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清末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
今天是张元济先生去世58周年忌日，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
▲ 张元济 (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
张元济塑造了商务出版事业的方向。他在入馆后的几十年间历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被视为商务的灵魂人物。张元济之加入商务对这个出版企业的影响，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01
张元济早期的奔走与实践
当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踟蹰起步时，在北方的政治中心北京，张元济这位将极大影响这个印书馆日后命运的人物还在他的救国道路上奔波实践。
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家为当地望族，诗书传家。张元济于1867年生于广州，14岁时随母回海盐定居。他是通过传统的科举路径进入到政治体系中的。1892年张元济中进士后入翰林院，散馆后授职，1894至1898年间，他是位身兼数职的六品官：刑部主事，并任总理衙门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
总理衙门因专与国际外交事务打交道，是政府机制中的新学中心。张元济对新学一向是开放接受并积极传播的，他订阅甚至代销一些上海编印的新学刊物，从1896年起他开始学习英文。在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一年，他办起了通艺学堂(最初名为西学堂)。这个学堂主要招收年轻官员和官员的子弟，教以“有用之学”即新学，希望以此培养现代技术人员和外交人才。
教育是张元济贯穿其一生的关注重心。他在与好友也是进士同年汪康年的信中提到他的教育理念：
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
作为重要的发起人之一，张元济对通艺学堂可谓倾注心血，寻找学贯中西的师资、购买书籍、上奏为学生争取日后出路等，不惮劳苦。张元济是个含蓄而不太做慷慨陈词之人，往往行在言先，“惟有以身先之”的实践态度，也是他一生行事的准则。
张元济开明积极的新学倾向、办学热情，以及他的办事能力，在北京官僚阶层中开始获得名声。或许正因此，在1898年6月，以《定国是诏》的颁布为标志的戊戌变法开始之际，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在其保荐通达时务人才密折中，将张元济与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五人一同向光绪皇帝推荐。其中对张元济的荐语为“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即便从后来张元济的一生来看，此论人之语亦为精当。
此折上后三日，光绪同日分别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这是清代皇帝第一次破格召见六品官。这次召见以及事后张元济所上革新措施的两条奏折，使他被列入维新党人之列。9月变法失败。张元济受到的处分是“革职永不叙用”。
由于李鸿章的推荐，离开北京到达上海的张元济被盛宣怀聘任主持刚成立不久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南洋公学于1896年设立，在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前，它被公认为是中国设备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学院。南洋公学在上院(大学部)、中院(中学部)、师院(师范)和外院(小学部)外，后另设译书院，主要负责翻译西书，之前多出版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军事类书。张元济主持后开始翻译重要的政治、技术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
1901年初，由于南洋公学的总理何嗣焜突然去世，张元济就任代总理。他变革了一些课程，加入了一些新学内容。此期间他的一大创新是设立了“特班”，这是专为已受过旧学训练的学者开设的新学教育课程班，蔡元培受邀担任特班教习。这个特班培养了一批日后著名的学者，如李叔同、胡仁源、黄炎培、邵力子等。但因与监院福开森在办学思路上的矛盾，张元济不久即请辞代总理，不过仍继续主持译书院。直到他进入商务印书馆。
02
入商务印书馆
和中国历代的许多士人一样，张元济也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身历那段颇具波澜的戊戌变法之后，他对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颟顸和效率低下已有深刻认识。在晚清“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之际，张元济更认定教育乃是救国正确的方药。教育亦成为他为之努力一生的事业。
但在这个时期，他的教育观念有了些变化。大约是由于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的经历，使他对在官僚体制内的办学效果持失望和怀疑态度。早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时，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签准派张元济担任总办，张推辞了，他在与友人信中说到的理由是与其他办事人员志向不同，以及对官僚体制内办事掣肘低效的反感。(张元济在当时与好友汪康年信中说到，“大学堂事，寿州(孙家鼐)派弟充总办，业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可叹！可叹！”从此语中亦可见他对官书局的态度。)他后来的数次辞官不就，亦与他对“食官俸禄”之官场办事不得力的失望相关。
