茂。一干读书人徜徉林下,享受煦风光影。我们在《读书》上初试啼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读书》的园林中不期而遇。沈公手下皆精兵良将。最早进《读书》的王焱,游荡江湖有年,吴彬曾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修理地球,回京后又去工厂当过油漆工。似乎上天的放逐只为了让他们等待《读书》的诞生。历史的岔路在人目不见的幽冥中伸展,偶尔在刹那间相交,于是风雨大作,成就一段天作之合。在我眼中,这两位从气质、学养到人品,与沈公所追求的《读书》风格可谓珠联璧合。

初见王焱是在一次《读书》服务日后,甘阳拉我去一个小饭馆喝酒,王焱来了。他手指间夹着香烟,缓缓入座。那天极热,王焱着一及膝短裤,圆领老头衫上汗渍斑斑。他的形象可一字蔽之:“圆”。额头浑圆,小腹滚圆,夹着烟的手指胖圆。说话声不高,却也润圆,只是偶尔爆出大笑,声震棚椽。他一双慧眼精光四射,面目虽不老,却已童山濯濯。他一肚子学界典故加八卦,评人论事不涉臧否,而褒贬已在不言中。讲到高兴处,一扬手,指间香烟在空中勾出袅袅烟痕,让人想起魏晋雅士挥麈而谈的气度,让我极喜爱。与他分手后我问甘阳,王焱像谁,甘阳想不出,我说“他活脱一个聪明的一休”,那时这部日本动画正热播。甘阳一听大叫,“绝了,绝了,就是一休”。打那会儿起,我就叫王焱“一休哥”,一叫三十多年。

北岛、甘阳、黄子平(林道群摄影)

乍看上去,吴彬像位温和的邻家大姐,但和她交谈几句,便知她外柔内刚。她评人论事不像王焱那样点到即止,要让你自己去思量,而是犀利明快,一语破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有她在便觉春风扑面,话题就妥贴扎实。有种人,虽未必与你有过深交,但只需接谈三言两语,便让你完全信任。吴彬大姐天生就是这种人。随园有诗“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这正是吴彬的秉性。我想她与作者的交往一定格外顺畅。

与丽雅初见当在八七年早春。那是《读书》编辑部组织的一次漫谈会,题目是哲学与诗的关系。这个主题相当僻涩,关注的人不多,但却是我们有兴趣的题目。《读书》怎么会想起讨论这个题目,是不是和国平编的那本《诗人哲学家》有关?我已不记得。但那天除了一群狂士高谈阔论之外,有一温婉的女子静静坐在一旁,微笑着,手里拿着一笔记本,乖乖的,像个小学生来听课,想记下点有用的东西。但那天所谈皆云山雾罩,不着边际,我看她是没记下什么东西,我却记住了她柔和的微笑。但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不大参加各类社交活动,也极少去热热闹闹的《读书》服务日。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信写得灵思翩翩,文采飞扬。信中批评我“孤傲”,问我“在杂沓市声里,就没有诗意吗”?信中对生活与诗的分析很是警辟,中心意思是真有诗意的人才不会躲在象牙塔里,并希望我能去《读书》服务日“会会朋友”。信中提到,曾有过一次“那是一个很有几分可笑的会,几位傻乎乎的文人,坐在一间会议室里,茶一瓯,烟一枝,面容忧戚,言辞激切,为诗的前景担忧”。信末署名赵丽雅,我才把这个名字和那个柔和的微笑连在一起。后来和丽雅熟了,才知她冰雪聪明,无书不读,对她的文字、见识、学养吃惊又佩服。我有什么新想法,考虑什么新题目,也爱找她交流,每每大获而归。

