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8日）
子明走了。
我至今仍不愿相信。这么生气勃勃创意迭起的子明，走了？这是我们的世界最不该发生的一件事情。然而它竟然发生了！苍天不公，莫此为甚。夫复何言？……
屈指算来，与子明相识已近三十年了。多年来，子明的点点滴滴，一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
第一，记得是在1985年左右，有老友从北京来上海为陈子明主编的《外国着名思想家译丛》向我约稿。当时，最深的印象是，子明的关切，并不是当年中国知识界流行的一些西方时髦，诸如海德格哲学、萨特哲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他的焦点集中在并不趋新，而是指向似乎有点陈旧过时的自由主义主流方面，这与我自己，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在当年，那是极其稀有的共鸣.从此，记住了陈子明这个名字，并上了他的“贼船”。应邀成为他们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几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和小型学术沙龙，（京丰宾馆召开的大型研讨会以及在蛇口举行的京沪港现代化理论学术沙龙，有两岸三地学者参与）。
第二，据我与会的观察，子明往往并非首先发言者，在才子学人话语激越，雄辩滔滔之后，子明舒缓平静逻辑清晰的小结，常常集众妙之长，异常精准，画龙点睛，而且善于提炼共识，实际上扮演了某种中枢角色。他这一特质，正是天生政治家的禀赋.
第三，组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呈现了子明的政治创意和组织才能。
当年中国，人们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是：在一个极权主义控制（逐渐松弛）的社会中，体制外的民间组织如何可能？
子明的故事，就是“无中生有”，是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它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历史创造力。
当年民间组织的基本生存方式，颇具“中国特色”，称为：“挂靠”。就是把一个原本不可能被批准的组织或社团纳入到一个官式合法单位之名下，实质上，是一个民间组织被荫庇在一张红色保护伞之下，然后自行其事。
所谓“公共空间”，所谓“民间社会”，就是在这样一些非正统的社团之中及之间，逐步生长起来的。
然而，姿态各异的各个准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是大不相同的。环顾当年中国，比较各类准民间社团，陈子明王军涛及其同仁所创建的社经所是走得最远的，独立性是最强的，管理是专业的，实际操作上也是最富成效的。原因有三：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财政完全独立，第二，相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流行的西方时髦思潮，他们有意识地发掘和坚守并不趋新的自由主义传统，第三，各成员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奉献牺牲精神。
简言之，子明及其同仁以高度的创意、精妙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商业才能创造了一种新的组合模式，在现代世界史上，堪比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堪比19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签署群体，堪比19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它虽被坦克所摧毁，但却载入了历史。
自那之后，铁窗、寒流、沉思、写作……。秋去冬来，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
这些年里，我们看见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当年的“屠伯们，逍遥复逍遥”。昔日的“战友”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转过身去，降身以求，曲学阿世，唱起了变调新曲。
然而，我们的子明，淡然处之，依然故我，卓然站立，傲然江湖。
经多年炼狱内的淬火精修，子明以其煌煌巨着，成就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以其狱中为八九道义辩护为民族承担苦难的殉道者德性，昇华至“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人格，进入了中国的《贤人殿堂》。
但是，天不从人愿，值此国运千载变局，子明，你竟然走了！
悲风哀号，秋叶飘零，輓歌如雷，声震苍穹，…。子明，如你平素一样，平静地去吧。当自由降临之日，你的碑前，鲜花势将铺天盖地，那是国人在向你耳语：“子明，你终可瞑目了。”
《纵览中国》：Tuesday，October 28，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