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09-3-20 09:23 | 作者: 陈建华
生于上海。获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著作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现代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帝制末与世纪末》、《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去年夏天在纽约》、《陈建华诗选》等。
从一九六八年八月起，我被分配在上海某个中央交通部属下的船舶修理厂里做工，因犯有“政治错误”而成为一个被改造对象，直至一九七九年秋因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而离开该厂。几乎整个七十年代里，我的生命背负着一片灰色，显得沉重、平庸、不光彩。但在一部成长小说中，这十年会占据叙事的主体，加之以吊诡和反讽的现代修辞，会更具典范：青春期的主人公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在生活的熔炉里历尽磨难，自我得以锻造，最终为社会认可、拥抱而走上成功之途。
但毕竟和那些“成长小说”不同。我是锻工，也练就一手绝活，能抡起十来磅的铁锤，三百六十度挥舞手臂，朝铁砧锤打。然而不像高尔基自传里的主人公诚实地经受社会的考验，而铁砧上的“锻炼”没让我成为一个美丽的比喻。首先是心不在焉，干得再好也是“改造”使然，看不到前途。真正的自我却在另类空间里伸展：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外语，抱着隐秘的希望。
修理厂在浦东近郊，每天从外滩陆家嘴摆渡，再乘车到厂里，路上来回足足三小时。放工回家，爬进我那个伸不直腰的小阁楼，便进入了人文的大同世界，生活好像重新开始。胡乱读了不少书，包括一些大学教材，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也算完成了“我的大学”。
学外语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我的中学同学的姐姐嵇吉利带我去见了安耀华老师，他同意教我学英语，这预示着我的生活方向的改变。我和安老师相濡以沫，与七十年代相始终。安老师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出头，貌如童稚，心地单纯。英文名“彼得”（Peter），是从前教会给他起的，但他更受赐于宗教的仁慈。他在上海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做提供讯息资料之类的事。那时刚因里通外国的嫌疑被单位里隔离审查过，且教学外语本身便是一件犯忌的事。收我做学生，没有别的原因，照上海人的说法，是“前世里缘份”吧。当然迷信不能解释一切。半年之后我也被隔离审查，睽违了两个多月我们重聚在一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相互之间更分享一种文化上的共识或默契了。
每星期一两个晚上去安老师家，手把手从音标教起，用的是一套老牌帝国主义的“基础英语”（EssentialEnglish）。看看学得差不多了，其实还差很多，就让我加入他的“圈子”，和小伍、老姚一起，两位是安老师的莫逆之交。小伍在中学教书，皮肤白晳，戴一副秀郎架眼镜，风度翩翩。老姚是某处职员，谦谦君子，喜欢咬文嚼字，幽默中略掉书袋。每星期六晚上聚一次，读他们带来的读物，从《北京周报》、《大不列颠百科词典》等处找来，人文科技的文本都有。然后是闲聊，从街头新闻到日常生活。他们的程度已相当高，我是听得多，所谓潜移默化，到后来也能插话了。有一回读一篇有关天文方面的文章，大量专有名词，使我知道了许多星座，也有不少忘了的，因为再也没有碰到过。
因为住得近，不必等上课也会去看安老师。横穿过马路，走进公交医院的大弄堂，拐几个弯就到了。常留晚饭，陪他喝一两盅酒。安老师已丧妻，小孩男男女女六七个。那不是物质丰裕的时代，多我一双筷子，像多个家人一样。总是先让孩子们毕食后我们两人对酌。有酒便喝，不管是黄酒白干。我最中意的是和梅干菜煨的红烧肉，不腻不碎，这些多亏他大女儿阿月头，里里外外打理得舒舒齐齐。前几年回沪见安老师，孙子重孙一大群，阿月头还没嫁人，为老父和家庭也可谓尽心竭力也已。