赵丽雅

受丽雅之邀,我也去过几次《读书》服务日,见过各色人等。有爱书之人,也有混迹江湖的骗子。有两次相遇让我难忘。一次是在朝阳门外一个酒吧中,酒吧很新潮,光线氛围很洋派,昏昏暗暗的。一张靠近吧台的桌上摆着几十种新书,来的人随意散坐,轻声交谈。我与一位朋友正闲聊着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新鲜事儿,旁边踱过一位中年男子,高高的额头,宽鼻厚唇,头发向后拢得齐整,穿着像我党高干。他未受邀请就一下子坐到我们身边,开口前先四下张望,像是个做惯了地下工作的人。他开口低声说话,声音很厚,上来就告我们关于改革开放的许多大问题,他七十年代在牢里就思考过了。天啊,这是位老革命呀!我洗耳恭听他的高论,从发展私营企业到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从思想解放到中国民主化前景,他是娓娓道来。中国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他都预见到了。各种问题及解决方案,他已然成竹在胸。听他的话茬儿,他手里有个前程无量的大公司,他准备设立文化基金,扶持中国学术发展。他言谈中不容分说的自信让人吃惊,只觉自己眼皮儿太浅,中国的伟大江湖真是深不可测。这位先生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连个提问的机会都没有。话完了,他起身大手一挥,说这地方忒小,下次服务日我给你们弄个大场子。原来这位爷还是服务日的金主,他挥手的架势很像伟大领袖。随后,他掷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牟先生后来的遭遇已成历史传奇,近来欣闻牟先生重获自由,不知他老人家还记得八十年代的《读书》服务日吗?

《中国社会科学》八六年第四期上刊登了一篇精彩文章〈法辩〉,作者思力之深,学养之厚,见识之高,实非一般人等。他从字源学入手,细辨法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对LEX与JUS的分析,令人拍案叫绝。从作者的行文风格就能觉出,这是位朴实笃厚,好学深思的人。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并把文章推荐给嘉映,他读后连说“大才,大才”。文章署名梁治平。他是谁?应该是八七年春天的一个《读书》服务日,我正在和丽雅闲聊,过来一位青年后生,眉眼俊朗,一脸诚挚。他怯生生地和丽雅打招呼,他是来此送稿子的。丽雅起身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梁治平。我当时吃惊的程度,不下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知道了大盗彭觉斯就是水手艾尔通。自打读了治平的文章,我心中便认定作者一定是位阅历丰富的老学者,至少也得年过半百。谁知眼前的他,竟是位年轻小伙儿。我忙不迭地问了一大堆问题,才知他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正在人大念研究生。那会儿甘阳正在筹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雄心万丈,要网罗天下英雄。知道了治平就在北京,我立即飞奔小黄庄,进门就对甘阳说,编委会负责法律这块的编委,非治平莫属。甘阳也读过治平的文章,对治平评价甚高,当场决定拉治平入伙。前几年,我见甘阳在小查做的《八十年代》访谈中说,我是直接带治平去他家的。他记得没错,但那是已经决定请治平参加编委会之后了。虽然他还没见过治平,治平就已经“上了贼船”。

梁治平

八五年,现代西方哲学学会在镇江召开年会,会上我结识了南京大学的杨丽华女士,不久她到了北京,进了《读书》,接替王焱做了编辑部主任。一休哥则转战社科院政治学所。杨丽华女士对我很关照,几次动员我在《读书》上开专栏,题目完全由我自由选择。想想那会儿真够开放的,沈公手下的人竟全然不知《读书》也姓党,只一味寻找有趣儿好看的文章。我答应了她,心里也有些想法,和丽雅见面免不了和她唠叨。那时我打算把读书心得整理成文,形式自由,像精神漫游。丽雅立即说,你的专栏名字叫“精神漫游”就好。这个专栏的题目就是这样定下的。可惜时间不长,专栏中断了,而精神依旧在漫游,从中国漫游到了法国。好在精神的本性就是世界性的,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读书》元老陈原和沈昌文在香港(林道群摄影)

二、沈公退稿

我与《读书》的关系,其实开始得还要早。文集中收的批驳何新的文章,是我八五年投给《读书》的稿子,但被《读书》退了稿。这事儿挺有趣儿,三十多年过去,我应该把它原原本本记下来。

