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武大就有了“哈佛三剑客”的传奇。口碑相传，心甚往之，时常萌生出为三位宗师写点传记什么的念头。无奈不曾亲身领略先生风范与神韵，不敢妄自下笔，只能凭借师长言谈，书中所记，随心写些捉襟见肘的单薄文字。但即便如此，对于负笈珞珈的我等武大学子来说，也算是平生一幸了。
剑蕴青山，绿水砺锋寒
20世纪40年代前期，在藏龙卧虎的美国哈佛大学里，有三位优秀的中国留学生脱颖而出，以其优异的学业成就，广获认可和好评，以至于被其他同学们戏称为“哈佛三剑客”。事有凑巧，这三位年轻有为的“剑客”，均在抗战结束后的两年里，先后接受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的邀请，回国到武大任教。从此，“哈佛三剑客”齐聚于珞珈山麓，成为“武大三剑客”、“珞珈三剑客”。数十年来，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个个都成就斐然，影响深远，成为在国内学术界堪称“顶尖级”水平并且在国际上也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一位是中国国际私法学泰斗和一代宗师，一位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另一位则是世界公认的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与此同时，在这“哈佛三剑客”的身边，在他们所创造的三个学术高峰之侧，又各有另外一位大师，也在同类的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的其它领域里，取得了并不亚于他们三人的学术成就，凭此与之并驾齐驱，相映成辉。这几位大师在各自的领域里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和地位，而在他们的带领和熏陶下，武大在相关学科上的发展也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国际法、环境法、吐鲁番文书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哈佛三剑客”的到来，以及他们与武大其他优秀的学者们在学术上的共同开拓，极大地深化了珞珈山自由竞争的学术氛围和氤氲深厚的人文底蕴。“剑客”们对于武大学术和校风的巨大影响，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便已初见端倪，到了八九十年代，更是历久弥新，愈加浓厚，直至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仍不绝于缕；而他们的仙风道骨，也注定将永驻珞珈，继续浸润斯山斯水，斯人斯地。
现在，我等晚辈欲斗胆“论剑”珞珈，除了点评这“哈佛三剑客”，同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及他们身边那另外三位“剑客”级的老先生。
但借桂花香，直教霜叶似火燃
说来惭愧，珞珈数载，不过浑浑噩噩闻了几年桂香。在此之余，便是与同窗们以“论剑”相娱。最初，几位宗师都还健在。到了1993年5月的一天中午，当我路过外语考试中心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贴讣告。一般的讣告不过两三张纸，但这个讣告白纸黑字累累数张，几乎要将那堵墙贴满。走近细看，方知是法学院的姚梅镇教授逝世了。以往我只听说法学院有个韩德培，是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但就在那时，法学院一些老师和同学告诉我，姚老无论学术威望，均不逊于韩老。
姚梅镇先生1915年出生于湖南益阳，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此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母校任教。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才得以改正。1979年武大法律系恢复重建之后，他重返教坛，兼任法律系副主任和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姚老在国际经济法方面颇有造诣，著述甚丰，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研究，对某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创见解。姚梅镇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的开拓者，也是我国国际投资法学的奠基人，其学术观点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里的代表性学说，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大多都集中地体现在他所主编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投资法》、《比较外资法》等学术价值丰厚的法学教材和论著中。姚老以治学严谨、勤奋、认真著称，“正正当当做人，勤勤恳恳工作，认认真真读书，平平淡淡生活”，不仅是其自勉之言，也表明了他一生的高风亮节和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他的大家风范，也将永远为我们武大人所深切怀念。
姚老在武大得以能大展身手，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和当年身为“哈佛三剑客”之一的韩德培先生多年来对武大法律学科的特殊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韩德培先生是江苏南京人，1911年出生于江苏如皋。他自幼便聪慧过人，并且志向远大，少年时代，便以“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句为座右铭激励自己，读书时连连跳级，最后于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出国研究生”，取得了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这是当时最难考的公费出国名额。由于二战爆发，他于1940年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42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在那里，韩德培发愤读书，潜心于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的研究，同时广泛地涉猎于法学的各个领域，这就为他日后成为国际私法学界的一代宗师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韩德培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学习勤奋刻苦，一生中尤其酷爱语言的学习，很早便通晓了英、法、德、日、俄五国语言。他治学严谨，思维敏捷，知识渊博，常有独到见解，其硕士论文《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也得到了他的导师、加拿大著名汉学家汉考克教授的高度赞赏。1942年，韩德培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继续从事法学研究。在哈佛的三年里，他充分地利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更进一步地展开深入研究。