为什么学外语？忽然想起这问题自觉有点奇怪。显然没用处，尤其是文革还轰轰烈烈正在兴头上，政治上绝对不正确，只会招麻烦，不像后来学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对我来说，从写诗转到学外语，好像是转移一种精神寄托。在这十年里，不光学英语，还学了法语、日语，辗转于好几个圈子，交了不少才俊之士。这固然拜赐于上海地理文化的土壤，扫荡之余却沉渣泛起，仍不乏资用，但我想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当然怀有隐秘的梦想，尽管朦胧而遥远。或许这也是一种文明的习惯，大家走在一起，须有共同的语言，也须造出新的规则来。
七一年抑是七二年夏天，小伍带来一位青年，叫郁福民。相貌俊秀，谈吐文雅，一口流利的英语，声调软美，令我暗中叹服。小伍说郁能教我们法语，于是另有法语班，我们全参加了。在黄河路郁家上课，一个大客厅摆设整齐，一看是个颇有底气的家庭。我们从发音开始，用的是一种英语讲解的教材。法语听起来有一种优雅的节奏美，而小郁的声调更动听。有一个r的音特别难，据说发这个音巴黎人用的是喉音，如果读成卷舌音，就像外省人了。为了发准这个音，我在家里练了好一阵子。
可惜法语班上了两三个月就停了。过了一阵又恢复，只是换了地方，在淮海中路上陈安安家里。也是小伍介绍的，陈长得魁梧，气色白里透红，嘴唇厚厚略带调皮和性感，也戴一副眼镜。他英语已经相当好，在家里早已开班授徒。法语老师赵树华，也是“老三届”同龄人，安安和我都加入，还有乔治和南希兄妹等人。树华好像在哪个中学里教书，外表朴素，一派正气，像电影里的地下干部。教得很认真，口音纯正，语法精熟。我很惊讶他从哪里学的，但从来没问过他。
安安家在淮海中路繁华段上一条新式洋房里弄里，其父在解放199前从商，家里被红卫兵冲击过。居住一套房，我们在厢房里读书。他有时会进来，笑呵呵跟我们打招呼，相当海派，穿背带西裤，腹部略挺，显得练达而乐观。安安在一个里弄工厂做事，并不安份，晒网的时候居多。他下功夫背诵英语词典，可见其热诚之一斑。家里似有两三个英语班，起初我也加入过一个，另有小伍和安安之妹，过了些时，两人经常缺席，因为互相擦出火花，到外面去发展了。
法语班坚持了两三年，读完北京外语学院编的一套四册《法语》教材。每次学一课，大家事先做准备，课上读课文，每人轮流读一句，用中文翻译出来。碰到语法疑难处，大家讨论，或赵老师加以解答。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主要靠自学。快学完时，大家去附近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每人给放了一张六寸的。共十一人，可能有的是在英语班上的。
隔了三十余年来看这张照片，有的叫不出名来。以前也没有这么认真看过，看着看着，看不出疯狂来。衣服几乎是清一色灰暗，特别是坐在前排的三位女生，在今天女孩眼中大约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她们的衣着打扮还是有分别，不知出于偶然还是事先商量过。右边的梳短发，穿人民装，属于五十年代；左边的梳辫子，穿中式装，代表传统；中间是南希，烫发，穿开领衫，露出高领羊毛衫，颜色大约是红的，可说是“上海摩登”的流风余韵吧。
一瞬间的留影，不知有多少见证了那个时代一个不寻常不那么透明的时代。拍照以志纪念，不无一种“合家欢”的意思，一个小小的在阳光阴影里成长起来的另类家族。像我们这样的在上海应当还有，但淮海路上却具某种象征，从前是法租界地段，代表某种殖民文化的精致，却在我们身上找到了新的载体。后面两排各站四个男生，有的微笑，有的木然，独有我在微笑与木然之间，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另有几张照片，是在安老师家中照的，有小伍、老姚、安安兄妹、乔治兄妹等，有点像两个方面军“会师”。中间安老师，左右是绝对够“美人”标准的两位妹妹。我和安老师的那张，我笑得如此璀璨。那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学外语的鼎盛期，却是蹉跎的青春，桃李芬芳。
