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大陆学术界的漠视并不意味着蒋廷黻的学说真的沉默,他的“洋弟子”费正清几乎一人敌一国,他的继承与发挥,让蒋廷黻的学术思想在异邦开花结果。费正清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传人,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后来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泰山北斗,是头号中国通。

如果从其生平简历说起,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病逝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母亲是位女权主义活动家。费正清早年热衷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1927年,费正清进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还有希腊语、历史、哲学、艺术等。那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有关东亚的课程,费正清个人更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东亚和中国研究。在哈佛两年后,费正清于1929年秋赴牛津大学,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对费正清来说,那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在牛津两年,费正清的研究有了相当进展,他利用自身优势,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历史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资料,对传统汉学是一个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无疑必须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必须到中国来。为此,费正清在牛津从事研究的时候,就想法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一方面进修汉语,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主要讲授经济史,同时接受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从事新的研究。

据费正清后来回忆,他初见蒋廷黻时,蒋老师只有三十六岁,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但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蒋老师指导费正清阅读中国外交文献,主要是在蒋廷黻主管审定之下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是在蒋廷黻建议下影印出来的重要文献。费正清说,二十年之后,他仍然在钻研这些文献,并教他的研究生班学生如何使用这套文献。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蒋廷黻指导下,费正清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后经过补充修改,于1954年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正式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费正清迅即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费正清的个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这种领袖地位获得国际确认的还是那套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

《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策划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动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跨国界的国际合作,据说参加撰稿的一百多位专家来自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按照规划,《剑桥中国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该领域世界顶级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其成。《剑桥中国史》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反应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费正清在规划中之所以刻意强调作者选择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于此。从后来的成书看,《剑桥中国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先秦至晚清至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即便有个别章节显得有点薄弱,但从总体而言,确实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最好的著作,不是之一。

费正清组织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不仅在方法上、组织形式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经验,而且当《剑桥中国晚清史》刚刚传入中国时,在理念上也曾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这部晚清史及费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带给中国学者的就是一次巨大冲击。

“冲击—回应”模式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曾经长时期流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界,认同、坚持或者创造出这一历史观念的并不是费正清一个人,而毫无疑问费正清的影响最大,这个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们差不多都在用这个模型解释近代中国的变化。

按照“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时期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因为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过剩,新航海的开辟使远洋东来成为现实,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找贸易机会,于是西方思想文化、西方宗教意识等,都随着西方人东来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对于异样文明,按理说儒家文明并不持排斥的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时期停滞不前,或者后来中国学者所说的“超稳定”,古老的、庞大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无视,或无所谓,中国政府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选择了闭关,选择了自守,选择了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的政策。于是,西方势力东来和要打开中国大门的坚定信念,在费正清以及这个学派看来,就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理念乃至政治发展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巨大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按照费正清的解释,此后中国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西方的影响这个刺激中寻找原因,中国的变化就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

“冲击—反应”确实在很长时期为近代中国历史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因为毕竟近代中国问题不是自生,而是来自外部环境,中国或许能够像西方一样缓慢进入近代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刺激,这个过程一定会非常漫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从这个视角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研究,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现代化模式”解读框架,承认近代中国问题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而是一种外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长时期影响西方,影响中国学术界,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国问题内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点极端,于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开始,在费正清弟子门徒中就酝酿着一种批判反思的思潮,以为“冲击—反应”过于机械,过于笼统,至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慢慢成为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即便还有人坚持,但总要开始考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内部需求。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上仔细辨析费正清学术理路及其来源,我们应该很容易觉察到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其实就是他的清华导师蒋廷黻一贯的学术立场,是蒋廷黻“中国现代化叙事”模式在海外在世界的余韵流风。

费正清是个知恩图报的学人,中美恢复联系不久,费正清应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访问北京。有一天上午,费正清应邀前往北京饭店最高楼层的一个会议室发表演讲,听众近百人。费正清确信这些听众一多半来自中国外交部,但他依然不管不顾这样开头:

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尽管他在最近二十年间作为国民党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大使与人民共和国对抗,在这之前,他曾是清华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不承认此种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讲下去。

当然,不管费正清受到蒋廷黻多少影响,从严格的师承意义上说,费正清与蒋廷黻有着诚挚的私人关系,但他从没有正式成为蒋廷黻的学生,或者在一堂课或一次讨论会上接受过他的指导。

当时,费正清的汉语还很生疏,他对蒋廷黻的湖南口音还很难理解。他偶尔遇到蒋廷黻,或者在蒋家吃饭,以各种方式得到蒋廷黻的帮助,但这些不属于教学法上的。这是费正清主要学习方式的一部分。因而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费正清只是受到蒋廷黻学术的相当影响,严格的师承还算不上。

——摘自马勇《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导读

转自|杭州晓风书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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