1945年底，韩德培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向他发来的工作邀请，毅然回到了祖国。1946年，他应著名国际法专家、武大校长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来到美丽的珞珈山下，开始了新的学术事业。最初几年，风华正茂的韩德培先生，在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解放后的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的位子上，努力工作，开拓进取，不仅初步表现出一个法学大家的才华，而且开创了武大法律系和全校教学改革的新局面，使之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在建国后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被相继撤消而由政法干校取代时，武大法律系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不仅如此，韩德培先生还积极地参与了解放前夕的民主运动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57年，正当年富力强的韩德培先生处于他生命中最宝贵、最适于做学问的黄金年龄段的时候，却被打为右派，蒙受了巨大的冤屈。他曾计划撰写一部反映世界国际私法最新发展的宏篇巨著，并为此搜集了成箱的资料，记录了大量笔记，可是在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之后，他只好被迫将那些宝贵的资料藏在潮湿的木板房上，没想到最后竟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他在沙洋农场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返回武大，但此时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当资料员，后又从事英语专业教学工作。“文革”开始后，他再遭污蔑，因在教英语时“放毒”而被迫停止了教学，再加上其它各种无中生有的“罪状”，他被抄家游街，横加批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此番经历，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罕见！70年代初，韩德培奉命从事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那些以“Harvard man”的英语水平译出的、涉及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的重要文献，竟出自一个“文革”中的“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一个身处社会最底层的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岁月里还能有机会为国家做点事情，其工作甚至还得到了外交部的高度评价，对此，韩德培先生既觉欣慰，更感心酸……
拨乱反正之际，韩德培先生终于重见天日，第二次在沙洋农场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此时此刻，他不禁感慨万千：“太息年华去无情，漫言辛苦等轻尘。世事风灯明灭里，几度寒霜几度春。”然而，已67岁高龄的韩德培先生，并无半点怨天尤人的情绪，更没有一味沉浸于痛苦往事而不能自拔，而是重新扬起了青春的激情。他告诫儿女们说：“要开创一番事业，任何时候都不算晚，关键是要有机会。”一向不喜“当官”的他，实在是“拗不过”刘道玉校长的盛请，责无旁贷地接受了重建武大法律系的历史使命。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武大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20多年来，韩老大量著书立说，不论是主编法学教材，还是撰写论文和专著，均硕果累累，在法理学、国际公法、环境法尤其是国际私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自己学术生涯新的辉煌。不仅如此，韩老还为武大法律学科组建了一支结构相对完整而且后备力量比较充足的学术梯队。在重建法律系的时候，他网罗了大量人才，既召回了“文革”前自己培养的一批得意门生，又从外校调来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者。这其中，姚梅镇在国际经济法、马克昌在刑法、张泉林在法理学、何华辉在宪法学这些领域里的研究都是国内领先的；此外，精于国际公法的黄炳坤、熟谙中国法制史的杨鸿年，以及刘经旺、梁西、李双元、刘丰名等法学名家，在国内也享有较高的学术声望。正是在这些优秀的学者们共同的努力下，武大法律学科的学术实力才得以在国内跻身前列，与人大、北大鼎足抗衡，三分天下。而他们培养出的大量优秀学生，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从各级政府机关到企事业单位，从纽约联合国大厦到欧洲北美等地的各大律师事务所，都有他们学生的踪迹，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韩德培先生不仅潜心致力于教学与科研工作，而且还充分运用自己广博而精湛的学识，直接为祖国统一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他的《评“台湾前途自决”论》一文，从历史、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分别论证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以及实行“一国两制”、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可行性，尖锐地批驳了部分“台独”分子的谬论，受到了有关部门和海外读者的一致好评。1980年，他率领我国法学家代表团参加了在荷兰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法学大会，会上严正驳斥了与会的台湾“部长级”代表对台湾问题的歪曲，迫使其狼狈离开会场。此举不但为大陆学术界争了一口气，而且也博得了许多外国代表的支持，后来还受到了我国外交部和高教部的高度赞扬。70年代末，我国的宝钢等大型企业有一批重点工程因财力匮乏，被迫下马，片面终止了相关的涉外经济项目合同，遭到了外商数额巨大的索赔。1981年，韩德培先生应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邀请，对合同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与周子亚、李双元等人写出了《关于终止若干合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的几点意见》的咨询文稿，据此与外商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谈判，迫使外商作出了让步，国家也因此而减少了数亿美元、相当于原定数额四分之三的赔款。此举不仅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维护了祖国的国际声誉，更重要的是，韩德培先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铮铮铁骨，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所在。他被国务院领导同志夸赞为“国宝”，同时也使得外国人开始惊呼：“要小心！中国也有懂得法律的人！”