八五年,《人民文学》七月号上刊登了一篇小说《无主题变奏》,是新锐作家徐星的作品。这篇小说使用了一些现代文学手法,书中主人公的思考和感觉方式颇有现代主义的味道。那会儿,这篇小说的独特和前卫的性质,很受人注意,应该说它是中国小说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的滥觞之作。很快,我在《读书》上就读到了一篇评论文章〈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作者何新。何先生的大名我是见过的,先前他谈中国古代文化,印象中他是学疑古派的路子,从考据入手发些惊人之论。忽又见他谈现代文学,想这位先生眼界够宽的。读了他的文章就有些吃惊了,这文章错得离谱,文章立论的基本概念就全错,作者根本不明白多余人与局外人是怎么回事儿,却拿来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的文章,对学术问题态度轻浮,强不知以为知。他谈西方美学史也是信口胡说,全无一点理据。而且文中引文都抄错,硬把黑格尔引狄德罗的话,当成黑格尔自己的话。何文中的错误绝非鲁鱼亥豕之误,而是以儇薄挑达之心坏笃实朴厚之事,为博虚名而大欺天下。这种文章堂而皇之地登在《读书》上,岂不害人?

那会儿人年轻气盛,觉得就算天下皆污浊,学园中却应保持清洁。学术乃天下公器,有鼠窃狗偷之事,人得举而斥之。若读书人都不知自重自爱,又何以横议天下?现在知道这想法太过天真,但当时先哲坐言起行的教诲不敢忘,便撰文指出何文的乖谬。文章就是收在集中的〈读“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献疑〉。既是献疑,便存有与何先生辩驳之心,仍拿他当读书人。文章投给了《读书》,好惨,《读书》编辑部覆我一信,有大作暂不宜在本刊刊登之类的话。当时远在武汉的志扬,知道了退稿的事儿,来信要走了稿子,说他去找地方登。正琳当时在北大编学生会的刊物,先拿去摘要发表了一部分,全文由志扬交福建省的一个文艺评论刊物发表了。记得胡平当时嘲笑我说“越胜不食人间烟火,刚碰到一回就呛了一口”,这事儿就过去了。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正副主编甘阳刘小枫(施淑娟摄影)

八六年十月底,甘阳和编委会的几个人约好来我家商量事情,那天正巧是周中该去所里点卯的日子。我散漫惯了,经常不去。下午甘阳他们来了,进门就有人问我,认识不认识何新,说他今天到室里给我下了战书,我没听明白,甘阳便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说是何新留给我的。打开一看,是一篇何先生的手稿复印件,用的是“学习与思考”编辑部的稿纸。文章是他对我的回应,粗粗一读,便知他避重就轻,全然没有正面回答我对他的批驳,只是狡辩说,每个概念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种辩解方式实质是说,那些学术概念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别人管不着。对我指出他乱解尼采名言“上帝已死”为“神圣已死”,他强词夺理说:“如果翻译家一定以为这不妥的话,那么我就只好这样辩解,这是我有意提出的一个创造性误译。我不放弃这个也许不被接受的译法,我也不要求他人接受”。你说这还能辩论吗?我们说的是对与不对,但你说你这是“创造性误译”,创造者无中生有也,呜呼,创造创造,多少假货借汝名以行!后来才知,何先生果然是“创造大师”,他生生创造了一通与矢晋吹教授的对谈,登在《人民日报》上,害得矢晋吹先生到处声明,没有这么个对谈。这位老先生真老实,全不懂“创造”的妙意。

在何先生送来的复印件中还夹着一个小条,写在一张随意撕下的白纸上,是何先生手泽。何先生的字,算不上龙飞凤舞,间架很规矩,字体略向右倾,只是末笔下尖竖,都拖的格外长,看上去有点刺眼。他在这张字条上说,与我“素昧平生”,我为何如此“盛气凌人”,几乎吓着他了。还说他要出文集,要把我的文章作为附录收入他的文集。条子结尾处果然向我挑战,说可与我“大战三百回合”,如要“练”,他也“擅长此道”云云,有点流氓腔。大家传看了一回,都笑何先生何至如此。一休哥当时调侃我说:“你挤兑人家不懂多余人,这回人家要当连斯基了”,还举起他的小胖手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大家一通哄笑。友渔人老实,还悄悄地问我,他要找你打架怎么办?他人很壮实哩!散了之后,阿坚在楼下等我,非要教我几招防左勾拳的姿势。我跟他说,文革期间,混迹街头,没学别的本事,打架倒是家常便饭。何先生若真要赐教,我倒要好好接招,和何先生切磋拳艺呢。甘阳说,真的,备不住他还会来找你。