那是一种奇特的集合，说“家族”有点夸张，“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却和“文化大革命”不一个路向，或许也分享了它的无私、拜赐于它的闲暇，回想起来骤生缅怀。八个样板戏毕竟填不满空闲，没有别的娱乐，倒催生了特别的私人空间，打牌、烹调、缝纫，把小家庭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所谓“上海男人讨老婆欢心”的神话，其实由文革而来。学外语也是一种消闲，却含自救的意味，好像在同一条船上，互相勉励，不计利害，像安安那样长期提供场所和资源，常常在课上分发用他老旧打字机打出来的辅助材料，这种慷慨大约现在要找也不容易。
聚在一起读书，学习本身即目的，不问你是谁，不议论国事，这种氛围和我以前的文学沙龙不一样，那是为道德正义所主宰，胸怀天下，呼天抢地，造就的是诗人。学外语含有工具理性，不光视语言为工具，无形中为外来文化所薰陶，正像首先要学会“女士请先”之类的礼貌习语一样。如果深入观察文化的肌理，不可忽视学员们的家庭背景，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层。这一代父母历经政治运动，被改造得相当成熟，学外语像擦边球，某种意义上凝聚着中产阶级的梦想，与其说是与文革对着干，不如说属于“和平演变”的策略，说起来还源自晚清“洋务运动”的改良精神呢。
有一点，我想也是环境使然。在陈安安家进进出出，邻居也知道我们在学外语，都见怪不怪，泰然处之。在安老师家上课，如果在夏天，会把家门开着，就在底楼，朝向弄堂，走过的人可听到我们在说洋话，没有人来过问。不光是的大家都知道安老师是好人，住在这“张家花园”的新式里弄的，阶级觉悟不那么敏锐，或许像张爱玲说的，都有那种上海人的“聪明”。
数年下来，我和乔治、南希兄妹较熟。有一次应邀去他们家，在成都路上沿街一栋楼里，靠近南京路。那天下午阳光充足，英国式红茶，配上一套精致的茶具。听说父亲从前在南阳经商，已经过201世了；见到他们的母亲，五十开外，端庄娴雅，保养得很好，没一丝皱纹。安安曾跟我说过，她是个“女中豪杰”，果然厉害，思想艺术无所不晓，大谈柏拉图的哲学，她说她做什么事都有计划，当然包括对于乔治和南希的学习。不知道怎么会谈到牙齿，她说她牙齿不好，经常看医生，后来她做了一个决定，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包括不少好牙，装上了一副假牙。我听了大为震动，在她的语气里，她是个有决断、不寻常的女人。
安安对她非常敬佩，不过在这么说的时候，我察觉到他有些感伤和无奈。他喜欢南希，在课上也看出来了，他和南希说话带一种特别的温柔。安安说她母亲不同意，什么原因也没说。怎么说呢，我们学外语的大多是老三届，已臻而立之年了，不是文革的话，也许有的已谈婚论嫁了。如果有机会，在学习中发生爱情，岂不天公造美？如郁福民和姗丽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七八年结婚时托人带来了喜糖。当然也有缘悭一世的，小伍和安安的妹妹便如此。小伍一表人才，但女方家长没接受，大概还考量到家底、职业等因素吧。成功的当小说读，不成功的为现实抱憾，反正都能满足我们的心理期待。
售与帝王家
找出一本日记簿，彩色锦缎的封面，小桥流水，庙宇亭台，杨柳依依。翻开便是伟大领袖的宝像，一身戎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旁边没了林副主席。里面有我的日记，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二月九日为止。
不怕记日记了。一切都好像在回春向暖，而我心头的解冻仍显得迟缓。记日记缘自一阵难抑的激动，那天晚上在音乐厅听了德国钢琴家康塔尔斯基兄弟的演奏，我这么写道：柔美的音质、默契的配合、纯熟的技巧、闲雅的风度。我屏息倾听，注视着兄弟俩每一个动作，折磨了我一整天的牙痛消失了，白天所感觉的异常的疲乏彷彿也没有发生过。
于我，这二百多天像急转的漩涡，充满焦虑与机遇、冲突与挫折，千头万绪，欲理还乱。报纸上在继续批判四人帮、在平反冤假错案。文学经典在重印，书店前排起了长龙；图书馆座无虚席；电影、音乐会、展览会接踵而至，伴随开放的许诺。环顾四周，各路好汉摩拳擦掌，熬过十年寒窗，面临龙门一跃。各种机会在向我们招手，好像黑洞尽头，豁然开朗，大小洞门一齐敞开，顿显奇景，阿米尔上！有的取到了幸运的钥匙，更多的名落孙山。