精深的学识和卓越的成就，使韩德培先生在国内外久负盛名。1984年我国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韩德培作为“当代中国的法学人物”予以专条介绍，他也由此成为其中载有传记条目的中国十大法学家之一。1989年，他作诗云：“珞珈山上数十载，人间已见几沧桑。惟有山花年年开，不顾风雨吐幽香。”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墓年，壮心不已”，直到九十高龄，仍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需扬鞭自奋蹄”自勉，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还发出了“鞠躬尽余热，接力有来人”的感慨，对后生晚辈们寄予了殷切希望。他深知，过去极“左”年代恶劣的政治环境，耽误了他太多宝贵的年华、才智和精力，导致他在法学领域的建树尚未达到自己的最高期望，也没能完全地实现自己大学时代所立下的成为一名伟大的法学家的崇高理想，而要想在中华大地上造就出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法学大师，只能冀望于新世纪，寄望于下一代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了。继承好韩老的未竟事业，将中国的法学研究深入推向前进，实现其未遂心愿，是我等后学晚辈们义不容辞的神圣历史使命。2000年1月8日，武大为韩德培先生举行了隆重的九十华诞纪念活动和法学思想研讨会，查全性教授称赞韩老为“道德文章两典范”。先生至今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容光满面，仪态威严，堪称“德为世重，寿以人尊”。我们武大人对韩老风骨为人、辉煌成就的无比敬仰和衷心祝福，将在珞珈山上化为永恒。
魂兮魄兮似火燃，剑起剑落天地间
在姚梅镇先生仙逝前后，武大历史系的吴于廑和唐长孺两位先生先后于1993年4月和1994年10月去世。吴于廑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当年的武大“哈佛三剑客”之一，而唐长孺先生则是近年来史学界最富影响力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他们坐镇武大历史系的那些年，是武大的历史学科在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之一，号称“吴唐时代”。
吴于廑先生原名吴保安，安徽休宁人，吴于廑先生原名吴保安，安徽休宁人，1913年出生于江苏宝应，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后来因获奖学金才得以升入东吴大学，1935年大学毕业。抗战爆发后，吴于廑辗转流离至昆明，经朋友介绍，见到了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陈序经教授。陈先生与他只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就发现他才思敏捷，卓尔不群，当即决定他免试入学，作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吴于廑广泛研读了经济史和西方各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原著。这种跨学科的钻研使他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功底更加坚实。1940年8月，停顿了数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又重新举行，共招取16名（外加林森奖学金1名），每个学科1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理工科，而文科只有2名，即经济史和工商管理各1名；1941年4月发榜，“吴保安（经济史）”赫然在列。吴于廑以“特优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深造，1944和1946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此时，吴于廑先生已初步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融贯中西的学者，他的同窗好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联陞，曾以一首归国诗相赠：“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
1947年，吴于廑先生应武大周鲠生校长的邀请，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国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之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吴老把自己的卓越才能全部献给了武汉大学，使武大在世界史这一学科领域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地位。50年代，吴于廑致力于世界上古中古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60年代，又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世界通史教材，正式建立起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周一良先生后来回忆说：“全书论点之商榷，资料之核实，文字之打磨，以于廑同志出力为多。”但是，吴老从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是不断地超越自己。在1979年主持了世界历史教材之后，他写给老友周一良一首诗：“枫叶惊秋又一年，京华回首胜游仙。金甍玉砌长安道，紫苑红旗万里天。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正是这种“知不足”的谦和与“叹无边”的困惑，激励着这位硕学方家继续勇攀世界史新的学术高峰。
和韩德培先生一样，吴于廑先生一生中最宝贵的金色年华也是在极“左”年代度过的，虽没有受到像韩先生那样被划为右派的不幸遭遇，但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社会状况、淡薄的学术氛围和恶劣的研究条件（如资金薄弱、文献资料极度匮乏等）下，虽竭尽全力辛勤工作，却依旧无可尽才，年华空逝，只能对自己“研究难以精专”、“想做的事忽忽无成，少可记述”这种“难以弥补的不足之憾”徒呼奈何了！然而，在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已逾耳顺之年的吴先生，还是以病弱、年迈之躯，舍命拼搏十余载，完成了更多大放异彩的史学名篇，极大地超越了自己过去的学术成就。从70年代起，吴老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探索我国世界史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相继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一系列论文，以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概观性条目“世界历史”等，系统地阐述了他酝酿已久的整体世界史观和据此构筑的世界史著作体系，这是他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所作出的最为宝贵和突出的贡献。他的这些宏篇巨论在我国世界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共鸣，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其学术见解传到国外，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与肯定。1988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员李来福从遥远的北欧来华考察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状况，同我国史学工作者广泛接触，并专程到武汉来访问吴于廑先生，1989年回国后在该校《文学与历史》杂志上发表专文，重点向西方史学界介绍了吴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