他的另一个教育理念变化是，他的关注重点已从开设通艺学堂时期的、以培养高等专业人才为目的的精英教育转为注重以开启民智为目标的普及教育了。他述及自己的转变：
元济前亦学习洋文，且推重专门，以为设学堂必当办此，历数年之愚，渐悟其非，以洋文不能尽人皆晓，专门更非尽人能习也。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稍稍明白耳。人果明白，令充兵役则知为求独立也，令纳租税，则知为谋公益也，则无不欣然从矣。盖如是而后善政乃可得也。
1902年初张元济在当时很著名的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上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一文，明确提出“教育之普及”，认为教育“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
张元济的普及教育之理念因后来与夏瑞芳的结识而有了事业的落脚点。
南洋公学时常有些试卷、教案及翻译书籍需要付印(严复所译《原富》就是由商务印书馆代印的)，当时因印刷质量优良而渐有名气的商务印书馆因为承接南洋公学的印单而与张元济开始接触。交往中张元济对夏瑞芳的勤勉、办事效率和事业雄心有很更好的印象。因信任夏瑞芳的为人，张元济甚至在一次夏遇到资金问题时为夏做担保使他借到了一笔钱。
而夏瑞芳则很钦佩张元济的学识和人品，曾将自己所购的日文译稿请张元济代为审阅和请人修改。当时夏瑞芳因为在考虑出版业务的长远发展，已经意识到了成立编译所的必要性，在他心目中，张元济这位新旧学淹通的翰林先生是他设想的编译所理想的主持人。张元济后来回忆说自己当年“羁栖海上，获与粹翁订交，意气相和，遂投身商务印书馆。”这种“意气相合”，使在物色编译所主持人选的夏瑞芳和厌倦官僚体制希望另觅教育途径的张元济在新出版事业中找到了共同合作的契机。
有一段流传颇广的对白。当夏瑞芳诚挚邀请张元济入馆时，张元济戏言，“南洋公学月俸三百五十元。商务请得起吗？”夏瑞芳竟一口答应。传说是否确实虽不可考，但从中颇能凸显张元济的戏谑试探和夏瑞芳的识见与诚意。张元济之答应入馆的真正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已认定“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
张元济将出版看作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的一种方式，晚年时他总结的“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便是写照。所以在入馆时他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商务最初创业的几位先生亦对教育颇热心，故与张元济此旨颇为相合。我们将看到，从此“昌明教育”成为商务一百余年的营业宗旨。
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1903年初，张元济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张元济的这一选择持续其一生，之后他几次拒绝了各种官职邀任而矢志于出版事业。(比如清政府以外务部、学部、邮传部等部门的官职招之，以及后来袁世凯的熊希龄内阁以教育总长之职招之，张元济皆未实际赴任。)1904年，他给友人的信中之语或可表明他矢志出版而弃绝仕宦之原因和决心——“弟今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张元济的加入，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出版的方向、学养和人脉。他的到来，标志着当时知识精英的最高层进入出版业。“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王云五语)技术工人出身的企业家和翰林出身的活动家的结合，拉开了商务印书馆在近代文化史上恢弘演出的序幕。
03
编译所成立与清末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
编译所成立
20世纪初，国内现代高等教育尚未发展起来，知识分子的职业化还未成熟，当时社会上没有形成稳定的作者群体，由出版社组织自己的编著、编译队伍而不是依赖于外在不稳定的稿源，对于出版业务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当时大规模的书局如点石斋、同文书局等，都有自己的编校机构。
商务印书馆自开展出版业务以来，夏瑞芳就在认真考虑成立编译所，请有学识的人来主持其事。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业务上经历的一次挫折更强化了此事的迫切感。当时翻译出版西学书籍成为出版业的一个热点，夏瑞芳亦颇思在此方面着力。由于当时通西文者少，故很多书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他通过人购买了十几部留日学生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稿子，但因为质量不佳，根本就不能出版。经过此事，夏瑞芳痛感必须组织自己的编译所。
1902年，也就是在创立五年后，商务印书馆进入新的转折点。它成立了印刷所(在北福建路)和发行所(在棋盘街)，尤为重要的是，编译所终于同年在唐家衖设立。一个出版社的完整部门建制规模就此具备。
编译所在机构设置上与印刷所、发行所平行，负责翻译、编纂、编辑和出版事务，成为商务出版业务的“首脑”机构。它的成立，对于商务迅速成长为国内出版巨擘是基础性的也是关键性的一步。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建制一直延续到1932年，人数最多时达三百余人。