日记里有无数的名字，关于书籍、电影、展览会等，有的书买来没看过，有的电影看了全然记不得。但那些人和事历历在目，那些给我帮助，给我鼓励的人们，都尽力把我往上提、往前推，出自私人的同情和友情，却紧跟歌唱民族新生的主旋律，一九四九年后还没有过如此无需官方组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这些人有许多大约已不在世，生者也不知在哪里，重睹自己的文字，久久无语。
在厂里我成了个“笔杆子”，为车间主任起草总结报告，给小组职工上课；外文知识也曝了光，局里有文件要翻译，也找到我。干活也不马虎，加班加点不在话下。九月十六日记载了晚上加班的情景：“近三个钟头在舱里，肩挨着肩，敲铲声震耳欲聋，灰尘迷漫。我赤着膊，两耳用棉纱塞住，汗一直没有停过，流到裤裆，大家的裤子都湿了。”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找局党委谈，递交“复查申请书”，局武保组也派人来调查，却推三阻四，不见下文。
不曾体验过那种读报的兴奋，从小看惯“红色经典”电影，也激动流泪，而现在党中央的号召另有一种着肉贴心的感觉。十一月里《人民日报》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释放西藏叛乱在押犯人，为《海瑞罢官》平反，并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我在日记中写道：“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扎扎实实地开203始。”又觉得“当前先进与落后思想斗争尖锐，要加速建设步伐，非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
于是社会上激起民主的呼声，在人民广场和淮海路上出现“民主论坛”，要求加快开放步伐，我兴奋莫名：“这是新中国真正的曙光，有识之士正在我辈之中？。振兴中华，匹夫有责。会当奋起请长缨，誓将民主遍中华！”然而“民主论坛”很快就退潮了，与中央的表态有关。我写道：“目前的形势，我始终认为不能再乱，不能再鼓励无秩序的活动，但必须实行自上而下的稳步的改革，逐步确定法治。的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想也奇怪，“漫长的过程”好像是在昨天说的，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对我们来说，各种机会中最具诱惑的莫过于允许社会上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研究生了。七八年第一次这么招生，一连三年，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学外文圈子里，一起学法语的钱国新和王佶民两位捷足先登。钱被复旦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王报考北京中国科学院，赴京复试后也高中了。郁福民、赵志石也考过，失利。最沮丧的是安安了，考上海外语学院的研究生，信心十足，却未取。他决心再接再厉，干脆向里弄生产组辞职，在家以教英语为生。见了我劈头就问：“你不打算考研究生？”在他鼓动下，我参加了他新组的复习班，和赵志石、小刘，每周三晚在他家聚会，复习英语语法和法语。
既是背水一战，大家精诚团结，全力以赴，几个月下来足见成效。于是安安口出狂言，说那些“老头子”（如葛瑞规等英语权威）没什么了不起。谈到下一回考试，他说英语打到九十分、法语七十分、日语六十分，就有把握了。我说应该是中文九十分、英语八十分、法语和日语各打七十。那时自己还不知考什么专业，却把中文放在第一位。
研究生没录取，还有其他机会。安安在街道办事处通过了英语考试，明年可能去做代课老师。赵志石与金山某单位签订了两年的合同，去教两年英语口语。赵带来不少消息，告我们说，市里的笔译考试即将开始。的确，知识受尊重，外文最吃香，从市里到基层单位，甚至在街道这一级，都在搞外语测试，彷彿在打一场罗致人才的“人民战争”。我的单位也如此，局里举行外语考试，同学王基立去了，我临时没去。王和我、还有何灼兴是厂里的外语小圈子。多年来与王一起学日语，常常偷闲躲到角落里切磋一番。灼兴跟我学英语，每周末来我家，这年他考了大学，没成。