吴老的学术成就，世所公认。《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共列举了八位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赫然在列（武大另有杨人楩、雷海宗二位校友入围，八位大家中就有三位是武大校友，其数量在各高校中首屈一指，这是武大世界史学科在国内绝无仅有的殊荣）。1993年4月6日，吴老迎来了他的八十寿辰，我国史学界的部分世界史专家云集珞珈山，举行了“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吴老在世界史领域里的辛勤劳作、开拓精神和重要贡献。那段时间里，吴老仍在为自己以高龄抱病之身与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新的世界史教材的编撰工作而殚精竭虑。研讨会结束的次日，4月9日，吴老又去主持这部教材的编务会议，在发言时突然发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后来，香港《新晚报》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不仅主编出版了“历时三十年而不衰，累计发行四十余万册”的世界历史系列教材，而且“拨开了长期以来研究世界史的迷雾”，“清晰地表述”了“世界史新观念”，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进入独立思考阶段”，“称得上世界史学科的一代宗师”。
吴老去世后，家人在他床上发现了一张小纸片，上书：“一直写到大同国”。这位197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九三学社老社员，一生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以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的政治理想来激励自己的学术研究，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是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辞世的。吴老80年代的系列论文，运用自己所创立的整体世界史观，对从远古直至19世纪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进行了一番宏观勾勒和深刻论述，1992年夏秋之交的那篇《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是他的“谢世之作”。“一直写到大同国”，说明吴老还想将他的系列论文继续写下去，从19世纪延展到20世纪，直至展望人类大同的那一天。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吴老肯定还会有非常精彩的演绎和阐述。只可惜，他深邃的思想却连同他本人一道作古了。吴于廑先生的突然去世，是武大以及全国史学界不可估量的损失。如今，看到四十年代武大“哈佛三剑客”中的另外二老相继度过九十大寿，我们只能为吴老感到深深的惋惜……
开创武大历史系“吴唐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巨擘唐长孺先生，1911年出生于江苏吴江，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44年应聘来武汉大学任教。著名文化大师金克木先生曾作《珞珈山下四人行》一文，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1946年秋来到武大任教，与其他三位教授过从甚密、交游甚欢的难忘经历。这四位年龄不过三十五岁上下的年轻教授，依长幼次序分别是外文系的周煦良，历史系的唐长孺，哲学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可惜的是，四人之中，周煦良先生一年后便离开武大去了上海，金克木先生两年后去了北大，程千帆先生多年脱离教学，“文革”后受聘到南京大学任教，惟有唐长孺先生，自1944年受聘于武大，到1994年遽归道山，在珞珈山下执教整整半个世纪，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和卓越才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武汉大学，以及我国的历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
唐长孺先生学术成就卓著，誉播海内外。他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史学者，尤精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日本汉学权威所编《中国史研究入门》共列举了七位最有影响的六朝史专家，首推已故陈寅恪先生，其次即是唐长孺先生，在当时健在的六位学者中名列第一。从1955年至1959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正、续编及《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到1983年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再到1993年总结毕生研究而结集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他的精彩论著一次又一次地震动着海内外学术界。在学术研究中，他向来都非常重视历史资料尤其是出土文物、文献的整理与建设，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成果，便是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编辑出版。他为开创吐鲁番学这一新的学科，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付出了目力衰竭、近乎失明的沉重代价。然而，病魔并没有从根本上危及他旺盛的工作斗志和清醒的学术头脑。在年届古稀之际，他仍然潜心学术，靠着视力仅有0.1、后来又蒙上白内障的左眼，坚持工作，笔耕不辍，学术成果仍层出不穷，一如往昔。在他的带领下，武大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在国内位居前列，尤其是吐鲁番文书研究，更堪称翘楚。
“著书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小盘桓”，这是唐老自题并请启功先生手书的一副联语，表达了他对人生的通达和对学术的执着。唐长孺先生的去世，使我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噩耗传出，海内外唁电悼函纷至沓来。北大著名史学家周一良、田余庆两位教授合制挽联云：“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想音容笑貌，珞珈在远，吾侪抆泪痛伤神。”（“义宁”即已故陈寅恪先生）两位著名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和谷川道雄在挽电中分别写道：“唐长孺教授生前，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方面，建树了卓越的业绩。他的治学方法及其研究成果，是留给日中两国史学界的一笔永恒的遗产。唐长孺教授的名字与他的业绩将永远被载入20世纪的史册”，“（唐长孺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我们日本中国史同行最尊敬的师长。他的学术及其为人将永远为我们日本学者所怀念”。
