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学的重量级人物、东海大学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开创者高承恕老师被我们称为“高爷”。能够在北京学界称“爷”的人,意味着大家的认同和尊敬,但又不止于此,其中还有性情中人的含义,表明该人的学品人品、胸怀见识和在“学术江湖”上的重要地位,而同时又不无疏离于学界主流的不同凡响的意味。

初识高爷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前几年,那时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未久,作为学术菜鸟正处于迷茫惶惑时期:虽然喜欢读书和观察理解社会的田野工作,朦胧中也感觉到学问的价值与意义,但却不知道学术研究对中国社会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具体细微且平凡琐碎的研究对象又如何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联系。90年代初正值全民经商、学人下海的经济大潮中,我们这一小群不识时务者却组织起来读书讨论,并关注社会公正、下层群体等“不着调”的问题。当时正在读的是Braudel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不谋而合的是高爷来社会学所讲座,所讲的正是Braudel与年鉴派史学。于是我们知道了“全面历史”,知道了“长时段”。那真是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学问是可以这样做的,“始于日常生活的结构”,始于“一日三餐的面包”和“小麦、稻米、玉米和土豆”(我总是记起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的名言:One of the best ways of getting toaculture’s heart would be throug hits stomach.);微小具体的身边事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可以和宏大的社会历史结构连接起来。高爷的来访和演讲,使Braudel成为两岸学术沟通的一座桥梁。

1997年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时值东亚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高老师与东海各位同仁的研究硕果给予我们的启发自不必多言,单表一下高爷带领我们买书的难忘经历。台北的诚品书店早已在大陆读书人中闻名遐迩,到达台北的当晚高爷即引导我们前往。其时我们每个人身上并无一文台币,为了让大家不至只观不购,高爷遂发放每人数百新台币,加上诚品书店老板给予优惠打折,每人竟也购得书籍数本。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其中一本是Braudel《资本主义的动力》(LaDynamiquedu Capitalisme),另一本就是C.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The sociologicalImagination)。回来后这两本书都让我数读不倦,《社会学的想象》也成为每年为学生开设“社会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第一课的必读内容。2009年9月初第二次赴台参加东亚中心成立22周年纪念活动,与台湾同仁所交流的内容恰为“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此虽是后话,但与之结下的不解之缘却也是由高爷开始的。

“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中国社会学而言有其独特价值。米尔斯倡导这一重要心智质量的背景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理念是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个性以充分的肯定。在此情境中,注重个人传记与社会历史之间、小情境与大结构之间的联系,有着其具体的社会意涵和意义。而将这一想象力运用于研究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过程当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共产主义的理念下,强调个体服从、融入甚至泯灭于群体之中;而实际上它正是通过改造和管理个人最本体的身体和最内在的精神完成其宏大的社会工程与理想的。六十年的过程迫使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宰制,能够如此改变人的心灵?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在人的内心造成如此恐惧?究竟是什么教义,能够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放弃自我和自由而服膺于统一的思想和意志?这当中的机制、逻辑、技术需要我们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文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加以贯通,并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将其连根拔起。这样的工作与抱负和高爷所率团队在台湾数十年的跋涉、访谈可能有着不少相通的内涵。

第三位要提到的重要人物是马克斯.韦伯:这位社会学大师是两岸学界学术交流和理论探讨的重要思想资源。苏师国勋在中国社会学复兴的80年代初即以韦伯研究专家而蜚声学界,也给我们这些后学者以诸多启发;而90年代中期读到的由高师承恕作序的介玄的连续两部著作《协力网络与生活结构》、《货币网络与生活结构》,也同样使我将对学问与生活乃至生命的观照放在一处去感悟。“以学术为志业”,“以学术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红尘滚滚、物欲横流、权力至上、赢者通吃的社会情境中,多么的不合时宜、不识实务却又是多么珍稀宝贵而令人心仪。从高爷和东海同仁们的身上,我感受得到这种学术与生活、生命的融和状态——学术因而获得了灵动鲜活的生命,生命因而获得了快乐和意义。

“始于日常生活的结构”,“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学术为志业”,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共同的思想源泉,构成我们与东亚研究中心同仁们学术认同、心意相通的基础,当然也构成了“爷”的内涵。

我们常常对学生讲起读书和做研究的三个层次,也是三种境界:首先是聪明,其实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都不缺少聪明,稍微下点功夫也能把研究做得不错甚至漂亮,但是小聪明做不成大学问,而且经常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要有第二个层次,就是智慧,智慧既有先天的禀赋也需后天的培养和积累,智慧比聪明大,有智慧才能做出有份量有洞见的学术研究;但是仅仅有智慧还是不够,还得有比智慧更大的东西,这就是所谓“性情”。我感觉性情其实是一种胸怀,有包容,是一种博大而深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大悲悯。既有思想的敏锐又有胸怀的宽厚才能使研究达到知微见著、大气磅礴的境界,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聪明、智慧、性情、胸怀,缺一而不成其为大,几者兼备一身正是高爷本色,也是我们视他为良师益友的缘由。与高爷和东亚中心同仁的相识、交往,是机缘,是偶遇,却更有着共同追求与性情的契合。当然,一同经历的,还有村落农舍中与老人的交谈,农村市场和乡镇企业中的走访和观察,古代帝陵上的阴霾与寒鸦,……也都历历在目。

1997年高爷在东亚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会议上的总结性发言还记忆犹新:“外面刚刚下了一场雨,雨过天晴。雨,下过了,不必再说,下就下了”。而今年的纪念会议上,高爷提到的是一片蓝天:在东亚中心所编纪念文集《行行重行行——东亚中心的知识、情感与成长》的封面上,他喜欢那张有着一抹纯净的蓝色天空的照片,那似乎意味着为莘莘学子开辟的空间。雨水滋润万物,不言其德;为后人撑一片蓝天,不表其功;这是高爷的情怀与本色,也是我们与高爷心意相通的一种缘份,这是学术的缘,也是生命的缘。倏忽间二十多年过去,存留在记忆中澄明而温煦的,有那一场豪雨,有那一片蓝天。

2009年9月19日于北京

注:本文来源于公众号“于华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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