不参加局里的考试，我另有打算。正当盛暑季节，安老师在为我奔忙，借他的人脉给我在上海科学院找个位置。先后同生化所、昆虫所联系，让我搞资料翻译或教口语。昆虫所的负责人老刘极其热心，见了几次面，也给录了音，给我单位发调函，足足忙了两个月，最后见我说“酸了”（sorry），事竟不成。此时安老师也忙得不亦乐乎，市三医院、仁济医院都把他请去教英语，把我带去做助教，让我上课实践。
在我周围像安老师那样的不止一个，萧金芳先生是有大气魄者，和他短暂的交往，却印象深刻。当长夜之后曙光来临，他已经七七岁了。知识渊博，精通法文，北京外语学院、政法学院都请他去，结果没去，准备进即将成立的上海法学研究所。每次见他，谈锋凌厉，刺痛时弊，有“辣子”（他是四川人）味。有一晚我们闲谈，他不叫萧老太开灯，如日记所言：“我们在阴影中谈话，只有窗外透入一些淡淡的光，我们能体会到互相的声气、能感到互相的情绪。”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暧昧的氛围，大家敞开胸怀，好像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问老幼，不计尊卑，相互激励帮助，拥抱同一个明天。萧老给我解决翻译上的疑难，对我的处境提出忠告，最记得的一句是“凡事勿苟且”！
我在热恋中。女友汪卫星是学画的，因此也认识一些美术界人士。我们跟萧家奎老师学水彩画，常在礼拜天同他的学生们骑单车去郊外写生。他带我们去拜访了颜文梁、承名世、谢稚柳夫妇等前辈。我大有唐人“温卷”之遗风，或赠诗、或出示书法求教，虽然被承名世先生批评说根基不深，使我脸红。也是通过萧老师认识了刘明毅，一到他家，发现其妻陈云霞原来是我航校的体育老师，连呼世界之小。明毅在文革中已经翻译了八十万字的美术资料，其父刘汝醴是南京美术学院教授，专治美术理论。明毅也热心帮我，说他父亲明年要招美术史研究生，问我是否有兴趣。其时陈老师是三航局干部，也说如我想调进局设计科的话，她可以帮忙。
我的机会随着圈子在滚，如夏天里滚雪球，不是越滚越大，其中各种私人纽带犬牙交错，但在艺术上各有其话语和趣味，圈子之间不搭边。在颜文梁先生家里，方始领略了印象主义的画风，一幅幅风景小品画得极其精细，色彩鲜丽，兼有莫奈的朦胧、毕沙罗的点彩和雷诺阿的浓艶.而且颜老久已眇一目，我在《为颜文梁先生作》一诗中赞颂道：“天上的明珠失落在海底，/给人间带来奇丽。/参悟了三万个晨昏的奥秘，/两颗并一颗，如今更神奇。”
五十年代之后的油画界崇尚苏联式现实主义，像颜先生的法兰西风虽属于另册而遭受压抑，仍尊重写实，不越过前期印象派的底线。萧家奎和刘明毅稍稍越界，对后期印象派大加赞赏，刘翻译了梵高的传记，但碰到抽象主义两人就大摇其头。
忘了在哪里见到汪之杰先生的。汪毕业于中央美校，是徐悲鸿的高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初见到他的一幅肖像画，正宗苏联画风，但并非照相般真实，那种凝重的笔触似乎触及物体的内质，令我想起塞尚，越看越震悚。八月底一个秋阳骄人的下午，我和女友去看他，敬畏如朝圣一般。在双阳路一个八平方米的矮屋里，一张床占了大半。他的面色比上两次见他时好些，而病态仍在，目光灼灼，孤傲如昔。他说中央美校正在解决他的问题，对五七年之事的清查结果是：纯属虚构。我们听了为他欣慰，但二十年里他吃了多少苦头，令人扼腕。汪一边看画，一边笑，怕讲得太重，怕使人难为情。从他那里可听到“现实主义”的精髓：你必须研究自然，深入对象的本质。对象不会给你任何东西，你若要把对象画像，必须研究对象。
另一位陈创洛先生，在展览会看画时认识。他毕业于上海美校，走的是新派路子。住在吴江路天乐坊，和我的住处一箭之遥，于是熟悉起来。他醉心于抽象主义，对毕卡索情有独钟，且竭力使之与中国传统美学相融合。他对于新知的热情令人敬佩，单单法国画展就去看了十二次。对我倾向抒情感性的来说，觉得他太着重观念。但事实上他代表了“开放时代”的风格，“新概念”使他摆脱历史而另辟蹊径。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瓷器》一画在日本受赏获奖，成为新潮的领军，至今蜚声画坛。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了新一轮外来文化的狂轰乱炸，一时间中国又成了新旧世纪的老君炉。我们是那么贪婪，凡是到了嘴边的，不照单也吃。日记里那些看过的电影和美术展览都有一长串，也不放过广播里的音乐，萧邦、德沃夏克、科萨科夫、贝辽兹、勃拉姆斯、德彪西？8943.却赶不上日本电影《追捕》的打击乐，在电视里播放，从家家的窗口传出，夜晚的街头加快了脉搏。