吴老和唐老的学术成就，非我所能尽述。每每阅其著作，感受到的不是历史的沉重，而是思想的沉甸，光这一点，就已对我们这些后学者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记得当年唐老仙逝后，历史系一位年轻老师曾叹言：唐长孺的去世，标志着武大历史系“吴唐时代”的结束。难道，这便是武大的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从此后继无人、走向衰落的一个注释？如今，武大历史系正遭遇着“后吴唐时代”的寒冬，前进的步履显得沉滞而迟缓，这便是两位大师逝世后所形成的巨大空白所致。不过我相信，对于任何学科而言，一时的衰退都是正常的，低潮也是难免的，但只要自由竞争的风气在，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未来便还有希望，对此，我们理应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豁达胸襟与乐观心态，又何必偏执于一个个的“时代”之谓呢？
剑吻珞珈赤子心，光照桃李春晖情
在这“哈佛三剑客”中，除了吴老仙逝、韩老还健在之外，还有一位在哪里呢？这位“剑客”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56年，两位智利大学教授远渡重洋来到北京，声称要寻找一位名叫“培刚张（Pei-KangChang）”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但外事人员却听成了“背钢枪”，百思不得其解，就连外交部对此也无可奈何。幸得北大严仁赓教授指点，他们才南下武汉，终于在成立没几年的华中工学院里找到了这杆“钢枪”。当他们兴冲冲地拿出自己的论文，满怀希冀地向这位经济学家讨教一些关于发展经济学的学术问题时，这才发现，他正在从事的工作，竟不过是整日和砖瓦砂石、钢筋木材之类物资打交道的基建事务！日常工作极度繁忙的他，匆匆地接待了这两位外国朋友，但却根本就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只能致以深深的歉意，令对方大惑不解，最后失望而归……
这位经济学家，便是武大“哈佛三剑客”中的另外一位——张培刚先生。张培刚是湖北红安人，1913年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对于自己的少年时代，张老后来回忆时说：“农民生活的贫困，农业劳动的艰辛，从小在我的思想和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使我早就立志要终生探求良策，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奋力不懈。这是我的经济观形成的最早根苗。”另一方面，军阀混战，外侮日亟，民不聊生，民族危急，也让他下决心要找出富国强兵之道，以振兴中华。1925年，张培刚来到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读书，1930年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1934年毕业。这期间，武汉涌起的大革命浪潮使他深受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洗礼。而后，他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长达六年之久。六年里，他的足迹遍及数省村镇，写成多部著作，发表多篇论文，还积极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展的一次“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的辩论。正是这种深入生活、贴近农民的调查研究，丰富了他的见识，强化了他关注中国农村与农业经济的学术使命，其学术积累的结果，为他日后对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开创和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4月，张培刚与东吴大学的吴保安（吴于廑）同榜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成为武大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同时，他们二人也是该次考试所招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类考生（分别为“经济史”和“工商管理”学科），日后又均被誉为“哈佛三剑客”之一。1941年10月，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后来又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研究生部，1943和1945年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哈佛的几年里，他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并有幸得到了“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垄断竞争理论”大师张伯伦、“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布莱克、“美国凯恩斯”汉森、经济史学家厄谢尔、国际贸易专家哈伯勒以及知名学者里昂惕夫等名师的指导。张培刚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血液，在哈佛他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贫穷落后的祖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将如何实现工业化，以图繁荣富强。在哈佛的讨论课上，他结合国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阐述经济问题，侃侃而谈，令不同肤色的同窗深深折服。他决心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走一条前人未涉及的路径，啃“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块硬骨头。
1945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问世，这是一部长达20余万字的关于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学术专著，翌年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DavidA.WellsPrize）（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张培刚是荣获此奖的“东方第一人”），并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51年，在作者本人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又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流行于南美；1969年英文版又在美国再版。由于这部著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和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崭新问题的开端创作”，因而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张培刚本人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这是张培刚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次开拓性贡献。1947年，当身在武大的张培刚先生得知论文获奖后，心情无比喜悦。他不单是为自己高兴，回想起昔日留美期间所耳闻目睹的西方人平时对中国人的轻视，他顿觉扬眉吐气：“中华民族不仅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即使在现代文化上，在那些有‘优越感’的任何民族的‘强项’上，也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一决高低。”这一卓越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正是他长期亲身体验、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一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时所言：“诚然，读书使我了解世界，获得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我大学毕业后走遍数省，先后六年的实地考察，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这篇博士论文的。”