编译所最早由张元济推荐当时“爱国学社”的经理蔡元培兼任所长，几个月后，蔡元培因为苏报案的牵连离开上海，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成员最初只有数人，后来迅速扩大，早期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个部，到1908年时已有64人，其中不乏代表当时中西知识水平的精英。
编译所的成立及相应编译人才的入馆，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构成。它的出版业务迅速发展，很快超越印刷而成为主体业务。商务1902年的出书量为15种，到1903年就迅速增长至51种，而从1906年起，年出书量超过100种。
清末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
编译所的人才汇聚，一方面得益于当时上海已经汇聚了很多江南人才；另一方面，这批文化精英之所以选择以往士人所不屑为之的出版业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事业，亦与当时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元济之入馆具有标志着现代知识分子职业化开端之意义。
在传统社会，士大夫价值观与商业价值观是对立的，处于主流的前者往往贬低后者。如果说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进入外国教会出版机构的王韬、李善兰等文士还时有屈尊书业的不得志之叹的话，甲午战争之后的社会情势已在发生着变化。重实务，斥浮虚逐渐成为知识群体的共识。
较早进入商务编译所的高梦旦的下列言论颇具代表性：
昔人谓俗士不可医，吾则谓雅人最无用。雅人之吟风弄月，对于日用之权度数目，有时且不能辨。试问此等人于世何益。今日之世宜俗，俗则庶可深入社会，切合实用。
这里已经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人的吟风弄月意趣的“切合实用”取向。这种重视“时务”的转向是当时文化精英的通行取向(当然这也部分传承了传统士人“经世致用”的面向)。在这一取向下，各种实业和商业的价值开始获得社会认同。
在现实层面上，士人的职业出路亦发生变化。传统社会中士人的主要出路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清末之际，政府管理日驰，科举仕途之径日益衰竭，而且，传统中学受到新学的巨大冲击而逐渐被视为无用之学，被越来越多的人摈弃。至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此一由学而仕的制度化路径被彻底废弃，知识阶层参与社会、获取个人职业的基本路径亦发生根本改变，士子们必须另觅其他立业之途。
与此同时，新式教育和新式新闻出版业开始在中国迅猛扩展，这些新领域成为文人学子可以施展才华的新空间。清末时期，不少知识人积极参与到兴办新学、创立报馆书局、从事编译著述等事业中来。也正是在这类新的“公共领域”中，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
中国社会对教化、教育的尊崇，可以从知识精英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反应中看出来。在总结中国不敌日本的原因时，精英们迅速将根由归结到了中国之教育落后上。士绅们积极参与兴办学堂的热情基于此，士子们投身出版亦因此。整个近代出版史上，以启蒙教育为特征的教科书和西学译介一直是出版物的两大主体，亦可见出版与教育的同一性。而中国传统上赋予书籍的立言、传道、教育等宏大价值，亦使图书出版与中国知识精英的自我认同较为接近。这使一批立志于“教育救国”的士人投身出版。
在这种取向下，出版业成为一批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和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主动投身于出版业的知识精英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气质：他们既受过旧学如传统经学、训诂学训练(有的甚至是传统文化的领袖)，又接受过新学熏陶；他们多为社会变革的传播者和倡导者，曾从事过切实的社会改革活动，如开办新式学堂、结社、移风易俗活动、从事妇女儿童教育等；他们大都带着“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的抱负投身出版。张元济如是，编译所早期诸贤亦如是。
编译所早期诸贤
勾勒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几位早期元老的群像或可增进我们对当时知识阶层的人生道路和职业选择的理解，亦可理解商务早期腾飞式发展的基础。
高梦旦(1869—1936)，名凤谦，以字行。福建长乐人，出生于桐城派古文名家，中过秀才，后放弃举业，以教读自给。他是维新人士，曾涉猎译书，还曾写信给《时务报》呼吁取缔下跪磕头礼而被梁启超赞赏，之后与梁成为莫逆交。他担任过浙江蚕政学堂教习、浙江求是大学堂总教习，后又作为求是大学堂留日学生监督率学生东渡。在日本期间，高梦旦考察了日本政治教育，以为教育根本在于小学，因而立志编教科书。回国后，他和张元济谈起此志向，引为同调，遂于1903年12月进馆，任国文部主任，主要负责教科书的编辑工作。
高梦旦后来多年实际主持编译所工作，1918年正式接任编译所所长。他是张元济的左膀右臂，几乎参与了商务所有的重要决策，被目为商务的“参谋长”，“能断大事，虑无不中”。他是一位办事能力很强的人，编译所另一骨干蒋维乔曾生动描述他的精干，“于自己手中之财，漫不加察，而独于公家做统计计算表，则精核迅速。每成一稿，恒见其持片纸，逐项加以统计，未久即成一表，已知此书成本应若干，定价应若干，虽老于印刷者不及也。”高梦旦为人内方外圆、待人诚恳热心，能够协调各种关系，故于馆内新人提携、人事安排诸方面亦多有力。
蒋维乔(1873—1958)，江苏武进人，字竹庄。20岁时中过秀才，后在江阴南菁书院、常州致用精舍等著名的新式学堂求学，对天文、算学、理化等新知颇有研究。后留学日本，加入了蔡元培创立的中华教育会，后应蔡元培邀请成为爱国学社的义务教员，任爱国女校的校长。