打那时起,我每周二、五,该去所里的日子,必到所里报道,想等何先生再来,好当面讨教。那一阵儿,室主任涂纪亮先生看我的眼神儿都不对了。终于有一天,涂先生忍不住表扬了我,说,小赵,你最近组织纪律性很是加强了,按时来上班了。看涂先生这么忠厚的人,我哪敢告他,我这是等人来切磋拳艺呢,我怕吓着他老人家。这么“守纪律”了一二个月,何先生却一直未来,后来才知道,他正忙着给中南海写“密札”呢!他倒是个拎得清轻重的人。

说话到了八**四时节,天摇地动之后,我惦念《读书》的朋友,六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了东四六条街道办事处,那会儿《读书》租了街道办事处的房。上了楼不见那几位女将倩影,亦不闻笑语欢声,楼道里冷冷清清。进办公室,见沈公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呆,满腹心事的样子,见我来了才有点儿活气儿。俩人儿紧着交流情况,我问他《读书》能否逃过这一劫,他说当月这期不发刊了,等等看,不行就和下期合刊。然后沈公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给我看。这封信很吓人,口气凶狠地历数《读书》的桩桩错误,大有兴师问罪的意思。它说,《读书》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提到《读书》对反革命暴乱负有责任。蹊跷的是,这样一封义正严辞的信,却没有署名,是封匿名信。再仔细看,这信的字迹似曾相识。沈公似乎知道这信是谁写的,只是支支吾吾不明说。我问他:这信的作者是您亲自培养的吧?这话虽不厚道,却是实情。沈公嘴一歪,一脸东郭先生的苦笑。不知沈公还留着这封信吗?或许能送潘家园,换几文沽酒?

很久以后,沈公告诉我,当年我批何新的文章是他退的稿,因为上面有人告诉他,“对何新同志要保护”。

三、精神流亡

集中收有“精神献辞”一篇,作者是嘉映、正琳、友渔、阿坚、苏炜和我。我把它当作一份历史文献收进集子,因为这个献辞是一道历史的痕迹。它曾被个别作者收入过自己的文集,但从未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过。

甘阳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正干得风生水起,甘阳为此贡献良多。作为在旁帮助他的人,我对此所知甚深。但是甘阳有自己的秉性、脾气,加上名士派头,处理事情并非件件让人满意。这本是难免的。参加编委会工作的人有意见、有不满也属正常。一天深夜,治平、维纲来敲我家的门,这两个好孩子很为编委会的前途担忧。维纲一脸愁容,坐在那儿,一颗接一颗地抽烟。他们来找我,大约觉得我能和稀泥,可以向甘阳反映大家的意见。我从来认为,中国文人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而甘阳有本事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实实在在推进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我历来主张朋友合作,第一要务是能忍让、包容,少提意见,而且那时在我心里这编委会大半是甘阳和依依的夫妻店,甘阳有雄心有眼光,由他主事作决定理所应当。他提出的计划、设想,我们喜欢就上手帮衬。编委会的构架,一开始就是个自由结合的文人团体。

孙依依,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成员(木木摄影)

八八年六月,友渔从牛津返国,嘉映也从美国返国侍候母亲。他们回来后都积极参与到编委会的工作中。我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对甘阳的工作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负责编委会日常工作的几位朋友,平时对甘阳有点意见,但不敢明说,就在嘉映友渔面前发发牢骚。其实他们发牢骚也是平常事,我也听多了,根本没当回事儿。可嘉映友渔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毒害,一脑门子民主理念,再加上学了“罗伯特议事规则”,把听到的这些牢骚当大问题较起真儿来。甘阳当然不爽,他心里起了疑问,你们这是要合作还是要拆台?我在理念上并不反对应该有一套规则,作决定要有个程序,但是起事之初,太理想化了,往往就办不成事儿。甘阳的行事风格就是如此,要他改,势必起冲突。我那时,我和嘉映说,他们是“莫斯科回来的洋房子先生”,应该对他们进行一次“延安整风”。虽是开玩笑,但也不乏真意。但他们批评我是无原则,甚至认为我的做法不分是非,会危及编委会的前途。我倒觉得编委会中的这些人,各个文昌星下凡的架势,但甘阳能把大家拉到一起做事儿,对他让几分又有何妨?