在哈佛，武大来的学生经常聚集在一起，张培刚也由此在1944年底认识了另一位从母校前来求学的校友——谭崇台。谭崇台先生是四川开县人，1920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在离家乡不远的乐山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1943年毕业于西迁于此的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而后考取美国哈佛大学。1944年底，他历尽艰险，先是飞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而后又穿越印度洋、太平洋的惊涛骇浪，途中颠沛辗转了四十多天，方才抵达哈佛就学。在学校，他与中央大学毕业的陈观烈以及大学时代的同窗陈文蔚等人在中国学生中是最年轻的。他们三人年龄相仿、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一致，又形影不离，作为一个整体深映在美国同学的脑海，从而继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三人之后，同样赢得了“哈佛三剑客”的美誉。四十年后，谭崇台先生赋诗云“最是查理河边月，年年犹记三人行”，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他们这“三剑客”在查理河边的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的难忘情景。
1946年，张培刚回到祖国，8月，来到武大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1月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2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张培刚毅然辞去联合国优厚的职务和待遇，并婉言谢绝了哈佛大学两位导师的邀请，离开泰国曼谷，回母校续任前职。而谭崇台在1947年获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之后，曾在华盛顿任远东委员会专门助理之职。1948年初，他也回到母校任教，成为当时武大最年轻的副教授，那时他还未满28岁。在母校，他们与杨端六、刘秉麟、李剑农、戴铭巽、周新民、刘涤源、李崇淮、刘绪贻等知名学者一道，辛勤耕耘，开拓进取，共同开创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珞珈学派”。当时的武大经济系，由于聚集起了如此一批年龄最轻、知识也最新、并且阵容齐整的师资队伍，学术水平也随之而跃居全国前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还是拜那个极“左”年代所赐，经济学界和法学界一样，亦是几遭灭顶之灾，张培刚与谭崇台两位先生的学术生涯也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张培刚解放后任武大校委会常委兼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1952年底随院系调整调华中工学院任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和基建办公室主任，1957年又任该校政治课教员。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张培刚被迫远离了他心爱的发展经济学，从事其它工作。张培刚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过一道眩目的亮光后，便旋即泯灭了。这位让世界经济学界为之一振的青年学者，人到中年本应大有作为之时，却悄然退出了经济学舞台。一个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在“左”的年代里，注定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后来，他的夫人、谭崇台先生的妹妹谭慧女士痛心地写道，张培刚当年怀着一颗赤诚爱国之心，满腔报国之情，在40年代中后期两度回到祖国。可是，在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下，又囿于一所工科学校条件与氛围的掣肘，根本就没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近十年的建校基建行政工作，逾十年的政治课教学工作（实际上那段时间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经常要上山下乡从事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真正从事教学的时间微不足道），紧接着十年“文革”中一直受审查，挨批判，担负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使得他从35到65岁本应是最宝贵的学术生涯的卅年人生岁月，变成了一段惨不忍睹的空白时光！中国的经济学界与世隔绝了30年之久，在这30年里，张培刚时常感到学术上孤独寂寞，犹如扁舟一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漂泊无定……
张培刚回国后，国际经济学界一直都在寻找这位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50年代，张培刚就不断收到一些国外来信，询问其研究工作的进展，但他却没法回复。他终日惶惶于阶级斗争的风浪里，外加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缠身，于是，当那两位智利学者好不容易才找上门来拜访他时，已全然无法在他身上找到当年的哈佛博士、联合国高级官员的那种血气方刚和自信潇洒了！1969年，张培刚博士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美国再版，可是在中国，这篇博士论文却成了他的“反动思想罪证”，被要求写检查，作交代，而他本人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大肆批斗。经两次抄家，他多年珍藏的重要文献资料，包括不少当年在国外省吃俭用甚至当排字工人才好不容易攒钱买回的大量外文书籍，竟在顷刻之间，成箱被毁！历史的遗憾，仍在继续失衡地向前滑动着。1979年，瑞典皇家科学会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和舒尔茨，以表彰他们在发展经济学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然而，他们在5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等理论，早在此十年前，便已见之于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之中！