蒋维乔于1903年入馆，是早期编译所的元老和骨干。他是“最新教科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后来长期负责商务的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他也是《辞源》的主要编辑者，并曾主持过商务所办小学师范讲习所、商业补习学堂、尚公小学。民国后蒋维乔在教育部任职，后担任过东南大学、光华大学的校长。他后来成为著名的佛学家，他的《中国佛教史》是中国第一部此专题方面的著作。
庄俞(1876—1938)，江苏武进人，今文经学名家庄大久的后代，曾中过秀才。年轻时在家乡常州组织天足会、体育会、私塾改良会等协会，以改良当地风气为目标。他担任过武阳公学教习，后与严练如等人成立人演社，译印新学书籍。1903年庄俞由蒋维乔介绍入商务印书馆，亦为编写教科书的骨干力量。他在商务三十年，历任国文部长、交通科长、机要科长、总务科长，董事会监察人、董事，并担任过商务附属的尚公小学校长数年。
杜亚泉(1873—1933)，绍兴人，名炜孙，后以号行。幼习举业，中过秀才。少时就读于享有盛誉的崇文学院，后退学，弃帖括、训诂等“无裨实用”之学，自学数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他一生热心于推进新式科学教育，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教员、南溪公学校长，创办越郡公学。他1900年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发行科学刊物《亚泉杂志》。进商务前，杜亚泉已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他一生以科学的方法研求哲理，是近代科学主义的主要代表。
当时商务缺自然科学方面的骨干编辑，1904年杜亚泉应张元济、夏瑞芳之邀入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在他主持下，理化部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普及和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机构。他负责编辑理化类教科书并编纂了大量博物理化书籍；他首次介绍元素周期律，至今仍在沿用的化学元素的中文译名部分也出自他的首创；他主编了《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小学自然科学词书》等重要辞典。1911年至1920年，杜亚泉兼任商务最有影响的期刊《东方杂志》的主编。
孙毓修(1871—1923)，字星如，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南菁书院接受传统学术训练，中秀才。后认为“科举已成弩末”而放弃举业，跟从一位牧师学英文，中岁从版本大家缪荃孙学习版本目录学。家有藏书楼“小渌天”。
1907年孙毓修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在商务的工作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一是古籍的整理出版。他认为“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其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他主撰并编辑了《童话丛书》两集一百余册，用白话文编写，其中部分取材于西方的童话故事，如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部分根据我国传统史书、话本和通俗故事改编。《童话丛书》分不同年龄段撰写长度和深度不同的故事，是“五四”以前中国影响最大的儿童文学读物，孙毓修也由此被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祖师。此外他还编辑了介绍中外历史人物的《少年丛书》，编过针对少年儿童的科普丛书《常识谈话》，主编《少年杂志》(从1909年创刊到1914年)。
孙毓修在商务的另一工作的古籍整理。由于他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他成为商务印书馆早期资料室涵芬楼的负责人，协助张元济选购和整理涵芬楼的藏书，之后有协助张元济进行《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等的选目和出版工作。
邝富灼(1869—1931)，字耀西，广东新宁人。他是不同于维新人士的另一种知识分子类型，具有清教徒做事的认真诚恳态度，又具有爱国热情。他早年到美国打工，入基督教，后求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广州方言学堂、广东高等学堂任英文教习。后经清廷的留学生考试，授文学进士，被授邮传部尚书之职，不久即辞职。1922年被他的美国母校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1908年邝富灼被张元济引荐入商务印书馆，任英文部主任，主持规划并亲自编辑多种英文教科书、英文读物和汉英词典。他在馆工作二十余年间，商务共出版英文教科书81种，均经过他的审定，其中署名为他编纂校订的有21种。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所出英文书籍不仅数量居于全国之冠，质量上亦被外界称为“实可与舶来者相颉颃”。
编译所早期之人才汇聚，一方面源自张元济和夏瑞芳积极发现、招引人才，另一方面也来自商务同仁之间的互相引荐，比如由于乡梓关系的引荐，如蒋维乔和庄俞的引荐，使国文部形成了一个由常州籍人士组成的“常州帮”，理化部则由于杜亚泉的关系形成“绍兴帮”。另外也有通过师生同学关系、教友关系而相互引荐的。当然，商务印书馆本身的事业追求，以及它“一则管理有方，二则不受政治牵涉”的企业特点也成为吸引有志人才的重要因素。当时编译所人才可谓兼容并包，达一时之盛，在学识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中西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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