那时我是盲无头绪，觉得自己潜力无穷，三脚猫什么都想出手，市里举办书法篆刻展览，公开征稿，我送作品去，结果落选。又寄诗歌给《诗刊》，退稿。对什么都觉得新鲜，在上海图书馆里阅读《考古学概论》、沈从文《龙凤艺术》、沈尹默《书法论丛》等，即给迷住，笔记作了一大萝。在六月的日记中，曾在船桅上眺望吴淞江，心旷神怡而诗兴大发。或沉醉于求知的海洋里，荣辱两忘，还表示不想急于离开修理厂。但形势不饶人，不光周围的同道们已在雷厉风动，后来愈觉得厂里不能久留，外单位来借调我去搞翻译，不同意；有一阵差点要把我调遣到连云港去工作，突然觉得不安全，还给我穿小鞋。
其时找出路外语翻译是条捷径，这方面黄天民先生对我的帮助至为及时。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部主任，住在我们同一条弄堂里。他女儿黄英是我小学同学，其兄黄仁是我的棋友，时而结伴出游野外。文革后期常去他家，加入了黄老师的英语班。虽说抄过家，搬走不少东西，但如不僵之虫，仍有些宝货，从他家借到五四新诗选本及《淳化阁帖》等。反正之后，黄老重操旧业，翻译西洋电影资料，让我译美国百科全书中的电影资料，并发表在电影厂的内部刊物上。他后来计划庞大，准备创办《外国电影》刊物，然而发觉我心猿意马、不能专注投入的样子，颇不高兴。
我像个没头苍蝇，胡串乱闯，但梦里老是梦到文学。大约是情感久遭禁锢之后，对于纷至沓来的新奇，特别容易兴奋。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祈连山下》，便想立刻给他写信，寄作品给他看。看到夏衍在全国文联的讲话，整段的抄录下来。且表示要照他所说的，去挖掘、研究新时期“英雄人物”，“给社会树立其典型，是文艺家的光荣任务”。虽然诗作屡投屡不中，仍在刻苦地写，在时代与自我之间分不清真假。
那时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爱伦坡的诗和小说。十多年前认识朱育琳时，惊叹其美仑美奂的译笔，便怀着接触外文原作的梦想。爱伦坡的《安纳帕尔？5李》被老朱称为千古绝唱，现在终于自己能着手于斯，即使其中的“哀”音难以传神，也欢喜无量。那些文学原典购自于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在二楼的旧书部有买主要是抄家没收的书。难以形容初获《恶之花》的那份惊喜，一九五二年的经典旧版，五脏俱全，有名家注释。把老朱的几首翻译一一对照，人亡物在，“恶魔”的记忆被唤醒，徒增一份时代的沉重。
从那里还买到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瓦雷里的诗集。觉得前者闷、后者玄，都不亲近。似乎和恶魔特别投缘，又买到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小说，后来又买到《爱伦坡全集》，厚厚的一本，红色的漆布封皮已经磨损，却要价四元，频呼“辣手”之余，还是囊为己物。那时我的月薪是三十七元一毛，据我们航校学生的自嘲，属于“三七一○部队”。
累呀累，人呀人。“感觉异常乏力”、“只想睡”、“昨夜一时半睡下，拨好闹钟”、“鼻炎严重、头胀、神疲、咳嗽”之类的字句充斥在日记里，但又处于极度的亢奋中。所有的信息，无论来自公私渠道，无不意味着希望、未来的允诺和新旧的冲突，从而激起阵阵诗的狂喜与愤慨，倾倒激情澎湃的宣言，和报纸社论的语调何其相似乃尔。这段时间也在不断的自省，凡是师友的箴言、失败的教训都促使自己更加踏实和谨慎，甚至涉及平时待人接物方面，对“心中之贼”穷追猛打，痛加批斗，可说是真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却完全出乎自觉。
数月之后报考复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因名额限制，转为元明清专业，后来章培恒老师说，在考虑录取时，我的外语是个因素。努力没有白费，虽是歪打正着。在递交的材料里，也附带着那些翻译稿，包括在黄天民老师编的《外国电影》上发表的数章《卓别林自传》，这些大约都起了作用吧。
日记没写下去，太累了，后面也越写越短，所剩下的就是行动了。
二○○八年九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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