由中国学者张培刚创立的发展经济学，几十年来在国际上得到了许多优秀学者的继承和发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是在自己的国家，却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连同它的创始人一道被打倒，这真是莫大的悲哀！80年代末，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尖锐地指出，在建国之初，中国的领导人们如能认真地看看《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那么，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知道能少犯多少错误！张培刚作为经济学大师长期被荒废，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无独有偶，谭崇台先生虽有幸躲过了反右与“文革”的那两场大浩劫，但也不可避免地荒废了大量宝贵的岁月和精力。从1957年开始，他失去了经济学教学与发表科研成果的权利，从那以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没能发表一篇论文！最可惜的是，他曾在1957年撰写了一部长达20多万字并且颇含新意的专著——《列宁论帝国主义》，北京一家出版社收稿后已发了清样，但后来却未能出版，以致几经沧桑，最终遗失一空！多年心血，就此毁于一旦，让他欲哭无泪，心痛不已……还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位不到28岁便当上副教授的青年才俊，职位长期都得不到提升，最后竟然在副高职称上干了整整30年！等到1978年终于评上教授时，他已五十有八！对于自己做了30年的副教授这番经历，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委屈和难过，而最令他痛心的，则是中国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
“千嶂沉云驱旧事，老树逢春发青枝。登山莫问山高峻，呕心沥血赋新辞”，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给了两位老先生第二次学术生命。二十多年来，谭崇台先生发表论文、专著近两百万字，逐步奠定了他在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地位。从1983年与另一学者共同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1984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系统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发展经济学》，到1989年主编出版的得到国内外专家高度评价的《发展经济学》教材，再到1992年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概论》，1993年主编的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谭崇台先生笔耕不辍，为我国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时至今日，谭老在武大执教已55年，他努力工作，无私奉献，成就斐然，并且桃李满天下，因此而成为武汉大学“不得退休”的“终身教授”，并且被武大商学院聘为“终身名誉院长”。
“自古人生谁不老，奋力求真总是春”，也是从拨云见日的1978年起，65岁高龄的张培刚先生重返学术舞台。最初，他积极地向中国学术界全面评介和传播西方经济学，而后，针对8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身陷囹圄、危机四伏的困境，又于1989年发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一文，力挽狂澜，拯救发展经济学于重危之际。1992年他主编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的专著，实现了研究立场、对象、主题、方法的重大变革，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为发展经济学实现新的突破和飞跃作出了重大贡献。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重印中译本《农业与工业化》，继续作为“上卷”出版发行；在此之前，张培刚先生亲率数位弟子，经数年努力，撰写《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也在同一时刻首次出版发行。这些极为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张老对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次开拓性贡献。
除了科学研究，张培刚先生还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科研与教学人才的培养工作，他于1988年在华工创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来为这个学科培养了大量人才。张老曾一度想回到珞珈山下美丽的母校工作，毕竟，由于工科大学新办文科，各项条件较之综合性大学相去甚远，导致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步履维艰，困难重重；而只有文科实力强劲、人文底蕴深厚的武汉大学，才真正具备研究发展经济学较好的相应条件和独特的学术氛围。只是华工方面一再盛情挽留，最终还是作罢。不过，先生虽人在华工，却一直与武大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往来，他带的博士大多都在武大学习和培养。分别身为各自学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培刚先生与谭崇台先生，共同开创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全新局面。
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成就，近年来逐渐为世人所知晓。1982年，世界银行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国际上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发展经济学事实上始于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这是世界上关于发展经济学“最早最有系统的著作”，而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张培刚所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张培刚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另外，还有不少世界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至今仍难忘自己在大学时代认真研读这本巨著时的情景。1985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所编《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第7卷，将张培刚作为极少数最卓越的有杰出贡献的学者，特别列在卷首献词中并授予“荣誉成就证书”。从90年代起，张培刚逐渐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代宗师；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北方有马寅初著名的“人口理论”，南方有张培刚系统的“发展理论”，实在应当大书特书。2002年的金秋时分，海峡两岸近百位学者欢聚在东湖之滨、喻家山下的华中科技大学，共同庆贺张培刚先生九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对于他甘于寂寞，淡泊名利，默默耕耘在高等教育和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及提携后进，甘当人梯，为祖国培养大量优秀人才的光辉一生，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桃李相映更灿烂，但笑勒石为功名