八八年底,甘阳给我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详细讲了他的想法,对编委会内部的意见、争执极为愤怒。信中凡他觉得紧要处,自己拿笔涂红,信中的愤怒竟带有几分悲切。入夜,我反复读这信,不觉神凄魂恻,恍然泣下。我是痛心朋友们合作竟如此艰难,而且这些年甘阳的辛苦我是亲眼所见,他受到指责无论对错我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我知道他原也是个极重朋友的人。还记得一次北陵带大家去延庆金海湖玩,返程时天已经黑了,街灯初亮,甘阳要回小黄庄,送他到三环路边上下车,大家已告过别,他却突然回身抓住车门不撒手,依依不舍地问大家,怎么今晚就结束了?没别的节目了?显是不舍离去。大家都笑他孩子气,我却把这一幕牢记心中。听说现在他很热爱伟大领袖,天地良心啊,那会儿他真没这毛病!

王焱,文化:中国与世界副主编(林道群摄影)

八9年初,大约在二三月之交,编委会的一部分成员在我裕中东里的家中开了一个会,讨论编委会的意见分歧和未来的发展。就是在这次会上,大家坦率交换了意见,而且看起来一时难以弥合。苏国勋大哥当时对批评甘阳的人发了重话:“你们这是不教而诛啊”。我是把这话当气话听。一休哥当时提出,若意见不能统一,可以“和平离婚”。大家沉默片刻就同意了。于是有几位朋友便离开了编委会,我也是离去者之一。但欣慰的是,无论去留,朋友们友情仍在。不过说实话,我心里总有点对不住甘阳的感觉。

LS后不几天,我去看依依,她领我去外面吃饭。饭馆在东直门外一个七拐八弯的小胡同里,那天有两道菜,我一直忘不了,肉末烧茄子和葱爆羊肉。依依话特别多,形势千钧压顶,甘阳已经离京,她却镇静如常,不停地和我谈未来的设想。最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设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搬到国外,重新开张。她数著有谁在国外可以干事儿,把嘉映友渔胡平全算在内,仿佛编委会从来没有分裂过。但她那天说了一句话,让我心头一沉,她说,我们几个人离开编委会之后,有一天甘阳突然问她,越胜为什么也会离开?我的确没向甘阳解释过。九二年在芝加哥,我住在甘阳那里,每天狂聊却没有一句话涉及到当年编委会的事儿,因为这是一道伤口而不忍揭开?还是因为根本没拿它当回事儿?我已记不起来。我记得清楚的是,甘阳那会儿关注点在民主运动的制度化转换上,有不少很精彩的想法。其实,我离开编委会的道理很简单,嘉映友渔都是黑山沪一期的,我不能不和他们同进退。书中收的这组精神献辞就是我们离开编委会后,为要创办的杂志《精神》所作。后来时局突变,《精神》夭折。现如今“精神”这类东西,更属不合时宜,只能龟缩一隅,侧目红尘。我不忍心看它踟蹰街头,流离失所,便把它收到集子里,作为永远的纪念。

徐友渔

这里拉拉杂杂谈的都是旧文牵惹出的旧事。三十年过去,若不记下来,或许就永远湮灭了。我们谈历史,那些前尘往事依然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里,何以故?因为我们阅读。荷马开卷就唱:“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致命的忿怒……”,这个忿怒其实就是他记下来的故事。人们记忆中有无数堆积起来的故事,要让过去鲜活起来,应该像考古发掘,剥离那层层相叠的旧痕。但是,往往有那种情形,过去与现在猝然相遇,像济慈听到了夜莺的歌吟,像歌德再登伊门瑙山,见自己三十八年前书于猎舍壁上的《夜歌》而泣下。展看眼前文字,我默默体会歌德的心情。纵世事喧腾:“等着吧,俄倾,你也要安静”。

2016年12月6日夜于奥赛

汉尊2 2017-03-29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