巧合的是，除了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这“哈佛三剑客”，本文所述及的其他三位先生中，除唐长孺是在1944年来到西迁乐山时的武大之外，姚梅镇和得赋另一“哈佛三剑客”之一美誉的谭崇台，也是在抗战结束后的几年间被武大的周鲠生校长亲自聘请到复员武昌珞珈山之后的国立武汉大学任教的。周鲠生是武大历史上最优秀的校长之一，在办学理念上，他服膺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精神，认定优秀的师资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先决条件。而他本人在这个方面也确实具备蔡元培式的气度与魄力：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不论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他都会摒除门户之见，宗派之别，尽力去聘请。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仅从留美的中国学生中，他就延聘青年教师50多人，而且大多都是亲自登门邀请，也因此有幸为武大带来了“哈佛三剑客”等诸位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除上面提到的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姚梅镇、谭崇台五位先生之外，李剑农、吴宓、查谦、桂质廷、高尚荫、曹诚克、黄培云、陈华癸、李宗恩、周如松、刘涤源、吴纪先、李崇淮、余炽昌等著名学者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应周鲠生校长之邀来武大任教的。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武大的教员和教授队伍分别由1946年的198人和102人发展壮大为1948年的297人和134人。某日，北大校长胡适先生来武大讲学，面对在一旁作陪的以“哈佛三剑客”为首的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教授，不禁感慨万千地对周鲠生先生说：“你很爱惜人才，……真配做一流的大学校长。”正是由于周校长招纳了如此多的优秀人才，经这批“少壮派”和其他中老年学者们共同的努力，国立武汉大学在复员武昌之后，才得以迅速回到正轨上来，继续书写三十年代时所创造的跻身“民国四（五）大名校”之一的辉煌历史。
几位“剑客”有着相似的学术经历，在哈佛均已成就卓著，来到武大后最初几年亦是如鱼得水，前者自是因其自身的勤奋努力所致，而后者则直接得益于一位爱惜人才的好校长，以及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可是后来，在我们国家的几次政治浩劫中，他们都被耽误了大约二三十年的宝贵学术生命，着实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拨乱反正一完成，他们便置自己年近古稀的高龄于不顾，立即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最迅速的稳健步履，去开启新的学术生涯，最终在人生的黄昏岁月里，取得了超越过去、超越自我的辉煌成就。“剑客”们对于学术的这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执着精神，实在令我等后生学子们感到无比的崇敬。今天，美丽的珞珈山，正渴盼着能够涌现出更多优秀的学者，拾起先生衣钵，勇攀学术高峰，最终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他们的水平，也召唤着能够成长起世界一流学术大师的土壤——尤其是惜才爱才、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的逐渐成形……
当初威名赫赫、声震远洋的“哈佛三剑客”加盟武大，曾在珞珈山上轰动一时。但后来却甚少听人提及此“三剑客”之名了，暗推此中原因，大抵是武大同样杰出的“剑客”为数甚众，若独举此三人，未免会失之偏颇。但如此一来，这“哈佛三剑客”岂非更富浓厚的传奇与神秘色彩、令人神往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暗叹起自己的“迂腐”——“剑客”们既然有风骨神韵存于珞珈，有传奇佳话留在武大，又何必非要强作这所谓的“传记”来流传后世呢？
附注：本文第一作者呙中校，系武大企业管理专业92级校友，现居深圳，代表作有本文及《畅想“绿色生命湖”》、《只有在黑夜里，你才能读懂我——斋儒舍雅，文华武英，夜访珞珈山》、《“山”不转“水”转：武大校园的遗憾与憧憬》、《武大建筑之破坏及其补救》、《武大樱花、玫瑰、菊花及其他不得不说的》、《深圳，你被谁抛弃》等（均为网络文章）。本文原作于2001年，计1700余字，经第一作者同意，本人于2003年初在充分遵循和利用其基本框架和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扩大资料搜集范围，对其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和扩充，遂成此文，共16000多字。本文成稿后，承蒙同院中文系2002级学妹张东媛相助，花费大量心血进行了文字修改和润色工作，在此诚表谢意。
——第二作者、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吴骁谨识
2003年1月19日——4月19日
参考文献（按发行时间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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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牟发松执笔，经朱雷、黄惠贤审定）：《著书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小盘桓——唐长孺教授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略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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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刚：《青山不老松鹤延年——韩德培教授喜庆90寿辰》，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武大校友通讯》（2000年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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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新民、王才忠：《九十年来家国——记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教授》，《湖北日报》200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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